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魯克先生看來，澤倫斯基夫人接受賴德大學音樂系的教職，完全歸功於作為系主任的他。學院對此則深感幸運：無論是作為教師還是作曲家，澤倫斯基夫人都是赫赫有名的。布魯克先生主動承擔了為她尋找住處的責任——一棟舒適的帶花園的房子，在他自己住的公寓樓的隔壁，去學校也很方便。
澤倫斯基夫人來韋斯特布里奇之前，這裡沒人認識她。布魯克先生曾在一本音樂雜誌上看到過她的照片，他也曾就某件布克斯特胡德手稿的真偽寫信諮詢過她。而且，當她做出加入音樂系的決定之後，他們還就一些具體事宜通過幾封信和電報。她寫的信字跡工整清晰，唯一不尋常的是信裡偶爾會提到一些布魯克先生完全不知道的人和事，諸如「里斯本的黃貓」或「可憐的海因裡希」。對於這些疏忽，布魯克先生把它歸結於她和家人設法逃離歐洲所導致的混淆。
從某種程度上說，布魯克先生算得上是個淡泊的人；多年浸淫莫札特小步舞曲，講解降七和小三和絃給了他一種職業的警覺和耐心。多數情況下，他不喜歡議論別人。他厭惡學術界的客套和各式各樣的委員會。多年前，當音樂系決定召集大家去薩爾茨堡度夏，布魯克先生在最後一刻逃脫了，獨自一人去秘魯旅行了一趟。他自己有些怪癖，也能夠容忍別人的古怪行為。實際上，他覺得那些顯得荒唐的事情更有意思。常常，在面臨沉悶和僵持的場面時，他心裡會感到一陣竊喜，溫和的長臉繃緊了，灰色的眼睛也明亮起來。
秋季開學前的一個禮拜，布魯克先生去韋斯特布里奇火車站接澤倫斯基夫人。他一下子就認出了她。一位個頭很高、身材挺拔的女人，她臉色蒼白，顯得有點憔悴。她的眼底有深色的陰影，額頭那裡參差不齊的黑髮向後梳。她的一雙手大而精緻，不過看上去很髒。她給人的整體感覺是高貴且深奧，這讓布魯克先生遲疑了一下，站在那裡緊張地解開襯衣的袖釦。儘管她的衣著（一條黑長裙和一件破舊的皮夾克）很一般，卻隱約給人一種優雅的感覺。澤倫斯基夫人帶著三個男孩，年齡在六歲到十歲之間，全長著金髮，他們眼神木然，但都很漂亮。還有一位老婦人，後來才知道她是位芬蘭女傭。
這就是他在車站接到的那一夥人。他們僅有的行李是兩大箱子手稿，其餘的隨身物品在斯普林菲爾德車站換車時弄丟了。這樣的事情也在所難免。當布魯克先生把他們全家塞進一輛計程車後，他以為最困難的部分已經過去了，可是澤倫斯基夫人卻突然試圖從他腿上跨過去下車。
「我的天哪，」她說，「我落下了我的——你怎麼說那個？——我的滴答——滴答——滴答……」
「你的手錶？」布魯克先生問道。
「哦，不是！」她激動地說道，「你知道吧，我的滴答——滴答——滴答。」她把食指像鐘擺一樣從一邊晃到另一邊。
「滴答——滴答，」布魯克先生嘴裡說著，兩隻手摁住自己的腦門，閉上了眼睛，「你不會是在說節拍器吧？」
「是的，是的！我想我肯定是在換火車的時候把它弄丟了。」
布魯克先生設法安撫住了她，他甚至豪氣沖天地許諾說他明天就幫她找一個。不過與此同時他不免暗自嘀咕，一個人丟失了那麼多的行李，卻在為一個節拍器而大驚小怪，這未免有點蹊蹺。
澤倫斯基全家搬進了布魯克先生隔壁的那棟房子，表面上看一切都很正常。三個男孩都很文靜。他們的名字分別是西格蒙特、鮑里斯和薩米。他們總待在一起，一個跟著一個排成一路縱隊，領頭的通常是西格蒙特。他們自己說著一種聽上去很急切的家庭世界語，由俄語、法語、芬蘭語、德語和英語混合而成。其他人在場時他們則出奇地安靜。不過並不是澤倫斯基家的人說過或做過的某件事情讓布魯克先生感到不自在，而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比如，和澤倫斯基家的男孩待在同一個房間裡他會下意識地感到不安，最終他意識到引起他不安的是澤倫斯基家的男孩從來不走在地毯上，他們排成一隊繞過地毯，走在光禿禿的地板上，如果一個房間裡鋪了地毯，他們則站在門口不進去。還有一件事，已經搬來好幾個禮拜了，澤倫斯基夫人似乎沒把心思花在佈置房間上，除了一張桌子和幾張床以外，沒再添置其他傢俱。大門白天黑夜都敞開著，沒過多久，這棟房子就呈現出被遺棄多年的老房子的那種詭異荒涼的模樣。
而學院則對澤倫斯基夫人十二分地滿意。她的教學狂熱而執著。如果哪個瑪麗·歐文或伯娜丁·史密斯把史卡拉第顫音彈得不夠清晰，她會勃然大怒。她從學校找來四架鋼琴，安排四個暈頭轉向的學生同時彈奏巴赫的賦格曲。系裡她那一頭格外地喧囂，但澤倫斯基夫人似乎缺根神經，完全不受噪音的影響，如果依靠純粹的意願和努力就能夠理解一個音樂理唸的話，那麼賴德大學沒有人比她做得更好。晚上，澤倫斯基夫人忙著譜寫她的第十二交響曲。她似乎從來不睡覺，不管晚上什麼時間，只要布魯克先生從他客廳視窗向外張望，就能看見她工作室裡亮著的燈。不，不是專業方面的考慮讓布魯克先生變得多疑起來。
直到十月下旬，他才第一次感到肯定有什麼地方不對頭。他和澤倫斯基夫人一起午餐，聽完她對自己一九二八年的一次非洲狩獵之旅的詳細描述，他的心情很不錯。下午晚些時候，她經過他的辦公室，在門口若有所思地停住腳。
布魯克先生從辦公桌上抬起頭，問道：「你有什麼需要嗎？」
「沒有，謝謝你。」澤倫斯基夫人說。她的嗓音低沉、優美，帶點憂鬱，「我只是在想，你還記得那個節拍器吧，你覺得我會不會把它落在那個法國人那裡了？」
「誰？」布魯克先生問。
「呃，和我結過婚的那個法國人。」她回答道。
「法國人。」布魯克先生和顏悅色地說。他試圖想象澤倫斯基夫人的丈夫，可他的大腦拒絕配合。他半自言自語地說：「孩子們的父親。」
「哦，不是，」澤倫斯基夫人毫不猶豫地說，「是薩米的父親。」
布魯克先生腦子裡快速閃過一個預感，他最最深沉的本能警告他不要再說任何東西了。可是，他對次序的尊重以及他的良心迫使他開口問道：「另外兩個孩子的父親是？」
澤倫斯基夫人把一隻手放在後腦勺上，搓揉著自己剪得很短的頭髮，一臉的迷惑，好一陣沒有回答。後來她輕輕說道：「鮑里斯的是一個波蘭人，吹短笛。」
「那西格蒙特呢？」他問道。布魯克先生看了看自己井然有序的辦公桌，上面放著一疊批改過的作業、三支削好的鉛筆和象牙鎮紙。他又抬頭瞟了澤倫斯基夫人一眼，只見她在苦苦思索。她凝視著房間的角落，眉頭緊鎖，下巴從一邊移動到另一邊。最終她說道：「我們是在說西格蒙特的父親嗎？」
「哦，不用了，」布魯克先生說，「沒這個必要。」
澤倫斯基夫人用一種既有尊嚴又很決斷的聲音說道：「他是我的一個同胞。」
布魯克先生真的一點也不在乎誰是誰的父親。他是個沒有偏見的人，就算你結過十七次婚，生了箇中國孩子，都和他無關。但他和澤倫斯基夫人的這段交談卻讓他感到困擾。突然，他明白是怎麼回事了。那幾個男孩看上去一點也不像澤倫斯基夫人，但他們彼此卻非常相像，既然他們有不同的父親，布魯克先生覺得這種相像有點不可思議。
不過澤倫斯基夫人已經結束了這個話題。她拉上皮夾克的拉鏈，轉身離去。
「就是落在那兒了，」她快速地點了點頭，「那個法國人家裡。」
音樂系的人事進展平穩，沒有什麼棘手的尷尬事件需要布魯克先生處理，不像去年發生在豎琴老師身上的事情，她最終和一個修車工私奔了。只有澤倫斯基夫人讓他多少有些擔憂。他搞不清楚他和她的關係哪兒出了問題，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對她的感受會如此混亂。首先，她去過世界上無數的地方，交談中她會牽強附會地新增一些夸誕的地方。她會一連好幾天不開口說一句話，雙手插在夾克口袋裡，臉上掛著沉思冥想的表情在走廊裡徘徊。可突然地，她會揪住布魯克先生不放，發表一通情緒激昂的長篇獨白，眼神魯莽，炯炯發光，說話的聲音熱誠急迫。她的話往往沒頭沒腦，但提到的每一段經歷無一例外都有點怪異，像是被扭曲了。如果她說起帶薩米去理髮，給人的印象就像發生在另一個國度，好像她談論的是在巴格達度過的一個下午。布魯克先生有點摸不著頭腦。
他是很突然地知道了事情的真相。真相的出現讓一切都一目瞭然，至少是讓情況變得明朗了。那天布魯克先生回家較早，在客廳裡生了火。這個傍晚他感覺舒適，心裡很平靜。他只穿著襪子坐在爐火前，身邊小桌子上放著一本威廉·布萊克的詩集，他給自己斟了半杯杏子白蘭地。晚上十點，他在爐火前愜意地打起盹來，腦子裡滿是馬勒朦朦朧朧的樂句和一些飄渺的不完整的想法。處在恍惚狀態的他腦子裡突然冒出四個字：「芬蘭國王」。這幾個字聽起來耳熟，但剛開始他想不起來是從哪兒聽來的，緊接著他一下子就找到了。那天下午他正從校園經過，澤倫斯基夫人叫住了他，又不知所云地胡扯起來。他心不在焉地聽著，腦子裡想著他教的對位課交上來的卡農作業。現在這幾個字，還有當時她抑揚頓挫的聲調，竟在不知不覺中異常清晰地重現在他腦海裡，澤倫斯基夫人是這樣開場的：「一天，我正站在一家法式糕點店門前，芬蘭國王坐著雪橇從那兒經過。」
布萊克先生在椅子裡猛地坐直身體，放下手裡的白蘭地。這個女人是個病態的謊話精。她在課堂外面所說的每一個字幾乎都是假的。如果她工作了一整夜，她會想方設法地告訴你她晚上出去看電影了。如果她在「老客棧」裡吃的中飯，她肯定會說她在家裡和孩子們一起吃的中飯。這個女人就是個病態的謊話精，這解釋了所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