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壎聞言，忙趕來蔣骨扇鋪。卻見蔣蘇臺站在凳子上，正將頭伸往梁下的三尺白綾，登時嚇得魂飛魄散，急忙上前將她一把抱下來，責問道：「你怎麼那麼傻？」
蔣蘇臺轉頭看了楊壎一眼，舉袖掩面，悲泣道：「哥哥去了……楊大哥又……又……我不知道要怎麼活下去。」
楊壎道：「你為什麼要為別人而活？你又不是那些三從四德、只會相夫教子的女子，你是天下數一數二的制扇名匠，完全可以為你自己活呀。況且我人就在這裡，我也沒有殺你哥哥，真正的兇手是郭信。」
蔣蘇臺道：「當真？」聽了大致經過，反而哭得更加厲害，道：「我早該相信不是楊大哥殺人的。我……我對不起你。」
楊壎道：「你別傻了，那麼多證據證人，有人親耳聽到我和你哥哥爭吵，還有小女孩親眼看見我手裡拿著刀，任誰都會懷疑我是兇手。若是你當時沒有昏暈過去，我當面對你解釋，你一定會相信我。」
又將朱驥岳母之語轉述了一遍，道：「從此你我坦誠相待，互不隱瞞，再也不要分開，好不好？」
蔣蘇臺道：「可是……」楊壎道：「可是什麼？」
蔣蘇臺道：「楊大哥，所幸你沒事，我真的為你開心。你我之事，還是等我安葬了哥哥再說。」
楊壎心中一沉，隱隱有種不祥的預感。
郭信謀反一案並未在京師掀起太大波瀾，這是官方刻意未曾張揚的緣故。但郭信伏法卻又牽扯出兩樁疑案來——
關於錦衣衛獄卒韓函和仵作伍漢之死，郭信的回答是：「我收買了韓函，卻沒有殺他滅口。他私下放我進牢房見楊行祥可不是件小事，等於有件大大的把柄握在我手裡，我又何須殺他？至於那個什麼仵作，我見都沒有見過他，又如何殺他？」
他又問錦衣衛長官朱驥道：「我手下林海被人殺死，當真是那對被通緝的男女賊人所為嗎？」
得到肯定的答覆後，他竟然請求朱驥務必捉拿住兇手，好為林海報仇。
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郭信認罪前，提出了面聖的要求，為法司所拒絕。他便請求見兵部尚書于謙一面，說是有重大機密相告。于謙因郭信曾遣使者與瓦剌太師也先聯絡，擔心有更大的陰謀，於是親往牢中與他見面。但兵部尚書很快便虎著臉走出牢房，顯然並未得到希冀的資訊。郭信具體說了些什麼，無人知曉。
郭信及其黨羽很快以偷盜及謀害京營軍士的罪名被處死，不分首從，一律斬首。郭信至死也未透露出與瓦剌內外勾結的具體計劃是什麼，又或許根本沒有計劃。但他卻當面向主審官員刑部尚書俞士悅揭發了京營都督孫鏜賄賂司禮監大宦官金英一事。
法司查證屬實後，金英被責令退回受賄財物，孫鏜則論罪當斬。還是明景帝朱祁鈺念孫氏在北京保衛戰中立有軍功，特別恩典寬恕，孫鏜這才逃過一死。
訊息傳開，人們不免有些不滿，倒不是因為皇帝寬恕了京營長官孫鏜，而是大宦官金英屢屢犯法，卻總能逃脫罪責，在英宗朝如此，在景帝朝又是如此。當年大宦官王振擾亂朝政一事，會不會再度上演？
說來奇怪的是，這件案子之後，紛紛流言逐漸消失，京城秩序也好轉了起來，不復再聞有盜賊劫掠殺人之事。
與此同時，瓦剌局勢也悄然發生了重大變化。
北元退走大漠後，黃金家族勢力衰弱，蒙古諸部分裂，相互攻訐，各自為政，無力與大明相抗。直到瓦剌部脫懽統一了韃靼和瓦剌，蒙古才重新強盛起來。但脫懽不具備當可汗的資格，於是立元朝皇族後裔脫脫不花為可汗，脫懽自稱丞相。脫懽死後，其子也先自稱為太師淮王。脫脫不花僅在名義上保有蒙古可汗的稱號，實際統治權完全操在也先手裡，但脫脫不花一直有心成為真正的可汗。也先敗退後，脫脫不花見也先勢力受挫，決心主動向明朝貢馬，以求與明朝結納，取得明廷的支援。
明景帝朱祁鈺新即帝位不久，又厭惡瓦剌的貪婪及反覆無常，不願意接受。但禮部尚書胡濙和吏部尚書王直等重臣認為，可以利用脫脫不花和也先的矛盾，採取離間之計。於是朱祁鈺勉強召見了脫脫不花的使者，溫言撫慰，還特別加以優待。
也先很快便得知了訊息，心中大為恐慌，擔心陷入內外交困的境地，急忙派遣使者到北京，表明要送太上皇朱祁鎮歸國。
有些大臣認為也先新敗不久，蒙古內部又是矛盾重重，正是議和的大好時機。明景帝朱祁鈺卻不表態。他剛剛坐上皇位，享受九五至尊的榮耀與權力，怎麼能聽任太上皇歸國，再還政給兄長呢？
兵部尚書于謙認為明廷局勢剛剛穩定下來，一切正在步入正軌，也先此舉毫無誠意，分明是與郭信合謀內外聯兵不成，又以送歸太上皇來擾亂大明政局。他不願意節外生枝，挺身而出，大聲道：「社稷為重，君為輕，不要中了敵人的伎倆。」
這時候的于謙，已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加上新皇帝對他言聽計從，司禮監首領太監金英和興安也都支援他，自然沒有人敢反對他的意見。於是，也先議和的提議被嚴詞拒絕。
同時，于謙擔心也先以太上皇的名義與邊將私下議和，特請明景帝朱祁鈺下詔，命大臣與各要塞守將不準私自與也先聯絡。
于謙的出發點只是為了力保大明江山社稷。他沒有想到的是，儘管他率領軍民打退了瓦剌的進攻，但還會有更大的風波到來，他一句「社稷為重，君為輕」，已經給他自己埋下了引禍殺身的種子。
明廷拒絕和談後，為了防止也先再度進攻，于謙重新佈置了國防軍事，首先著重加強保衛京師的力量，並進一步加強了邊關的防禦。
轉眼就是景泰元年（1450年），因為是閏正月，這個年過得特別長。投降瓦剌的宦官喜寧又給也先出謀劃策，慫恿也先從寧夏進兵，奪取山、甘苑馬寺六監的馬匹，切斷明軍馬源，然後長驅直入，直趨江南，將英宗皇帝朱祁鎮安置於大明陪都南京，重新立朱祁鎮為帝，使其與弟弟景帝朱祁鈺對抗。如此，明廷內部必然分化為兩派，一旦動盪不穩，瓦剌就能有機可乘。
也先對喜寧十分重視，只是他剛剛吃了一個大敗仗，元氣還沒有恢復，南京又遠在大明腹心之地，對此建議不免有些猶豫。
剛好這時候，明軍河間戍卒小田兒因對上司不滿，轉而投降了瓦剌軍。小田兒頗有眼光，也向也先獻策，建議瓦剌軍可由紫荊關南下，直趨山東，奪取明朝漕運重地臨清。而北京的軍需糧餉全靠大運河支援，一旦截斷大運河的運輸，便能給明朝廷以重創。也先聽後大為振奮，決定冒險一試。
也先先派兵進攻寧夏，打算實現宦官喜寧的計劃。但明邊防守軍早有準備，瓦剌軍一時不能得手。也先便採用老法子，再次進攻大同。大同總兵郭登聞訊主動率軍出城迎擊，離開大同城數十里後，與瓦剌大軍相遇。
郭登登高遙望，只見瓦剌軍有將近一萬人，密集如螞蟻，而郭登手下不過八百騎。郭登部下將士人人驚懼，紛紛要求趕緊退回大同。
郭登反駁道：「我們此時離大同城將近百里，一旦退走，瓦剌必來追擊。不等我們入城，人馬已經疲倦，一定逃不過瓦剌的騎兵。」說完拔劍道：「敢言退者斬。」
眾人不再言退。郭登身先士卒，「徑薄敵營」。八百明軍一齊呼嘯衝鋒，呼聲震動山谷。瓦剌軍不知明軍虛實，驚慌後退。郭登一直追擊到大同西北的栲栳山，斬敵首二百餘級，盡奪所掠而還。
自土木堡之變五十萬明軍大敗後，明朝邊將無人敢輕易出戰，于謙領導的北京保衛戰，也只是以守為主，最終仗著城頭火炮厲害才擊退了瓦剌軍。郭登以八百騎破瓦剌軍萬人，是土木堡之變後明軍在塞外取得的第一次重大勝利。
郭登退入大同後，料想瓦剌軍必來報復，除了在城頭裝備新銳炮石火器外，又發動軍民在大同城外挖掘了一條縱長的深塹，裡面安置有「攪地龍」「飛天網」等新式武器，地面覆蓋土木，看上去好像平地一般，一旦敵軍被誘進圍中，發動機關，頃刻間便陷入塹中。此後，大同大小數十次戰鬥，郭登未曾挫敗，因此被推為戰功第一，封定襄伯。
也先見明軍一改新貌，已大不同往日，便又打起了英宗皇帝朱祁鎮的主意。他讓朱祁鎮寫下親筆信，催促明廷派大臣「迎駕」。閏正月，小田兒混在瓦剌使臣當中前來送信，想要探聽明廷動向。于謙早有密令，讓各邊防守軍嚴密緝捕瓦剌間諜，兵部侍郎王維認出了小田兒，將其誘斬於陽和城外。
而此時身在塞外的英宗朱祁鎮也意識到小田兒、喜寧的重大危害，尤其是喜寧，一日不除，他就一日不能回朝。之前京營將領吳瑾逃走時，朱祁鎮已密令他設法除掉喜寧，後又多次與身邊侍臣袁彬和哈銘商議，想設法暗殺喜寧，除去這一心腹大患。
喜寧有所察覺，搶先動手，將袁彬和哈銘從朱祁鎮身邊誘出，命人捆綁起來，打算以酷刑殺死。幸好朱祁鎮意識到不妙，及時趕到解救，還搬出了妻子及也先弟妹阿撻剌阿哈做援兵。
經此一事，雙方矛盾明朗化。喜寧雖不敢對朱祁鎮下手，但亦敵意深重，時時在也先面前進讒言。朱祁鎮為了自己的安危，不得不奮力反擊。他和袁彬、哈銘經過周密商議後，主動求見也先，請求派遣使者去見母親孫太后，如果由孫太后下令同瓦剌議和，新皇帝朱祁鈺也不敢不聽。
也先深覺有理，但又怕朱祁鎮指派的使者與孫太后暗通訊息，決定派喜寧充作使者。除了信任喜寧外，還因為喜寧是宦官身份，久在宮中，跟孫太后熟識。朱祁鎮卻故意不同意，稱明廷上下深恨喜寧，一見到他，就會立即殺了他。喜寧對此倒毫不畏懼，一是他深知明廷外強中乾的虛弱本質，二是兩國交兵，不斬來使。
也先仔細考慮後，想了個兩全其美的法子，讓被俘虜的明錦衣衛百戶高磐陪同喜寧出使，以證明喜寧是太上皇朱祁鎮的「欽差」。
喜寧帶著高磐等人先來到宣府西北野狐嶺，揚言奉太上皇朱祁鎮之命，前來索取禮物。宣府守將本來是楊洪，瓦剌進軍北京時，楊洪奉急詔率兩萬人入衛京師，大破瓦剌軍於霸州。之後論功，楊洪由原封的昌平伯進位為侯，並留在京師負責訓練京營，兼掌五軍都督府的左府。此時宣府守將為左都督總兵官朱謙和楊洪次子都督僉事右參將楊俊。
喜寧一行人先遇到了巡邏的都指揮江福。聽說太上皇使者到來，江福立即款待接風。高磐趁喜寧不備，將一封密信交給江福。江福裝作上茅房離開，展開密信一看，為明英宗朱祁鎮親筆書信，命明軍務必趁此機會殺了喜寧。
江福讀了密信後，心領神會，立即進城去調兵。喜寧見江福久不回來，起了疑心，站起來便打算離開。高磐衝上去將喜寧牢牢抱住，剛好江福帶兵到來，就此將喜寧擒獲。
喜寧熟知明軍虛實，當時明廷上下盡以喜寧為患，曾經下公告說：「凡是擒斬喜寧者，賞黃金千兩，白銀二萬兩，爵封侯。」
都督僉事右參將楊俊因此起了冒功之心，上奏說喜寧為自己所捕獲。喜寧隨即被押送到京師。但楊俊並未能因此而封侯，明廷認為楊俊是邊關重將，捕獲喜寧是職責所在，只將他晉升為右都督，賜金幣。
對於喜寧的處置，在明廷內部引發了巨大的爭議。喜寧雖然危害極大，罪該萬死，但他此時是瓦剌首領也先的得力謀士，備受信任。正值也先一再作出議和表示之時，明廷如果殺了他，勢必會觸怒也先，搞不好狼煙又起，朝廷上下都因此而猶豫不決。
只有兵部尚書于謙一人堅持要殺喜寧，奏稱道：「喜寧本朝廷之腹心，而反為胡虜之腹心，本胡虜之仇敵，而反為朝廷之仇敵，若不明正典刑，是使夷虜有輕視之心，禍亂無可彌之日。」
於少保一言九鼎，遂不復再有異議。當年二月十七日，喜寧被凌遲處死。
三月，悲憤交加的也先分兵入寇慶陽、朔州、大同、陽和、偏關、亂柴溝、天城、野狐嶺、萬全衛等處，邊關警報連連。
大同參將許貴上奏，請求朝廷立即派人同瓦剌講和。于謙答道：「前遣指揮季鐸、嶽謙往，而也先隨入寇。繼遣通政王復、少卿趙榮，不見上皇而還。和不足恃，明矣。況我與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敝，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得和。貴為介冑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敵愾，法當誅。」並因此而切責許貴。
自此，邊將人人主戰，無人再敢言講和。
從三月到五月，邊關戰事不斷，明軍和瓦剌軍各有勝負。
六月，也先又帶著英宗朱祁鎮來到大同城外，表示要送還太上皇。郭登決定將計就計，率領眾將領在月城內「迎駕」，同時在城上設伏兵，等太上皇一入城，就立即放下月城的門閘，由此救出太上皇。
佈置就緒後，郭登開啟城門，出城大叫道：「來將既送歸太上皇，請令太上皇先行，護從隨後。」瓦剌不予理會。也先送朱祁鎮將要到達大同城門時，發現了明軍設有埋伏，大為驚駭，匆忙挾持朱祁鎮逃走。因為朱祁鎮人在軍中，郭登也不便派兵追擊。
至此，也先無計可施。在一切陰謀詭計都行不通的情況下，他才意識到奇貨不一定可居，不得不考慮到底要如何處置英宗朱祁鎮這個燙手的山芋。
在土木堡被瓦剌軍俘虜後，明英宗朱祁鎮的待遇頗為優厚。也先對這位對手錶現出一定的尊重，下令每二日進羊一隻，七日進牛一隻，逢五逢七逢十都大擺筵席，逐日進牛奶、馬奶。漠北天氣寒冷，也先還命令妻子獻出「鐵腳皮」，給朱祁鎮禦寒暖腳之用。
也先甚至還對明朝使臣道：「大明皇帝與我是大仇，自領軍馬與我廝殺。由於上天的意志，使他落在我手裡。眾人勸我殺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特著知院伯顏帖木兒使早晚恭敬，不敢怠慢。你們捉住我時，留得到今日嗎？」
然而，這一切都不過是表面的文章。朱祁鎮始終只是個俘虜，他幾次被也先挾持入關，風霜雪雨，跋涉甚艱，無一日不膽戰心驚，可謂吃盡了苦頭。身邊可以信賴者，只有袁彬、哈銘二人。
袁彬字文質，江西新昌人。父親袁忠亦為錦衣衛校尉，任職近四十年，一直充當皇帝近侍。正統四年（1439年），袁忠告老還鄉，以三十九歲的兒子袁彬代其校尉職。袁彬雖因老成持重而得到長官朱驥信任，但校尉只是一般的衛士，地位卑微。原本袁彬一生也會跟父親一樣，一輩子平平淡淡，波瀾不驚，但就因為他被選中跟隨朱祁鎮親征，並在土木堡被瓦剌俘虜，之後一直隨侍在朱祁鎮身邊，從而改變了他的人生。
朱祁鎮與瓦剌首領交涉，甚至包括吃飯穿衣、行走睡覺等事務，全由袁彬承擔。漠北寒冷，每到夜晚，北風呼嘯，冰冷刺骨。過慣了優裕日子的英宗朱祁鎮哪裡吃過這種苦頭，往往徹夜難以入眠。袁彬便與朱祁鎮睡在一個被窩，用自己的腋窩為皇帝暖腳。每逢隨軍轉移車馬不能行時，袁彬便揹著朱祁鎮行走。經此患難，君臣二人之間產生了深厚的感情。朱祁鎮對袁彬極為依賴，一刻也不能離開，史稱「帝居漠北期年，視彬猶骨肉也」。袁彬曾經水土不服，感染風寒，一度病重，發燒不省人事。朱祁鎮急得不知所措，不顧帝王之尊，趴在袁彬的背上大哭起來。不料經朱祁鎮這麼一壓，袁彬出了身大汗，「汗浹而愈」。
哈銘原本是蒙古人，「幼從其父為通事」，跟吳瑾等京營將領一樣，都是吃明廷俸祿長大的蒙古人。他因為會說蒙古語，被俘後，一直留在朱祁鎮身邊充作翻譯，被皇帝親切地稱為「哈回子」。他並未因為自己是蒙古人而倒戈，反而一力維護朱祁鎮，還險些因此被叛徒喜寧殺掉。
在險惡的處境下，君臣三人相依為命，之間結下深厚的情誼。朱祁鎮每每「獨居氈廬，南望悒鬱」，全靠袁彬和哈銘寬慰。喜寧抓住了二人後，「帝聞，如失左右手，急趨救」。當時情形千鈞一髮，喜寧將袁彬和哈銘捆了起來，打算以五馬分屍的酷刑處死。朱祁鎮阻止不成，乾脆不顧皇帝尊嚴，撲上去緊緊抱住袁彬、哈銘，喜寧無法下手，又因也先弟妹阿撻剌阿哈趕到說情，才只好作罷。
瓦剌一方中，也先親弟伯顏帖木兒及其妻阿撻剌阿哈對英宗君臣也極為友善。阿撻剌阿哈是典型的蒙古女子，純樸天真，對天朝皇帝相當尊重。明朝使臣曾帶來大量衣物送給朱祁鎮，結果未到皇帝手中，便被伯顏帖木兒的手下瓜分光了。
朱祁鎮很不高興，他見阿撻剌阿哈對自己態度恭敬，便讓哈銘前去傳話，要求阿撻剌阿哈將衣物歸還。哈銘卻不肯，還振振有詞地答道：「不可，虎口中奪食也。縱得之，非己有。」
朱祁鎮勃然大怒，親自動手打了哈銘。阿撻剌阿哈知道後，忙將衣物追回，如數歸還給朱祁鎮。結果不等朱祁鎮穿上身，喜寧又趕來將衣物全部搶走。朱祁鎮這才感嘆道：「哈回子言是，非己有也。」
既然敵人陣營中還有善人，朱祁鎮當然也在阿撻剌阿哈身上打過主意，他命哈銘去遊說阿撻剌阿哈，請她在丈夫伯顏帖木兒面前進言，設法放自己歸國。
阿撻剌阿哈道：「我女人何能為？雖然，官人盥濯，我持侍巾蛻，亦當進一言。」
伯顏帖木兒聽了妻子的話後，沒有明確回答，而是提了一隻野雞，來與朱祁鎮一起喝酒。酒至半酣的時候，伯顏帖木兒打了個比喻：「大海水潮時，有一大魚隨潮落在淺水灘。彼大海中魚，如何淺水中住得？這大魚急還歸大海中，潮水不到，如何去得？一旦時到，潮水接著淺水，這大魚還歸大海也。上可寬心，時至自不能留。憂或成疾，悔無及矣。」意思是勸英宗耐心等待，時機一到，便可回朝。
為了安慰朱祁鎮，伯顏帖木兒還讓他住在自己家中，飯菜湯水都是阿撻剌阿哈親自動手操辦。朱祁鎮對此自然很是感激。但塞北條件艱苦，即使是伯顏帖木兒這樣的大貴人，也只是住在牛皮帳中，帳外便是牛羊馬匹，居住條件十分惡劣。瓦剌的食物也盡是牛酪馬乳、羊羔獸肉，對吃慣了山珍海味的朱祁鎮來說，那腥味簡直難以忍受。有時候，朱祁鎮還會想起後宮成群的美貌嬪妃，那滋味更是苦不堪言，嗟嘆下淚，真是「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大有李後主「天上人間」的感慨。
每當這種時候，袁彬和哈銘便設法排解朱祁鎮的苦悶。三人在瓦剌軍的監視下，遊覽了不少塞外名勝，如漢朝的蘇武廟、李陵碑、昭君廟等。蘇武當年出使匈奴，被拘禁十九年，不肯屈服，廟中供奉有他當年出使所持的旌節。而李陵碑除了紀念漢朝名將李陵外，據說還是宋將楊業一頭撞死殉國的地方，碑下記有楊業殉國的年月及宋將潘美破番的事蹟。這些名勝古蹟，以往漢人來訪，都要徘徊憑弔，感慨萬千。對於身份際遇特殊的朱祁鎮而言，更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了。
而對英宗君臣來說，最難過的還是在德勝門外的那幾個晚上，自己的家近在咫尺，卻不得門而入。難怪跟著朱祁鎮的袁彬向著北京城哭道：「我母在城，不得一見，奈何？」
朱祁鎮對明廷不肯接受也先的議和建議，不派重臣來迎駕是相當不滿的。儘管他知道這可能是也先的陰謀，但他還是因此而怨恨主戰拒和的于謙。
等到喜寧在朱祁鎮的精心計劃下被殺，朱祁鎮很為自己的智謀而得意，甚至忘記了自己的處境，大喜道：「逆閹受誅，我南歸有日了。」
也先卻是惱羞成怒，再一次以送太上皇回京的名義，挾持朱祁鎮南下。大同總兵郭登，也就是英宗的至親，終於同意開城門迎接朱祁鎮。那一刻，大同城門大開，朱祁鎮一步步走近，欣喜若狂。但希望之門在關鍵時刻關上了，也先發現郭登事先安排了埋伏，朱祁鎮再一次被帶回漠北。
幾經心理上的大起大落，朱祁鎮的失望可想而知。他幾乎已經認定，也許這一生，他將再也沒有機會回到中原。
此時，明朝北邊軍力經過兵部尚書于謙的大力整頓，實力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于謙態度堅決，無論瓦剌採取什麼手段，都堅決予以打擊。瓦剌先後擾邊，死傷頗多。也先再想像從前一樣到中原掠奪財物，來去自如，已經不大可能。而瓦剌這樣的游牧民族，以畜牧業為主，其他物資匱乏，從根本上決定了它要從內地獲取必需的農產品和手工業產品。加上也先屢戰屢敗，在蒙古部落中已經喪失了從前的威信。一件利器握在力量不足的人手中，不但不能發揮威力，反而是一個負擔。也先不得不開始考慮真心實意地與明朝講和，送英宗皇帝回國。這樣，至少每年朝貢能獲得明朝豐厚的賞賜，馬市也可以繼續開通。最重要的是，英宗朱祁鎮回國後，一定會與弟弟景帝朱祁鈺爭位，明廷也許會因此朝政大亂，這對瓦剌自然是極度有利的。
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朱祁鎮真正看到了歸國的希望。但他的希望很快黯淡了，這次不是來自也先的言而無信，而是他弟弟景帝朱祁鈺的態度。
也先決意與明朝講和後，面子還是有些放不下，先是授意阿剌知院，讓他先派使臣到懷來貢馬，藉此試探明朝的態度。景泰元年（1450年）六月，阿剌知院又派使臣到京師，要求同明朝講和，並表示也先有誠意要送回英宗皇帝朱祁鎮。
然而，此時的明景帝朱祁鈺心態已經起了極大的變化。他當初不情願當皇帝，是因為當時面臨的是一個亂攤子：六師傾覆，強敵壓境，直撲根本之地，明朝已到了危急存亡之秋，皇帝的責任極重。朱祁鈺受命於危難之間，大明朝廷風雨飄搖，岌岌可危，他怕萬一擔負不了重任，成為明朝的千古罪人。但現在，局勢已經大大不同，瓦剌勢力被遏制，大明重現天朝大國的勢頭。
最重要的是，朱祁鈺親身體會到了皇帝九五之尊的榮耀。自古以來，從來沒有哪個皇帝主動提出退位的，朱祁鈺比任何人都能理解當年宋高宗趙構的心情，倘若宋高宗趙構真的迎回了宋徽宗和宋欽宗，一個是他的父親，一個是他的兄長，到底誰做皇帝？即便宋徽宗和宋欽宗仍然保持太上皇的名位，但宋高宗趙構為子為弟，行事豈能不受掣肘？
雖則皇帝的私心眾人都看在眼裡，但朱祁鈺卻不便公然表示，只下令禮部聚群臣商議迎回太上皇一事。議奏久而不決，自然因為景帝不願意英宗回來的緣故。四朝元老吏部尚書王直實在忍不住了，遂率領群臣上奏，認為應該遣使往報。
朱祁鈺得奏後，只派司禮監大宦官興安出面，質問群臣道：「公等欲報使，何人堪為富弼、文天祥？」
富弼是北宋大臣。遼重兵壓境時，遣使求關南地，富弼奉命出使，如蹈虎穴。文天祥則是南宋大臣，元軍進逼臨安時，被派往元營中談判，遭到扣押。凡此都需要膽量，興安的意思是，根本沒有人敢去。
吏部尚書王直聽了興安的話，針鋒相對地問道：「按照你的說法，莫非使太上皇陷虜，再當一次宋徽宗、宋欽宗不成？」
王直字行儉，號抑庵，泰和人，與名臣楊士奇同鄉。永樂二年（1404年）進士及第，改庶吉士，授翰林院修撰，歷事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幾朝。在翰林二十餘年，名氣頗大。正統八年（1443年）遷吏部尚書，進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在民間被稱為「吏部天官」，意思是天官賜福，吏部尚書掌握用人大權，可以造福蒼生。之後，王直一直在吏部擔任長官，年益高，名德日重。
興安聽了王直的反駁，當即啞口無言，不得不將群臣們主張遣使議和的意思回報景帝。朱祁鈺又派興安答覆王直等人說：「你們的話說得很對，不過遣使亦非一次，每次不得要領。這回假使以送駕為名，來犯京師，豈非又苦了百姓？你們再好好議！」
「再好好議」，就是表示皇帝不滿意，你們再接著議，直到議出皇帝滿意的結果為止。
這「議」就這樣一拖再拖了。瓦剌也先倒先沉不住氣了，正式派了使者到北京請和。禮部尚書胡濙上奏說：「應該趁此機會，奉迎太上皇。」
明景帝朱祁鈺這次不可能再躲在幕後，只得親御文華殿，召群臣會議。
朱祁鈺先說道：「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瓦剌斷絕來往，卿等屢言和議，是何理由？」這態度已經很明確了，表示不想與瓦剌講和。
但群臣中不盡是隻知奉迎上意的人。吏部尚書王直道：「上皇蒙塵，理當奉迎歸國。今瓦剌既有意送歸，請陛下務必遣使迎駕，免致後悔。」
朱祁鈺一聽臉色就變了，說：「朕不是貪戀皇位，當初是你們非要讓朕坐在這裡，你們現在又出爾反爾，朕真搞不懂你們是什麼心理。」
朱祁鈺顯然是太急切了，還沒有人暗示他應該讓出皇位，只不過請他派人迎接回兄長，他便發了怒。群臣見皇帝如此失態，一時瞠目結舌，不知道該如何對答。
還是兵部尚書于謙對朱祁鈺的心意比較瞭解，景帝此時正患得患失，總以為群臣要迎太上皇回來，意在復位，因此站出來道：「皇位是完全確定了的，任何人不敢有其他的意見。不過就情理而言，應該速派人迎回太上皇。即使是也先使詐，曲在對方，理在我們，也就有話可說了。」
朱祁鈺聽到自己的皇位有了保障，這話又是從他最信任的于謙口中說出，這才轉怒為喜，忙對於謙道：「從你，從你。」
商議後，明廷決定升禮科給事中李實為禮部右侍郎，大理寺丞羅綺為少卿，率領指揮馬顯等隨員，於七月初一齣發，持敕書出使瓦剌。
李實字孟誠，四川合州人，正統七年（1442年）進士。「為人恣肆無拘檢，有口辯」。正因為他口才很好，才被臨時賦予重任，出使瓦剌。
副使羅綺當過巡按御史，頗有才幹。正統九年（1444年）參贊寧夏軍事，對西北頗為熟悉。後來因為得罪了大宦官王振，被謫戍遼東。景帝即位後，于謙因羅綺熟悉西北情況，特地舉薦，讓他官復原職。此次於謙又推薦羅綺出使瓦剌，自然是想要他藉機觀察瓦剌的虛實，以利將來的戰守。
李實心細，早早便發現手中的敕書只提了議和，沒有迎駕一說。顯然不是疏忽，而是有意為之。這令李實非常為難，倘若他到了瓦剌，提出要奉迎太上皇，便是得罪了當今景帝。倘若不提，他此行北上不就是白跑一趟？
李實一行人出居庸關後，經懷來，過雲州、赤城，出獨石衛，入興和衛，再行幾日，即進入瓦剌境內。
七月十一日，李實等一行到達了也先軍營中。李實先向也先奉上敕書。也先為表誠意，立即派人陪同李實等人穿過了三十里草原，去見英宗朱祁鎮。只見英宗住處「圍帳布幃，席地而寢」，外面只有一輛牛車，馬一匹。想來朱祁鎮便是乘著這輛牛車，被挾持著四處奔波。李實一見之下，大為心酸。
朱祁鎮見到李實後，頗為激動，畢竟這是朝廷第一次派來議和的使臣。
朱祁鎮問道：「我在此一年，為何朝廷不派人迎接我回國？」李實答道：「自從陛下失陷在瓦剌，朝廷曾三次派人迎接，都得不到確實訊息。最近見到陛下的親筆書信，才派我來探問。」
朱祁鎮心潮澎湃，問了不少朝中情況。他也逐漸明白弟弟朱祁鈺不希望自己回去，其實是怕他復位，便流著淚對李實說：「也先有意送我回去，請你轉告朝廷，我回去後，只求做一個平民，便心滿意足。」
而李實竟然出人意料地犯顏直諫，問朱祁鎮為什麼那樣寵信王振。朱祁鎮黯然道：「王振沒有死時，從沒有人指責他不對，如今人人都把罪過推到我頭上。」
李實卻不肯甘休，明白指出朱祁鎮到此地步，全是因為寵信王振的緣故，並要求朱祁鎮「請還京引咎自責」。朱祁鎮當時沒有發作，但卻因此對李實懷恨在心，後來一復辟，就立即以「居鄉暴橫」的罪名削去李實官職，貶斥為民，這是後話。
也先備酒招待李即時，也留意到明朝敕書中只說議和，不說迎駕，便告訴李實道：「大明皇帝敕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來迎駕，太上皇留在這裡，又做不得我們的皇帝，是一個閒人。我還你們，千載之後，只圖一個好名兒。你們回去奏知，務差老臣三五人來接，我便差人送去。」
李實認為也先誠意求和，於七月十四日啟程返京。
半路上，李實一行意外遇到了另一隊明廷派去出使瓦剌的人馬，由右都御史楊善和工部侍郎趙榮帶隊。原來也先求和心切，接連派出了催促議和的使者，李實一行人剛從北京出發不久，也先派出的第二隊使者便到了北京。
于謙和諸大臣都主張再派使臣去迎接太上皇。于謙道：「也先屢敗，他的求和是可信的。陛下和太上皇兄弟至親，若不遣使迎接，則直在彼，曲在我。不迎回太上皇，邊疆終不得安寧，干戈終不止。迎接太上皇回來，戰事停止，百姓可以得到安寧。」
明景帝朱祁鈺雖然不願意，但情勢如此，不得不勉強答應，於是派楊善為使者，再次出使瓦剌。
楊善字思敬，大興人。十七歲中秀才，那年剛好是燕王朱棣起兵，發起了「靖難之役」，楊善因為參與守城有功授典儀所引禮舍人，永樂元年（1403年）改為鴻臚寺序班。鴻臚寺掌管慶典朝儀，序班為從九品，官職雖小，卻能經常見到皇帝。楊善「偉風儀，音吐洪亮，工進止」，每每為成祖朱棣所矚目。後來累官進右寺丞。仁宗朱高熾即位後，擢為本寺卿。英宗朱祁鎮即位後，楊善之子楊容詐作中官書，假金於尚書吳中。事發後，楊容謫戍威遠衛，楊善竟然沒有受到牽連。不久後，擢升為禮部左侍郎，兼管鴻臚寺。
但明景帝交給楊善的敕書中，依然沒有提到迎接太上皇回京的話。除了送給也先的金幣等少許禮物外，也沒有給英宗朱祁鎮籌辦什麼物品。
楊善極有心計，決定利用這個機會建立蓋世奇功，憑自己之力將太上皇迎回來。他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當，私下給英宗朱祁鎮買了一些衣食用品，又大量購置了被塞外視為珍品的日用什物，諸如布帛綢緞、茶葉藥材等物品，用來買通瓦剌上下人等。
楊善遇到李實一行後，瞭解到也先的意圖，對此行迎回太上皇更有把握。但他到達也先的軍營後，也先並未召見，只派出部下款待，探問明廷的態度。
當天晚上，瓦剌在軍營中設宴款待楊善。有人譏諷道：「土木堡一仗，南朝的軍隊好沒有用！」
楊善口才過人，從容答道：「精壯有用的軍隊，不是派到兩廣去徵傜人、僮人，就是派到閩浙去剿海盜。那時王振王司禮只是想邀大駕到蔚州，榮耀鄉里，所以不重戰備，你們也不過僥倖得意。如今南征將士的精銳都已回京，總數不下二十萬。這不算，于謙於尚書為了報仇雪恥，另外又募了三十萬人，選拔得很嚴，體格稍微差一點的就不要。這三十萬人，完全用神機營的操法，練神槍、練火器、練毒藥煉過的弩箭，百步以外，就可以致敵死命。於尚書手下有個奇才，替他策劃戰備，沿邊要害之地，都埋了鐵椎、鐵樁，深可三尺，上面露出五六寸長的一個矛尖，馬蹄一踏上去，沒有不刺穿倒地的。又請了不少刺客，像這種蒙古包，三兩下就上去了，比猴子還要靈活。」
他說得活靈活現，故意到這裡停頓了下來，於是人人色動，不約而同地向上望，生怕帳篷頂上伏有刺客。
隨即，楊善長嘆一聲，做出十分遺憾的樣子說：「可惜！現在都用不著了。和議一成，大家像兄弟一樣，還用得著這樣子費心思？」命人取出禮物分發，上上下下都有份兒。瓦剌人重利，楊善此舉立即贏得了一片叫好聲。
也先聽聞楊善一番話後十分高興，第二天便主動召見楊善，楊善向也先遞上敕書。然而，在也先的心目中，認為王直、胡濙、于謙等人才算是明朝的大臣，又見敕書中沒有奉迎太上皇的語，不免有些疑心明廷的誠意。
楊善機巧善對，解釋道：「這是為了尊重太師，成就太師的美名，否則，就帶有強迫的意味，不能顯示是出於太師的誠心了。」
瓦剌平章昂克問道：「為什麼不多帶貴重財寶來贖？」楊善答道：「那樣的話，就會讓人們說道太師圖利。現在不那樣做，正是要表現出太師是行仁義的好男子，可以名垂史冊，流傳千古。」
也先聽了大喜，決定就坡下驢，送英宗朱祁鎮回朝。又問楊善道：「上皇回國後，還會再當皇帝嗎？」楊善答道：「天位已定，不便再移。」
也先又問道：「中國古時有堯舜，稱為聖主，究竟事實如何？」楊善答道：「堯把帝位讓給了舜，我們太上皇把帝位讓給弟弟，古今同出一轍呢。」
楊善不過是隨口敷衍。他熟讀史書，深知中國歷史上多有為爭權而骨肉相殘的悲劇，即便是親父子、兄弟，在爭奪皇位的大事上，一樣會撕破臉皮。
但這時也先之弟伯顏帖木兒又有意見，他勸說也先另外派使者通知南朝，要先讓太上皇復位，然後才送回朱祁鎮。
也先比弟弟要清醒得多，已猜到太上皇不可能復位了，但又不便明說，只好道：「我們幾次說，只要南朝遣大臣來，就會把上皇送還；如今大臣來了，仍舊不送上皇，豈不是變成失信？」
此時，李實已經回到京城，嚮明景帝朱祁鈺稟明也先真心議和之意，群臣認為應該立即派使臣去迎接太上皇。但朱祁鈺堅持認為瓦剌態度不明，應該等到楊善回來再說。
等了一通後，楊善沒有回來，他的長子楊宗疾馳回京，帶來一個重大訊息：太上皇即將啟駕回京了。
對於這訊息，有人歡喜，有人憂愁。
太上皇，辭書的解釋是：皇帝的父親，也叫太上皇帝，簡稱上皇。太上皇的稱號源自秦朝。秦王嬴政統一天下後，稱始皇帝，追尊生父秦莊襄王為太上皇。「太上」即為無上，蘊有道家的意思，表明比皇帝還要尊貴。
漢高祖劉邦即位後，專門搞了套皇帝的禮儀，目的是要確定皇帝至高無上的地位。每天清晨，群臣都要向劉邦行三跪九叩大禮。有一天上朝的時候，劉邦忽然發現自己年邁的父親劉太公也跟著大臣向自己行禮。他慌忙走下寶座，扶起白髮蒼蒼的父親，並立即頒旨封父親為太上皇，免去每天的朝拜。當然，這個太上皇只是一個禮儀上的名稱，除了名號，什麼都沒有。
上面提到的兩個太上皇，和後來的由皇帝轉變成太上皇退居幕後的情況完全不同。自古以來，皇帝寶座都是引無數英雄競折腰，坐上去誠然不易，而下來也非常之難。皇帝是最高統治者，實行世襲及終身制，一旦黃袍加身，就要做一世的皇帝。除非是被推翻，一般一定要等皇帝駕崩之後，才允許由新皇帝接位，此即為「天無二日，國無兩君」。
但也有少數例外，皇帝在身體健康、可以繼續處理政事的情況下宣佈退位，併成為所謂的太上皇。唐朝非常具有代表性，唐高祖李淵既是唐朝開國之君，後來還做了太上皇，在中國歷史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隋朝末年，天下大亂，烽煙四起，群雄逐鹿。太原留守李淵起兵反隋，打出的卻是「志在尊隋」的旗號，其策略為：立隋煬帝之孫代王楊侑為帝，尊隋煬帝為太上皇。大業十三年（617年）十一月，李淵攻下長安，即迎十三歲的楊侑即皇帝位，改元義寧，遙尊在江都的隋煬帝為太上皇。李淵自己則謙遜地稱唐王。此時隋煬帝遠在江南，渾然不知李淵給自己戴上了一頂「太上皇」的帽子。第二年三月，隋煬帝為部下所殺。訊息傳來，李淵還假惺惺地遙祭，隨後逼楊侑禪位，自己做了皇帝，是為唐高祖。
李淵能夠在亂世中掃滅群雄，統一全國，建立唐朝，次子秦王李世民功勞最大。李世民功高震主，父子之間亦難免猜忌。而李世民與其兄太子建成、弟元吉的權力之爭日趨尖銳，勢同水火。後來李世民先下手為強，伏兵於玄武門，將正要入朝的哥哥太子李建成及弟弟齊王李元吉一齊殺掉。
這時，李淵正在太極宮中的海池裡泛舟嬉戲，根本不知道外面正在發生兄弟手足相殘的人間慘劇。突然，李世民的親信尉遲敬德戎服入見。李淵見他手握兵器，來勢洶洶，大驚問道：「今日亂者誰耶？卿來此何為？」尉遲敬德說：「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
當時裴寂、陳叔達等重臣均在場。李淵十分惶恐，便問裴寂等人：「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
蕭瑀、陳叔達見李世民一派已佔據上風，忙回答道：「建成、元吉本不預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奸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高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事，無復事矣！」
李淵見一旁的尉遲敬德咄咄逼人，大有一言不合便要動手的架勢，只得表示同意，並下達「諸軍並受秦王處分」的手令，才平息了這場事變。
李淵又召見李世民安撫，李世民跪在地上吮吸高祖腳趾，慟哭許久。李建成、李元吉的子女等都株連處死，於是李淵立李世民為皇太子，並且下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到了八月，便很識相地正式傳位於太子，以太上皇的身份徙居大安宮，不再預聞國事。其實，李世民早就掌握了兵權，高祖禪位猶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讓不讓位恐怕由不得他了。
唐中宗李顯遭毒殺後，臨淄王李隆基起兵，擁立父親李旦即位，是為唐睿宗。李旦為李世民之孫，是李治與武則天之幼子。他登上龍椅，得力於妹妹太平公主及兒子李隆基。緣此，太平公主權傾朝野，而李隆基則以功高被立為太子。太平公主與太子姑侄鬥法，矛盾日益凸顯，朝臣亦分為對立的兩派，雙方明爭暗鬥，不可開交。面對親人、重臣之間的紛爭，李旦亦莫知所從，深感煩惱，最後，他採納了一道士「無為」的建言，迴避矛盾，一退了之，只當了兩年皇帝，便傳位於太子李隆基，是為唐玄宗，自己則退位為太上皇。
而唐玄宗李隆基自己也未能逃脫退位為太上皇的命運。安史之亂後，李隆基逃難到蜀中，太子李亨搶先在靈武即位為肅宗，並遙尊玄宗為太上皇。
唐朝後期，還出過兩個太上皇。唐順宗李誦在位時，突然中風失語，無法處理軍國大事，繼位僅八個月，便傳位於太子李純，做了太上皇。唐昭宗李曄是在宦官劉季述等擁戴下做的皇帝，光化三年（900年）十一月，劉季述以「廢昏立明」為由，突然發動宮廷政變，將昭宗及皇后鎖進少陽院，隨即擁立太子李裕嗣位，尊昭宗為太上皇。昭宗這個「太上皇」其實與囚徒無異。被囚禁一個多月後，左神策軍指揮使孫德昭殺死了劉季述，擁戴昭宗重新復位，詔令太子重回東宮。
兩宋三百餘年的歷史中，出現過好幾個太上皇。頭兩個是宋徽宗趙佶和宋欽宗趙桓。北宋末年，金兵藉口宋朝君臣背盟毀約大舉南下，對北宋都城汴京形成合圍之勢。兵臨城下，朝內一些當權大臣以非帝退位不足以平金人之怒為由，逼迫宋徽宗傳位於太子趙桓，是為宋欽宗。但金人並不因此罷兵。後太上皇宋徽宗趙佶與宋欽宗趙桓雙雙被金兵俘虜，史稱「靖康之恥」。不久，宋高宗趙構即位，遙尊在金國俘虜營裡的兄長宋欽宗趙桓為「孝慈淵聖皇帝」，也是類似太上皇的稱號。宋徽宗父子被擄至五國城，先後客死他鄉，成為歷史上下場最為悽慘的太上皇。
宋高宗趙構本人晚年也當了太上皇。他沒有親生兒子，立宋太祖趙匡胤七世孫趙昚為太子。由於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之後由親弟趙光義即位，開國二百餘年，趙匡胤嫡系子孫一直沒有人做過皇帝，為此朝野中常常有各種議論。尤其是金兵壓境、局勢危急之時，滿朝文武大臣越來越傾向於儘快讓太祖後裔擔負護國重任，坐了三十五年皇位的趙構在各方壓力下，不得已宣佈禪位於太子趙昚，是為宋孝宗。宋孝宗做了二十七年皇帝后，在內憂外患中將位傳於趙惇，是為宋光宗，宋孝宗自己也做起了太上皇。
宋光宗趙惇懼內，皇后李氏妒悍跋扈，宋光宗因得心病不能履職，當時政事多決於李後。宋孝宗病歿後，宋光宗因病竟不能為父執喪。於是，朝臣商議後，奏請太皇太后下詔，傳位於太子趙擴，尊光宗為太上皇。宋光宗成為太上皇，純粹是由於健康問題。
大明立國以來，只出過一位太上皇，即明英宗朱祁鎮。他的情況跟宋欽宗類似，均是因為做了外敵俘虜，被新皇帝遙尊為太上皇。不得已，不情願，不甘心，盡在不言中。但朱祁鎮顯然比宋欽宗幸運多了，宋欽宗最終客死他鄉，而他至少等到了歸國還家的機會。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初二，也先為英宗朱祁鎮餞行，並親自送至數十里外，下馬解脫弓箭戰具，作為獻禮，然後灑淚而別。
伯顏帖木兒一直送到野狐嶺，攜榼進酒，並揮淚道：「上皇去了，不知何日再行相見？」
大哭了一場後，伯顏帖木兒又拉住朱祁鎮親信侍臣哈銘，悄悄告道：「我等敬事上皇，已經有一年，但願太上皇還國，福壽康強。我主人如果有緩急，亦得遣人告訴，請轉達太上皇，莫忘前情！」
伯顏帖木兒是也先親弟，素來稱兄長為「那顏」，「主人」則是指蒙古名義上的可汗脫脫不花。伯顏帖木兒這一番話，藏有許多微妙的玄機伏筆，哈銘竟不知該如何回答。還是一旁的楊善機警，大聲喊道：「上皇要啟駕了！」
此時，伯顏帖木兒已經預料到蒙古將會有重大事變發生，所以想用交情套住英宗朱祁鎮，請他在關鍵時刻暗助自己兄弟，但事實是，當蒙古內訌再起的時候，朱祁鎮連人身自由都沒有，自然談不上幫助也先和伯顏帖木兒了。
雙方依依惜別。朱祁鎮又是傷感，又是高興。走不到幾里，後面馬蹄聲大作。朱祁鎮以為是瓦剌後悔，派追兵追來，大驚失色。來人飛至，卻是伯顏帖木兒剛剛獵得野獸，特地派人獻給朱祁鎮。朱祁鎮百感交集，想到胞弟朱祁鈺的寡情薄義，當即淚如雨下。
英宗要回來了！有人喜，有人愁，喜的人多，愁的人也不少。明景帝朱祁鈺自然就是這為數不少的人之一。首先要考慮的是明英宗回來後住在哪裡的問題，一山不能容二虎，自然不能繼續住在大內了。大宦官興安正得新皇帝寵信，深知明景帝心思，提議效仿唐朝唐玄宗。
唐朝安史之亂後，唐肅宗李亨即位，唐玄宗李隆基成為太上皇，回到長安後，居住在興慶宮。李隆基未當皇帝前，與兄弟五人住在隆慶池北面，號稱五王宅。後來李隆基當上了皇帝，其兄弟認識到自己繼續住在皇上曾經居住過的地方是不合適的，就將他們的住所獻出，建起了興慶宮。興慶宮在大明宮之南，因而被稱作「南內」，同西內太極宮、東內大明宮並立為「三內」。興慶宮建成後，李隆基正式遷到興慶宮起居辦公。為方便皇帝出行，沿興慶宮東牆還專門修建了秘密通道，就是所謂的夾城複道。夾城從大明宮開始，沿長安城的東城垣到達興慶宮，再由興慶宮通向曲江芙蓉園。大詩人杜甫《秋興》詩中有「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一句，說的就是這條夾城。
明朝也有南內，位於太廟以西，名崇質宮，位置與興慶宮相仿，但規制不能與其相比。「崇質」二字，顧名思義，可知是以質樸為尚，因是粉牆黑瓦，民間稱之為「黑瓦廠」。明景帝朱祁鈺經過反覆考慮，便決定將兄長安排在崇質宮。
住處解決了，在迎接太上皇回朝的禮儀上，明景帝朱祁鈺與大臣又產生了矛盾。禮部尚書胡濙擬定的流程是：胡濙主持儀禮，首先由錦衣衛具全副鑾駕，迎候於居庸關外；入關至龍虎臺，禮部陳奏儀節；文武百官迎於土城外；至德勝門外的團營教場，諸將迎接；但大駕不入德勝門而入東面的安定門；至東安門內、面南設座，景泰帝謁見，百官朝見；最後迎入南城大內。
朱祁鈺卻認為儀禮過重，應該從簡，派興安傳旨：「以一轎二馬迎於居庸關外，到安定門後再換法駕。其他準如所奏。」
之所以如此，自然是朱祁鈺擔心明英宗朱祁鎮大張旗鼓地回京，倘若百姓夾道歡呼，百官倡議復位，諸將擁護，直接奉明英宗御午門之上的五鳳樓，宣佈復統大政，那就麻煩大了。
群臣也明白朱祁鈺的私心，但就事論事，奉迎太上皇的禮儀太薄了，不少大臣上書，據理力爭。給事中劉福會合同僚，聯名上奏。明景帝朱祁鈺的批覆是：「朕尊大兄為太上皇帝，尊禮無加矣；福等顧雲太薄，其意何居？禮部其會官詳察之。」含蓄指出劉福居心叵測，大有降罪的意思。
禮部尚書胡濙聯合吏部尚書王直等人面見朱祁鈺，為劉福解釋道：「諸臣實無他意，只不過請皇上加深親親之誼而已。」
朱祁鈺卻回答說：「昨天收到太上皇的信，說奉迎之禮務必從簡，朕怎能違背？」
群臣面面相覷，再無話可答。到底有沒有收到明英宗的手書，無人得知。
這時候，有個京營千戶龔遂榮又冒了出來。他不滿明景帝以微薄禮儀迎接兄長，不顧人微言輕，憤然投書給內閣大學士高穀。龔遂榮在書中引經據典，大談唐肅宗奉迎太上皇唐玄宗的故事，想以此來諷諫明景帝。
至德二年（757年）九月，唐肅宗收復長安後，立即派遣太子太師韋見素到成都奉迎太上皇唐玄宗。十二月，唐玄宗抵達鳳翔，唐肅宗發精騎三千人迎駕；十天以後駕抵咸陽，唐肅宗備法駕迎於望賢宮，等唐玄宗御南樓時，唐肅宗在樓下脫卸黃袍，換著紫袍，表示不居皇位，仍在東宮，然後拜叩於樓下。唐玄宗下樓，父子相見，嗚咽不勝。唐玄宗索取黃袍，親自為唐肅宗穿上，唐肅宗磕頭固辭。唐玄宗道：「天數人心，都歸於你了。能讓我安享餘年，就是你的孝了。」唐肅宗不得已而接受。
其時，父老群集歡呼，唐肅宗下令撤除警衛，許百姓入禁地，謁見唐玄宗。在望賢宮，唐玄宗不肯居正殿，唐肅宗固請，親自扶登。進食時，每一樣都由唐肅宗親嘗以後，方始進奉唐玄宗。
第二天，由望賢宮出發，唐肅宗牽馬奉上皇，親扶上鞍後，執韁控馬。唐玄宗吩咐「不可如此」，唐肅宗才乘馬前導，卻不敢行在大路正中。唐玄宗非常感動，向左右說道：「我為天子五十年，未足為貴；今天為天子之父，才真是貴了。」
到得長安，自開遠門入大明宮，御會元殿慰撫百官；然後拜謁太廟，慟哭久之，方入居大明宮。唐肅宗上表避位，唐玄宗不許，三辭三請，皇位始定。
內閣大學士高穀將龔遂榮書信藏在衣袖中，帶入朝中遍示群臣，與吏部尚書王直等人商議對策。禮部尚書胡濙提議直接將此書上呈景帝。都御史王文卻認為上意已定，即便遞上龔遂榮的書奏，也沒有任何用處。而且這封書大有挑撥太上皇和景帝手足感情的嫌疑，搞不好皇帝還要降罪。大學士高穀聽到王文「挑撥感情」的話後，立時顯得頗為猶豫。
此事被給事中葉盛知道後，大為不平。他贊成禮部尚書胡濙的主張，認為應該將書上交景帝。葉盛當時有個外號叫「葉少保」。每當朝議時，他總是第一個發言，當時只有于謙於少保在群臣中具此威望。葉盛如此爭先恐後，有人不高興地譏諷說：「莫非他也是少保？」
葉盛便因此得了個「葉少保」的外號，他敢於任事、直言無忌的性格由此可見一斑。以葉盛的個性，知道龔遂榮投書一事後，當然要上書向景帝上陳這件事。
另一名給事中林聰也不滿高穀、胡濙、王直三人態度軟弱，竟然被王文一言恐嚇，緊跟著葉盛上書，彈劾高穀、胡濙、王直三人「皆股肱大臣，有聞必告，不宜偶語竊議」，要求皇帝降旨切責。
這樣一來，事情就徹底鬧大了，想瞞都瞞不住了。景帝朱祁鈺特地派人來索要龔遂榮的上書，看後大怒道：「龔遂榮何人，敢議朝廷得失！」立即下令逮捕龔遂榮，下獄坐罪。於是，群臣再無人敢多說迎接太上皇禮儀之事。
之後，朱祁鈺派太常少卿許彬到宣府，翰林院侍讀商輅率一轎二馬到居庸關迎太上皇回京。
許彬字道中，寧陽人。自小勤奮好學，被稱為「學痴」，與當地才子王賢齊名。永樂十三年（1415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正統末，累遷太常少卿，兼翰林待詔，提督四夷館。他被景帝朱祁鈺選中，並不是他有什麼特別之處，而正是因為他平庸無奇。
商輅字弘載，淳安人。舉鄉試第一。正統十年（1445年）會試、殿試皆第一，即所謂的「連中三元」。終明一世，三元都是第一的人，只有商輅一人。即便是在整個中國科舉史上，三元第一也是極為罕見的現象。其人儀表美好魁偉，英宗皇帝很喜歡他，曾親自選拔為展書官。
許彬一行在宣府見到了英宗朱祁鎮。一番禮節後，許彬按照英宗的授意，寫了幾篇文章，其中包括罪己詔和祭文。祭文是為了祭奠土木堡陣亡的官軍，寫得悲壯蒼涼，頗有氣勢。最關鍵的是，許彬揣度英宗的心思，在文中隱有為王振開脫之意。雖然王振已成為千夫所指的「國賊」，但英宗對王振的複雜感情，決非一言一語所能說清。許彬巧妙地迎合了上意，因此文極得朱祁鎮歡心。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十五日，又是一箇中秋節，當了整整一年俘虜的英宗朱祁鎮到達北京，一轎二馬悄然進入安定門。路人漠然注視，不知轎內坐的竟是北狩一年的太上皇。
朱祁鎮在安定門換上「法駕」，由安定門到東安門。百官於東安門外迎接，景帝朱祁鈺於東安門下輦迎接，朱祁鎮下轎答禮。兄弟二人噓寒問暖，彼此謙讓了一番。經過了這一形式上的禮節，朱祁鎮「駕入南宮」，正式開始了太上皇的生活。
剛開始，朱祁鎮尚能為終於平安歸來而慶幸。當他看到才二十歲出頭的錢皇后為他哭瞎了一隻眼睛、瘸了一條腿時，感動萬分。但一家人團聚的喜悅很快就被政治上的失意沖淡了，朱祁鎮發現他這個太上皇與囚徒無異，被禁錮在南內，不得出入，完全失去了行動自由。
在中國歷史上，中原王朝君主被少數民族政權俘去，又無條件地被釋放回來，這還是第一次，堪稱明朝外交史上的一大勝利，也是在兵部尚書于謙領導下，明朝軍民堅持抗戰的結果。也先送還英宗後，恢復了與明朝的互市貿易，依舊例派遣貢使。
而對於迎回英宗的大功臣楊善，在論功行賞的問題上，明廷中大起爭議。當時舉朝上下都認為楊善所建是不世奇功，應該封爵，賜丹書鐵券，享受一個臣子所能得到的最高榮耀。但景帝朱祁鈺只命楊善以禮部左侍郎遷左都御史，仍掌鴻臚寺事；校尉袁彬授為錦衣衛試用百戶；哈銘亦授為錦衣衛試用百戶，著改名為楊銘。
如此薄待功臣，私心昭然若揭。顯然，新皇帝並不希望兄長回來，所以，出力營救兄長回來的人自然也不是什麼功臣。
滿朝文武都為楊善和袁彬不平。袁彬與英宗關係親密，事先已經入宮拜見英宗及孫太后，得了英宗親信宦官金英的囑咐和提醒，心中早有準備，所以也不以為意，沒有表現出任何驚訝。
而為迎回英宗已賠上全部家當的楊善則有更進一步的看法，他認為越是賞薄，越是顯得英宗為景帝所忌，越顯得他這件大功的蓋世之奇。他沒有冒昧地改去巴結景帝，而是打算坐等時機，只要等到太子朱見深即位，英宗便成了皇帝的父親，自然能夠重見天日。到那時候，楊家的富貴自然滾滾而來。
可惜事與願違，楊善看到了遠處，卻看不到更高處。明景帝在迎接英宗回朝一事上取得重大勝利後，已領悟到臣民不過是皇權下的螻蟻，匍匐活命，仰望求生，對天子有本能的畏懼，卑賤得不足一提。他既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只要他想做的事，沒有做不成的。於是，廢英宗之子、立己子為太子，便成了迫在眉睫之事。
景泰二年（1451年）七月，明景帝朱祁鈺寵愛的妃子杭妃生下一個兒子，取名朱見濟。此時英宗朱祁鎮雖然被軟禁在南宮，不能踏出宮門一步，形若囚徒，但名義上的太子依舊是英宗的兒子朱見深，朱祁鈺對此自然不甘心。從兒子朱見濟落地的時候開始，他便處心積慮地開始了易立太子的計劃。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臨死前，在遺訓中規定了大明皇位繼承製度：即嫡長繼承製，太子立嫡，無嫡立長。在皇帝無子的情況下，可以兄終弟及。
皇位嫡長子繼承製源於西周時期周公創制，是周公「制禮作樂」的重要內容。它是在君主多妻制的情況下，根據母親身份的貴賤尊卑將王子區分為嫡子和庶子，以確立王位繼承人的資格，並依照先嫡後庶、先長後幼的順序，把王位繼承人的資格限制、壓縮在一個人的範圍之內，來保證國家最高權力在一家一姓內部和平過渡。
嫡長子繼承製的產生在當時有深刻的歷史背景。直接的原因是基於商代的教訓。商代的王位繼承製度以「兄終弟及」為主，但傳弟及盡之後，下面的嗣立者應該是兄之子，還是弟之子呢？理論上應該傳位於兄之子，但往往不是如此，弟都希望能傳給自己的兒子。因此，「兄終弟及」制度在執行中具有很大的含糊性和不確定性。商朝自中丁以後。「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就與「兄終弟及」制度所造成的紊亂有很大關係。相反，「自康丁以下，四世傳子，王室比較安定」。以周公為代表的西周統治者看到了兩種繼承法的不同治亂後果，為了矯正商朝「兄終弟及」繼承製度混亂的弊端，正式創立了嫡長制的繼承製度。
嫡長制確立後，為後代王朝所繼承，延續為「百王不易之制」。秦漢以後，除了秦朝因短命而亡沒有來得及立太子、清朝採取秘密建儲制度外，絕大多數王朝都將嫡長制奉為「萬世上法」。
但嫡長制在執行過程中既有不可克服的困難，也有人為干擾的因素。
首先談不可克服的困難。歷史上許多皇后往往沒有兒子，或者兒子患病早夭，這樣，「立嫡」的首要條件得不到保證。舉例來說，秦漢兩朝共有二十八個皇帝，嫡出者僅三人，東漢皇帝竟無一人嫡出。宋代十八個皇帝中，僅三人嫡出。如此可見，嫡子繼位在歷代皇帝中的比例很小。這樣，在不能立嫡的情況下，只能退而求其次，採取推長而立的原則，即在庶出的皇子中選擇年紀最大的作為繼承人。
其次是人為干擾的因素。皇帝的喜好往往是嫡長制能否實行的重要因素。皇后嫡子即便被立為太子，當皇后年老色衰失寵後，不僅動搖皇后地位，勢必連帶危及太子地位。比如東漢光武帝劉秀由皇后郭氏而移寵陰麗華，郭氏之子太子劉強只有惶恐讓位於陰氏之子劉莊，即後來的漢明帝。唐玄宗王皇后無子，寵妃趙麗妃所生長子李瑛被立為太子。後來，唐玄宗寵愛武惠妃，又想廢除太子李瑛，立武惠妃之子為太子，李瑛太子位因而不保。這都是歷史上著名的事例。
歷史上還常常有各種權貴勢力干預其中，如干政的宦官、外戚后妃集團等，常常出於各自的利益干擾嫡長制的實行。唐朝後期，宦官不僅把持朝政，而且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對皇帝廢立生殺，自然更談不上嚴格實行嫡長子繼承製了。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繼承並嚴格遵守了嫡長制。他最早立馬皇后所生嫡長子朱標為太子，並延請名儒宋濂等人為太子之師，希望能將朱標培養成為一代明主。然而，天有不測風雲，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年僅三十八歲的皇太子朱標英年早逝，史稱「懿文太子」。朱元璋白髮人送黑髮人，傷心之餘，不得不重新考慮皇位的繼承問題。他曾想到了皇四子朱棣，因為朱棣性英武，許多地方都與他自己非常相似。但在朝議論的時候，翰林學士劉三吾提出了反對意見：「如立皇四子燕王，那麼皇二子秦王、皇三子晉王將立於何地？」
劉三吾的理由依舊就是嫡長子制，因為這三個兒子都是嫡出，按照嫡長子原則，應該立皇二子秦王，無論如何都輪不到燕王朱棣。朱元璋覺得有理，不應該亂了禮法，然而，他並不喜歡秦王，於是選立太子朱標的兒子朱允炆為皇太孫。朱允炆是朱標的第二個兒子，他本來還有個哥哥朱雄英，但很早就死去了。也正是因為如此，他才因為嫡長孫的身份被立為皇太孫。
立儲的事情就這樣解決了。但後來又起了變化，皇二子秦王和皇三子晉王先後病死，這樣，皇四子燕王朱棣就成了嫡長子。朱元璋偏愛燕王朱棣，有心想改立朱棣為太子。但群臣紛紛反對，理由是：「皇孫世嫡，富於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
此時，朱元璋已經是一個年過古稀的老頭，年老力衰，已經沒有很多精力，見群臣反對，就此作罷。不料他所喜愛的皇四子朱棣後來還是發動了靖難之役，從侄兒朱允炆手中奪走了皇位。
但朱棣的皇位是奪來的，在皇位繼承的合法性上大打折扣，即使當上了皇帝，仍被傳統士大夫視為篡位，於是他大揮屠刀，以極其暴虐的手段屠戮建文舊臣，以堵住眾人非議的悠悠之口。他後來連年對蒙古用兵，也是希望得到傳國玉璽，表明自己是皇位的合法繼承人。
為了加強正統繼位形象，朱棣還大興土木，修建了大報恩寺和武當山宮觀。大報恩寺名義上為紀念太祖朱元璋和馬皇后，藉以讓人知道，朱棣是明太祖和馬皇后的嫡子，是皇位的正統繼承人。對於實行嫡長子皇位繼承製的明朝來說，這關係到嫡庶問題，進而關係到帝位的合法性問題。而修建武當山宮觀則是朱棣假託天命，宣揚自己得了真武帝君的庇佑。武當金殿中供奉著真武帝君的鎏金銅像，披髮跣足，形象逼真，據傳是按朱棣的相貌和體態鑄造。
朱棣奪取皇位後，立太子一事便提上日程，他亦陷入煩惱。按理來說，朱高熾是嫡長子，以前又是燕王世子，是理所當然的太子人選。但朱棣在這件事上表現出相當的猶豫，他不喜歡朱高熾，更偏愛作戰勇猛的第二子朱高煦。朱高煦對兄長的地位也一直虎視眈眈。朱棣卻沒有違背祖制的勇氣，朱高熾最終還是以長子身份被立為太子，由此亦可見嫡長製作為「萬世上法」的巨大威懾力。
朱高熾即位為仁宗後，立嫡長子朱瞻基為皇太子。朱瞻基即位為宣宗後，朱祁鎮因為是長子，被立為皇太子。朱祁鎮開始還只是庶子的身份，後來母親孫貴妃被立為皇后，也因而成為嫡長子。而英宗朱祁鎮被瓦剌俘虜後，異母弟朱祁鈺登位為景帝，但他既非嫡子，亦非長子，由此成為明朝歷史上第一個以庶子身份即位的皇帝。
明景帝初即帝位時，只是為了形勢和國家的需要，但如果朱祁鈺改立自己的兒子為太子，那將是公然對祖宗制度的破壞。因而，朱祁鈺一開始也不敢公開表露，先是將自己的意思告訴髮妻皇后汪氏。汪氏是北京本地人氏，其父是中城兵馬司指揮汪英，正統十年（1445年）八月冊封為郕王妃。景帝登基後，冊立汪氏為皇后。汪皇后無子，只生有二女。
出乎意料的是，汪皇后對丈夫的提議持反對意見，她認為如果朱祁鈺這樣做，會讓天下人笑話。朱祁鈺不以為然地說：「父死子繼，天經地義，誰會笑話。」
汪皇后反問道：「兄未終而弟及，又是什麼天經地義？」
朱祁鈺大怒，當即拿起桌子上的茶杯向汪皇后砸去。汪皇后倒是閃開了，但帝后不和的矛盾由此悄悄在宮中流傳。這其中，最高興的人當然要數生下兒子的杭妃了。
朱祁鈺立自己兒子的決心已下，但生怕眾大臣反對，便先試探司禮監大宦官金英的態度，問金英道：「太子的生日是七月初二吧？」
七月初二其實是景帝兒子朱見濟的生日。金英也不是不明白朱祁鈺的意思，他曾在危急關頭力主立朱祁鈺為帝，但在立儲這件事上，卻是心向太子朱見深，答道：「太子生日是十一月初二。」
朱祁鈺下面的話就不便說了，只好默然不答。
既然金英不開竅，朱祁鈺便明白地去問心腹宦官王誠、舒良等人的意見。王誠竟然建議朱祁鈺去賄賂大臣，朱祁鈺欣然採納。
景泰三年（1452年）正月初十，景帝朱祁鈺派宦官興安到內閣傳旨，賜給內閣大學士陳循、高穀、江淵、王一寧、蕭鎡、商輅等人銀百兩，金五十兩。這是從所未有的事，明眼人已經看出這是朱祁鈺在為易儲做準備。
然而，朱祁鈺登基之時，曾許諾將來傳帝位於英宗長子朱見深，並立其為太子，當時詔告天下，人所共知。如今朱祁鈺為了私心要改立太子，事關國本，即便是收了皇帝賄賂，明白景帝心意的大臣，也不願意主動迎合上意。興安跑前跑後地忙活，滿朝文武依然無人上奏提出易儲。
這下，朱祁鈺著急了。而千里之外的廣西，此刻正發生一件滅門血案，誰也想不到，這一起殺人案，竟然由此成為改立太子的契機。
廣西思明府的土知府，一直由土官黃家世襲。景泰三年（1452年）正月，土知府黃年老，奏請自己的兒子黃鈞襲位。黃同父異母的庶弟黃任都指揮使，謀奪兄長的世職之位，率領兒子黃震及驍悍數千人，化裝成賊人模樣，半夜殺入土知府，見人就殺，將黃和黃鈞都殺死並肢解。碎屍裝入兩個大缸，埋在後花園。第二天，黃假裝才知道慘案，一面懸賞捕兇，一面上書，請以黃震襲位土知府。
但黃的僕人福童發現了奧秘，跑去向巡撫李棠和總兵武毅告狀。總兵武毅經過查訪，證據確鑿，上奏請求將黃革職查辦。黃驚慌失措，急忙派千戶袁洪到京師行賄，企圖保命。
袁洪經過「高人」指點後，急忙趕回廣西，向黃面授機宜。於是，黃於千里外給景帝上書，要求易儲。疏稱：「往年上皇輕身禦敵，駕陷北塞，敵人進犯都門，幾乎危及社稷，不有皇上，臣民將何歸？今已過二年，皇儲未建。臣以為，人心易搖，多言難定，爭奪之態一萌，則禍亂不息。皇上即循遜讓之美，欲全天敘之倫，恐怕事機叵測，反覆無常。萬一羽翼養成，權勢轉移，委愛子於他人，寄空名于大寶，階除之下，變為寇仇，肘腋之間，自相殘殺，那時則悔之晚矣。乞皇上與親信文武大臣密定大計，以統一中外臣民之心，絕覬覦之望。」
景帝朱祁鈺正愁沒人出頭，看到黃的奏書後大喜，說：「萬里以外，不料有此忠臣。」不但下旨免除了黃的殺兄之罪，還加官都督同知。隨即將黃原書發給禮部，由禮部尚書胡濙主持廷議。
群臣「王直、于謙以下，各相顧眙愕」。戶科都給事中李侃、吏科都給事中林聰，及御史朱英三人率先反對。但于謙、王直、胡濙等重臣都不表態。
宦官興安厲聲喝道：「此事今天一定要決定下來。同意的，請署上名字；不同意的，不必署名，但不可以首鼠兩端。」掏出一張紙，讓群臣署名。
群臣見興安早有準備，事已至此，大都表示贊同，稱「父有天下必傳於子，此三代所以享國長久也」。簽名首先從內閣開始，內閣大學士陳循、高穀等人事先收過景帝的賄賂，內心有愧，簽得都比較乾脆。
下面輪到吏部尚書王直，他面有難色，不肯署名。內閣大學士陳循將筆塞到他手裡，王直最終還是簽了。
下一個便輪到于謙。于謙提起筆的時候，猶豫很久，遲遲不肯下筆，顯見他內心的遲疑和波瀾，但他最終還是緩緩寫上了自己的名字。後面的大臣見素有剛直之名的于謙都簽了，自然也都跟著簽了。
滿朝文武，無論是願意的，還是不願意的，都署上了名字。這次早有預謀的投票表決幾乎是全票通過，只缺一個人的票，吏科都給事中林聰拒絕署名。但林聰也因而付出了代價，他隨後被調為春坊司直郎，雖然春坊司直郎是從六品，比他原來的吏科都給事中還高了一品，但卻是個閒職，典型的明升暗降。
離開大殿時，群臣表情不一，心中更是各有滋味。林聰深深嘆息，不看別人，唯獨望著于謙的背影，無限惋惜。
事後，老臣王直頓足長嘆：「此何等事，吾輩愧死矣。」顯然為在同意改立太子的書上署名懊悔不已。
于謙卻沒有更多的表示，這與他輔佐景帝即位及力抗瓦剌時的堅決果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事後，于謙也只是用寫詩來表達無可奈何的心態：「鬢花斑白帶圍寬，竊祿無功久曠官。岸幘恥為寒士語，調羹不用腐儒酸。逢人只說還家好，垂老方知濟世難。戀戀西湖舊風月，六橋三塔夢中看。」複雜矛盾的心態一覽無遺。
不久後，景帝朱祁鈺正式下詔，立皇子朱見濟為皇太子，改封故太子朱見深為沂王，有詔特赦，宮廷宴賀。群臣也因景帝改立太子成功被加官晉級，拿雙份俸祿。對此，群臣按慣例推辭，唯于謙再三辭讓，顯然不以新立太子為榮耀，這多少引起了朱祁鈺的不滿，他因此逐漸疏遠了于謙，始終未讓于謙進入內閣。
而唯一一個當廷反對的大臣林聰，也遭到了景帝朱祁鈺的報復。林聰字季聰，號見庵，寧德人，正統五年（1440年）進士，史稱「直聲聞天下」，朝野「莫不望其風采」。朱祁鈺改立太子後不久，林聰被誣「專擅選法」，廷議大辟，打入死牢等候處死。
禮部尚書胡濙敬佩林聰的正直，決定救林聰一命，故意稱病在家不出。胡濙是禮部尚書，許多公文都需要他的簽字。景帝朱祁鈺見公務堆積，便派宦官興安問疾。胡濙道：「老臣本無疾，聞欲殺林聰，殊驚悸耳。」
朱祁鈺心願已經達成，不願意與胡濙這等老臣結怨，遂詔釋林聰，但將他貶為國子學正。
除林聰之外，還有一人因為立太子一事而受到景帝報復。朱祁鈺下詔立自己的兒子為太子時，皇后汪氏再三諫阻，義正詞嚴地說：「陛下由監國登基，已算幸遇，千秋萬歲後，應把帝統交還皇侄。何況儲位已定，詔告天下，如何可以輕易更改呢？」
朱祁鈺大怒道：「皇子非你所生，所以你懷妒得很，不令正位青宮。你不聞宣德故例，胡後無出，甘心讓位，前車具在，未知取法，反且多來饒舌。」於是廢除汪氏皇后位，幽禁於冷宮中，另立太子朱見濟生母杭妃為皇后。
被軟禁在南內的太上皇朱祁鎮聽到訊息後，心中百般滋味。他在漠北一年，尚能得到瓦剌上下的禮遇，這其中雖然有也先的政治企圖，但還算是以禮相待。而他的親弟弟不但奪了自己的皇位，將他像罪犯一樣囚禁在南內，還廢了自己兒子的太子位，徹底絕了他的後望。
此時朱祁鎮的處境，不見得比身為瓦剌俘虜時強多少。面對戒備森嚴的高牆禁衛，他常常陷入苦悶的沉思中，到底誰才是真正的敵人？是瓦剌，還是自己的親兄弟？
明成祖朱棣生母是誰的爭論，一直到朱棣奪取皇位後才開始敏感起來，因為明朝實行嫡長子皇位繼承製，朱棣生母的問題即關係到嫡庶問題，進而關係到皇位合法性的問題。按照《太祖實錄》《太宗（即成祖）實錄》以及《明史》等正史的說法，朱棣為明太祖皇后馬氏所生，也就是所謂的嫡子。當時馬皇后所生的長子朱標、次子朱樉、三子朱棡均已經病死，朱棣已經擁有嫡長子的身份，是合法的皇位繼承人。因此，生母是馬皇后無疑可以最大加強朱棣的正統形象，掩飾他從侄子手中奪取皇位的篡權行為，於是朱棣反覆宣稱自己「乃父皇太祖高皇帝親子，母后孝慈高皇后親生，皇太子親弟，黍居眾王之上」。明朝有本《太常寺志》的書，對孝陵（即明太祖朱元璋陵墓）神位的記載如下：「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朱標）、秦愍王（朱樉）、晉恭王（朱棡）。右一位碽妃，生成祖文皇帝（朱棣）。」太常寺是皇家機構，負責管理祭祀禮樂，因此它的記載絕對有權威性。這種說法實際上就表明馬皇后根本就沒有兒子，她的三個養子朱標、朱樉、朱棡實際上是淑妃李氏的兒子，而朱棣的生母實為碽妃。而在享殿中，太祖朱元璋與馬皇后的座位南向，左邊淑妃李氏等坐東向西，只有右邊的碽妃坐西向東。明人尚左，這說明除馬皇后外，碽妃地位高於其他妃嬪，除了因為碽妃是朱棣生母的原因外，實在沒有別的解釋——朱棣為了皇位考慮，在生母問題上大做文章，稱自己是馬皇后嫡出，不敢公開承認地位偏低的生母碽妃，只好把碩妃偷偷地供奉在享殿。這原本是個不可張揚的秘密，《太常寺志》後來也沒有流傳下來，以致明朝文人對這種說法將信將疑，明末清初時，擔任南明弘光朝禮部尚書的錢謙益（事蹟詳見同系列小說《柳如是》）和擔任大理寺左丞的李清（著有《三垣筆記》）利用職務之便，在祭祀孝陵的時候悄悄進入孝陵寢殿，發現神位排列果然如此，朱棣並非馬皇后嫡出已經一目瞭然。而朱棣為了掩飾出身而欲蓋彌彰的行為也更加證實這點，他曾經兩次改修《太祖實錄》，刪減篡改之處甚多，顯然是要將不利於他的證據消除，明人因此有詩寫道：「成祖重所生，嬪德莫敢齊。一見異千聞，《實錄》安可稽？」朱棣能利用權勢刪改一切不利於他奪位的史料，但他左右不了國外的史籍。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高麗末期使臣權近一行曾在北平拜謁朱棣，權近著有《奉使錄》一書，記錄十分詳細，其中說：「到燕臺驛，進見燕府。先詣典儀所。所官入啟，以是日先太后忌日，不受禮。命奉嗣葉鴻伴接到館。七月十五日也。」先太后顯然是指朱棣生母，詩題中明言太后忌日在七月十五日，而馬皇后的忌日在八月初十，二者不合，顯然不是同一個人。這個時候，明太祖朱元璋和太子朱標均在世，因此朱棣沒有必要掩飾，絕對是可信的。
明代軍戶是世襲制，一旦列入軍籍，世代為軍。軍丁一旦逃亡、病故、老疾或被虜，就要按軍籍所造之冊，到該軍丁原籍追捕本身或其親屬，以補足原數。除非皇帝特許，否則不可除去兵籍。衛軍實行屯田制度，邊地軍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軍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每個兵丁授田一份，由官府供應耕牛、農具和種子，並按份徵糧。而土木堡之變後，京軍全軍覆沒。為保衛京師，明朝廷不得不派人四出募兵以應急，由此，明政府開始大規模推行募兵制，募兵漸成為軍隊主力。著名的募兵有抗倭名將戚繼光的「戚家軍」，俞大猷的「俞家軍」等。不過募兵需要養兵，耗費極大，募兵愈眾，國庫日絀。而到了明末，募兵訓練廢弛，戰鬥力轉弱，並不斷髮生大面積逃亡事件，終至無法挽救明朝的滅亡。
郭子興後人郭老舍宣德年間入朝自表身份為歷史真事，明宣宗朱瞻基承認其郭氏後人身份，賜鈔遣還，並授予冠帶奉祀滁陽王。但郭氏一系的出現觸犯了原滁陽王守墓人宥氏的利益（免除賦稅徭役）。明孝宗弘治年間，宥氏上書揭發郭氏並非郭子興後人，並引用太祖皇帝朱元璋關於滁陽王無後的話。明廷遂剝奪郭氏奉祀的資格。
張士誠：原名張九四。元末位於江浙一帶的義軍領袖與地方割據勢力之一。出身貧苦，少有膂力，負氣任俠，靠販賣私鹽起家。後因受不了鹽警欺壓，與其弟張士義、張士德、張士信及李伯升等十八人率鹽丁起兵反元，史稱「十八條扁擔起義」。襲據高郵（今江蘇高郵）後，張士誠自稱誠王，僭號大周，建元天祐。他佔據東南富庶之地，又深得人心，實力雄厚，時有「（陳）友諒最桀，（張）士誠最富」之說。但其人懦弱，野心謀略遠遠不及朱元璋，後被朱元璋俘虜。押解至南京後，張士誠道：「天日照爾，不照我而已。」朱元璋怒而將其斬首，時年四十七歲。朱元璋生平恨及張士誠，當上皇帝后，諸多舉措都是直接針對張士誠，如將十四萬戶江南富民遷徙鳳陽安置（即前面提過的「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故事）；如取民間首富沈萬三（其人事蹟詳見同系列小說《柳如是》）家租簿定額，對江南一帶格外加賦，每畝完糧七鬥五升，僅蘇州便承擔了全國12%的稅賦；又如將張士誠心腹幕僚高啟腰斬（事詳見同系列小說《柳如是》）等，均是恨張士誠在江南極得富豪士人之心。又，朱元璋當皇帝后，為了治國，開始重用文人。有武臣心懷嫉妒，告訴皇帝說，文人好挖苦毀謗，不能相信，還舉了個例子，說是張士誠原名叫張九四，後來當了王爺，請文人給他重新取個好名字，文人就取了士誠，孟子書上說：士，誠小人也。其實那文人暗罵張士誠是小人，張士誠哪裡懂得，給人叫了半輩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憐。朱元璋聽了後，立即去查了《孟子》，果然發現有這句話。以後皇帝疑心變得很重，對文人分外提防，大興文字獄。
明代鹽、茶均是官方壟斷商品，行銷、徵稅由戶部統一管理。私犯鹽、茶是嚴重罪行。明初安慶公主（馬皇后所生）駙馬歐陽倫即因私販茶葉被明太祖朱元璋處死。但由於利潤豐厚，民間有不少鋌而走險者。
有諸多學者認為，被譽為「黔中第一奇蹟」的「紅崖天書」即是建文帝朱允炆手跡。紅崖天書原名紅崖碑，是位於今貴州安順的一處神秘景觀，具體在今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縣城東約十五公里曬甲山半山。山上紅崖北面的一隅數十平方米的峭壁上，有若干形如鐘鼎古籀的符號，似畫如字，大者如鬥，小者如升，非雕非鑿，如篆如隸，佈局蹊蹺，風格古拙。明代嘉靖年間，貴州人邵元善遊覽曬甲山後，寫下《紅崖詩》：「紅崖削立一千丈，刻畫盤旋非一狀。參差時作鐘鼎形，騰擲或成走飛象。諸葛曾為此駐兵，至今銅鼓有遺聲。即看壁上紛奇詭，圖譜渾領尚且盟。」邵元善是當時知名文人，與其兄邵元吉皆文譽一時，紅崖天書由此知名於世。此後，學者紛至沓來，專門對紅崖天書進行考察研究，掀起一次又一次的破譯熱潮。清光緒年間，日本領事得丸作藏及旅行家鳥居龍臧不遠萬里，專程來到曬甲山觀摩。二人後將紅崖天書摹本帶回日本展出，引發強烈震撼，參觀者摩肩接踵，絡繹不絕，「洪都觀經，可雲盛也」。法國學者雷相如與費南海爾等也慕名來到曬甲山，由此成為名噪中外的「紅崖文化」現象。紅崖天書迄今仍是歷史未解之謎，1995年3月18日，貴州安順地區行署懸賞百萬破譯紅崖碑，但並無結果。曬甲山當地自古有許多關於天書的神秘民謠，傳聞解開天書，即可獲取鉅額寶藏。有興趣的讀者，可自去貴州觀摩。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不只是為兒子們取了名字，還制定了後世子孫取名的《二十字定名》規則：「以子孫蕃眾，命名慮有重複，乃於東宮諸王世系，各擬二十字為一世。以某字為命名之首，其下一字，則臨時定議，以為二名，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復擬續增。」即每個兒子都作為一支，每一支擬定二十字輩分，作為一世，以後則週而復始地迴圈，意為傳之永久。如太子朱標一系為：允、文、遵、祖、訓，欽、武、大、君、勝，順、道、宜、逢、吉，師、良、善、用、晟。又如成祖朱棣一系二十字為：高、瞻、祁、見、祐、厚、載、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簡、靜、迪、先、猷。名字中的另一個字則臨時確定，但也不能隨便取，而是要按五行相轉。例如，朱棣這個輩分的都屬木德，他的兒子朱高熾屬火德，孫子朱瞻基屬土德，曾孫朱祁鎮屬金德，玄孫朱見深屬水德。可惜的是，朱元璋為子孫們擬定的二十字只用了一半，剛用到「由」字，他所建立的大明王朝就壽終正寢了。
臨清：今山東臨清，取臨近清河之意。歷史悠久，自古為戰守要地，境內河流縱橫，舉世聞名的京杭大運河從其間穿過。明清時，依靠運河漕運成為江北五大商埠之一，繁榮興盛達五百年之久，有「繁華壓兩京」「富庶甲齊郡」「南有蘇杭，北有臨張」之美譽。2006年，被聯合國地名專家組認定為中國地名文化遺產——千年古縣。
楊俊一生的經歷頗有傳奇色彩，他跟隨父親楊洪在軍中長大，只知道邊將權重，不知道朝中言官厲害。喜寧事件後，楊俊仗著父親楊洪深受朝廷器重，因私人恩怨杖殺了都指揮陶忠。身在京師的楊洪知道後大為恐懼，上奏說兒子輕浮急躁，會誤了邊關大事，要求兒子隨自己在京營中操練。楊洪本意是要保兒子一命，誰知道楊俊剛到京師，言官便上書彈劾楊俊殺都指揮陶忠一事，楊俊被下獄論斬。楊洪想方設法營救。朝廷因用人需要，詔令楊俊跟隨楊洪，戴罪立功。但沒過幾天，楊俊冒領喜寧功一事敗露。楊洪也頗有能耐，上下活動，楊俊僅被追奪官爵，真正的功臣江福獲得別賞。不久後，楊洪病逝，臨死前仍然放心不下兒子楊俊，「請調俊等他鎮」。景泰四年（1453年），楊俊任游擊將軍，奉命送瓦剌使者北歸。到了永寧的時候，楊俊喝醉了酒，都指揮姚貴因小過被杖八十。楊俊還欲殺姚貴，被眾將士勸住。回朝後，姚貴告發了楊俊。宣府參政葉盛也上奏，認為楊俊曾經在獨石敗於瓦剌，是敗軍之將，應當論罪。楊俊自己上書辯護，為了表明自己為朝廷的功勞，還將朝廷所賜敕書封還。哪知道因此又給自己加了一條大罪。言官因此彈劾楊俊跋扈，論罪當斬。剛好這時候楊俊的哥哥楊傑死了，楊母請求放楊俊回家奔喪。因為「楊洪父子兄弟皆佩將印，一門三侯伯。其時稱名將者，推楊氏」，朝廷因此動了惻隱之心，免除了楊俊死罪。不久後，楊俊以次子身份繼承了父親楊洪的爵位，重新光耀起來。但楊俊很有些屢教不改，因此好日子也沒過多久，「家人告俊盜軍儲，再論死，輸贖還爵。久之，又以陰事告俊。免死奪爵，命其子珍襲」。爵位沒有了，丟了官，按理來說，楊俊應該掀不起大浪了。但事情到這裡還沒有結束。土木堡之變後，楊俊負責守永寧、懷來一帶。當時也先打著英宗的招牌四處招搖撞騙，楊俊嚴令將士不得開城門迎接英宗，以免為瓦剌所乘，已經為英宗所記恨。後來英宗歸國，楊俊預料到一山難容二虎，朝中將有禍事發生，並說英宗歸國是禍本。他的預見並沒有錯，只是這預言為他自己帶來了殺身之禍。英宗復辟後，楊俊這些「大逆不道」的話被跟他一向不和的張軏（英國公張輔弟）揭發，一向命大的楊俊這次終於沒逃過一劫，「坐誅」。他兒子楊珍也被剝奪了世襲的爵位，貶到廣西。一直到英宗死、憲宗立，楊珍才被召回，授龍虎衛指揮使。
新昌：今江西宜豐。
蘇武、李陵事蹟參見同系列小說《大漢公主》，楊業（即楊家將中的楊令公）：參見同系列小說《斧聲燭影》《包青天》。
合州：今重慶。南宋理宗時，合州州治位於釣魚城（今四川合川），蒙古大漢蒙哥即死此城下。事見同系列小說《釣魚城》。
大興：今北京大興區。
當時盛傳嬴政是相國呂不韋的兒子。無論嬴政有沒有相信過這種說法，他還是表現出帝王的狠毒和果斷，大權在握後，立即罷了呂不韋的相位，隨即迫之自殺。
此段故事參見同系列小說《大唐遊俠》。
五國城：今黑龍江依蘭縣。
太廟：明代皇帝祭奠祖先的家廟，始建於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佔地二百餘畝。最早太廟只是供奉皇帝先祖的地方，後來皇后和功臣的神位在皇帝的批准下也可以被供奉在太廟。太廟平面呈長方形，共有三重圍牆，由前、中、後三大殿構成三層封閉式庭園。大殿聳立於整個太廟建築群的中心，面闊十一間，進深四間；重簷廡殿頂，三重漢白玉須彌座式臺基，四周圍石護欄；殿內的主要樑棟外包沉香木，別的建築構件均為名貴的金絲楠木。天花板及廊柱皆貼赤金花，製作精細，裝飾豪華。太廟又以古柏著稱，樹齡多高達數百年，千姿百態，蒼勁古拙。辛亥革命以後，太廟一度仍歸清室所有，1924年闢為和平公園，1950年改為現名「勞動人民文化宮」。1988年1月太廟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寧陽：今山東泰安。
淳安：今浙江。
其實商輅並非明朝三元第一人，第一個連中三元的是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進士黃觀，由明太祖朱元璋親自取中。但因其人後來成為建文帝朱允炆心腹大臣，被成祖朱棣怒而除名。
明英宗朱祁鎮之後，明憲宗朱見深和明孝宗朱祐樘都非皇后嫡子，直到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明武宗朱厚照三十一歲時因縱慾過度死亡，生前嬪妃如雲，死後卻無一兒一女。按明朝皇位嫡長繼承製和兄終弟及的原則排列：明武宗無子，上推至明孝宗，明孝宗有二子早死，再上推至明憲宗，明憲宗長、次子早死，三子即明孝宗，已死，四子就是在鍾祥做藩王的朱佑杬，朱佑杬已死，但他有二子，長子已死，次子朱厚熜。因此朱厚熜就成了法理上的皇位繼承人。這真是天上掉下的餡餅，年僅十五歲的朱厚熜就這樣稀裡糊塗地登上了大明皇帝的寶座，改元嘉靖，即明世宗，史稱嘉靖皇帝。明朝皇帝僅有兩次世系轉移，一次是明成祖朱棣以武力奪取了皇位，另一次就是明武宗到明世宗。自明世宗朱厚熜後，明朝再無一個皇帝是嫡長子身份即位，原因都是前任皇帝無嫡子。明熹宗朱由校死後無子，便由弟弟朱由檢（崇禎皇帝）即位，成為明朝歷史上唯一一個「兄終弟及」的例子。明景帝登位時，兄長明英宗還在世，後來皇位又被英宗奪回，所以不算是真正的「兄終弟及」。
一些史料為了美化于謙，將於謙記錄成是當時唯一一個沒有簽名的人。誠然，于謙的赫赫功勞足以掩蓋他曾經彷徨困惑的心態，但作為重要的歷史人物，朝廷重臣，他當時是有能力左右局面的。面對混亂的政局，他所表現出來的態度和作出的選擇，不但對其人生產生重大的影響，還將影響到歷史的走向。十分可惜的是，于謙在皇室問題上一再彷徨，直接給他帶來了殺身之禍。
縱觀明朝的皇位繼承史，公然破壞禮法的只有兩人，一是明成祖朱棣，另一個就是明景帝朱祁鈺。但成祖朱棣奪取皇位時還有更深的歷史背景，當時建文帝朱允炆咄咄逼人，大力削藩，朱棣為情勢所迫，不得已起兵奪取了皇位。更進一步說，當時朱棣的三個兄長都已經去世，他已經有嫡長子身份，他的即位，還不算是對祖制的大破壞。唯獨景帝朱祁鈺，出於私心，廢除了英宗子朱見深的太子位，將破壞朱元璋所制定的皇位繼承製度推向了極致，從而釀成了更大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