我沒想過第二天會和霍桑見面。所以當我剛吃完早餐，接到他的電話時，我很意外。
「你今晚有事嗎？」
「我有工作。」我說。
「我需要過去一趟。」
「來我這兒？」
「是的。」
「為什麼？」
霍桑之前從來沒有來過我在倫敦的公寓，我很樂意保持這種距離。我才是那個想要暗中潛入他生活的人，而不是反過來。而到目前為止，他甚至都沒有告訴我他的地址。實際上，他還故意誤導我。他之前說家住在間士丘，而他實際上卻在河苑有一間公寓，就在對岸的黑衣修士區。我不喜歡他用偵探般的目光在我家裡四處逡巡，掃過我每一處財產，也許得出一些之後對我不利的結論。
他一定察覺出電話另一端我在猶豫，於是解釋說：「我需要安排一次會面，想選在某個中立的地方。」
「你家有什麼問題？」
「不合適。」他停頓了一下，「我已經弄清楚了迪爾那場車禍究竟是怎麼回事了，」他說，「我想你也同意這與我們的調查有關。」
「你要見誰？」
「等他們到了，你會知道這兩個人都是誰。」他最後一次請求道，「這件事很重要。」
碰巧，那天晚上我獨自一人在家。而且我突然想到，如果我讓霍桑來我的住處，也許就可以說服他讓我去他家看看。我仍然熱切地想要弄清楚他怎麼能買得起一間河景房，雖然梅多斯曾說過他不是業主，但我還是好奇他家裡是什麼樣的。
「什麼時候？」我問道。
「下午五點。」
「好吧，」話音剛落，我就已經開始後悔了，「你可以待一個小時，不能再多了。」
「太好了。」他結束通話了電話。
我花了整整一上午的時間錄入迄今為止我在調查中記錄的筆記：從不列顛尼亞路，到康沃利斯父子殯儀館，再到南艾頓莊園。我的手機裡有幾小時的錄音，都上傳到了電腦裡。我戴著耳機，聽霍桑用他那波瀾不驚的語調對採訪物件循循善誘。我也拍了幾十張照片。我一張張滑過，回憶之前的情景。我已經收集到了充足的素材，遠遠超出了我的需求，其中百分之九十是無關緊要的資訊。例如，安德莉亞·卡盧瓦涅克詳細地講述了她在斯洛伐克共和國的班斯卡·什佳夫尼察的童年生活；講述了她父親在一次農業事故中過世前她幸福的童年生活。即使她講了那麼多，我也懷疑沒有什麼可以寫進初稿裡。
我以前從來沒有這樣創作過。當我計劃創作一部小說，或是籌備一個電視劇本前，通常都是胸有成竹，不會浪費時間在無關緊要的細節上。但是我不清楚霍桑腦袋裡在想什麼，我怎麼能分辨得出什麼相關，什麼不相關呢？這也正是他在讀過我寫的第一章後提醒我注意的問題。門上有沒有安裝門鈴，結論會大不相同，遺漏某些東西和憑空編造一樣有害。結果，我不得不把我去過的每個房間裡的每件東西都記錄下來——戴安娜·考珀臥室裡斯蒂格·拉森的書，她廚房裡的魚形鑰匙掛鉤，抑或是朱迪思·戈德溫廚房裡的便利貼——迅速湧入的資訊要把我逼瘋了。
我仍然堅信艾倫·戈德溫是兇手。如果不是他，還能是誰呢？這就是我坐在書桌前，被揉成團的a4紙包圍時，問自己的問題。
好吧，還有朱迪思·戈德溫。她有相同的動機。我回想起我們在犯罪現場時，霍桑提及兇手時說過的話，我翻過一頁又一頁筆記，終於找到了那句話：「作案人幾乎可以確定是一名男子。我聽說過有女人勒死女人的案例，但就我的經驗判斷——這種情況並不常見。」這是他的原話，經過錄音後記錄下來。結果，我就沒有考慮過任何一位女性。可是，「幾乎可以確定」不是百分之百確定，「不常見」並非不可能。兇手可能是朱迪思。可能是瑪麗·奧布萊恩。一個盡心竭力，在僱主家工作了整整十年的人。傑里米·戈德溫可能是兇手嗎？他很可能沒有大家想象得那麼無助。
還有格蕾絲·洛威爾——那名和達米安·考珀同居的女演員。雖然她沒有這麼說，但顯然她和達米安的母親之間沒有感情。戴安娜·考珀感興趣的只有她的孫女艾什莉。這個孩子終結了格蕾絲的演藝事業，如果報紙上寫的是真的，那麼達米安遠非一個理想的伴侶。毒品、派對、豔舞女郎……這些加在一起很容易構成謀殺動機。可從另一方面來看，戴安娜被殺的時候她身在美國。
還是，她其實不在？
我再次迅速瀏覽了一遍筆記，找到了我想要的，那是達米安·考珀曾經說過的一句話，當時我沒有留意，可現在看，卻是一條非常重要的線索。格蕾絲曾抱怨她不想回洛杉磯，想花時間多陪陪她的父母。達米安是這麼對她說的：「你已經陪了他們一個星期了，寶貝。」我很滿意，內心隱隱感到雀躍。我真是一字一句都沒落下！在這一點上，我要領先霍桑。一個星期可能是估算的天數。格蕾絲可能比達米安提前九到十天回倫敦。這樣的話，戴安娜被害的那天她很可能就在國內。即便如此，我們先她一步離開富勒姆街的那家酒吧，想想那天擁堵的交通，她不可能趕在我們前面抵達磚巷。
還有誰呢？我和羅伯特·康沃利斯打過很多次交道，說到這裡，還有他的表親艾琳·勞斯。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都有機會把音樂播放器偷偷放進棺材裡，可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呢？他們在戴安娜·考珀死的那天才初次見面。兩人都不能從她或她兒子的死中獲得任何好處。
之後，我一直沉浸於研究筆記，幾乎沒有留意時間，下午四點四十五分，門鈴響了。我在六樓工作，通過對講機與外界溝通，儘管有時候我就像是被困在象牙塔裡，根本感覺不到與外界的聯絡。我忙啟用了電控門，然後下樓去迎接客人。
「好地方，」霍桑走進門，讚歎道，「不過我認為我們用不著飲料。」
我已經提前擺好了杯子，為客人提供了礦泉水和橙汁，似乎這才是禮貌的待客之道。把飲料放回冰箱裡的時候，我注意到他正在四下打量我的客廳。
公寓的主樓層空間很大。裡面擺著書架——我家有大約五百本書，但我最喜歡的那些卻放在——廚房、餐桌，還有我母親的舊鋼琴上。這架鋼琴我每天都會彈。客廳裡還有專門看電視的區域，咖啡桌旁擺著幾張沙發。霍桑就坐在這裡。他看起來沒有絲毫拘束。
「這麼說，你已經搞清楚了迪爾那場事故的經過。」我說，「是不是知道誰是殺害戴安娜·考珀的兇手了？」
霍桑搖了搖頭。「現在還不知道，但我想你會發現事情很有趣。順便說一句，我有一個好訊息。」
「什麼訊息？」
「蒂布斯先生出現了。」
「蒂布斯先生？」我花了幾秒鐘才想起蒂布斯先生是誰，「是那隻貓？」
「戴安娜·考珀養的那隻波斯貓。」
「它在哪兒？」
「它跑到了鄰居家——通過天窗。然後就困在了裡面。直到主人從法國南部回來，才發現它，然後他們給我打了電話。」
「我想這是個好訊息，」我說，心中卻暗暗忖度戴安娜·考珀的貓和整件事有什麼關係。接著，另一個想法突然冒了出來，「等一下，她隔壁住著一位律師。」
「格羅斯曼先生。」
「他為什麼會聯絡你？他怎麼知道你是誰？」
「我從他家門縫塞了一張紙條進去。其實，我給不列顛尼亞路上的每棟房子都留了一張紙條。我想知道那隻貓會不會露面。」
「為什麼？」
「蒂布斯先生是這一切的起因，託尼。要不是他，考珀太太可能不會被人殺害。她兒子也不會死於非命。」
我確定他是在開玩笑。可他坐在那兒，散發著一種奇怪的能量，像是預謀已久，一心要探個究竟，讓人琢磨不透，我還沒來得及盤問他，門鈴再次響起。
「我來接嗎？」我問他。
霍桑揮了揮手：「這是你的地方。」
我走到對講機旁，接起電話：「喂？」
「我是艾倫·戈德溫。」
我感到一陣興奮。原來他就是我們等的第一位客人。我告訴他爬上三級臺階，然後啟用了電控門。
片刻後，他出現在門口，穿著一件尺寸偏大的雨衣，身上的外套還是參加葬禮時穿的那件。他走進屋裡，就像一個走向絞刑臺的罪人。我十分確定，不管在去坎特伯雷的路上霍桑對我說過什麼，他叫艾倫·戈德溫來這裡，就是要指控他，揭穿他的謀殺罪行。接著，我想起，要來的有兩個人。戈德溫還有同謀嗎？
「你想怎麼樣？」他開門見山地問霍桑，「你說，有些事必須要告訴我，為什麼不在電話上說？」他看了看四周，第一次注意到周圍的環境。
「你住在這兒？」
「不是，」霍桑指著我所在的方向，「他住在這兒。」
戈德溫意識到，儘管我們見過面，他對我卻一無所知。「你是誰？」他一本正經地詢問道，「你從沒告訴過我你叫什麼名字。」
所幸，門鈴再次響起，我忙去接通對講機。這次街上靜悄悄的。「你是來見霍桑的嗎？」我問道。
「是的。」是一個女人的聲音。
「我去開門。沿著樓梯上來，就到公寓門口了。」
「是誰？」戈德溫再次詢問道，但是透過他聲音裡的恐懼，他應該是聽出了對方的身份。
「為什麼不坐下，戈德溫先生？」霍桑說，「雖然你不相信我，但我其實努力地想要幫助你。你想喝點什麼嗎？」
我說：「我有果汁。」
「我喝點水就行。」戈德溫坐在桌子的另一邊，面對霍桑，但小心地避開了他的視線。
我起身去取霍桑讓我收拾起來的水杯。剛回來，就聽到一陣腳步聲，瑪麗·奧布萊恩走進了房間。我完全沒想到會見到她，但與此同時，似乎顯而易見，不是她還能是誰呢。她向我們走了兩步，然後站定。如果說片刻前她還是忐忑不安，游移不定，現在她簡直可以說是大吃一驚。她注意到了艾倫·戈德溫，目不轉睛地看著他。他同樣一臉震驚地盯著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