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師們上午要巡查病房；十點多鐘他們簇擁著主任醫師來到我們這裡，在他們之前大約一個半小時，我們的住院醫生到病房來過。那時我們的住院醫生是一位年輕的醫士，他懂業務，和藹可親，囚犯們都很喜歡他，認為他只有一個缺點，就是「太溫順」。確實，他不大愛說話，在我們面前好像還有些靦腆，幾乎會臉紅，只要病人一提出要求，他往往就會按照他們的要求改變伙食定量，看來他甚至會根據病人自己的要求開藥方。不過，他畢竟是一個好青年。應當承認，羅斯有很多醫生都受到普通民眾的愛護和尊敬，而且據我所知，這完全是事實。我知道，人們會覺得我的話是奇談怪論，尤其是考慮到，俄國的普通民眾對醫學和西藥普遍地懷有不信任的情緒。確實，普通民眾即使身患重病，也寧可一連幾年去找巫醫或服用自家的民間草藥（草藥是絕不可輕視的），而不去就醫或住院。這裡有一個與醫學無關的非常重要的情況，即：老百姓普遍地不信任一切帶有官方行政印記的東西；然而除此之外，老百姓還由於各種可怕的事故和傳說而對軍醫院產生了恐懼和偏見，這些傳說往往是荒誕無稽的，但有時也並非空穴來風。不過，老百姓所害怕的主要是軍醫院的德國式的制度，臥病期間周圍的那些陌生人，伙食方面的嚴格規定，關於醫士和醫生們又固執又冷酷以及切割和解剖屍體等等的故事。此外，民眾議論說，治病的都是老爺，因為醫生們畢竟也是老爺啊。但是在對醫生有了更多的接觸和了解以後，這些恐懼很快地就消失了（儘管也有例外，但多數是這樣），在我看來，這直接與我們的醫生、主要是青年醫生的品行有關。他們之中的很多人都能博得民眾的尊敬甚至愛戴。至少我所寫的是我在很多地方屢見不鮮和親身感受到的，而且我沒有理由認為，在其他地方會有太多的不同。當然，在某些角落有受賄的醫生，靠自己的醫院撈取私利，幾乎忽視病人，甚至把醫生的職責置諸腦後。這種情況還是有的；但我說的是大多數，或者不如說，是目前在我們當代醫學中所體現的一種精神、一種潮流。那些放棄自己職責的人，那些羊群中的狼，不管提出什麼理由來為自己辯護，無論怎樣自我辯解，比如歸咎於環境，說環境也腐蝕了他們，他們都總是錯的，特別是因此而泯滅了仁愛之心的話。仁愛、和藹可親、對病人的兄弟般的同情，有時比任何藥物都更有益於病人。我們不該再冷漠地抱怨環境了，說什麼是環境腐蝕了我們。姑且假定，誠然，我們的很多方面受到了環境的腐蝕，但絕非全部，有的狡猾而世故的騙子往往巧妙地以環境的影響來掩飾和辯護自己的弱點乃至卑劣，特別是那些能言善辯、出口成章的騙子。不過我又離題了；我只是想說，普通民眾的不信任和敵視更多的是針對醫院的行政部門，而不是針對醫生。瞭解了醫生實際上是怎樣的人之後，他們很快就會拋棄自己的很多偏見。我國醫院的其他情況至今還有很多方面不能適應民眾的需要，其制度至今還與民眾的習慣不能相容，因而不能充分博得民眾的信賴和尊敬。至少我是根據自己的某些切身的觀感而有了這樣的看法。
我們的住院醫生通常在每個病人的面前都停下來，非常仔細而認真地檢查、問診、規定藥物和劑量。有時他自己也發覺，病人什麼病也沒有；但由於囚犯來這裡是要避開勞役而休息一下，或者是想睡在床墊而不是光鋪板上，而且畢竟是在暖和的房間裡，而不是在潮溼的警衛室，那裡擁擠著一群蒼白瘦弱的受審人（在我們全羅斯，受審人幾乎都是蒼白而瘦弱的——這是一個跡象，說明他們的伙食和心情總是比已判決的犯人更惡劣），於是我們的住院醫生便泰然自若地登記為什麼卡他性寒熱病，讓他留下來，有時甚至讓他躺上一個星期。大家都把所謂的卡他性寒熱病引為笑柄。大家很清楚，這是按照醫生和病人雙方的某種默契而採取的一種公式，表示這是在裝病；囚犯們自己把卡他性寒熱病翻譯成「備用性劇痛症」。有時病人會濫用醫生的好意，不趕他出院他就不走，繼續躺著。這時應該看看我們的住院醫生的表現了：他似乎有些膽怯，似乎不好意思直接對病人說，他的病快好了，還是主動要求出院吧，儘管他完全有權在病歷中寫上痊癒二字，乾脆叫他出院，以免多費口舌、好言相勸。他先是暗示，然後似乎在懇求他：「我說，該出院了吧？你的病差不多已經好了，病房裡很擠的，」等等，等等。直至病人自己感到不好意思，終於主動要求出院。主任醫師雖然也是一位仁慈而正直的人（病員們也很愛戴他），但是比住院醫生要嚴格、果斷得多，有時甚至嚴格得近乎冷酷，我們卻因此而特別尊敬他。他在住院醫生來過之後，在軍醫院的全體醫生的簇擁下來了，也逐一檢查每一個病人，主要是駐足於重病患者身邊，總是會對他們講些善意的、鼓勵的、甚至往往是知心的話語，始終給人留下很好的印象。對患有備用性劇痛症的人也從不排斥，也不把他們趕回去；但如果病人自己太執拗，那就乾脆叫他出院：「怎麼樣啊，老弟，你也躺夠了，休息過了，走吧，該知足了。」執拗的人通常或者是怕幹活的懶漢，尤其是在夏天很忙的時候，或者是預料要受到懲罰的受審人。記得，對一個這樣的人曾採取特別嚴厲甚至殘酷的措施，促使他出院。他是因眼疾住院的：兩眼發紅，患者抱怨有強烈的刺痛感。用斑蝥粉、貼水蛭、向眼睛噴灑一種有刺激性的藥水等辦法為他醫治，但眼疾總也沒有減輕，眼睛還是發紅。漸漸地醫生們都猜到了，他是在裝病：老是有一點炎症，卻並不惡化，也治不好，總是老樣子，這種情況是令人生疑的。囚犯們早已知道，他是在裝假騙人，儘管他本人不肯承認。這是個年輕人，甚至還很漂亮，可就是使大夥兒產生了不愉快的印象：他內向，多疑，面色陰沉，和誰也不說話，皺著眉頭瞅人，躲著大夥兒，好像在懷疑所有的人。我記得，有些人甚至覺得，他是不是會幹出什麼蠢事啊。他是一名士兵，有嚴重的盜竊行為，被人揭發。於是被判處一千棒，被送進囚犯連。為了推遲受刑的時間，正如我曾說過的那樣，有些受審人不惜採取反常的行動：在受刑的前夜拿刀子捅了某個管理人員或自己的一個囚犯兄弟，於是重新受審，從而把懲罰再延後兩個多月，他的目的也就達到了。至於兩個月後他要受到兩倍、三倍的嚴懲，對他來說已經不重要了；只要現在能把可怕的時刻哪怕只推遲幾天，以後怎樣就隨它去了——這些不幸的人們有時竟會沮喪至此。我們有些人已經在竊竊私議，表示要提防他，說不定他會黑夜行兇。不過只是說說而已，甚至床位與他相鄰的那些人也沒有采取任何特別的預防措施。然而人們看見，他在夜晚用抹牆的石灰漿和別的什麼東西擦眼，使眼睛在黎明前又開始發紅。最後主任醫生威脅他要使用埋線引流療法。這頑固的眼疾已遷延日久，而且一切醫治方法都試驗過了，為了挽救視力，醫生們決定採取一種劇烈而痛苦的療法：給病人埋線引流，像對馬一樣。可是這個可憐的傢伙仍然不承認沒病。他的性格多麼頑強啊，或毋寧說他是太怯懦了：要知道，埋線引流雖然不像棒刑那樣，但也是非常疼痛的。要用手抓攏病人脖子後面的皮膚，儘可能抓緊，再拿刀子把抓住的肌肉完全刺穿，從而在整個後腦勺上形成一道又寬又長的傷口，然後把幾乎有一指寬的麻布帶子穿到傷口裡；以後每天在一定的時候扯動傷口裡的那條帶子，彷彿又一次把傷口切開，使它老是化膿而不能癒合。這個可憐的人受盡了可怕的折磨，還是一連幾天頑強地忍受著這種酷刑，最後才願意出院。眼睛一天後就痊癒了。等到脖子上的傷口癒合，他立即回到軍營的禁閉室，第二天還要出去挨那一千棒。
當然，面臨懲罰的時刻是令人沮喪的，沮喪所流露的那種恐懼，我也許會冒失地稱之為膽怯和畏縮。可見，在面臨第二、第三次懲罰的時候，會感到沮喪而但願不要立即執行。不過，我也曾提到過這樣的一些人，他們在背部的第一次棒傷還沒有癒合的時候就主動要求快些出院，以便受完餘下的棒刑而徹底擺脫審訊；而關押在監獄和禁閉室裡受審，當然，對任何人來說都遠不如服苦役。不過，除了性格的差異之外，長期受到打擊和懲罰而積久成習，也對某些人的果敢和無畏起了巨大的作用。多次的捱打居然使他們的精神和脊背都更堅強了，終於對懲罰抱著蔑視的態度，幾乎把懲罰看作一種小麻煩而不再怕它了。我們這裡有一個單人囚室的囚犯，是信仰基督教的卡爾梅克人，名叫亞歷山大，我們這裡都叫他亞歷山德拉，是個怪人，滑頭、勇敢，同時又很和善，他對我說，他是怎樣捱了自己的四千棒的，是笑著用玩笑的口吻講的，但隨即非常嚴肅地發誓說，要不是從幼年、從稚嫩的幼兒時期就開始在鞭子下成長，因而在自己的游牧部落裡，他背上的累累傷疤簡直始終不曾消退過，那麼他無論如何是受不住這四千棒的。他講述時彷彿在感謝這種鞭子下的教育。「不為什麼就打我啊，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有一天傍晚，他坐在我的板鋪上，在燭光下對我說，「不問青紅皂白，隨便找個理由就打我，從我開始記事的那天起，一直打了我十五年，每天都要打好幾回；別人不想打了才住手；對這一切我終於完全習以為常了。」他是怎樣入伍當兵的，我不知道；不記得了；不過，他也許講過吧；他永遠是逃兵和流浪漢。我只記得他講過，當他因為打死長官而被判處四千棒時，他害怕極了。「我知道，對我會嚴加懲處，而且也許不會讓我從木棒下活著離開了，儘管我已習慣於挨鞭子，然而四千棒可不是鬧著玩的呀！何況長官全都被我惹惱了！我知道，確實知道，不會輕易放過我，我死定了：不會放我從棒陣中活著出來了。我起初試著畫十字祈禱，我想，他們或許會寬恕我吧，儘管幾個自己人當時就對我說，這不會有什麼結果，他們是不會寬恕的，可我想：不妨試一試，他們對基督教徒畢竟會多一些憐憫。我確實受過洗禮，在舉行神聖的洗禮時給我起了教名亞歷山大；唉，棒刑照舊，一棒也沒有少打；我簡直氣壞了。我暗自在想：等著吧，我要把你們所有的人都騙得暈頭轉向。您猜怎麼著，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我騙了他們！我很會裝死，不是真的死過去，而是眼看就要斷氣了。我被帶進士兵佇列；捱了一千棒：痛極了，我大聲喊叫；捱過第二個一千棒，唉，我想，末日要到了，我被打得完全喪失了神志，兩腿發軟；我咕咚一聲倒在地上；兩眼死一般地呆滯，臉色發青，氣息全無，嘴角泛著白沫。醫生來了，說：他就要死了。我被抬到軍醫院，馬上就活了過來。後來我又被帶出去兩次，他們可真生氣了，對我懷恨在心，而我又騙了他們兩次；捱了第三個一千棒，我就昏了過去，第四個一千棒開始後，每一棒都如同利刃穿心，每一棒都頂得上三棒，打得可真狠哪！他們都氣瘋了。這惡狠狠的最後一千棒（該死的！……）足足抵得上之前的三千棒，我要是在快結束時還不死（這時只剩下二百棒了），他們就會往死裡打，可我是不會讓他們得逞的：我又詐死，再一次昏了過去；他們又相信了，怎能不信呢，醫生相信嘛，所以最後這二百棒，他們後來拼命地毒打，打得那麼重，有時打兩千棒也不過如此，可是不，別得意，他們是打不死我的，為什麼打不死？仍然是因為我自幼就是在鞭子下長大的。因此我才能活到今天。唉，我挨的打啊，一輩子都在捱打！」他在故事的末尾加了一句，彷彿陷入了憂傷的沉思，彷彿在竭力回憶並計算他捱了多少回打。「不行，」他打破片刻的沉默補充道，「數不清捱了多少打了；怎麼數得清呢！數不勝數啊。」他看了我一眼，笑了，可是笑得那麼和善，使我也不禁報以微笑。「您知道嗎，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直至現在，我要是在夜裡做夢，一定是夢見有人在打我：不會有別的夢。」他的確時常在夜裡喊叫，而且往往叫得聲嘶力竭，於是囚犯們立刻把他推醒：「喂，你嚷什麼呢，鬼東西！」他很健康，個子不高，活潑而開朗，大約有四十五歲了，能和大家和睦相處，不過，他很喜歡偷東西，而且在我們這裡經常因為偷東西而捱打，可是，在我們這裡誰沒有偷過東西呢，又有誰不曾行竊敗露而捱過打？
我再補充一點：所有這些捱過打的人在講到他們怎樣捱打、講到那些毒打他們的人的時候，我總是驚訝於他們是那樣非凡地和善、那樣心平氣和。在這樣的故事中，甚至感覺不到一點憤恨和敵意，我聽了卻立刻就會提心吊膽，心臟劇烈地怦怦直跳。而他們講起來卻往往像孩子似的有說有笑。至於米-茨基，舉例來說，曾對我講過自己受刑的情況；他不是貴族，捱了五百棒。這是我從別人那裡瞭解到的，於是親自去問他，這是不是真的，是怎樣發生的？不知怎麼，他的回答很簡短，彷彿內心有什麼隱痛，竭力不朝我看，臉也漲紅了；片刻後他看了看我，眼裡燃起了仇恨的火焰，氣得嘴唇直哆嗦。我感到，他回首往事，這一頁是無法忘記的。然而我們幾乎所有的人（我不敢保證沒有例外）對這種事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有時想，他們是不可能徹底認錯的，不可能認為受罰是罪有應得，特別是在犯罪的物件不是自己人而是管理人員的時候。其中的大多數人都決不會怪罪自己。我已經說過，即使在罪行是針對自己難友的情況下，我也沒有發現他們會受到良心的譴責。至於針對管理人員的罪行就更不用說了。我有時覺得，在後一種情況下，對問題有其特殊的，可以說是一種實際的或不如說真實的看法。這裡注意到了命運、事態的不可抗拒性，這也並不是深思熟慮的結果，而是一種下意識的信念。比如說，一名囚犯總是傾向於認為，自己在針對管理人員的罪行中是有正當理由的，因而懷疑這一點對他來說是不可思議的，然而實際上他畢竟意識到了，管理人員對他的罪行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因而他是應當受到懲罰的，於是清賬，互不相欠。這是雙方的鬥爭。囚犯知道而且毫不懷疑，自己的親屬、自己的底層民眾的法庭會為他辯護，他也知道，他們永遠不會判他有罪，多半還會徹底地為他辯解，只要他的罪行所針對的不是自家人、不是自己的弟兄、不是自己親如一家的底層民眾。他的良心是安寧的，而良心使他堅強，使他不會受到道德的困擾，而這才是最重要的。他彷彿覺得，有一股力量在支撐著他，因而並不憎恨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而是把它看作一種不可避免的事實，它不是由他開始，也不是由他結束，而且還將長久地繼續存在於這種既有的被動然而頑強的鬥爭之中。哪個士兵是出於私仇而與土耳其人作戰呢；可土耳其人在刺他、砍他、向他射擊啊。不過，並非所有的故事都是那麼冷漠而無動於衷的。例如熱列比亞特尼科夫中尉，人們講起他的故事，甚至會帶點兒憤怒的意味，但不是震怒。我在住院初期就對這位熱列比亞特尼科夫中尉有所瞭解了，不用說，是聽了囚犯們講的故事。後來有一天我也看到了他本人，那時他在我們這裡站崗。此人年近三十，高大肥胖，通紅的雙頰胖嘟嘟的，有一口雪白的牙齒和放肆而響亮的笑聲。從他的臉色就能看得出，這是世界上最沒有顧忌的人。在他被任命為體罰執行官的時候，非常喜歡用木棒懲罰犯人。我急於補充一句，那時我就把熱列比亞特尼科夫中尉看作他那一夥人中的一個怪胎，囚犯們自己也都是這樣看的。除他之外也曾有過勤奮而熱心地忠於職守的執行官，當然這是在從前，在那個並不遙遠的從前，關於那個時期的「傳說還很新鮮，卻令人難以置信」。不過，他們的勤奮和熱心多半是質樸的，並不特別著迷。而這個中尉在執行任務時卻有點像高雅的美食家。他愛好、狂熱地愛好執行的藝術，而且他的愛好完全是為藝術而藝術。他欣賞這種藝術，如同羅馬帝國時期縱情聲色的頹廢的特權階層，為自己想出各種巧妙的花招、反常的行為，想多少能愉快地刺激和振奮一下被油汙矇蔽的心靈。瞧，一名囚犯被帶出來受刑了；熱列比亞特尼科夫是執行官；一看到手持粗木棒計程車兵排成長長的佇列，就會激起他的靈感。他得意地巡視佇列，堅決地一再重申，每個人都要問心無愧地努力執行自己的任務，否則……士兵們都知道，這否則意味著什麼。這時囚犯被帶來了，如果他至今還不瞭解熱列比亞特尼科夫，還沒有得悉他的全部底細，那麼他就會對這個囚犯玩這樣一種花招。（不言而喻，這只是上百個花招之一；中尉的奇思妙想是層出不窮的。）每一個囚犯，當他被脫光衣服，雙手拴在槍托上，然後幾個士官就這樣牽著他穿過整條綠街的時候——每一個囚犯此刻總是按照一般的習慣，開始淚汪汪地哀求執行官從輕懲罰，不要過於嚴厲地加重懲處：「閣下，」不幸的人叫道，「發發慈悲，做一位慈父吧，我要一輩子求上帝保佑您，別毀了我呀，發發善心吧！」熱列比亞特尼科夫往往就是在等著這個呢；他立刻叫停，也帶著動情的樣子開始與囚犯對話：
「我的朋友，」他說，「叫我拿你怎麼辦呢？懲罰你的不是我，是法律啊！」
「閣下，一切都取決於您，您就發發善心吧！」
「你以為我不可憐你？你以為我看著你捱打會高興？要知道，我也是人哪！我是人不是，你說呢？」
「當然啦，閣下，這是不用說的；您是慈父，我們是孩子。做一位慈父吧！」囚犯叫道，心裡已經萌生了希望。
「是呀，我的朋友，你自己想想吧；你是有辨別是非的能力的：我自己也知道，要講人道，對你這樣的罪人也應當抱著寬容和仁慈的態度……」
「您說得太對了，閣下！」
「是的，要有仁慈的態度，不管你犯了什麼罪。可我說了不算，這是法律問題！你想想看！要知道，我是為上帝和祖國效勞；要是我輕忽法律，那就是犯了重罪，這一點你要想一想啊！」
「閣下！」
「唉，也好！為了你，就這麼辦吧！我知道，我這是在犯罪，不過就這麼辦吧……我饒了你這一回，從輕發落。噯，我這樣做要是害了你呢？我現在寬恕你，從輕發落了，你卻希望下次也能這樣，於是又去為非作歹，那咋辦？我是有責任的……」
「閣下！我要告誡所有的人！我這就是在造物主的寶座之前……」
「那好吧，好吧！你向我保證，今後要做個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