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都是挺陳腐挺平庸的道理。《資治通鑑》中有許多權術。最初講權術是不是也從孔子那兒開始講的？
老俠：權術來自戰國時的縱橫術。陰陽學。老子是中國的陰謀設計大師，他為中國政治的陰暗運作提供了根本的遊戲規則。那些縱橫家，哪個君王認他，他就為之服務，今天去齊國，明天去魏國的。實際上，不僅縱橫家，就是孔子也周遊列國，去賣他那套東西，誰認他就賣給誰，就跟現在的「跑官」
一樣。或者說，現在知識分子的幕僚心態從孔子就開始了，他周遊列國無非是去「跑官」，混個一官半職。他說仁義，但當了官也照樣心狠手辣，做了幾天大司寇，就把少正卯給誅了。
當時也有些君王喜歡「養士」，在家裡養一大堆飽學之土，像養一群好馬。從那時起，中國讀書人的宿命已經定了。縱橫家那套遊說技巧，都叫後人繼承了。做人是有奶便是娘，今天投靠那個，明天又投靠這個，什麼信念啦。忠誠啦，全沒有。
今天也如此。
王朔：玩權術的人，我覺得在咱中國永遠不倒也不老。
老俠：《資治通鑑》集古代權術之大全，它就是古代的《厚黑學》。它的可讀性不在於司馬光從史實中抽出的那幾條迂腐的道理，而是中國傳統政治的黑暗，陰謀與暴力，誰黑誰狠誰無恥誰就肯定能滅掉政敵，大權獨攬。真得六親不認，只要是奪權的障礙，愛誰誰，一律滅掉。這種智慧有很大一部分來自老子和法家。老子就是陰謀家，他的道理是由自然本體論到倫理韜晦術再到政治權謀，所謂以柔克剛，以陰克陽，以不變應萬變，無私方能有大私等等……無一不透著智慧的狡黠。二十四史中這樣的東西太多了，韓信受胯下之辱終成偉業就是經典的例子。從學校到家庭，大人們都愛拿韓信的韜晦之術教導晚輩，教人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甚至放棄人的尊嚴。如果你是一個人，一個有尊嚴的人，你怎麼能夠為一時的權直而甘受胯下之辱，用這種方式求將來的飛黃騰達，就等於告訴你想為人上人就要不拿自己當人，人下人就不是人。中國歷史上的太監擅權就是一種制度化的韓信謀略。最後弄成不是宮廷非要閹了誰，而是許多人自我閹割，爭著進宮。我們的史書一提到宦官集團與文官集團之爭，大都把罪惡推到宦官身上，常說中國文化毀於宦官之手。這不公平。第一，宦官是皇權制度的產物；第二，文官集團在道義上也決不比宦官集團高到哪兒去，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宮廷黨爭的殘酷和血腥，不是因為養了一群小人，而是因為這個制度只能靠陰謀和血腥的政治來支撐。宦官整文官狠，文官得勢整起宦官來也決不會有一絲憐憫，甚至比宦官還要狠。這不是某個皇帝或某一集團決定的，而是制度本身決定的。
王朔：那我就覺得中國有的文人也從老祖宗那學來了很多生存的技巧，玩得社會不是個社會，人不是個人。你覺得呢？
老俠：他們確實從陰謀政治學中和人生策略學中，二者加在一起就是厚黑學，他們從厚黑學中學到了一套東西，其核心就是看人下菜碟，看風向說話，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而且通常把自己的目的弄得很高尚似的。
比如王蒙身上這種東西就特別明顯。前些年因他的《堅硬的稀粥》，知識界起了不小的波瀾。有人發文章說王蒙的小說《堅硬的稀粥》是影射總設計師等等，王蒙奮起以法律為武器保衛自己的名譽。權利。政治前途。這很好，我知道後也挺振奮，終於有一個著名作家，不是用打筆仗的方式，而是用法律的方式保護自己，伸張社會正義，為其他知識分子以後受到莫須有的甚至是用心險惡的攻擊時，怎樣既自我保護又維持社會公正做了一個示範。但是突然有一天，王蒙發表了一大批信，其中就有當時新上來的文藝界頭頭瑪拉沁夫給王蒙的信，那時王蒙正如日中天在文化部長位置上。瑪拉沁夫當時已無事可幹，信的內容好像是說他還能幹，請求王蒙給他找個位置，一紂口氣謙卑加決心書式的信，有人把這信叫作「效忠信」。我覺得與效忠無關，也就是中國人慣用的韜晦而已。王蒙發這個信顯然是為了臭瑪拉沁夫，但這是私人信件，在沒有經過寫信者本人的同意或授權下不能公開發表，接信人可以燒掉或儲存起來，但不得公開。這是法律常識。但王蒙不管這套，他以為小人只能以小人的方法來對付，流氓只能還以流氓，他似乎不明白，以流氓對流氓只能是大家一起流氓。這樣可以發洩個人恩怨，但於社會正義、秩序無補。正如以暴易暴的結果還是暴力。我們似乎永遠逃不出這種惡性迴圈。王蒙他就可以這樣，前一會兒他會名正言順地運用法律捍衛自己的權利和社會正義，後一會兒他又會以正義的化身出現，置起碼的法律常識於不顧，用陰招兒、用流氓對流氓的手法對某個有損於他的人進行報復。而且，我以為這不公正是王蒙的做法，也是一大批文人的共同心理。
王蒙的信發表後，許多文人拍手稱快，感到這下讓瑪拉沁夫這個專門整人的老左臉面喪盡，當時受壓抑的一群人借王蒙的小伎倆出了一口惡氣。我就覺得他們對王蒙的做法拍手叫好，特過痛的痛快，這僅僅是個人恩怨的發洩，文壇青紅幫之間的火併，與法治建設、反對極左、民主改革等等社會公益全無關係。有的知識分子從一開始就把公正全拋開了，他們要的只是個人的、幫派的利益。他們連談起碼的社會正義的資格都沒有。如果說王蒙在九十年代初的下臺，走背字帶有點良知的東西，起碼他的命運值得同情，但他這麼一弄，我就看不出他的良知在哪兒，我就會把這種小陰謀的純熟操作和他的背運看成是同一種生存策略的不同表現，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的聰明絕頂卻全無心肝的生存技巧。
王朔：那些信中，好像有一批文壇豪傑，謝昆好像也有一封。
老俠：王蒙是講謀略的，他要臭瑪拉沁夫又不落話把，把他的信混在一大堆信中發出來。說瑪拉沁夫是給文化部長寫「效忠信」，其他人的信也好不到哪去。除了冰心等德高望重的老前輩的信中沒有諂媚之詞，剩下的信幾乎封封都有。比較噁心的是上海的許子東和北大教授謝冕的信。許子東是以中國當代文學三人談知名的，他信中談到王蒙的小說《活動變人形》，說許多人對這小說的解讀都沒有評到點上，他許子東要重評，挖掘其深刻的內涵，反正話說得肉麻極了。謝冕就更過分了。
當時王蒙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詩，挺長的。謝冕是搞詩歌評論起家，是八三年清汙時批判的「三個崛起」的第一崛起。
他好歹不濟是北大教授、博導、中國詩歌理論界的當紅權威呀，搞了那麼多年詩歌，看過的詩一定不少，居然能在信中說：王部長您不但小說寫得好，詩也寫得那麼好之類……這不是胡說八道嗎？任何懂點詩的人看了王蒙的那些詩也不會覺出好來，你一個教授、博導、理論權威怎麼就能恬著臉硬說那是好詩呢？如果那也是好詩，你作為專業的詩歌研究者置中國的詩歌手何地？再從學術榮譽的角度講，你置北大這名牌大學的教授、博導的榮譽於何地？從做人的角度看，你這把歲數了，風風雨雨也經了不少，你又置自己的尊嚴於何地呢？看了這信，你就知道了他作為詩歌理論權威的審美標準是什麼了。不是什麼美學標準、知識標準。學術標準，而是人的地位標準。
權力標準。知名度標準。像許子東。謝冕都是學院派，他們的這種對權力的諂媚是中國知識界一些人的常態。學術變成了權術，權術的背後是做人的技巧、混世的策略，這樣的學院派做的學問，怎麼可能是學術，怎麼可能取信於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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