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彬說明了來意，王曼卿站起身來，朝他訕笑了一下，道：「噢，到這時想起我來了，偏不給你弄！回家找你那世上最正直、最賢良的老孃去，她不是說眼裡揉不得沙子嗎？你眼裡的沙子是哪來的？」
話雖這麼說，她還是趕緊丟下手裡的木勺，去鉛桶裡淨了淨手。她將同彬拽到了牆邊的一張木凳上坐下，讓他頭靠著牆。然後，她從頭上拔下一枚黑色的髮卡，咬在嘴裡，翻開同彬的眼皮看了看，很快命令他：「別動，看見了。」同彬乖乖地靠在牆上。他能夠感覺到，大太陽光穿過樹蔭熱烘烘地照在身上，帶著一絲青草的香味和薄荷的苦味。
「園子裡真他媽靜吶！我都能聽見蚯蚓在地裡鬆土的聲音。她整個身子都撲在我身上，我當時真以為自己會被她身上的香風燻化了呢。說實話，我是多麼希望她慢一點找到那粒沙子，就算眼睛瞎掉也沒關係。我心裡只有一個念頭，就這麼挨著她，挨著她垂到我鼻尖的胸脯。可事與願違。她翹著蘭花指，用那枚髮卡的圓頭在我眼睛裡輕輕一捋，那粒砂子就已經到了她的指尖上。隨後，她往我眼睛裡‘噗’地吹了一口氣，說了聲‘好了’，就放開了我。
「我閉著眼睛靠在牆上，略微打了個盹。她剛剛向我吹出的那口仙氣，還沒有完全散盡。這時，我聽見曼卿說，雖說砂子已經挑出來了，可我的眼睛紅得跟兔子一樣。她說她房裡有眼藥膏，問我要不要上點藥。我當即表示贊同。
「我跟著她進屋的時候，已經是暈頭暈腦，完全分不清東南西北了。腿不是我的腿。頭不是我的頭。從耀眼的陽光下忽然來到幽暗陰涼的房子裡，我一時有點不太適應，先是一頭撞在了他們家的門框上，接著，又把他們家牆上掛著的一個竹匾碰落在地，匾一直滾到了灑滿陽光的天井裡。我跟著她進了臥房，在黑暗中定了定神，咬了咬牙，心裡下定了一個決心。俗話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我打算豁出性命來犯個大險，幹件蠢事。就是上刀山，下油鍋，死上一百五十八次，也在所不惜。
「趁她在抽屜裡找藥膏的時候，我在她身後攔腰抱住了她。
「你猜猜看，曼卿當時是什麼反應？」
同彬從耳朵上取下一支菸，扔給我，自己又從煙盒裡取出一支，叼在嘴上，笑著賣起了關子。我在到處找火柴時，同彬又接著往下說道：
「她慢慢地轉過身來，手裡沒有眼藥膏，卻捏著一把花剪刀。為什麼說是花剪刀呢？因為兩個半月形的剪刀把上，密密麻麻地纏著藍顏色、綠顏色、黃顏色、紅顏色的玻璃絲。大概是怕剪東西時硌手吧。我問她，拿剪刀幹嗎？她只是把頭拼命地往後仰，咬著嘴唇，像笑不像笑，用極小的聲音對我說：‘我要把你身上的小黃瓜剪下來。’我死死地箍住她腰。她的身體軟塌塌的，脖子裡全是汗。過了一會，她見我不吱聲，突然又笑了一下，說：‘要不，剪舌頭也行。快，把舌頭伸出來！’我就閉上了眼睛，真的把舌頭伸了出來。嗨，你猜她怎麼弄？嗨，她把我的整個一條舌頭，全都裹在了她嘴裡……」
為了證明他所言不虛，同彬把身上的襯衫解開，露出印有「丹絲」字樣的紅背心和白皙的肩膀，讓我去檢視他肩膀上一塊尚未來得及消退的咬痕。據他說，那是曼卿「像餓虎一般亂咬」後留下的齒印。
那天臨走時，同彬對我說了這樣一句話：「現在就是讓我立刻去死，這輩子也值了。」
同彬口中的這場豔遇，我沒有親見。但由於他肩膀上烏青斑的存在，我沒法不相信它是真的——儘管後來小斜眼曾提醒我「有些事，太像真的，反而有點讓人起疑」。
第二天，永勝把這件事當成「絕密新聞」向我兜售的時候，整個事情的過程，與同彬本人的親口講述，細節上已經有了太多的出入。當然，同彬也讓他看了肩膀上的咬痕。
連春琴也聽說了這件事。
她去半塘探訪重病的母親，帶回來半隻醃好的板鴨。她晚上請我去她家吃鴨子燒冬瓜，順便問起了村子裡沸沸揚揚的這則新聞。春琴在灶下悄悄告訴我，這段時間風聲有些緊，再加上德正晚上睡覺老是做惡夢、盜虛汗，他在半年前就與曼卿斷絕了往來，「我曉得，這騷貨早就夾不住了……」
堂哥禮平在聽說了同彬幹出的這件「驚天大事」之後，表面上沒什麼反應，甚至還嘲笑同彬「不過是個人盡可夫的半老徐娘，有什麼可吹的」，可他暗地裡卻踩著同彬的足跡，在唐文寬頻著孩子們做廣播體操的晌午，悄悄地溜進了曼卿的花園。他將自己瞞著母親偷偷積攢下來的二十六塊五毛錢，全部「拍」在王曼卿家的八仙桌上，直接跪在地上，要求曼卿「可憐可憐」他。他的要求遭到了王曼卿拼死的抵抗。她從桌子下抽出一根擀麵杖，劈頭蓋臉地朝禮平打了過來，禮平抵擋不住，只得抱頭鼠竄，落荒而逃，再一次在村子裡留下令人不齒的笑柄。
那天晚上，王曼卿來到了嬸子家，將禮平留下的那筆錢，一分不少地交到了嬸子手裡。她哭哭啼啼地對嬸子說：「他多大？我多大？說句不好聽的話，我要是能生養，兒子如今也和他一般大了唄？這孩子，怎好動我的腦筋？」
就這樣，王曼卿把這些話顛來倒去地說了好幾遍。嬸子看見曼卿遞上來一大沓錢，喜從天降，早已高興得合不攏嘴了。她親熱地摟著王曼卿的肩膀，半真半假、綿裡藏針地安慰曼卿說：
「身正不怕影子斜。嫂子平時是哪樣人，村裡誰人不知？快別和那兔崽子一般見識了。我們家那個小畜生，昨天還穿開襠褲呢，沒成想，如今也知道做這等事了。看他回來我不敲斷他一條腿！」
她把鍋裡新蒸的芋頭送了曼卿兩隻，好說歹說將她哄走了。回到裡屋，嬸子對著正躲在門後偷聽的叔叔道：「她是個什麼貨色！撒泡尿自己照照！這會子又裝什麼貞女烈婦？哎，你可別說，一個不留神，孩子就大了，也知道偷腥了！哈哈！我們也該合計合計，給他說個媳婦了。」
這件事從金花的口中傳出。金花傳給了雪蘭，雪蘭告訴了永勝。永勝在向我轉述的時候，還嘆了一口氣，加上了這樣一條精闢的評論：
「唉，有些人不費吹灰之力就能辦成的事，換了個人，倒貼了許多錢，卻比登天還難。奇了怪了！」
白虎堂
這年夏天，隨著新田出產的第一批大麥運到了公社的糧管所，德正也被臨時叫到縣上，參加為期一個半月的三級幹部培訓班。當他從縣裡回來的時候，已經是公社黨委副書記了。有訊息說，用不了多久，德正將會被提拔為朱方公社的第一書記，以接替在一樁未經查實的腐化案中名譽受損的郝建文。
丈夫的突然升官，反而讓春琴感到憂心忡忡。她說：「我和德正都是窮苦人出身，生來就是吃苦受累的命。壞運氣來了，你會覺得這是你命裡該受的，可好運氣一來，心裡哪兒都不踏實，反而覺得不太吉利。」她又說，郝建文知道德正不識字，卻偏偏讓他去分管公社的宣傳與文教，「明擺著是要出他洋相。」公社給德正準備了辦公室和宿舍。德正偶爾會去公社點個卯，卻從未在朱方鎮住過一宿。到了後來，他連辦公室也很少去。郝建文倒也假裝看不見，聽之任之。
春琴說，自從德正從縣裡回來之後，就成天愁眉不展，有時一連幾天也說不上幾句話。很快，他就得了一種怪病。
如果你認為一個人總是重複夢見同樣的事情，還算不得一種病的話，那麼我必須馬上告訴你，這種看法是十分幼稚的。說實話，差不多三十多年之後，我也不幸染上了同樣的病，品嚐過這種疾病帶給人的那種生不如死的滋味。
德正老喊頭暈，同時，他開始變得疑神疑鬼。他總是疑心背後有人，可轉過身來，卻發現身後什麼都沒有。在夢中也是同樣的情形：只要一閉上眼睛，他就能感覺到，有一個穿紅衣服的小孩躲在他背後，朝他冷笑，窸窸窣窣地跟他說話。公社衛生院的荀大夫讓春琴不必擔心。他說，精神上出現幻覺，不過是身心過於疲憊的一種自然反應。養好了身體，那些症狀就會「自動消失」。可德正吃了他開的十幾副中藥，絲毫不見好轉。春琴說，德正從未有機會見過那個紅衣孩子的臉——不管他用多快的速度轉過身去，那個精靈總是以同樣的速度遁跡於無形。一天深夜，德正大汗淋漓地從夢中醒來，對妻子說了這樣一句話：
「要是我後腦勺上也長著一雙眼睛，那該多好！」
那年春天，春琴的母親去世了。她帶著丈夫去半塘奔喪。等到料理完喪事，夫妻兩人心事重重地回到村頭，已經臨近中午了。他們沿著風渠岸邊的大路走得好好的，德正突然就站在了路當中，一動不動。問他什麼事，德正只說是頭暈。春琴的心猛地往下一墜，一種不祥的預感促使她慢慢地轉過身去。
中午的田野一片空闊。絲棉般的雲朵堆在天邊，河邊剛剛長出新葉的菖蒲在春風中簌簌有聲。除了天上盤旋的一隻鷹隼，周圍什麼人都沒有。只是在很遠的地方（停著一輛水車的池塘邊），有一個從高橋來的撿垃圾的啞巴，身背竹簍，頭戴方巾，在麥壟中踽踽獨行。她那時已經很老了。
像以前那樣，凡是遇到解不開的心事，春琴就去找老福商量。老福說：「不要緊，我疑心他是被我們家的那個孽障給纏住了。當年，臘保被狼吃空了肚腸，是德正把他的屍體給揹回來的。我記得那天他就是穿了一件紅棉襖。我這就去他墳上燒紙。」
一連七天，老福天天都到臘保的墳上喊魂燒紙，也沒見到什麼明顯的效果。
「要說我平常最惱的人，就算是你爹了。」春琴有一次對我說，「他成天跟我娘搗鬼，東算西算，就把我算到你們村來了。不過，現在我總算明白了，這世上的事，皇帝管的，太監管的，各有不同。這世上，還真的少不了你爹這樣的人。要是他現在還活著，興許能看出我們家德正到底得了什麼病。」
她不斷慫恿丈夫，找個算命先生來排排八字，看看陰陽，可每次都遭到了德正嚴厲的呵斥。德正說，等什麼時候有空，他就去一趟鎮江，找他的老上級嚴專員，交交心，談個通宵，「什麼妖魔鬼怪，早就跑得沒影了！」聽他這麼說，春琴只得偷偷地一個人流淚。
因為，嚴政委本人如今也已成了陰間之鬼。
就在半個月前，高定邦從公社開會回來，找到了正在菱塘撈浮萍的春琴，將她叫到沒人的地方，這才壓低了聲音告訴她：嚴政委死了。他們逼他吃了屎。當天晚上，他用一枚雙面刀片割斷了自己的喉管，死在了四牌樓臭氣熏天的公共廁所裡。他特意囑咐春琴，暫時不要將這事告訴德正，等他病好了再說。
德正身上的這個怪病，並未發作太長時間。到了這年深秋，在一場突如其來的滂沱大雨中，村子裡發生了一樁極其詭異的事。這件事為德正的政治生涯畫上句號，卻也導致了一個誰都意想不到的後果：德正的怪病，一夜之間霍然了。
不過，在講述這件事之前，我還要提及另一個「插曲」——簡單地來說，那是我做過的一個夢。如果你有足夠的耐心，並稍加思考，你不難發現，這個插曲與後來發生的轟動一時的大事之間，是有聯絡的。
春琴關於我父親的那段議論，我聽了以後十分難過，這倒不是因為她言語中對我父親有所不敬，而是緣於我對父親不可救藥的忘卻。我得承認，我的確有很長時間，想不起世上曾經有過這樣一位算命先生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裡，把父親當年和我在朱方鎮照相館裡拍攝的唯一一張小照，從抽屜裡翻了出來。父親的頭歪向一側，緊緊地抵住我的腦袋，臉上掛著很不真實的微笑。事隔這麼多年之後，我才終於看出，他那破碎而悽惻的笑容，暗藏著多少對我的寵愛和擔憂！我第一次意識到，在他帶我去拍小照的時候，實際上已經做好了自殺的準備。他大概是希望我日後想起他來，不至於空無憑據，就特地拍了這張小照，留給我做個念想。它被夾在了一本名為《梵天廬叢錄》的舊書中。可自打他去世之後，我居然一次也沒有端詳過這張相片。我看著那張二寸見方的黑白小照，懷著對父親的愧疚和思念，一個人哭了半天。誰能想到，到了後半夜，我就在床上做起夢來了。
我夢見父親嘴裡咬著一根火柴棍，頭髮溼漉漉地貼在前額上，坐在灶臺邊的木凳上，看著我抿嘴而笑。似乎在說：「小夥子，近來過得如何？」我幾乎不假思索地將德正伯伯生了怪病的事，跟他說了一遍，問他有沒有什麼解救之法。我還假惺惺地向父親賭咒說，每當我想他想得不得了的時候，就把那張相片拿出來看一看。父親想了想，說：「沒關係的。讓春琴不要著急。唐文寬家的宴席已經準備得差不多了。他的病會好的。」說完身影一閃，就不見了。
我從床上醒過來，窗戶紙上已經透出一派灰濛濛的魚肚白。我怎麼也想不出，德正的病與唐文寬家的宴席有什麼關聯，心裡猶豫著，第二天要不要把這個夢告訴春琴，想著想著，不覺中又睡了過去。
這天中午，德正在大隊部接待一位來自公社的文教助理。看見唐文寬在門外探頭探腦地張望，德正就轉過身來，問他有什麼事。文寬眯眯一笑，說：「瞎轉，瞎轉，你忙，你忙。」隨後就走開了。可是等到公社的文教助理從大隊部離開，只剩下德正一人的時候，唐文寬卻不知從哪裡又鑽了出來。德正招呼他坐下，還給他沏了一杯茶。文寬向德正談起了學校裡的事。他提到，前年從合肥來的三個知青中，有一個名叫付瑞香的女青年，讀過高中，數學好，能歌善舞，還會拉手風琴，「我一直在琢磨，能不能請她來學校教書？」
德正立刻就同意了。他讓文寬直接去新田的知青點找小付談。如果她本人同意的話，明天就可以到學校上課。
文寬說完了學校的事，沒有要走的意思，卻又扭扭捏捏不說話，似乎有什麼難言之隱。德正在送他出門時，文寬這才四下裡張望了一眼，乾笑了兩聲，說，今天晚上，他特地在家中備下了幾樣酒菜，請德正賞光。他有一件「頂要緊、頂要緊」的事，要向趙書記彙報。
德正也沒多想，一口應承下來。
等到他回到家中，說到唐文寬請客的事，春琴鼻子裡哼哼了兩聲，把手裡端著的一碗豆腐，往桌上重重一放，怒道：「那老菩薩，與你非親非故，從無往來，請你喝個什麼酒！人家老婆被你弄了這麼多年，心裡不懷恨，還要巴巴地備酒來謝你？那唐文寬晚上睡在學校裡，誰人不知？你這麼三不知摸到人家門上去，成個什麼樣子？莫不是與那大屁股的風騷娘們又死灰復燃了吧？你這會子怎麼也不頭暈了？我勸你省省心，少跟我編瞎話。就算她王曼卿是金枝玉葉，被你攏這麼多年了，生地也犁成了熟地，生面也叫你揉成了熟面，恩恩愛愛的話也說破了嘴，還有什麼丟不開的？姓趙的，你若是把我逼急了，信不信我提把菜刀，殺上門去，大家魚死網破，都圖個清靜！」
說完，伏在桌上，嚶嚶地哭了起來。
德正只好趕緊賠笑，安慰她道：「文寬說，有一件頂要緊頂要緊的事，晚上要和我商量。老菩薩這個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向來神神鬼鬼的，我也不知他為何要請我。既然你這等疑心，晚上不去也罷。你下午有空去一趟學校，告訴他，我夜上有事，去不了，別讓人家空等。有什麼話，讓他明天一早，到大隊部來談。」
聽丈夫說得有鼻子有眼，春琴冷靜下來一想，反倒覺得自己過於多心。她轉身去房裡勻了勻臉，回到桌邊，剛坐下，就看見兒子龍冬跌跌滾滾地從門外跑了回來。三人圍桌吃飯，都不說話。因見丈夫討好似的往自己的碗裡夾菜，春琴忽然停下筷子，輕聲道：「也不知這尊菩薩燒的是哪炷香。上回他做出那等沒出息的事來，要不是你出面替他兜下來，他這會子還在大牢裡蹲著呢！既然他有事叫你去商量，你就去唄。只有一樣，少喝酒，少說話，夜上早點來家。」
龍冬聽見春琴提到他們學校的唐先生，就抬起頭來，翻著白眼，吃驚地看著他娘。春琴拿筷子在他頭上敲了一下，「大人說話，小孩子別豎起耳朵聽，好好吃你的飯。」隨後，她又對德正笑道：
「你晚上去喝酒，別忘了替我在他們家園子裡摘一點天竺葉帶回來。過兩天，半塘的姨奶奶要做壽，我要給她做壽桃。」
德正說：「你要天竺葉，隨時去他們家園子裡揪一點罷了，這等費事！」
春琴即刻把臉一沉，冷笑道：「他家的門檻，千人跨，萬人踏。你能去，我卻不能去。」
兩人你一句我一句，說著閒話。吃完了飯，德正就去裡屋睡中覺了。龍冬爬到一張方凳上，抓過灶臺上的一把彈弓，仍回學校去了。
春琴在灶下洗碗，忽聽見銀娣在院子裡叫她。
銀娣說，隊裡派她下午去供銷社買蘿蔔籽，問春琴想不想一起去。春琴二話不說，解開腰上的圍裙，往灶上一扔，正要走，聽見德正在裡屋的床上叫了句「帶傘」，就抬頭看了看天。可不，一陣陰，一陣晴，雲趕著雲，像是要變天的樣子。她順手從門後抓過一把油布傘，來到院中，摟著銀娣，兩人有說有笑地往朱方鎮去了。
那天傍晚，趙德正等了半天，也不見龍冬從學校回來。他換了一件乾淨褂子，正想出門，看見很少來家的梅芳站在了院子裡。她是追著雨腳來的。那會兒，天空狂風大作，電閃雷鳴，天低雲暗，黃葉紛飛。已有豆大的雨點撲撲簌簌地砸在院子的塵灰上。梅芳一邊飛快地把晾在鉛絲繩上的衣服收下來，遞給德正，一邊沒頭沒腦地責問他，為什麼魏家墩、觀前村都通了電，家家戶戶都用上了電燈，「我們村怎麼一點動靜都沒有？」
還是像過去那樣，梅芳說話陰陽怪氣的，不冷不熱。她稱德正為趙主任，害得德正也只好叫她梅副主任。德正問她要不要進屋去喝杯茶。梅芳一擺手，硬邦邦地回了句「不必」。德正給她解釋裝電燈的事，梅芳打斷了他的話，又問他知不知道窯頭趙村丁寡婦喝農藥自殺的事。她還說了一句半文不白的老話：「疾風暴雨，不入寡婦之門。」
德正說，丁寡婦自殺的事，大隊昨天專門開過會了，處理意見已經上報給公社，「哎，你這不是明知故問嗎？昨天開會，你不是也在嘛！」
梅芳幫他把兩隻老母雞趕入雞窩，插上雞窩門，又道：「這天黑得像鍋底，雨要是落下來，一定小不了。」
趙德正見梅芳東一榔頭，西一棒子，說的話全不著調，就抬腕看了看新買的手錶，笑道：「不瞞你說，我這會正要出門呢。梅副主任，要是沒什麼別的事的話……」
這時，梅芳猛然轉過身來，盯著德正的臉，端詳了半天，腳底的鞋子不住地踢著地上的一塊碎磚，也沒問他去哪裡，只是壓低了聲音，似笑非笑地對德正說：
「要是換成我是你，今天晚上我哪兒都不去。躺在自己家的床上，聽著雨聲，美美睡一覺，多好！」
德正急於將梅芳打發走，只得對她笑道：「老菩薩唐文寬要請我喝酒，還有要緊的事跟我談，這不，時間早過了。」
梅芳揚起臉，笑了笑，用德正從未聽到過的溫柔語調，幽幽地說了一句：「你就不怕誤入了白虎節堂，中了別人的拖刀之計？」
話既然已經說到了這個份上，以我之見，德正應當可以準確地判斷出梅芳突然來訪的真正目的。她在這樣一個節骨眼上來到德正的家中，並不是為了在暴雨之前幫他收衣服、關雞窩門，而是為了向他傳遞一個重要的訊息。我認為，德正後來之所以對梅芳露骨的警告置之不理，仍然固執地去唐文寬家喝酒，並不像春琴後來所分析的那樣，「這個不知香臭的木魚腦袋，根本聽不懂人家的話外之音」，原因只有一個，德正天生的驕傲不允許他這麼做。也許，他壓根就不相信，在儒裡趙村，還有哪個人膽敢動他一根汗毛。不要說設計加害，就連別人對他動了加害的念頭，德正也是絕對不能忍受的。既然，他已有很長時間被躲在身後的那個精靈折磨得睡不成覺，如今，終於等來了一個機會，可以看清這個精靈的真正面目，德正當然不願錯過。
我的上述看法，後來得到了趙錫光先生的首肯。我從集市上買了十個雞蛋，到先生家探病，馮師孃想聽聽我對德正遭難一事的看法，我就坦率地說了我的觀點。趙先生眼窩深陷，面色萎黃，在床上對我頻頻頷首，並朝我豎了豎大拇指。
那天晚上，趙德正剛剛跨進唐文寬家的門，就被門後躲著的兩個人「像殺豬一樣」掀翻在地，腦袋上隨即重重地捱了一棒槌。等他清醒過來，已經被人剝得一絲不掛，綁得結結實實，扔在了文寬家的天井裡。
天井裡站著五個人。
他只認得其中的一個，那就是公社武裝部的部長曹慶虎。此人留著絡腮鬍子，下巴上有一顆黃豆大的痦子。德正問他為什麼要綁得這麼緊，麻繩都勒到肉裡去了，疼！曹慶虎身穿黑雨衣，一隻腳踏在板凳上，對德正微微一笑，說了一句順口溜：
「綁虎不牢，反被虎咬。」
德正又問他（他客氣地稱對方為小曹），能不能給他穿上衣服，並解釋說，他倒不是怕丟人。如今入了秋，雨淋到身上，透心涼。
曹慶虎冷笑著反問他：「你見過哪隻老虎穿著衣裳？」
德正道：「好傢伙！公社武裝部直接下來拿人，也算是看得起我了。能不能勞煩你告訴我一聲，我犯了什麼法？」
曹慶虎決定不再搭理他。他一晃腦袋，一個手下不知從哪找來了王曼卿的一雙紅色的棉襪。曹慶虎將紅襪團成一個球，塞在了他的嘴裡。
隨後，他被關進了文寬家的羊圈裡。
在德正被捉的同時，春琴和銀娣正在嚴村的牛棚裡躲雨。風大得撐不住傘，銀娣的鞋也掉了一隻。兩人哆哆嗦嗦地擠在一起，看著滿天劃出的閃電，竟然還有心思開玩笑，春琴說：「我們家德正，這會應該喝完了酒，回到家裡了吧。別的我不擔心，就怕冬瓜沒人管。」銀娣捏了她一把，笑道：「早著呢！等喝完了酒，怎麼也得替人家老婆插上兩竿子。要不然，人家這錢不是白花了嗎？」
兩個人在後半夜才回到村中。春琴點上燈，看見龍冬衣服都沒脫，歪在床邊睡了。德正還沒回來。一想到銀娣的那句玩笑話，她的氣就不打一處來。她已經在床上躺了一會了（滿腦子都是王曼卿那一身白肉），又一骨碌從床上爬起來，心裡實在氣不過，就冒雨走到院子裡，上了兩道門栓。
武裝部的人沒有連夜將趙德正押解回公社，瓢潑大雨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在天光大亮時，押著趙德正（五花大綁，一絲不掛，嘴裡還咬著曼卿的紅襪子），在村裡走上一圈，讓全村的男女老幼開開眼，也許才是他們真正的意圖所在。當趙德正脖子上掛著一個「強姦犯」的牌子，被人從唐文寬家中推出來的時候，門前黑壓壓的人群中，有一半都齊刷刷地轉過臉去。只有小武松家的雪蘭，愣頭愣腦地盯著德正看。她奶奶剛把她的腦袋扭過去，雪蘭又掙扎著回過頭來張望，最後，老太太只得給了她一巴掌，把她拽回家去了。
這夥人押著德正，沿著燕塘河岸，走到了老福家門口。老福眼裡噙著淚，手裡拿著一件她丈夫過世時留下的舊褂子，要替德正披上遮羞，還說了一句不該說的話：
「天底下哪有這樣的王法？就是國民黨抓人，也沒見過剝人家衣裳的。」
曹慶虎喝道：「老人家，單憑你這句話，關你幾年大牢，一點都不冤枉。我念你這麼大歲數，就不來和你計較了。如若再不滾開，我連你一塊抓到公社去。」
紅頭聾子一看不是事，趕緊奔過來，摟著老福的肩膀，硬是把她拉走了。幾個人押著趙德正，推推搡搡來到村頭，向南拐了個彎，走上了風渠岸邊寬闊的大道。他們不得不在大路當中停了下來，因為那裡早早地就站定了一個人。
此人正是春琴。
春琴張開雙手，攔在大路中間。那夥人往左邊走，她就攔左邊，往右邊去，春琴就移向右邊。他們很快就失去了耐心。一個大胖子往前趕了幾步，一腳就把春琴踹倒在路當中的一片水窪裡。春琴從泥水中爬起來，渾身都是泥漿，也不哭，也不說話，又趕到那夥人前面，再次張開雙手。
這一次，曹慶虎打算親自動手。
他惱羞成怒地走到春琴跟前，一伸手就鎖住了她的咽喉。隨後，微微側轉身，右腿向前跨出，輕輕一推，春琴仰面便倒。這一回，春琴沒能從水窪中爬起來。大胖子的一隻腳，死死地踩住了她的臉，用力地向下碾壓。春琴雙手撲打著泥水，腰一次次徒勞無益地聳起來，像一張彎弓。可任憑她怎樣掙扎，就是翻不過身來。村裡人聚集在池塘邊，一時都看呆了，連大氣都不敢出。
銀娣實在看不下去了。她隨手抄起一根扁擔，正要往前衝，卻被龍英和新珍緊緊地抱住，動彈不得。這時，白髮蒼蒼的馬老大，在人群中突然高喊了一句：
「村裡的男人都死絕了嗎？」
經她這一喊，四下裡忽然鴉雀無聲。
眾人都紛紛轉過身來，把目光投向了紅頭聾子家的豬圈。村子裡的男人差不多都在那裡呢。有的蹲在地上，有的坐在磨盤上，都眼巴巴地望著高定邦，等他做出最後的決定。
高定邦那天正在打擺子發燒。他倚在豬圈的泥牆上，雖說是裹著軍大衣，還是忍不住渾身篩糠，抖個不停。他一直默默地注視著風渠岸那邊的動靜。小武松潘乾貴第三次催問他「趕緊說句話，幹還是不幹？再遲，人就叫他們打死了。」定邦哆嗦了半天，仍然一動不動，從牙縫裡輕輕說一個字來：
「煙。」
朱虎平趕緊給他遞上一支菸去。
高定邦抖抖索索地點了火，猛吸了幾口，這才對身邊站著的小木匠道：「奇怪呀，寶明。公社武裝部直接到我們村來抓人，還設了這麼大一個局，怎麼一點風聲都沒透？要不是村裡有人做內應，這事怎麼辦得成？」
朱虎平插話道：「這容易！除了日屄的老菩薩、妖精王曼卿，還有躺在床上等死的趙錫光，村裡的男女老少都在塘邊站著呢！你把人數點一點，誰不在場，誰他媽的就是內應！當年他抄我的家，搞突然襲擊，用的是同樣的手法！」
聽虎平這麼一說，高定邦就抖得更厲害了。
等到定邦把手上的那支菸抽完，把嘴裡的一縷菸絲吐出來，就轉過身來，對小武松吩咐道：
「既然要動手，就得打出我們儒裡趙村的威風來！你們先替我收拾那個絡腮鬍子曹慶虎。看見沒有，那小子狂得沒邊啊！欺負一個女人，算他孃的什麼本事？得讓他長長記性。要打得這狗日的，將來經過我們村得繞著道走路。去吧！不要縮手縮腳。打死人我去償命，天塌下來我一人頂著。」
小武松和朱虎平、柏生他們幾個正要走，定邦又把他們叫住了「他們是五個人，我們也上五個。別讓人家笑話咱們以多欺少。」
說完了這句話，他把軍大衣裹了裹，扶著牆，回家睡覺去了。
期待中激動人心的五五對決，其實一點都不刺激。當天晚上，同彬從繅絲廠回到村裡，讓我們把這場鬥毆的全過程，從頭到尾跟他說說。永勝說：「也沒看見他們怎麼打。一眨眼的工夫，武裝部的那幾個慫包，就東一個，西一個，躺在風渠岸的地上，不能動了。簡直沒勁透了。」
快到中午的時候，受傷較輕的兩個人，一瘸一拐地來到了村裡，說是要借大隊部的電話向公社反映情況，可大隊部的門早就被人上了鎖。他們又到了紅頭聾子家，要卸他們家門板做擔架。據說，曹慶虎斷了幾根肋骨，要趕緊送公社的衛生院搶救。紅頭聾子手裡拿著一把大竹刀，站在院門口，對那兩人道：「誰敢動我的門，我就要他的命！」
最後，那兩個人只得去了唐文寬家，卸下一扇門板，抬著滿臉是血的曹慶虎，往朱方鎮方向去了。
高定邦將德正藏在了便通庵的養豬場裡。他擔心武裝部再來抓人，還在村頭安排了專人做眼線，日夜盯守。白天是銀娣和新珍，她們裝著割草，在村頭轉悠；晚上則是寶明和小武松，牽著一條狗，在紅頭聾子家通宵打牌。一有風吹草動，他們打算讓趙德正從野田裡過江，去江北藏身。
定邦的擔心是多餘的。大約四五天之後，公社派了兩個幹部來調查情況。他們找了十幾個村民去大隊部開會。問起那五個人的名字，誰帶的頭，誰先動的手，村裡人都說沒看見。馬老大更是一口咬定，那天剛下過雨，「曹部長腳底一打滑，自己摔了個狗吃屎。可憐！硬生生地把肋骨給摔斷了，怨不得別人。」
那兩個人由高定邦陪著，喝了兩頓酒，笑眯眯地回公社彙報去了。此事最終不了了之。到了第二年春上，公社宣佈了對趙德正的處理決定：除保留黨籍之外，所有官職一擼到底。他的罪名，已從「強姦」變成了「搞腐化」和「擅自剋扣公糧」。
高定邦被任命為大隊書記兼革委會主任。會計高定國升任公社武裝部部長，接替在縣醫院養傷的曹慶虎。在公開場合，高家兄弟彼此之間主任、部長叫得挺親熱，一旦回到家中，兩人怒目相向，互不搭話。
梅芳還當她的副主任，夾在丈夫和大伯當中，在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裡，處境十分尷尬。
親事
德正去職之後，燕還舊窠，仍回祠堂，當了一名倉庫保管員。從春琴口中「定邦這個人還算有良心」這句話來判斷，她對德正最後的安排也是滿意的。畢竟，他用不著跟社員們一塊下地，工分按甲等勞動力計算，倒也樂得自在。德正原本就是從祠堂裡走出來的，如今輾轉幾十年，又回到了兒時熟悉的環境中。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好比做了一個夢」。
夏天時，德正常常手執釣竿，在燕塘的樹蔭下釣魚。到了冬天，他就坐在池塘門口曬太陽，順便幫鄰居照看一下曬在那裡的稻麥和黃豆。那個時常躲在他背後的紅衣精靈，終於不在他的夢中出現。
「我看他的病，是被嚇好的。」春琴說，「被人押著，一絲不掛地在村裡丟人現眼，老趙家祖宗八代的臉都叫他丟盡了。倒也好，吃這一嚇，那塊心病也跑得無影無蹤了。」
在德正抱怨自己「骨頭閒得發了黴」的同時，他衰老的速度也十分驚人。剛剛五十出頭，兩鬢的頭髮差不多全白了。臉頰上核桃般的溝壑裡，佈滿了大大小小的「老人斑」。德正比春琴大了整整二十六歲。成親之後，也許是不好意思直呼其名，春琴一直叫他「喂」；有了龍冬之後，春琴跟著兒子叫他「爸爸」；到了後來，乾脆就稱他為「老爺爺」了。
定邦上任後的第二天，就把唐文寬從學校裡趕了出去。村裡有人議論說，定邦將老菩薩清理出教師隊伍，是在替趙德正的蒙冤報仇，這其實是個誤會。在村子裡的男人與王曼卿的複雜關係中，高定邦開始得有點晚，但卻是堅持得最久的一位。在趙德正被抓的第二天晚上，高定邦高燒還沒退，就獨自一人急急忙忙地到了王曼卿家「調查情況」。平時流裡流氣的小斜眼，這回倒說出一句精妙的話來，在村子裡流傳了很久：
「高定邦不僅繼承了趙德正的官職，也把王曼卿順便繼承下來了。」
定邦決定立刻開除唐文寬，其實另有原因。他接到了縣公安局發來的一份有關唐文寬歷史問題的正式公函。據親眼看到過這份公函的趙寶亮回憶說，其實，唐文寬原本不叫唐文寬，而叫盧家昆，祖籍鹽城。他父親盧祖棠是當地赫赫有名的綢布商人，一直寄寓上海。趙寶亮說：
「他好像早年在北平上過大學。不知怎麼的，大學上得好好的，又去投了軍。先是去了緬甸。他的胳膊就是在那裡被日本人的飛機炸掉的。後來，他的部隊長年駐紮在懷化。湖南的懷化。再後來，又忽然想起要去上海找尋他的一個同父異母的哥哥。他哥哥也是行伍中人，居什麼官，我也弄不清。他化裝成了一個桐油商人，來到了鎮江。不過，這鬼東西與我們村非親非故，怎麼會想得出到這裡來藏身？」
唐文寬的身世和經歷，趙寶亮說得顛三倒四、漫不經心。不過，對唐文寬與知青小付辦理交接手續時發生的一件小事，寶亮卻說得十分詳盡。
那天下午，唐文寬將辦公室的抽屜清理乾淨，又從口袋裡摸出一串鑰匙，交給了扎著羊角辮的小付。本來，辦完交接，他就該走了。可是，唐文寬卻靠在桌邊，直勾勾地盯著小付看，直到她捏弄著衣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隨後，唐文寬衝著小付奇怪地笑了一下，說出了一長串誰也聽不懂的怪話。
在我兒時的記憶中，對著孩子說怪話，一直是唐文寬讓他們大笑不止的法寶。可是，這一次，有點不一樣。一聽到他說怪話，知青小付的臉頓時白得像一張紙，張開的嘴，就再也合不攏了。等到唐文寬的腳步聲在走廊裡已經聽不見了，小付仍然驚魂未定，若有所思。趙寶亮上前輕輕地在她背上拍了一下，又推了推她的胳膊，笑著問她，唐文寬剛才跟她到底說了什麼？「莫非他的怪話，你能聽得懂？」
小付這才轉過身來，對寶亮道：「他說的不是什麼怪話，而是標準的英文。比教我英文的表舅說得還要流利。如果把那段話翻譯過來，它的意思大致是說：一年當中，有三百六十個日日夜夜。這些日子就像一把把刀、一把把劍，又像漫天的霜、漫天的雪，年趕著月，月趕著日，每天都趕著你去死。等到春天結束的那一天，花也敗了，人也老了，我們都將歸於塵土。這世上，再也沒有人知道我們這些人曾經存在過。什麼痕跡都不會留下來。他的那番話，大概就是這樣。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要跟我說這個。奇了怪了，你們這個窮山溝裡，怎麼會有這樣的人？」
寶亮道：「話倒是實話，就是太頹氣了些。」
唐文寬真實身份暴露之後，村裡人倒也不怎麼在意他最終的命運——因為據年長的老人們推斷說，如果不槍斃的話，二十年的監牢是跑不掉的——他們真正關心的是，在唐文寬這個人身上，究竟還藏有多少不為人知的秘密？
同彬說，根據他從「某位不便透露姓名的重要首長」那兒聽來的訊息，唐文寬在胳膊沒被炸斷之前，就算騎在風馳電掣的摩托車上，也能雙手打槍。說打你左眼，不打你右眼，「他身上還有一件大事。我就不說了，說出來，當場嚇死你！」
我很快就搞清楚了，同彬所謂「騎在摩托車上雙手打槍」的說法，來自雪蘭的弟弟斜眼。而斜眼的虛構，則是受到了當時一本名叫《紅巖》的小說的啟發。斜眼還認為，不出半個月，唐文寬就得被押上刑場挨槍子，啪的一聲，老命歸西。
至於同彬說的「另一件大事」，直到十幾年後，我們在南京再次相見時，同彬才原原本本地告訴我。只是到了那個時候，這樁事盡人皆知，早就不是什麼秘密了。
不過，公社對唐文寬最終的處理決定，還是讓村裡人頗感意外。斜眼所期待的槍決，並未如期到來。甚至，唐文寬連一天牢都沒坐過，只是被安上了一頂「歷史反革命」的帽子，在村裡接受勞動改造。每當批鬥「四類分子」的群眾大會召開之際，唐文寬也會被押上臺去，走走過場。他之所以獲得人民政府的寬大，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素，據說是因為有「貴人」暗中相助——他當年在新六軍共事的一位姓仝的兄弟，一九四九年投誠之後，長年在民政部門身居要職。
在病榻上淹留多時的趙錫光，本想多捱些時日，熬到他冤家唐文寬被綁走的一天，終於未能如願。在唐文寬處理決定被公佈的當天晚上，他立刻就死掉了。
早在半年前，郭濟仁的兒子郭昌師最後一次來給趙先生診病。自知來日無多的趙錫光，向師孃馮金寶提出了最後一個要求：請龍英來服侍他，直至歸天。師孃當然不會答應。她怒不可遏地質問丈夫：「你褲襠裡的雞巴都爛成了一堆狗屎了，怎麼還動這個歪腦筋？挑三揀四的，莫非一碗水經了龍英的手，就會變甜了？」趙錫光既不解釋，也不生氣，只是傻笑。每當馮師孃給他端來雞湯、蓮子湯和銀耳羹時，都被他笑嘻嘻地摔在了地上。他的理由似乎也不容辯駁：
「你看噢，龍英自從嫁到我們村來，除了照顧老牛皋，就沒幹過別的。她最會服侍人了。本鄉本土，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像她這樣的人來。牛皋年年作死，可到現在還活得好好的，最近倒能下地挑糞了。被龍英服侍過的人，想死都死不了啊。」
馮金寶揉了揉哭得紅腫的眼睛，顛著小腳，去找她的兒媳婦新珍訴苦：
「這個老東西，也不知是怕死呢，還是心懷鬼胎，死活要請龍英來家服侍，這麼大年紀的人了，虧他說得出口！」
新珍的看法倒與婆婆有些不同：「你兒子這個人，你是曉得的，天還沒黑，就上床挺屍，一覺到天亮，天塌下來都不管。指望他去照顧老頭子，不現實。我這個做兒媳的，成天在公公床前，為他擦身洗澡，倒屎倒尿，怎麼說也不太方便。不如就找龍英來，許她幾個錢，倒也罷了。爸爸這麼大年紀了，還有什麼鬼胎不鬼胎的？說句不好聽的話，大不了也就是摸摸捏捏，還能怎麼樣啊？你老人家，心也該放寬些個。」
一番話，把老婆子說得閉口無言，最後嘆了口氣，走了。
新珍連夜趕到龍英家，請她來家幫忙。龍英倒也爽快，滿口答應：「左右是幫個忙，什麼錢不錢的，嫂子不要放在心上。」
在趙錫光「眼看就要不好了」的最後兩個月中，馮師孃只在趙先生的書房裡睡覺。趙先生的房間，她連到也不到，隨他們怎樣「摸屄抹屌」，只想圖個耳根清淨。有時候，偶爾經過趙先生的臥房，往裡探探腦袋，還是免不了要跺著腳罵上兩句：
「你就行行好吧！早死早昇天。這麼硬撐著，白白遭罪，能多喘幾口氣呀？」
據新珍說，老太太倒也不一定是巴望著趙先生早死，而是捨不得自己被趙先生隨手送出去的財物。一天晚上，龍英去嬸子家，把叔叔的那臺「紅燈」牌收音機借走了。據她判斷，趙錫光「挨不了多久了，也就是這三兩天的事」。她對嬸子說，深更半夜的，她一個人守著那個嘴裡嘶嘶往外冒氣的「死鬼」，既無聊，又心慌，「聽聽收音機，興許還能壯壯膽。」
趙錫光先生是聽著李奶奶「痛說革命家史」的著名唱段離世的。死後頭七未完，馮師孃就去大隊部找到高定邦，哭鬧了整整一個上午，「錢花得一個子不剩，也就不去說它了。家裡但凡值錢的東西，都叫龍英那沒廉恥的貨搬回家去了。」她還繪聲繪色地向定邦揭發說，龍英如何如何在趙先生床前，解開自己的褲子，讓老東西過眼癮。害得定邦頻頻背過身去，掩口而笑。最後，高定邦硬著頭皮去了龍英家，磨了半天嘴皮子，這才讓她把馮金寶冬天取暖用的一隻「宣德爐」還了回來。
早上放完牛，我剛回到門前，在園子裡拔菜的老福叫住了我。她說王曼卿剛剛到家來過，「不知是什麼事。」我回到家中，看見灶臺的木桌上放著一堆衣物，是德正出事那天被剝下來的衣褲。王曼卿已經把它洗乾淨了，燙得整整齊齊，大概是想讓我給春琴送過去。在這堆衣物的旁邊，還有一隻藍邊碗，碗裡放著七八顆剛剛從樹上摘下來的枇杷。等我把那碗枇杷吃掉之後，我看見碗底上用鐵杵鑿出的一個「唐」字。這碗枇杷，應該算是給我跑腿的酬勞吧。
這天中午，我抱著衣服來到春琴家，她正在灶下的水缸邊洗頭。春琴說，她和銀娣兩個在大曬場揚了一上午的麥，滿身滿頭都是麥芒，「渾身上下哪兒都癢。」那會兒早已用上了肥皂，可春琴還是喜歡用枸杞葉搓出泡泡來洗頭。她讓我搭把手，把水壺裡的熱水倒在一隻鋁勺裡，摻上涼水，慢慢地往她頭上澆。她穿著一件紅色的格子襯衣，脖子上搭著的乾毛巾已經被水浸溼了一半。我按照她的吩咐，一邊幫她洗頭，一邊小心翼翼地把頭髮叢中那些碎碎的枸杞葉一一揀掉。
洗完頭，她就坐在太陽照得見的窗下，用篦子篦著頭髮，背靠在柱窠上，不時扭動著身子蹭癢。她讓我自己去灶上舀粥喝。我告訴她我已經吃過飯了，春琴就把眼一瞪，道：「廢話怎麼這麼多？再喝一碗，能撐死你？」
我只得按她說的去做。
等我喝完了那碗豇豆粥，站起身來正打算離開，春琴抬頭看了我一眼，道：「幹嗎急著走？坐下。我有話要跟你說。」
我只得坐了下來，可春琴並不急於和我說話。她慢慢地剪完了手指甲，把身上的碎屑拍了拍，這才神秘地朝我揚了一下脖子，笑道：「來，我給你看樣東西。」
我跟著她出了灶房，由一個堆放著山芋的門廳，進了她和德正的臥室。春琴開啟了五斗櫥最頂層的一個抽屜，拿出一個信封，從中抽出一張照片遞給我。
原來是春生。
這麼多年沒怎麼見他，早年那個病怏怏的孩子，搖身一變，彷彿在一夜之間就長成了一個高大白皙的青年。他身穿軍裝，扎著武裝帶，腰上還彆著一把手槍（很可能只是一個拍照用的道具手槍），眉宇間透著勃勃的英氣。從相片上「紅光照相館」以及「安順」的字樣來看，我知道，春生此刻已身在貴州。春琴說，他是去年秋天入伍的，是空軍。因為走得急，他甚至都沒來得及趕上半塘大隊組織的行前歡送會。她還說了說春生在貴州那邊的情況，言語之間，頗為她的這個弟弟感到驕傲。
她仍然把照片裝入信封，放回到抽屜裡。隨後，她挨著床沿坐下，身體稍稍後仰，雙手撐在被褥上，忽然衝我做了個鬼臉，也不說話，只是望著我，無聲地笑。我不知道她為什麼要笑，為什麼會用那種詭譎的眼神看我，心裡七上八下，腦袋有些發木。我愣愣地望著她，不知怎麼就想起同彬和王曼卿的那檔子事來，心裡早已開始怦怦狂跳。正在手足無措之際，忽聽她低聲對我說：「你去把房門關上吧……」
你可以想見，我當時真的有些懷疑自己是不是在做夢，或者說，是不是聽錯了她的話。腦子裡出現了一連串令人心驚肉跳的疑問句，每個句子都是以「莫非」開頭的。
春琴見我站在那兒沒動，只得自己從床上下來，走過去，嘭的一聲，把房門給撞上了。那時，縣廣播站的大喇叭裡，正在播送京劇《智取威虎山》。房門一關，屋外喇叭裡的鑼鼓聲頓時小了很多。
「成天都是樣板戲，吵死人了！」春琴斜睨了我一眼，笑道，「我說你這人今天到底是怎麼的啦？一副丟了魂的樣子。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也沒做什麼壞事，怎麼像個女孩似的，動不動就臉紅！我來問你，你覺得麗華這個人怎麼樣？昨天下午，我跟她媽在棉花地裡拔草，她託我幫她留意一下，看看有沒有合適的人家。她今年虛歲二十一了，算起來，跟你差不多大。我心裡就琢磨著，乾脆把麗華說給你做老婆，好不好？」
我心裡這才長長地鬆了口氣。
春琴雖說只比我大五歲，可既然她嫁給了德正，按輩分，我是應當叫她嬸子的，可我一次也沒這麼叫過她。即便是大年初一見到她，我依舊叫她春琴。父親去世後，她早已習慣了對我的事大包大攬，同時，我對她也產生了一種越來越深的依賴——其深邃悠遠，只有我本人心裡清楚。村裡人也早就認可了我與春琴之間的這種關係。他們有事要找德正走後門，就會想到春琴的門路。他們在春琴那裡碰了壁，有時也會跑來找我，央求我給德正和春琴傳話。王曼卿把要還給德正的衣服直接送到我們家，就是一個例證。
不過，春琴代替我做出的決定，並不是每次都對。比如說，有一回，縣文工團來公社招收演員，她執意要我去朱方鎮的群眾藝術館「碰碰運氣」。我被她逼得沒辦法，只好去了。臨走前，她讓我穿上德正結婚時的一件中山裝，又在我兩邊的臉上都塗了些胭脂，使我那蒼白的臉顯出一些血色。結果，等到我出場，我那首有點跑調的《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還沒唱完，文工團的一位副團長早就趴在桌子上笑岔了氣。甚至，她在打了一個噴嚏之後，仍然接著笑。
隨著年齡漸長，對於春琴那些有道理或蠻不講理的命令，我從來沒有反抗過。我知道，頂撞、違拗的結果，無非是加深了我對她的依附而已。因此，那天中午，當她半仰在床上，讓我給她一句痛快話，「要，還是不要」時，我就氣急敗壞地對她說：「這事你看著辦。何必問我？」
說完，我扭頭離開了她的臥房。
幾天之後，我推著獨輪車，跟著送糧的隊伍，去糧管所交公糧。我和永勝遠遠地落在車隊的後邊。我們在路邊的一棵大榆樹下歇腳。我向永勝透露了一點春琴的想法，永勝說：「麗華如今瘦得像一根葵花杆了，你同她成了親，一抱一把骨頭，有什麼意思呢？若是換成了她妹子麗娟就好了。這丫頭，一個不留神，倒是長成了一個小美人。除了鬼心眼多，其他方面都好。」
誰說不是呢！這些年來，麗華就像被寒霜打枯的茄子，越發地顯得蔫頭巴腦、乾癟委頓，性情也變得有些乖張。她跟誰都不說話。長年穿著一件打滿了補丁的灰褂子，蓬頭垢面，有點自輕自賤。一次，在秧田裡拔秧，她竟然當著我們的面，只是稍稍側了一下身，就在水田裡褪下褲子，「叮叮咚咚」地撒起尿來，嚇得我跟斜眼、永勝幾個目瞪口呆，面面相覷。
可就是這樣一個女孩，我竟然也高攀不上。
這件在春琴看來「十拿九穩」的親事，很快就宣告破產。麗華的母親聽了春琴的一番告白之後，半天沒有吭氣，「臉上有些難看」。而坐在一旁的小木匠趙寶明，則穩穩地笑了一下，對春琴說：「妹子，你糊塗啊！同姓不相婚配，這是祖宗傳下的規矩啊！」一句話，就讓春琴羞慚而退。
在小木匠家碰了一鼻子灰，未能打消春琴為我物色老婆的念頭。她的下一個目標是雪蘭。可是，這一次，她的失敗更加慘痛。春琴這回學乖了，用旁敲側擊、半開玩笑的方式來試探小武松和銀娣的口風，可覺察到她意圖的小武松還是勃然變色，他厲聲質問春琴：「你這些日昏了頭的想法，是從哪裡來的？」言下之意，不要說讓他女兒跟我成親，就是腦子裡閃過這樣的念頭，都是荒謬的，都構成了對他名譽的侮辱。「我們家雪蘭，就是嫁不出去，也不能跟了他去拽牛尾巴。這事趁早休提。」春琴還有些不識相，她竟然列舉了我的種種優點（大部分我都不具備），試圖讓對方回心轉意。最後，她的「好姐妹」銀娣，臉上僅剩的一點耐心，也都被她磨光了。她明確警告春琴不要再說下去了，否則的話，「我們連姐妹也不要做了！」
當時的情形，我未親見，但在春琴告訴我結果之前，就已經聽到了一點風聲。有一天，我在放牛的路上，遇到雪蘭的弟弟斜眼。這小子在路邊斫草，一個勁地衝我刮鼻子，呵呵地笑個不停。我問他笑什麼，斜眼就放下手裡的鐮刀，站起來提了提褲子，道：「你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啊！」
聽斜眼這麼說，我就知道，雪蘭的事也泡了湯。
連續兩次提親未成，對我來說，倒也沒有什麼影響——反正，不論是雪蘭、麗華，還是永勝口中貌若天仙的麗娟，我一概都沒有什麼興趣。這事的唯一後果，就是讓我徹底看清了自己在村子裡的糟糕處境。
一九七六年
冷雨飄瓦，雪霰打窗。在一陣緊似一陣的朔風之中，歷史悄然邁入一九七六年的門檻。
可惜，擅觀天象的趙錫光已於去年歸了道山。沒有人向我們提前預告，到底有多少不平常的事，註定了要在這一年裡發生，也沒有人有能力對那些接踵而至的重大事件作出解釋和評述。這一年的一月八日，周恩來總理與世長辭。人人都說「這棵大樹不能倒」，可它還是在一個雪晴之日靜靜地倒下了。
到了四月份，村頭的高音喇叭裡，播出了一條爆炸性新聞：一群反革命分子，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以悼念周恩來為名，散發反動傳單，舉行反動集會。被作為反面教材、在新聞中予以批判的那些詩歌作品，小斜眼竟能倒背如流，一字不差。他的拿手絕活，就是模仿夏青的嗓音，在村中向人們一遍遍地朗誦這些詩作，而最後，總是以這樣幾句詩作為結尾：
我們要的是真正的馬列主義
讓那些閹割馬列主義的秀才們
見鬼去吧！
村裡的老百姓無法分辨這些詩句中暗藏著的毒素和政治傾向。他們在插秧或者割麥的小憩中，為了消除疲勞，總要慫恿斜眼「再來一段」，以作娛樂之資。可隨著八月份的唐山大地震的發生，二十四萬人葬身於瓦礫之中的可怕傳聞，使村裡人再也不能讓自己置身事外。在公社和大隊的統一安排下，家家戶戶都搭起了防震棚。
在盛夏時節，暴雨和酷暑輪番而至，老牛皋又「死」過一回。這一次，他「作死」的過程相當漫長。不過，在地震的恐懼中，沒人再有閒心關注他的死亡表演。當龍英發現丈夫「這回真的死透了」之後，便讓兒子給分散在臨近各村的親戚們報喪。親戚們終於可以不再抱怨跑「冤枉路」了，他們打算用拖拉機將牛皋直接送到縣火葬場。沒想到，手扶拖拉機「突突」的馬達聲再一次將他震醒。他睜開眼說的第一句話，就是要龍英將他「轉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因為，據他判斷，他們家的防震棚緊挨著柏生家房屋的山牆，一旦毀滅性地震來臨，瓦礫會像洪水一樣將他淹沒。
在大家被各種謠傳和小道訊息弄得人心惶惶的時候，他們其實並不知道，所有這些事情，其實只不過是一個更大事件的序幕而已，真正意義上「翻天覆地」的重大事變，還遠遠沒有開始。
就好像嫌這個世界還不夠亂似的，在一系列社會事件相繼爆發的同時，我們村莊不甘寂寞，在這一年中，也發生了一連串不可思議的怪事。這裡說它不可思議，並沒有任何誇大其詞、聳人聽聞的意思。對我來說，問題在於由於事情太多，我一直拿不定主意，究竟應該先說哪一件。
我想，最穩妥的辦法，還是應該從小事說起。
就在天安門事件後不久，我堂哥禮平已經從公社獸醫站自動離職，在我們大隊辦起了第一家膠木廠。他自己兼任廠長、模具工和供銷員。雖說這個廠名義上是屬於集體的，可由於堂妹趙金花擔任了膠木廠的會計，沒人知道究竟有多少利潤悄悄地流入了私人腰包。這也是讓高定邦一直耿耿於懷、寢食難安的原因之一。堂哥的錢，已經多到可以帶上全家去杭州旅遊的地步了。而嬸子從杭州返回，居然用農用三輪車運回了一車橘子，挨家挨戶地分發，使得那些暗地裡指責禮平公私不分、賬目混亂的傳言頓時平息。
不過，嬸子也有她的煩惱。因為有訊息說，兒子似乎正和知青小付談戀愛。聽說，小付對禮平的進攻表現得左右搖擺，舉棋不定。禮平除了不斷給她送錢送物之外，暫時還沒有什麼好辦法。每當嬸子看見小付換了一身連衣裙、一雙新皮鞋，置辦了一隻新手錶、一輛新腳踏車時，就「心如刀絞」，這是可以理解的。在嬸子看來，兒子與小付的戀愛，免不了竹籃打水一場空。就像俗話說的，「狡兔滿山跑，還得歸舊窩」，人家小付是城裡人，遲早還得回合肥，可兒子扔出去的那些錢物，就再也回不來了。
一天下午，正在河邊洗菜的老鴨子告訴嬸子，她「親眼看見」禮平跟小付有說有笑，並排走進了學校的大門。嬸子當即決定採取行動，將兒子從那個「花錢如流水、中看不中用」的安徽知青手裡解救出來。
那天下午，趙寶亮帶學生去學農了，操場上空蕩蕩的。學校的大柵欄鐵門被人從裡面上了栓。越過沙坑邊上的一處散發著甜香的金銀花叢，她看見小付的那扇深綠色的房門，也關得緊緊的。嬸子當然不甘心就此離開，可她也擔心一旦叫起門來，會招來左鄰右舍看熱鬧，從而影響到兒子的名聲。她決定坐在門檻上等。漁佬柏生挑著一擔黃鱔籠子，打學校門前經過。他看見嬸子一人坐在門檻上打盹，就停下擔子，對她說：「老姐啊，大熱天的，你坐在太陽心裡，就不怕中暑嗎？」嬸子睜開眼，衝著柏生說了句「走你的路，少管閒事」，又閉上了眼睛。
太陽一會就偏了西。門邊的一棵大榆樹枝葉搖動，篩下絲絲涼風。嬸子在矇矓中聽到門栓被撥開的聲音，接著，身後的那扇大鐵門「吱吱嘎嘎」地開啟了。不知哪裡伸出一隻手，抵住了她的脊背，以防止她仰面跌倒。嬸子扭頭一看，臉都嚇灰了。原來，從門裡出來的不是她的兒子趙禮平，而是公社武裝部長高定國。
定國將她扶了起來，狐疑道：「嫂子，你大熱天坐這裡，有什麼事嗎？」
嬸子沒有馬上接話，而是探出腦袋，向宿舍那邊張望——小付手裡拿著一個白色的搪瓷盆，正要出來倒水，一見嬸子，頭一縮，又退回去了。嬸子一連說了幾個「沒事」，爬起來，撣了撣身上土，急急慌慌地走了。她一邊在心裡大罵老鴨子「瞎了狗眼」，一邊朝地上吐著唾沫，以驅散撞見「好事」的晦氣。可她沒走多遠，高定國就把她叫住了。
定國邁開大步，追上她，親熱地將手搭在她肩上，笑道：「小付的父母明天從合肥來，好不煩人！現在是新社會，我和小付是自由戀愛，原本用不著什麼三媒六證。可小付的媽媽有點老腦筋，死活要守古禮。嫂子就幫我當一回媒人怎麼樣？事後我有禮謝你。」
嬸子呵呵一笑，當即滿口答應。可往前走了幾步，轉念一想，心裡暗自吃了一驚：他高定國可是有老婆的人吶！他這裡三不知與小付成了親，梅芳可咋辦？她正在心裡七上八下地胡思亂想著，走出去很遠的高定國，像是想起了什麼要緊的事，繞過一塊放滿了水的秧田，又踅了回來。他來到嬸子跟前，陰沉著臉，輕聲囑咐嬸子說：
「忘了告訴你一件事。剛聽到廣播，毛主席他老人家，死了。我得趕緊回公社。你去通知一下潘乾貴，今天晚上的電影就不要放了，停止一切娛樂活動。」
嬸子心事重重地往家走，腦子裡翻來覆去，想的全是她兒子的事。原來禮平並未與小付談戀愛。他頻繁地給小付買首飾、衣服和手錶，不過是變相地向高定國示好罷了。高定邦開始就反對辦這個廠，後來又對廠裡的賬目和財務橫加指責。他甚至公開放話說，禮平的工廠年年虧損，不過是賬面上的假象，盈利全都進了個人的腰包。嬸子做夢都在擔心，復員軍人出身的高定邦，會不會突然下令將工廠關閉？在這樣一個背景下，來自公社方面的支援，就顯得特別重要了。兒子與高定國的突然走近，表明他已經意識到了問題的嚴峻，並正在設法渡過難關。她把這件事前前後後想了兩遍，心中頓時雲開霧散。
當她走到大隊部門口時，看見村裡的老人們都在曬場上哭泣。嬸子愣了很久，才明白過來他們為什麼哭。她揉了揉眼睛，也跟著他們胡亂哭了幾嗓子。在感嘆了幾聲「可憐、可憐」之後，就轉身拐進了一個弄堂，回家做晚飯去了。
早在這一年初夏（我記得是在端午節前不久），距離我們村七八里外的觀前村發生了火災。當報警的銅鑼敲到我們村的時候，朱虎平家柴屋裡那尊建造於清代的大水龍，發出了一連串低沉的嗚鳴。水龍因火災而自動報警，是村裡人相信這頭水龍具有靈性的直接依據。實際上，在小木匠趙寶明看來，水龍在火災時發出鳴叫，不過是因為報警的銅鑼敲響時，鑼聲使水龍錫制水箱發出了共鳴。為了證明自己的猜測，寶明專門找來了一面銅鑼，進行了一番試驗。不用說，試驗的結果準確地印證了寶明的判斷。但村裡人還是願意相信，我們村的這頭水龍不僅深通人情，還能預知災信。
奇怪的是，觀前村失火的那天，當我們村的水龍射出沖天水柱時，其他村莊抬來的水龍，卻沒有一個壓得出水來。朱虎平得意地解釋了其中的原因：因為我們村的水龍是「公龍」。只要公龍一到場，其他村中的母龍全都嚇得不敢出水。那天，我恰好也在救火現場，目睹了我們村的水龍鶴立雞群、技壓群芳的一幕。但在我看來，其他村莊的水龍壓不出水，或許是是由於我們這一帶好久沒有發生過火災了，那些老龍年久失修，一遇急用，機械難免出現故障。
這次火災，除燒掉了兩間破舊的牛棚之外，沒有造成太大的損失。
在盛夏時節，因燈燭不慎或灶灰外漏而引發大火，並不奇怪。但觀前村的火災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並在日後數年中成為人們時常談論的話題，是因為在這個多事的年份，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裡，詭異的火災竟然一連發生了六次（我親歷了其中的四次，並被火苗灼傷了膝蓋，留下了一塊永久的疤痕）。用不著等到縣委、公社、大隊的聯合工作組宣佈他們的調查結論，村民們心中早就有了他們自己的答案：事情明擺著，有人故意縱火。
每次大火所燒掉的，如果不是牛棚和豬圈，就是倉庫和柴房（第五次火災讓這個村莊建於元代的一處道觀化為灰燼），並未造成任何人員傷亡。這說明，縱火者還未喪失最後的理智。躲在暗處的嫌疑人似乎僅僅想通過重複縱火，向人們傳遞某種深奧難解的訊息。簡單來說，也可以這麼理解：火災不過是一個謎面，它頻頻發生的目的，在於誘導人們猜出它的謎底。儘管第三次火災後，工作組已經進駐觀前村，且在晚上安排了流動崗哨，但仍未能阻止火災的一再發生。
一天晚上，朱虎平蹲在院中的碌碡上，一邊喝著山芋粥，一邊警惕地朝觀前村的方向瞭望。他很快發現，在黑得像鍋灰的地平線上，出現了一片「模模糊糊的紅光」，虎平對他爹朱金順說了聲「不好」，就扔下了碗筷，通知梅芳，叫齊了村裡的七八個青壯年，未等觀前村的報警鑼聲響起，就抬起水龍，向著那片紅光一路狂奔。
當他們來到觀前村頭，發現那裡根本就沒有失火——地平線上的紅光，不過是因為村裡正在打穀場上放映電影。由於他們的到來，剛剛開始的電影不得不中斷了放映。鬨笑、奚落和叫罵是免不了的。不過，他們也並沒有白跑。觀前村一位姓邵的書記，特意讓放映員將電影倒片重放，以款待這些來自鄰村的精神可嘉的冒失鬼。
朱虎平盤腿坐在高高的水龍之上，嗑著香噴噴的葵花籽，津津有味地欣賞著新拍的彩色電影《渡江偵察記》。他並沒有注意到，在湛藍澄碧的天宇下，在燦爛的銀河中，有一顆耀眼的「長庚」星，正在向他露出微笑。伴著電影放映機的膠片「咔咔」轉動的聲音，一個皮膚白皙、臉上微有雀斑的女孩，穿著過於寬大的白襯衫，正與她的同伴一起，斜靠在曬場邊的一個圓錐形草垛上，撲閃著漂亮的大眼睛，一動不動地瞅著他。而在更遠的地方，梅芳則倚靠在一根光溜溜的電線杆上，打量著這兩個陌生的女孩。
電影散場之後，虎平與梅芳、寶明、更生他們幾個，抬著水龍返回村莊。那兩個女孩，一直走在虎平的前面。空氣中浮動著的一縷令人沉醉的雪花膏香氣，也一路伴隨著他。那個穿白襯衫的女孩，在岑寂、空曠的田野上，一會兒遠，一會兒近，不時回過頭來朝他望上一眼。在途經一個名叫「花溪」的小村莊時，姑娘們的身影終於離開了大路，向南走上了棉花地中間的一條田埂。在遠遠的狗叫聲中，夜幕和竹園很快就遮住了她們的身影，惟有一月在天。
當虎平毫無必要地指揮大家停下來歇息，並踮起腳尖，朝那片棉花地裡張望時，只有梅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她當時還說了一句俏皮話：「千年的鐵樹就要開花了。」除了虎平之外，無人知道她這句話中所包含的複雜內涵。
兩個半月之後的一天下午，當觀前村最慘烈的一次火災（也是最後一次）發生時，朱虎平的水龍再次經過那片開闊的棉花地。他又聞到那縷熟悉的，「讓人心蕩神馳、可以為它赴湯蹈火」的異香。由於這個姑娘一步不離地跟著他，朱虎平完全感覺不到災難的氛圍。整整一個下午，他都處在一種昏昏然的甜蜜和恍惚之中。兩具被燒焦的屍體，駭人地擺放在一片瓦礫之中。渾身溼透的姑娘手裡提著一隻印有牡丹花的搪瓷臉盆，在一旁默默流淚。虎平則挨著她站著，用老實巴交的微笑向她示好。
儘管兩人的年齡相差十多歲，這段奇異的姻緣已經變得不可阻擋。女孩的父母想盡了一切辦法，試圖阻止這樁婚姻。她的父親（一位在公社計劃生育辦公室任職的幹部）甚至直接來到我們村，警告紅頭聾子朱金順：「你兒子若敢踏進我們花溪一步，我就把他的卵泡揪下來當球踢！」但實際上，他們改變不了什麼。那個姑娘喝下了一瓶「農藥」（實際上是用蜂蜜和紅醋混合而成的液體）且「人事不省」之後，她的父母終於開始為這樁婚事物色體面的媒人了。
這個姑娘有一個好聽而雅緻的名字，叫蔣維貞。那天下午，當朱虎平的水龍抵達花溪村外的那片棉花地時，正好聽到了高音喇叭裡傳來的刺耳汽笛聲和汽車喇叭的持續鳴叫——在這個國家的每一個角落，幾乎所有的男女老幼都默然佇立，朝著想象中天安門的方向，為一代偉人垂首致哀。看著觀前村上空漫天蔽日的滾滾濃煙，身為救火會會長的朱虎平，一連三次拒絕了梅芳要他停下來默哀的懇求，用沙啞的嗓子發出了「加速前進」的命令。蔣維貞的淚水奪眶而出。她的心裡只有一個念頭（伴隨著一種從未體驗過的高尚情感的連續撞擊）：
要麼嫁給這個人，要麼誰也不嫁。
事實上，在那天下午的火災中，只有我們村的水龍獨自抵達了現場。觀前村的人，拖家帶口，全都跪在烈焰騰空的巷子口，磕著頭，迎接他們唯一可以指望的救星。直到黃昏時，大火才被徹底撲滅。由於犯罪嫌疑人（一位面目姣好的龔姓女子）已在大火中喪生，其縱火動機無人知曉。村裡代銷點的一位售貨員，在大火被撲滅之後當起了事後諸葛亮。他說，「龔西施」早在一年多前，就已經開始大量囤積火油。而據訊息靈通的同彬後來回憶說，「龔西施」曾在公社的業餘京劇團出演過《紅燈記》中的李鐵梅。她的長相，比王曼卿「還要好上一百倍」。
與「龔西施」一同被燒死的，還有她那年近七旬的婆婆。朱虎平帶人清理火災現場時，在死者家中的廚房裡，看到了一隻倒扣的水缸。掀開水缸，發現裡面藏著一個滿身汙泥、剛過週歲的男孩。當這個孩子被挨個傳遞，送到梅芳手中時，第一次睜開了雙眼。他的一隻小手緊緊地揪住梅芳的衣袖，小臉依偎在梅芳的懷裡，向她發出討好的微笑。當時，被離婚弄得心力交瘁的梅芳，再也沒能控制住撲簌簌的熱淚。
她當即決定收養這個孤兒，併為他取名「新生」。
這年秋末的一天，村裡的幾個婦女在新田收棉花，梅芳與銀娣因劇烈的爭吵而徹底反目。新珍事後說，事情的起因，不過是為了銀娣和龍英之間的「幾句閒話」。銀娣對龍英說：「都說毛主席何等英明，料事如神，他怎的就沒能識破自己身邊藏著的白骨精？與自己的結髮妻子離了婚，反與白骨精成了夫妻，你說，這是怎麼回事？」「頭腦簡單」的龍英此時接話道：「要我說呢，天底下的男人，都一個德行。見了個美女，就魂不在身了。」
落在她們身後不遠處的梅芳一聽此話，心中陡生不快。由於銀娣剛剛被提拔為副大隊長兼婦女主任，梅芳不得不對她有所忌憚。她朝前走了兩步，壓住心頭的邪火，教訓銀娣道：「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識破了江青的反動面目。他親自選定了自己的接班人——這就是英明領袖華主席，沒讓‘四人幫’的陰謀得逞，就是明證。毛主席他老人家，雖說和江青結了婚，但他們一直是分開睡的，從來就沒睡過一個被窩，一次也沒有。」
她這一說，銀娣和龍英兩個人，你看我，我看你，都吃吃地笑，眉眼中全是不屑。她們對梅芳的教訓未予理睬，繼續低頭摘棉花，弄得梅芳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正在遲疑間，忽聽得銀娣用很小的聲音對龍英說：「要照這麼說，那高定國與白白嫩嫩的安徽女知青結了婚，也不睡一個被窩？」
梅芳終於失去了控制。她先是痛罵龍英趨炎附勢，「牆頭草，兩邊倒」，隨後又指責銀娣：「主席如今屍骨未寒，你就用如此惡毒的反革命言論，來汙衊偉大領袖，簡直豬狗不如！」銀娣倒也不生氣，她笑著對梅芳道：「你怎麼不去武裝部報告，讓高定國把我抓起來？」銀娣臉上的笑容氣定神閒，實際上卻寒氣逼人。她在明白無誤地向對手傳達這樣一個訊息：她已不將梅芳視為合格的對手。
梅芳氣得渾身發抖，臉上一陣黃，一陣白，僵在那裡，面露驚駭，雙唇緊咬，卻也一時找不到合適的話來反擊。新珍趕緊跑過來打圓場，勸她們「也不為個事，都少說兩句」，把梅芳拽走了。銀娣見梅芳吃了個癟，卻一聲不吭地走了，心裡就有幾分得意，她回過頭來又補了一句：
「你他媽以後少跟我咬文嚼字，上綱上線。告訴你說，你的好日子已經到頭啦！」
正是因為這句話，兩天之後，梅芳出人意料地向公社提交了報告，辭去了大隊革委會副主任一職。面對新任公社書記陳公泰的苦苦慰留，梅芳只是灰灰一笑，「算了吧。我讓他們。」從此以後，梅芳帶著她從觀前村收養的小新生，深居簡出，謹言慎行，黯然度過了她的後半生。看著她那曾經光芒四射的生命一天天委頓下去，我心裡也很不是滋味。她辭職時的一句傷心話，曾經讓我回味了許多年：
「我以為自己沐浴著時代的光輝，其實一直生活在恥辱之中。還不如一條狗。」
現在，也許應該簡單地提一下這年冬天發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
如果我告訴你，與此前發生過的那些事相比，這件事還要離奇、詭譎得多，你一定會覺得難以置信吧？可事實就是事實。不要說你，就拿我來說，直到三十年後的今天，當我回憶起這件事到底是怎麼發生的，仍然一頭霧水。
一天中午，我趕著生產隊的兩頭水牛，到風渠岸邊的溪溝裡喝水。初冬的太陽暖暖地照在身上，我懶洋洋地坐在岸邊，手裡捧著一本名為《烈火金剛》的小說。我看見藍天下的雁陣，一排接著一排，越過村莊上空的枯樹和灰撲撲的瓦楞，「嘎嘎」南飛；我看見老福奶奶舉著一根長長的竹竿，爬到凳子上，正想把樹梢上已經乾癟的老絲瓜捅下來；我也看見了春琴。她站在燕塘的水碼頭邊上，一邊喊著什麼，一邊遠遠地朝我揮手。大概是見我沒什麼反應，春琴乾脆繞過池塘，沿著風渠岸朝我這邊飛跑。
我實在想不出會發生什麼事，讓她頂著風猛跑，以便在第一時間告我詳情。她吃了太多的風，以至於跑到我跟前時，不得不一手叉住腰眼，大口大口地喘氣。我正要問她出了什麼事，她一把就把我抱住了。她還是第一次這樣抱我。事實上，經過我仔仔細細的回憶，她當時滿頭大汗地憋了半天，只說了一句話：
「菩薩顯靈了！」
我把牽著水牛的繩子交到春琴手中，在她焦急的催促下，往村裡的大隊部跑去。我的腦子想的事太多，反而一片空無。耿耿於心的只是這樣一個疑問：春琴口中所謂「天上掉下一個大餡餅來」，指的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大隊部的門前停著一輛中型軍用吉普。德正和高定邦站在門口，都望著我笑。兩個身穿綠色軍服的人喝著茶，隔桌而坐。他們在大隊部已等候多時了。
告別
諸位或許還記得，儘管我父親很早就去世了，但我在這個世界上並非孤身一人。我還有一個母親。她一直生活在傳說中。她的存在，對我而言，也可以說就是不存在。我一會兒聽人說她在合肥，一會兒又到了什麼襄樊。隨著那兩位負責外調的軍人的到來，我終於知道，她如今就在南京。
如果說，在這麼多年的歲月中，我很少想起她來，那當然不是事實。不過，我有自己對她的記憶方式——那就是遺忘；我也有自己渴慕她的方式——那就是「只當她死了」的冷漠與憎惡。在父親下葬的前一天，我曾問過老福奶奶，假如我母親聽說父親過世了，知道家裡出了這麼大的事，會不會突然回來？那時，老福奶奶正和老鴨子、馬老大她們幾個，在我們家門前的靈棚裡張羅著做喪服。她扭過頭來，用一種既悲憫又吃驚的眼神望著我，似乎在說：「你這孩子，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但她還是擦了一下眼淚，朝我笑了笑：
「沒準吧。」
應當說，在那段悲慘的日子裡，正是期望著母親突然從天而降的幻想，多少減輕了我的悲哀和恐懼。這麼多年過去了，我沒有得到過她任何準確的訊息。每當看見郵遞員騎著腳踏車沿著風渠岸邊的大道，一路顛跳著來到村子裡，我也曾懷著一個收到母親來信的可笑夢想。她從來沒給我寫過一封信。可是現在，在事先毫無徵兆的情況下，這個被人尊稱為「首長」的女人，不知怎麼就忽然想起來，她還有一個生活在窮鄉僻壤的兒子。她用軍用吉普派來了神秘的使者，要接我去南京同住。全村的人都在替我高興。老人們得到這個訊息，都無一例外地抹起了眼淚，用老福奶奶的話來說：
「畢竟是母子連心。老天爺終於開眼了。」
我不知道，這事是福是禍，也不知道應當為此事感到高興還是悲傷。我這個人，從未出過遠門，對於村莊以外的人和事，都感到莫名的畏懼。我在很早以前就有了一個根深蒂固的想法：像我這樣一個人，似乎不配有更好的命運。打個比方說，一隻在黑暗的罐子裡孵卵、長大、老死的蛐蛐，一旦跑到了熾烈的光線下，是好是壞，我也說不清。另外，當我意識到自己即將告別這個村莊時，一種陌生而強烈的依戀之感，不知從什麼地方鑽了出來，就像一枚看不見的鐵鉤子，緊緊地鉤著你的皮肉，牽著你的心。
請原諒，我這裡扯遠了。其實，我真正想說的是，在我母親決意將我「召回」之時，我對這件事情的疑慮和冷漠，與村裡人眾口一詞的豔羨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的鬱鬱寡歡和前途未卜的不安，很快就抵消了最初的那點可憐的虛榮。甚至，在我內心，我寧願此事未曾發生。
依照本鄉自古以來的風俗，臘月二十九這一天，是家家戶戶除灰撣塵的日子。所謂的撣塵，指的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灑掃庭除，而是要在一根長長的竹竿上綁上竹枝，撣除屋頂瓦楞上的灰塵。父親死後，十多年間，我從未撣過塵。你可以想象，我們家的屋頂、樑柱、瓦楞上積了多少蛛網，而蛛網上又有多少蚊蟲、飛蛾的屍體！除此之外，我們家的牆壁上還覆滿了一個個銅板大小的圓點——那是不知名的小蟲的分泌物形成的翳斑。如果你小心揭下它，可以用來製作笛膜。
那天早晨，我起床後，照例去村西的牛圈出糞。出完牛糞，還得清除尿跡，撒上乾土。隨後，我照例要帶牯牛去風渠岸邊喝水，再給它們換上新鮮的草料。當我忙完這些事回到家中的時候，看見院子裡的屋簷下，停著一輛半新不舊的女式腳踏車。腳踏車上還搭著一件紅色的棉襖。
我進了屋，只見雪蘭身穿寶藍高領毛衣、黑色的燈芯絨褲子，站在我們家的灶臺上，舉著一根綁著掃帚的小扁擔，正在清除屋樑明瓦上的煙炱。雪蘭見我進屋，就把口罩往下拉了拉，衝我笑了一下，對我道：「屋裡的菸灰嗆人，你先到院子裡待會兒吧。」於是，我按照她的吩咐，沒頭沒腦地退到了院子裡。
只有當峭厲的北風颳在我臉上，我才能發現自己的額頭有多燙。我暈乎乎地在院子裡溜達了一圈，最後坐在了門邊的一個樹墩上，望著燕塘結著冰碴的水線，望著遠處的晴空和光溜溜的樹林，開始認真地琢磨起這件事來。可任憑你想穿腦袋，也不明白這他孃的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雪蘭，這個我原本跳起來也夠不到的天鵝，這個據說讓同彬和永勝同時害了相思病的女孩，怎麼會猛不丁地出現在我們家裡？
我很喜歡雪蘭戴著口罩的樣子。戴上了口罩，非但沒有減損她美麗的姿容，相反，它使我熟悉的那個臉龐帶上了一種神秘的陌生感，使得她的美變得更加銳利。可惜，當她再次來到我身邊，問我「幹嗎坐在冷風口，你不冷嗎」的時候，她的口罩已經摘了下來，吊在耳邊晃盪著。她不由分說，把我從樹樁上拉了起來，讓我回屋去，幫她燒鍋熱水。她想幫我把床單、枕巾，還有被褥，統統洗一遍。
我告訴她，被褥和床單，上個月春琴已經幫我洗過一次了，還是乾淨的。至於枕巾呢，我從來就沒見過。我一直用我爸爸的一件破棉襖當枕頭。雪蘭沒再搭理我。她自己爬到閣樓上，把拆開的被褥和床單一股腦地抱了下來，扔在了大木盆裡，鼻子裡哼了一聲，笑道：「乾淨什麼呀，一股酸餿味！」
我只好由她。
我在灶下燒水時，雪蘭哼著歌，拿著一塊溼抹布，在灶上幫我洗碗。有一陣子，她湊到灶下，和我並排坐在一條矮凳上，把她那凍得通紅的手伸向灶口去烤火。隨後，她抱著我的一隻胳膊，低聲地對我說，今天一早，她爹將家裡的黃狗殺掉了（他將麻袋套在狗的頭上，一棒子敲下去，那黃狗來不及哼一下，就斷了氣），晚上要請我去喝酒。見我不說話，她就在我胳膊上掐了一下，湊向我耳邊，柔聲道：
「天一黑，你就來家。不許擺臭架子！臨了還得讓人家三請四邀的。」
雪蘭把洗好的被單晾在院中的鉛絲繩上，就推著腳踏車離開了。臨走前，她叮囑我說：「這天陰晴不定的，看樣子，被單今天還幹不了。你就先對付一夜，我明天抽空再來幫你縫上。」
雪蘭前腳剛走，我後腳就去了春琴家。
我知道，雪蘭的突然來訪以及晚上的酒宴均非兒戲，這事我得好好和春琴商量一下。要去春琴家，就得經過雪蘭他們家門口。如果碰上他們家任何一個人，都會有些尷尬。我多了個心眼，兜了一個大圈子，從更生他們家背後斜插過去，像做賊一樣溜到了村後。
春琴家大門上落了鎖。院子裡空無一人。兩隻大公雞悠閒地踱著步子，咯咯地叫著。我轉頭又去祠堂的倉庫找德正。
新珍和長生正在門口的竹蓆上曬麥子。新珍攔住我說，德正一連幾天高燒不退，昨天夜裡被送到了公社衛生院。長生早上才從醫院回來。「他們一家三口，都在醫院裡待著。」我又問長生，德正得的是什麼病？長生說：「聽醫生說，紅血球，噢，沒準是白血球什麼的，有點不正常。是高還是低，我也搞不太明白。不妨事的，吃上一副藥，蒙上被子睡一覺，出身汗，興許就能好。」
見他們這麼說，我也沒顧上多想，又按原路回到了家中。整個下午，我和衣躺在閣樓的床上，滿腦子都是雪蘭那件寶藍色的毛衣。一想到她朝我微笑時露出的潔白牙齒，想到她捋起袖子洗衣服時露出的雪白手臂，想到寶藍色的毛衣所包裹的修長、勻稱的腰身，我知道，除了晚上準時赴約之外，事實上我不可能還有別的選擇。
還沒等到天黑，雪蘭的弟弟斜眼就一臉壞笑地來到了我們家。他站在院子裡，也不進屋，而是「呆子、呆子」地連聲叫喚。不知道為什麼，過去別人叫我呆子，我倒也沒覺得有什麼不合適，可今天，讓斜眼這麼一叫，還真是覺得有點刺耳。我壓著火，故作冷漠地問他有何貴幹，斜眼咧嘴一笑，在我的腰上搗了一拳，道：
「裝什麼裝啊！我趕早叫你幾聲呆子，你也別不高興。等到我姐過了門，我就得改口叫你姐夫了。」
斜眼這個人，脾性跟他爹小武松迥然不同，成天嬉皮笑臉的，沒一句正經話。我只得問他，晚上他們家擺宴，是單請我一個，還是有別人在場？斜眼吐了下舌頭，笑道：「人倒是請了不少。高定邦、寶亮寶明兄弟倆、朱虎平、媒人馬老大，還有我姨夫和二舅，都是搭臺敲鑼的，要說唱戲的，恐怕只有你一位。還磨蹭什麼呀，趙姐夫，走吧？」
我跟著斜眼，心事重重地往他們家走，心裡想著，待會兒見到了小武松和銀娣，該如何說話。斜眼一路上都在冷嘲熱諷地嘀嘀咕咕。比如，「你這傢伙，算是交了狗屎運」；再比如，「我姐那麼一個粉妝玉琢的人，怎麼就落到了你這麼一個呆子手裡」還有「到了南京，可不興把我姐扔下。我這個人，你曉得，最恨陳世美」。我只能裝著沒聽見。到了他們家籬笆牆外，我遠遠就看見那張早上剝下來的黃狗皮，吊在一棵棗樹上，凍得板硬，在風中飄來蕩去。
來年的農曆二月十八，我與雪蘭成了親。
我現在還記得，春琴在得知我應允這門親事時的激烈反應。那天，我去河邊挑水，正撞見春琴端著一盆洗好的衣裳，從碼頭上來。春琴說：
「男兒無剛不立。你可記得，我當初上門為你提親，那兩口子是怎麼打發叫花子的？換成我，就算這個世上的女人全都死絕了，也不會跟他們家閨女成親。再說，你去了南京，以你媽那樣的地位，什麼樣的女孩找不著？人還沒走，就弄出了這麼一樁麻煩事來，將來有你的罪受。更何況——」
村中久不露面的老菩薩唐文寬，那會兒正拎著一籃剛挖出來的茨菰，朝這邊走來，春琴終於忍住了沒往下說。為了緩解不安的尷尬，我謹慎地轉換了話題，小聲地問起了德正的近況。我們都已知道了那個不幸的訊息。德正的病，並不像長生所說的「不妨事」。他得的是白血病，根本無藥可醫。
不提德正倒也罷了，我這一問，春琴立刻就把臉放下來，帶著一種讓人害怕的冷笑，從齒縫中擠出一句話來：
「真的是難為你。你倒還記得他！」
就像是被人劈面澆上了一盆雪水，我心裡有一種徹骨的冰涼和刺痛。我呆呆地望著春琴遠去的背影，好一陣子回不過神來。
唐文寬來到碼頭邊，嬉皮笑臉地對我說：「小哥去了南京，家裡有吃不完的油條和麻花，帶幾根回來給我嚐嚐。」沒等我接話，他又接著說，「你娘住在南京的糕餅街，街上有一家油條店，有一家麻花店。你孃家裡養著兩隻雀子，一隻金雀子，一隻銀雀子……」
當唐文寬旁若無人地朝我哈哈大笑時，我瞥了一眼亮豁豁的巷子口。春琴早已不見了蹤影。
不過，到了我結婚的前一天，春琴還是給我送來了一床緞子被面、一塊毛呢褲料。第二天一早，她帶著龍冬來家裡幫忙，灶上灶下忙個不停，強打精神跟銀娣說笑。
對於我的「好運氣」唯一表示不屑的，是我嬸子。她不知從哪裡得到訊息，說我母親在嫁給那位副司令之前，司令與前妻已育有兩兒一女。「突然多了個鄉巴佬去分家財，人家嫡親的兒女怎肯善罷甘休？還不知道鬧成什麼樣子呢！都說‘侯門一入深似海’，我料他去了南京，也不會有什麼好果子吃！」
那時，我堂哥禮平已經兼任了朱方鋼管廠的廠長。春節前，他從上海運回了村中第一臺黑白電視機。電視機的出現，徹底終結了同彬作為「講故事的人」的歷史——每當黑夜降臨，全村的孩子一扔下碗筷，就會往我嬸子家跑，坐在那臺十二寸的電視機前，透過飄閃著雪花、滾動著波紋的模糊畫面，張著小嘴，探測著未知世界的遼闊和浩瀚。
這年春上，我和雪蘭往公社跑了七八趟之後，終於辦齊了所有的材料和手續。按照春琴的建議，我不妨「一個人先去南京探探路」，等到安頓下來之後，再回來接雪蘭不遲。雪蘭雖說也同意了，可一直哭哭啼啼，擔心我「一到南京就會撇下她，另找新歡」。到了出發前，她染上了重傷風，臥床不起。
同彬和永勝約我去朱方鎮洗了個澡。晚上由同彬做東，在澡堂附近一家新開的小酒館裡，點了幾樣小菜，要了一箱啤酒，算是為我餞行。永勝送了我一支「英雄」牌鋼筆。同彬則遞給我一個嫩綠色的塑膠封皮筆記本，還在扉頁上寫下了兩句唐詩：
仰天大笑出門去，
我輩豈是蓬蒿人？
可是說實話，在端午節前一個陽光燦爛的清晨，我跟在春琴身後，挑著鋪蓋卷趕往朱方鎮的時候，我心裡怎麼也笑不出來。雪蘭執意要從床上爬起來，送我去朱方汽車站。她母親勸了半天，才攔住了她。
汽車票是中午十二點一刻的，我有足夠的時間去公社的衛生院，與德正告別。
德正坐在衛生院廊下的一張竹椅上，望著我靜靜地笑。樹木的陰翳在他臉上籠罩了一層幽暗之色。由於虛胖和浮腫，他的臉有些異樣。原先那種刀鑿斧削的剛硬輪廓變得模糊了，看上去，更像是一個脾氣溫和、慈眉善目的老太太。那天上午的大部分時間，德正都在談論我的父親。
自打父親過世之後，我一直不敢去探究他自殺的原因。我小心翼翼地保護著那個我不想知道的秘密，以免父親突然暴露出來的那些「反革命行徑」，抵消掉我對於他的全部思念。而今天，德正終於有機會把這個秘密揭開了。其實，這個被層層包裹起來的「核心」，並不像我事先想象的那樣可怕。
我父親的師傅名叫戴天逵，江西修水人。他的身份極其複雜，據說早年與日本人、青幫頭目以及南京的汪偽，都有過往來。一九四八年的冬天，他抵擋不住金錢的誘惑，在上海受命組建了一個秘密特務組織，據點在浦東川沙。這個組織的成員，一共十個人，除了戴天逵本人之外，剩下的就是他的九個弟子。
「你父親自然也在其中。」德正從小桌上拿起一隻國光蘋果，先用一邊的牙齒咬，咬不動，又換到了另一邊，最後，他終於把蘋果放下了，「你父親並沒有接受那份屬於他的金條，用於暗殺的一把無聲手槍，你父親以不會打槍為由，也沒有接受。」
戴天逵並未等到上海解放的那一天。兩個月之後的一天黎明，他的屍體在外白渡橋頭被發現——他撞上了一輛飛馳而過的有軌電車，當場斃命。由於戴天逵的突然死亡，在那個兵荒馬亂的日子裡，這個組織與上線的聯絡隨即中斷。也就是說，它既未向臺灣提供任何一份情報，也沒有來得及做什麼破壞和暗殺活動。但那份按了手指印的潛伏人員名單，長期以來，一直是父親的一塊心病。戴天逵的九個徒弟中，有六個都在上海。剩下的三個人，大師兄徐新民住在南通，老九陳知辛在泰州。
我父親排在老八。
到了一九六四年冬，隨著徐新民在南通被捕，我父親實際上已經開始做最壞的打算。我還記得在那段日子裡，父親臉上隱藏不住的惶恐、悲哀和茫然失措。
「徐新民是在一九六四年冬天被捕的，你父親出事是在一九六六年。當中相隔了整整兩年，你不覺得奇怪嗎？」德正皺著眉頭，飛快地瞥了我一眼，接著道，「我的意思是說，假如徐新民真的供出了這個組織的所有情況，你父親為什麼要拖到兩年之後才自殺？這是第一。第二，以你父親身上的那點事來說，即便被捕，也罪不至死。也許判個七八年就會放出來。你曉得，你父親是一個聰明人，行事周密，深思熟慮。他完全沒有必要慌慌張張地上吊自殺。第三，你父親剛死，從省城來抓捕他的公安就來到了村中，他又怎麼能知道自己要被捕的訊息？而且時間掐得那麼準？難道是他自個算出來的？這事沒這麼簡單！
「你父親死後，全村的人都去為他送葬。但我注意到，在送葬的人群中，有一個外地來的婦女，頭上戴著綠色的方巾，纏著老福問這問那，說個不停，顯得特別刺眼。在她離開村莊時，我在她後面不遠不近地跟著。到了十八畝的一條小溝邊，她發現我還跟著她，就厲聲責問我到底想幹什麼。我說不幹什麼，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互不相干。對付這樣的女人，我還有些辦法。等到我跟著她上了過江的船，這個女人也許覺察到了哪兒不對勁，她悄悄地擠到我身邊，問我到底是什麼人，為何像鬼一樣，一步不落地跟著她。我說，你過你的江，我過我的江，互不相干啊。她又問我要到什麼地方去，我說，你去什麼地方，我就去什麼地方。她當時沒說什麼，可嘴唇已經開始打哆嗦了。我們過了江，走到一個名叫丁卯的小鎮上，天又開始下大雪。她終於停在了一個理髮店門口，再也不肯往前走了。我判斷她的家應該就在附近不遠。她把身上所有的錢都掏給了我，蹲在地上哭了起來。她叫我菩薩老子，哀求我行行好，別再跟著她了。我這時才告訴她，我和趙雲仙打小一塊長大，是一輩子的兄弟。如今，他不明不白地吊死在尼姑庵裡，我有責任知道真相。一聽我這麼說，這個女人立刻就裝瘋賣傻，向我發誓賭咒說，她可不認識什麼趙雲仙、李雲仙的，她之所以出現在葬禮上，是因為走道迷了路，既然撞上了，就去看個熱鬧。我倒也不和她爭辯，只是說，你要這麼耗著，我們就一直耗下去，反正醜媳婦總是要見公婆的。最後，她猶豫了半天，大概是實在想不出什麼辦法，就狠了狠心，將我領到了丁卯鎮的一個裁縫合作社，把我交給了一個戴眼鏡的駝背裁縫。這人正是陳知辛。
「正是從陳知辛的口中，我瞭解到，徐新民在南通被抓，並不是因為他們的組織被公安機關破獲。徐新民跟一位小學老師發生了不正當的男女關係，他被捕的罪名是破壞軍婚。你父親的口風極嚴，他在上海的所有情況，從未向我吐露半句。這件事的來龍去脈，都是我從陳知辛的嘴裡知道的。他當時是裁縫合作社的副社長。事實上，不論是陳知辛，還是徐新民，到現在都還活得好好的，什麼事都沒有。依我看，你父親的死，或許另有原因。」
春琴從食堂買了飯菜回來。茶缸裡是百葉結燒肉，鋁製飯盒裡裝著蠶豆炒萵筍，飯盒的蓋子上，是兩個白麵饅頭。除此之外，還有一瓷碗米飯，外加一小碟紅方腐乳。簡單幾樣東西，倒也在小方桌上擺得滿滿當當的。德正只吃了半個饅頭，就放下了筷子。他說，嘴裡有一股鐵鏽味。
其實我也沒有什麼胃口。為了不惹春琴生氣，為了不讓她充滿哀傷、強作歡顏的臉上增添任何不悅之色，我任由她一次次地往我碗裡夾菜。她夾多少，我就吃多少。
趁春琴去門外水槽邊洗碗的工夫，我問了德正這樣一個問題：在他上任之初，曾經發願要做三件大事。可等到他最後下臺，其實只完成了其中的兩件：建了一所學校；推平了磨笄山，開出了一片新田。我很想知道，他沒有來得及做的那件事是什麼。
德正正從一次短暫的小睡中醒來，他似乎對我的問題感到有些吃驚，眼神里有一種「不知從何說起」的迷惘。不過很快，他就坐直了身體，朝我眨了眨眼睛，用很小的聲音對我耳語道：
「現在，我正在做這件事。」
用不著我來饒舌，你大概也能想明白，德正正在做的這件事，指的大概就是「死」。
一輛滿是塵土的長途汽車徐徐停靠在朱方車站。春琴從一個腋下夾著紅旗的工作人員手裡，拿過一把梯子來，架在了剛剛停穩的汽車上。她爬到梯子上，從我手中接過鋪蓋和大件行李，放在汽車頂部的大網兜裡。當她從梯子上下來的時候，猛然間有些頭暈，差一點沒栽下來。我趕緊上前扶住她，問她要不要緊，可司機已經在很不耐煩地按喇叭了。
我記得當時正是六月天氣。透過公路邊的樹蔭，可以看見生產隊的社員們在一條亮汪汪的河邊，正開鐮割麥。
汽車開出去沒多遠，突然就熄了火。我看見春琴搖搖晃晃地衝下了車站的陡坡，朝這邊跑了過來。可沒等她跑到汽車跟前，引擎再次打著了火，汽車又在往前開了，把春琴扔在了馬路當中。
汽車很快就拐了一個急彎。
一段寫有「八字憲法」標語的紅磚矮牆，遮住了她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