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珠
章珠，小名珠子、珠兒。一九三零年九月生於沙洲興隆。在章家的四個姐妹之中，章珠排行第三，所以母親又叫她「小三子」。在她六歲那一年，父親在遍嘗各類仙丹妙藥之後撒手人寰，留下了一個遺腹子和大筆的債務。為了確保章家的這根獨苗能夠在兵燹和饑荒中存活，母親只能從四個女兒身上打主意。
大女兒被賣到了蘇北的東臺；二女兒由一艘下水船帶到了常州的夏溪，給人當童養媳；而章珠則被「過繼」給了長江對岸南徐巷的一戶人家。那一年她十三歲。
南徐巷的這戶人家姓彭，養父長年在無錫與河南許昌之間往返，販賣菸草。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家中只有養母一人。養母剛過五十歲，眼睛幾乎全瞎了。章珠除了照顧她的飲食起居之外，還要時常陪她去廟上燒香拜佛。如果你認為，一個白白胖胖、成日在家吃齋唸經的女人脾氣也一定很溫和，那就錯了。這個瞎子念及自己的雙目失明、丈夫的薄情寡義，以及世上的種種不順，滿腹的怨毒無從發洩，就會變著法子來折磨這個羸弱的「江北佬」。養母在心情比較好而又寂寞難耐的時候，也會教她認幾個字。有時在廟裡的禪堂吃茶，在外人面前，她總是親暱地稱章珠為「我的小柺杖」。
章珠在彭家待了不到半年，就開始了自己的第一次逃亡。當她頂著六月的大太陽，憑著自己離家時的模糊記憶，終於抵達江北老家時，母親正在村頭的秧田裡拔草。她見到章珠，先是驚愕，繼之以笑，然後是哭，最後則是一整宿輾轉反側的慍怒與哀嘆。
第二天一大早，母親將半碗大麥粥端在她面前的桌子上，一字一頓地問她道：「告訴我，你姓什麼？」章珠一愣，忙說：「我姓章，叫章珠啊。」母親立刻神色嚴厲地糾正她：
「不對，你不姓章。現在你姓彭，你叫彭小三。你生是彭家的人，死是彭家的鬼，與我們這個死人的人家，再無半點瓜葛。記住，若讓我再看見你回家，有你沒我，有我沒你。你不要怪我心狠。這揚子江，一年到頭水流不絕；那南徐巷，凡有人的地方，就有口井。你若是熬不下去了，可以投江，也可以跳井，這家你不能回。喝完了這半碗大麥粥，你就走你的路，從哪裡來，回哪裡去。我和你永生永世不再相見。」
章珠見母親這麼說，就知道這家待不住了。她沒有喝那半碗大麥粥，回到房中，和躲在門後偷聽的妹妹相擁而泣。然後，她在熟睡弟弟的臉上親了一口，狠狠地吸了口氣，咬了咬牙，出了家門。
從他們家到長江的渡口，整整十二華里。她只顧著哭，沒看見母親在身後一路跟著她。在等候過江船的時候，母親將手裡的一隻鼓鼓囊囊的襪子遞到她手中。那是母親從鄰居家借來米，隔夜為她煮好的白米飯。那團裝在襪子裡的白米飯，在六月的酷暑中早已變了味。瞅著眼巴巴望著自己的瘦弱母親，章珠默默流著淚，將它吃得一粒不剩。母親安靜地坐在女兒身邊，用手撩起她的頭髮，問她頭上的包是怎麼回事。章珠說，那是在牆上撞的。母親又問她眉角上的疤痕是怎麼落下的，章珠說那是「江南的媽媽」用燻爐砸的。最後，母親的手久久停在了她胳膊上的一大塊淤青上。章珠原以為母親會問她這塊淤青是怎麼回事，可母親只是哭，沒再吭氣。等到她哭夠了，就將女兒的頭扳過來，死死地摟在懷裡，說：
「你走後這半年，娘沒有一次睡覺不夢見你。不要怪娘，要怪就怪你上輩子投錯了胎。兒啊，十個手指伸出來，有長有短，可少了哪一根，都連著筋，帶著肉，做孃的哪有不心疼？開弓沒有回頭箭，你自己去奔你的生，奔你的死。船已經靠岸了，娘看不得你上船。這就先回了。去吧，上船時不要回頭看。」
章珠一上船就開始嘔吐。當她把剛吃下去的米飯都吐乾淨以後，船已到了江心。她一抬頭，發現母親並沒有離開。她一個人孤零零地站在江邊的堤岸上，身影越來越小。她知道母親在哭，在喊，在呼天搶地。除了船側靜靜的水響，她聽不到任何聲音。
章珠第二次從南徐巷出逃，是在一年後的春末。這一日，她沒敢貿然回家，而是躲在家門口外的一片竹林裡。她在那裡一直躲到天亮，終於等到了早晨來河邊挑水的妹妹。妹妹告訴她，母親已在浙江富陽鎮上給她找了一戶人家，讓她跟那裡的一個茶葉商人做小。妹妹送她去渡口，兩人坐在江邊的蘆穗叢中，哭了一下午。等到最後一班過江船漸漸攏了岸，妹妹從懷裡取出一雙油皮紙包著的布鞋，交到姐姐手中。她讓章珠把腳上的那雙舊鞋子換下來。妹妹噙著眼淚，對章珠說，那是母親給她新做的一雙繡花鞋，本打算出嫁那天穿的，「如果我們姐妹今生不能相見，就讓這雙鞋子做個念想。你看到它，就如同看見了我。」
正如諸位已經知道的那樣，章珠就是我母親。
一九四八年冬，我祖父帶著媒人馬老大（還有我父親的一張小照）來到了南徐巷的彭家提親。一路上，馬老大不時地提醒我祖父，據她探知來的訊息，那個瞎子的脾氣頗有些古怪。「他們從江北辛辛苦苦收養這麼個女兒，為的就是防老。萬一她提出讓男方入贅，我們如何答覆？」祖父讓她見機而作，便宜行事，但也給了她談判的底線，「倒插門的買賣我們不做。一聞此話，我們扭頭就走。」
馬老大的擔憂是多餘的。瞎子除了對彩禮的數目稍微表示了一些異議之外，對這門親事倒是一口應允。據馬老大後來說，瞎子在無錫賣菸草的丈夫，葉落歸根，要回到南徐巷來養老。這老頭對養女的非分之想，讓瞎子成天憂心忡忡。她什麼也看不見，但這不妨礙她從丈夫跟養女說話時那「醜態百出」的腔調中，推斷出我母親的容貌。她巴不得我母親即刻從南徐巷消失。最後，她甚至對馬老大這樣說：「我們當初買她是多少錢，你們就付多少錢。就當我們白養了她五年。人呢，今天下午就可以帶走，何時成親，全憑你們一句話。」
當馬老大笑眯眯地來到前廳，將正在和香菸販子喝茶的祖父拽到一邊，眉飛色舞地告訴他下午就可以把人帶走時，我祖父把眼一瞪，苦笑道：「帶什麼帶？亂彈琴。我兒子人還在上海呢！」
我的父母在第二年春天結了婚。他們的第一個孩子（是個女兒）出生不到三天就夭折了。兩年後，他們生下了我。後來的事，各位都知道了。在我出生還不滿週歲的時候，母親就撇下了我，從此離開了朱方鎮，直到她去世，再也沒回來。
據我嬸子說，導致他們離婚的直接原因，是父親去馬祠村給人算命時，對一個黃花閨女動手動腳，做出了「沒出息的醜事」。事後，這戶人家糾合了三四十個親眷和鄉鄰，連夜打上門來，鬧了個雞犬不寧、天翻地覆。這話也許不錯。可老福奶奶對這件事的說法，則要詳盡、具體得多。那是我即將去南京的前夕。老福說：
「有一年，你爸爸去馬祠，就是魏家墩後的那個小村，給一個睡覺老夢見蛇纏身的姑娘摸骨。不知道你父親對人家用了什麼法術，他前腳從馬祠回村，那姑娘後腳就跟了過來。她這一來，就不走了。拽著你父親的衣袖，死活不撒手。你母親那陣子在鄉里當婦女主任，晚上回到村上，見家中多出這麼一個哭哭啼啼的黃花姑娘，如何不氣惱？事情鬧開了，德正、寶亮、銀娣和新珍他們，都趕來勸解。新珍讓你媽在我家先對付一晚，第二天一早，她和銀娣負責將這個姑娘送回家。可當天夜裡，馬祠那戶人家訪到了姑娘的蹤跡，帶了一夥人，舉著松明火把打上門來了。這也不能怪人家，一個十八九歲的獨生女，憑空就不見了，怎能不急紅了眼？我聽見那夥人口口聲聲要放火燒你們家房子，就開啟窗戶往外一望，好嘛，鄰近各村的人大晚上不睡覺，都趕來看熱鬧，把燕塘圍得密不透風。你媽一邊在窗前給你餵奶，一邊哭著問我，萬一將來有個山高水低，能不能幫著照顧一下這個孩子？我當時就知道事情不太好。還真別說，那姑娘對你爸爸也是鐵了心。後來，你父母辦了離婚，這戶人家聽說了，又回過頭來託人上門找我，有心要撮合這門親事。那姑娘成天在家中尋死覓活的，眼見得就要瘋了。我去探聽你父親的口風，他一臉苦笑地對我說：‘我連殺她的心都有了，如何能與她成親？’」
如果老福奶奶的話是真的，我父母之間的感情糾葛，遠比我嬸子所描述的要複雜得多。我相信，假如沒有發生那個轟動鄉里的事件，他們的婚姻本來是可以挽回的。
好吧，我現在長話短說。
事實上，在母親離開我的二十多年裡，她一直在給我寫信。它們被記錄在了十四本清一色的硬麵筆記簿上。這些信本來就沒打算發出，嚴格地說，它們或許不能被稱作真正意義上的信件吧。但若稱它為日記，也不合適。因為這些在不同時間裡寫出來的文字，都有一個想象中的讀者，不用說，這個人就是我。母親有時候稱我為兒子，或者老兒子。更多的時候，她喜歡叫我小寶、寶貝、小屁屁、香咕隆咚寶、心頭肉、小混球，諸如此類。這些被我編了號的文字多達七百六十餘封。有的信只有短短幾行字，有的則長達十多頁——由於使用了不同顏色的墨水，我能判斷出這些長信不是一天寫成的。我還注意到，在她由南京輾轉合肥並最終調往湖北的那一年中，差不多有四個月的時間沒有寫信。
順便說一句，她從南京去湖北，並不是什麼正常的工作調動，而是勞動改造。先是在武漢，隨後到襄樊，最後則是咸寧。
如果把母親的第一封信與最後幾封信做一個簡單的對比，你很難相信這些信件出自同一個人之手。在最初的那些信中，母親的字跡歪斜、稚拙，文法頗多舛誤，至於錯別字，更是隨處可見。可到了差不多十年後，她那筆工整娟秀、一筆不苟的楷體，已足以讓人賞心悅目。她不僅時常引用古典詩詞，甚至能用曉暢優美的文字進行一些簡單的哲學思考。比如說，她曾在一九七四年六月的一封信中，對自己的人生做出過這麼一番抽象的思索：
假如她的父親沒有過早離世，她「如今」的世界會是怎麼一個樣子？
假如她的養父從無錫來家，在一個下著瓢潑大雨的夜晚，沒有悄悄溜進她的房間；假如她當時選擇忍受，而不是大喊大叫，並在他的腿上紮上一剪刀；假如，在一九五〇年，她沒有在祠堂裡因「一時衝動」站起來發言；假如，我父親沒有在新婚之夜向她吐露上海那個特務組織的所有秘密；假如她在一九六六年的初冬，沒有「心血來潮」，向組織上提交那封讓她「肝腸寸斷、後悔終生」的檢舉信，她「如今」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
每一個假如，都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偶然，而每一個偶然，都足以改變她日後的人生軌跡。那麼，她「如今」的生命，與這些數不清的「假如」之間，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呢？母親的哲學思索，恰當地停止在這裡，不再向前延展。母親或許已經敏銳地意識到了一個危險：她若再往前跨一步，就會陷入宿命論和虛無主義。這對於母親這樣一個立志拯救全人類的共產黨員來說，是難以想象的。
再比如，在編號為102、214、667的幾封信中，母親對白天和夜晚的自然更替展開了一系列令人震驚的遐想。她覺得既然一個人的一生，由許許多多個白天和夜晚組成，如果把這些日子加以簡單的壓縮，實際上我們一輩子只經歷了一個白天和一個夜晚。因為白天和夜晚完全不同——在白天，世界是明朗的，陽光燦爛，鳥語花香，你感到躊躇滿志，精力充沛，意志堅定。而夜晚則是闇昧的，兇險的，令人生疑的。當她在燈下寫信時，她時常感到，一到晚上，自己就變成了一個「只會在牆根下喃喃低語的油蛉」，軟弱多疑，煩躁不安，周遭的世界忽然變得像人心一樣虛妄、脆弱、深不可測。
因此，母親覺得，她的一生既不是活在白天，也不是活在晚上，而是生活在白天與夜晚「一刻不停的撕裂與搏鬥中」。
在第二十七封信中，母親首次提到了嚴政委。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嚴政委名叫嚴御秋。這封信長達十一頁，母親詳細記錄了她與部隊「首長」的結識過程，從中我們不難窺探到她後來與我父親離婚的一段鮮為人知的隱情。
一九五二年夏天，母親在縣裡的幹部培訓班學習。嚴政委有一次去省裡開會，出人意料地帶上了母親，讓她去南京長長見識。三天的會開完後，嚴政委想去看望一下自己當年在部隊的老首長，也「順便」捎上了她。首長家的院子異常闊大，「白裡透紅的水蜜桃掛滿了枝頭」，給客人端茶倒水的「僕人」，是個年輕英俊的軍官，「戴著雪白的手套」。老首長其實並不老，且十分平易近人。他話不多，可句句話都「耐人尋味、擲地有聲」。吃晚飯時，首長親自給她斟酒，讓她一時手足無措。她說她從來沒喝過酒。首長說：「哎，不會喝酒幹什麼革命嘛！」於是她就喝了酒。酒醉之後，她和嚴政委都留在那個大院裡過夜。第二天早上醒來，母親四肢無力，頭痛欲裂。她披著衣服，來到院子裡轉悠，看見首長那麼大的官，竟然頭戴草帽，脖子上搭著一條白毛巾，手執鐵皮花灑，親自給花草澆水，心裡「不知為何，就有些感動」。
母親從南京回到了縣裡後不久，就接到了首長本人給她寫來的一封長信。她面紅耳赤地讀完了這封信，「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找到了嚴政委，向他報告說「有人冒充首長的名義，給我寫流氓信」，可嚴政委讀完了這封信，只是哈哈一笑，「你胡說什麼呀！正常的感情表達嘛！你看噢，人家與你見了面，又不知道你已經成了家，對你表示好感，這怎麼是流氓信呢？現在是新社會，戀愛自由，婚姻自主，人家有表達感情的權利，你也有拒絕的權利嘛！」
母親回到住處，又偷偷把這封信從頭至尾讀了一遍。奇怪的是，這一次不一樣了。她覺得這封信寫得光明磊落，情真意切，可「怦怦亂跳的心，連一秒鐘都靜不下來」。「他那樣一個人，莫非也會看上我這樣一個人？」在令人難以置信的驚愕中，她對首長的尊敬增加了。
幾年之後，母親在南京與首長正式結婚之前，她給嚴政委寫過一封信。在嚴政委的回信中，除了例行的問候與祝賀之外，真正的內容只有「早該如此」四字。這四個字，讓聰慧的母親想了整整一個晚上。她把這些年的事，前前後後想了無數遍之後，對嚴御秋的為人，第一次產生了痛苦的懷疑：
「這個嚴禿子，到底在搞什麼鬼？」
在編號為506至517的十二封信（前後時間跨度長達九個月）中，母親記述了她生命中那個最黑暗的時刻。
她丈夫（當然是後來的丈夫）有位老部下，在上海的公安部門任職。一年夏天，他來南京出差，在酒桌上提到了不久前剛剛破獲的一宗絕密案件：他們在追查國棉六廠一樁貪汙案的過程中，無意間發現了一個潛伏多年的國民黨特務組織。在被圍捕的過程中，為首的兩名骨幹在開槍擊傷了多名公安幹警之後，在曹家渡附近逾河逃脫。
這人口中的「曹家渡」三個字，如雷轟頂，驚醒了母親長年飼養在心中的那條毒蛇，讓她陷入了持續的失眠之中。經過接連四五天夜不成寐的煎熬，母親確信，如果不把那條盤踞在心中成天喝她血、吃她肉的毒蛇弄出去，她很快就會發瘋。辦法當然是有的，而且早就在心中盤算好了——她給部隊黨委寫了一封檢舉信，將我父親在新婚之夜向她透露的那個秘密和盤托出。檢舉信送出後，那種讓她長吁一口氣、如釋重負的感覺，只維持了不到兩個小時。一陣更為兇猛的銳痛，頃刻間刺穿了她的心臟。
她很容易想到那封檢舉信所帶來的必然後果：一旦我的父親被捕，她那在農村的可憐兒子（當時不滿十二歲）將會立刻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孤兒。
眼看著她茶飯不思、形容憔悴且舉止乖戾，首長先是帶她去了三四家醫院診病，藥石無效之後，又不斷地敦促她去青島療養。最後為母親分擔憂愁的，是在首長家幫傭多年的農村婦女張嫂。她一直在暗中觀察母親，並費盡心機，獲知了全部的事實真相。最後，張嫂給母親出了這樣一個主意：
「你把檢舉信交給部隊，部隊把檢舉信轉去上海，那邊的公安局開個會，研究研究，做出決定，再由上海轉來江蘇，然後一級一級地佈置下去抓人，少說也得個把月。你趕緊給孩子的爹拍份電報，讓他遠走高飛，逃他個無影無蹤。」
母親並未採用「拍電報」這個方式（因為她本能地意識到了這樣做的危險性，何況她也不知道朱方鎮郵電局能否接收電報）。她給父親寫了一封信，由張嫂（藉口回鄉探親）帶到三十多公里外一個名叫龍潭的小鎮，在那裡的郵電所投遞。為保險起見，她寫給父親的這封信使用了隱語，只有十個字，那是父親所屬的特務組織一度使用過的接頭暗號：
花須連夜發
莫待曉風吹
我在離開家鄉前夕，去朱方鎮公社衛生院探望過趙德正。當時，他實際上已經向我暗示了父親的死與母親的關聯。大概是考慮到我正要去南京投奔她，德正不能把話說得更為明瞭。如果我的判斷是正確的話，那麼我們不難做出如下推斷：父親在接到母親的那封信後，自忖他那羸弱的身體抵擋不住想象中的刑訊逼供，為了保全他分散在各地的八位兄弟以及可能會有的一大堆家小，他冷靜地選擇了自殺。
母親沒有想到的是，這封檢舉信不僅沒有給予她想象中一勞永逸的安寧，相反，這一魯莽的舉動，給她和她的家庭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煩惱。她本人被隔離審查，前後達三月之久；她的丈夫被不明不白地停了職，且立即被調往安徽的合肥。半年後，又舉家遷往湖北的武漢。在啟程前往合肥的前夜，母親一連幾次想把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告訴丈夫，請求他原諒，都遭到了老首長的阻止：
「你不用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命裡註定我們兩人要同舟共濟。南京我已經呆膩了，換個地方，不也很好嗎？」
事實上，母親在信中提得最多的一個名字，既不是她的老上級嚴御秋，也不是與她情同姐妹的女傭張嫂，而是一個名叫孫耀庭的人。
孫耀庭是江西于都人，原是車隊的一名司機。母親在信中，有時也會把孫耀庭稱為「小靈子」。我猜測那意思，大概是說這個人特別的機靈吧。從後來我與孫耀庭的交往來看，他的確無愧於這個稱號。五十年代末，孫耀庭作為首長身邊的工作人員，犯了一個大錯（具體事實母親沒有交代），首長一怒之下，就讓他返回江西原籍。在人生面臨重大轉折的緊要關頭，母親救下了他。她說服「老頭子」，讓孫耀庭去部隊所屬的前進磚瓦廠「戴罪立功」，當了一名副主任。
毫無疑問，這個孫耀庭就是我母親一生中最為信賴的人。
當我乘坐的長途汽車停靠在南京中央門車站時，孫耀庭親自到車站來接我。
他穿著一件灰色的短袖襯衫，頭差不多全禿了，只是在兩邊的鬢角上還殘留著一撮硬發，猛一看，就像額頭上長出了一對犄角。我們站在出站口的鐵欄杆邊寒暄了幾句。他說，我的母親不久前住進了鼓樓醫院，目前還不能跟我見面。在住院前，母親囑咐他暫時負責照料我的一切。他現在的身份是邗橋磚瓦廠的廠長。
孫耀庭抬腕看了看錶，抱歉似的衝我笑了一下，說他還有一些事要辦，打算在南京再呆幾天，等過兩天回到廠子裡，就為我設宴接風。隨後，他把我交給了身邊的一位梳著齊耳短髮的中年婦女。
說實話，孫耀庭的那番話讓我有點聽不懂。當時，我心裡咯噔了一下：他怎麼會說「在南京再呆幾天」？莫非我要去的那個地方，並不在南京？
沒錯。
那位婦女領著我上了一輛公共汽車。半個小時後，到了中華門。隨後，我們在一段頹圮的城牆下，換乘102路區間車，一路往東。又過了兩個多小時，我們終於抵達了一個名叫邗橋的荒僻小鎮。
好在那時天已經黑了，除了空氣中那股刺鼻的煤灰味，什麼也看不見。
雪蘭
邗橋磚瓦廠的前身是國民政府時期的一座監獄。一九四九年八月，南京軍管會接收了這個監獄之後，將附近的六合、義寧、大丙和龍潭四個磚窯廠合併，在這片歷朝歷代燒製城磚的地區，興建了一個規模龐大的勞改營（原名前進磚瓦廠），作為臨時審查和關押國民黨政府官員及戰犯的集散地。實際上，只有極少數的犯人會被正式編入前進磚瓦廠的勞改序列。為了給那些源源不斷押解來此的新犯人騰出地方，大部分經過甄別和初步審查的勞改犯則會被押上一輛輛軍用卡車，定期送往南京的和平門，由火車轉運至最終的目的地——甘肅的西固。
一九七一年九月，隨著新式霍夫曼輪窯和隧道窯相繼研製成功，二十四小時晝夜不息的新式磚窯取代了傳統土窯，「前進磚瓦廠」被正式更名為「邗橋磚瓦廠」。與此同時，在基本完成對戰犯的改造任務之後，這座磚瓦廠也由地方政府接管，成了一個每年向國家上交百萬利稅的大型地方企業。
孫耀庭也是從那時轉業，由原先軍管會的一名副主任，變成了邗橋磚瓦廠的廠長兼黨委書記。
來中央門車站接我的那個婦女，名叫沈祖英。她穿著一件珠灰色的短袖襯衣，鼻樑上架著一副金絲邊的眼鏡，略瘦，皮膚白皙，窄窄的臉龐，牙齒細而密。我猜她頂多不過三十來歲，可她說她今年已經四十六了。我知道她不是在開玩笑，震驚之餘，又忍不住朝她多看了兩眼。
她有點不苟言笑，說起話來言簡意賅。她告訴我，她是工會圖書館的管理員，在我正式去那裡上班之前，目前整座圖書館只有她一個人。
在開往廠區的102路公交車上，她不像其他乘客那樣，東倒西歪地張著嘴酣睡，而是端坐在位子上，一動不動地直視前方。你要說她一門心思在看什麼，倒也不見得；可你要說她什麼也不看，那也不對——因為你能感覺到，她眼角的餘光一直在兜著你，同時鼻子裡吭吭有聲。這大概就是所謂的城裡人的派頭吧。我記得，在車上，她也曾問過我是哪裡人，怎麼會想到來這個廠工作，我及時地想起了父親去世前的忠告，用「一言難盡」四個字來敷衍她。她也沒再多問。
最終，102路公共汽車停在了漆黑一片的山野裡。
我挑著被褥行李，手裡拎著一個裝有臉盆的尼龍網兜，走在了前面。沈祖英在我身後打著電筒。青蛙一聲接著一聲地叫著，就像是彼此之間正在打電話，「喂喂」的應答聲，在曠野裡響成了一片。熱風從腐漚的池塘裡吹過來，在令人窒息的煤渣味中，你還可以聞到收割後清新的麥秸稈的香氣。我們沿著一條佈滿車轍的黃泥大道往南走了一段，就看見了邗橋磚瓦廠那簡陋而荒涼的大門。
廠區的道路雖說鋪著方磚，可你不知道踩到哪塊磚上，就會突然冒出一股濃稠的泥漿來。我們經過一個挑著電燈挖土的工棚，繞過一塊水泥籃球場，穿過一片地勢低窪、長滿齊人高茅草的荒地，就看見了工廠宿舍區那片微暗的燈火。
沈祖英對我說，按照孫廠長的安排，我得暫時在一位姓薛的高工家住一段，「不過，你可別擔心，薛工去外地出差了，一時半會兒還回不來。我今天下午去他家看過一次，屋子收拾得挺乾淨的。你就湊合著住兩天，等廠裡為你安排了宿舍，再搬出來住。」
薛工的家，在一個簡陋低矮的小院裡。兩間正屋。門前的空地上，有一塊菜地。西側還搭著一個灶披間，緊挨著山腳下的一座變電站。如果你凝神屏息，就可以聽見變壓器嗡嗡的電磁蜂鳴聲。
沈祖英沒有隨我進屋。她告訴我，廚房的灶臺上有一個塑膠袋，裡邊裝著掛麵、雞蛋和西紅柿。隨後，她又囑咐我，明天用不著去圖書館上班，不妨先休息幾天，熟悉一下週圍的環境。有空的話，也可以去邗橋鎮上轉一轉，買一些生活用品。交代完了這些事，祖英將鑰匙交給我，就晃動著手裡的電筒，沿著斜斜的山坡，高高低低地走了。
第二天早上，聽著屋頂上闢辟撲撲的雨聲，我憋著一泡尿，在熹微的晨光中醒了過來。起先，有好長一陣子，我都誤以為自己躺在故鄉安靜的閣樓上，心裡還在惦記著去給牛圈裡的兩頭牯牛換草，帶它們去風渠岸邊喝水。被子上那股淡淡的煙味以及對面牆上貼著的幾張電影海報，把我拽回到了全新的現實中。
我趿拉著鞋子，拉開門，走到了細雨濛濛的院子裡。
廚房門前的空地上，零星地長著幾株旅生的玉米和向日葵。院牆邊堆放著幾捆劈柴和樹枝，樹枝的縫隙中，長出了大片的牽牛花——它們順著石頭壘成的牆面，一直爬到了廚房的屋頂上。我所在的這個小院，建在一個陡峭的山坡上，高壓電線從房頂上越過，在山坡下的一大片草灘裡盪出了一個巨大圓弧。順著這個圓弧往下看，我發現整個廠區蜷縮在三面環山的一個亮汪汪的沼澤地裡：星星點點的廠房、工棚和磚窯依山而建，被挖開的山包露出了大片的石塊和黃土。挖土機在雨中靜伏。一道山間溪流，裹挾著泥漿和沙石，從茂密的樹林裡奔衝而下，最後匯聚成了一條寬寬的洪流，沿著山腳蜿蜒西去，將昨晚經過的那處籃球場浸泡在一片汪洋之中。
越過腳下那片長滿蘆柴和茅草的灘地，可以看見一排居民樓正在雨中施工。而在更遠一點的地方，是大片縱橫交錯的河道、收割後的麥田以及隱隱約約的一帶遠村。
應當說，除了亂、髒和荒僻之外，這個地方與我曾經生活過的鄉村沒有什麼不同。你知道，我在村裡人豔羨的目光中，隻身一人離鄉背井，來到繁華的都市，可不是為了欣賞什麼山野風光！在這個荒涼的山坳中，唯一顯示出現代氣息的設施，大概就是那條橫貫整個廠區的鐵路了——為了便於磚瓦外運，工廠鋪設了專用的鐵軌，它一直延伸到了東山的山腳下。沒過多久，我就看見一輛小火車突突地冒著濃煙，從雜草叢生的鐵軌上緩緩駛過。
從某種意義上說，此刻，站在濛濛細雨中正在打探、掂量這座工廠的人，其實並不是我，而是雪蘭。或者說，自從我跨上102路公共汽車的那一刻起（我剛上車，一個趔趄，就把一個年輕姑娘脫在地上的涼鞋踢得找不見了。她不停地罵我鄉巴佬，直到沈祖英幫她找到了那隻鞋，並代我向她一再道歉），我就在用雪蘭的目光，偷偷地打量這個陌生的地方。我必須將自己變成雪蘭，並在心裡暗暗推測，在將來的某一天，雪蘭來到「南京」之後，可能會有的種種心理反應。
坦率地說，經過一連幾天的冷靜觀察，我沒有找到一絲一毫可以讓我妻子感到舒心和高興的理由。這無疑加重了我的憂慮。到了夜深人靜的晚上，一陣陣向我襲來的思鄉之情，也讓我的心急速墜入黑暗的深淵。
當然，這個地方也並非一無是處。
這裡似乎應當順便提一下，在東邊那片起伏的山巒背後（那裡矗立著霍夫曼窯高聳入雲的兩根大煙囪，一刻不停地噴著白煙），還趴著另外一個規模更大的工廠。這座名為「9327」的鋼鐵廠，與它建廠時的神秘傳說一樣充滿傳奇色彩。我後來聽說，空軍的兩架戰機在例行訓練時，每次飛越這片山巒，儀表盤的指標都會發生奇怪的偏轉。不久之後，從北京派來的一個地質勘探隊，很快就探明瞭巨大的磁性鐵礦的準確方位。1959年3月27日，隨著大批上海鋼鐵工人和技術人員陸續抵達，9327鋼鐵廠破土動工。
大批上海人的到達，一夜之間，為邗橋這個荒僻的山村增添了許多時髦的亮色——他們不僅使得邗橋有了「小上海」的名號，也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這裡的風俗、生活方式乃至語言習慣。比如說，我所遇見的任何一個邗橋人，都會自然地把「茄子」稱為「落蘇」，把「洗澡」稱為「打浴」，把他們不喜歡的人通通稱為「垃圾癟三」。在寫給雪蘭的第一封信中，我已經將「小上海」這個地名的由來，向她詳細地做了介紹。
在9327鋼鐵廠與我們工廠之間，有一條不長的隧道在山間彼此通連。一到星期六的中午，那些從上海來的男男女女，就會穿著鮮豔時髦的衣服，成群結隊地從隧道里擁出來，穿過我們工廠的廠區，前往102路公共汽車站，去南京和上海過週末。每當這個時候，我們磚瓦廠那些衣衫襤褸、自慚形穢的工人們就會謙卑地閃向路邊，自動給他們讓道。
如果我現在就提前告訴你，在將來的某一天，雪蘭也會身穿顏色鮮豔的連衣裙，混雜在這夥花花綠綠的上海人中，從黑黢黢的隧道一端擁出，突然出現在我的視線之內，你會不會感到有些吃驚？
這年的九月，我回了一趟老家，正巧趕上了德正的葬禮。
德正的遺體火化後，骨灰被埋在了村東的那片桑樹地裡，離我父親的墳不遠。在桑樹的濃蔭下，春琴蹲在地上，一邊為德正燒紙，一邊啞著嗓子對我說：
「我不管你什麼薛工不薛工的，這一回，你無論如何得把雪蘭帶走！我就不信，你把老婆帶去，你們廠長會攔著不讓她進屋。你可不知道你丈母孃那張嘴！這世上難聽的話都被她一個人說盡了。別說是住在別人的房子裡，你在南京就是露宿街頭，也得把雪蘭帶走。誰叫你當初急吼吼地要跟人家成親，現在知道懊惱，遲了！說句你不愛聽的話，更懊惱的事，還在後頭呢。」
我對春琴說，我倒也不後悔跟雪蘭成親，而是根本就不該去南京，「早知道去那個地方燒窯做磚瓦，去窯頭趙豈不是更省事？我現在連做夢都想回到村子裡來放牛。」
「回來好啊！」春琴揶揄道，「你要是回來了，我們就並家過日子。家裡有了個男人，也省得我們孤兒寡母受人欺負。」
大概是覺察到在德正的墓前說這樣的話有些不太合適，春琴靜默了一會兒，丟下手裡的樹枝，站起身來拍了拍身上的紙灰，接著道：
「不跟你說這些沒邊沒沿的話了。有一句話我要先說在前頭。龍冬今年十二了，等他年滿十六歲，我就讓他去南京找你，好不好？到時候你託託人，替他在廠子裡謀個差使。」
我家的那個閣樓空關了幾個月，一時無法住人，這次回鄉，我只得寄居在雪蘭的家裡。在我終於答應帶雪蘭去南京之後，銀娣和小武松對我的態度驟然改觀。在雪蘭不斷的暗示、央求和攛掇下，我把心一橫，生平第一次改口叫銀娣媽媽。當時，銀娣嘴裡正含著一口飯，被我冷不防這麼一叫，明顯地嚇了一哆嗦，被飯糰噎得直翻白眼。等到她拼命地把那口飯嚥了下去，淚水奪眶而出。老兩口一激動，當天晚上就把家中唯一的一張大床讓給了我們，他們和小斜眼三個人，擠在了灶屋裡的兩張竹床上。
那天晚上，我和雪蘭躺在岳父岳母的大床上，在樟腦球的清香中，久久難以入眠。帳外蚊聲如雷，帳內汗出如漿。我在心裡琢磨著，如何將邗橋那邊的糟糕境況向妻子透個底，雪蘭忽然翻過身來，把溼漉漉的頭埋在我胸前，低聲道：
「城裡總不會像鄉下這般熱吧？你住的房子裡，有沒有裝空調？」
我應當老實承認，這還是我頭一回聽說「空調」這個詞，還不能確定它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物件，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識到，所謂的空調，大概是一種遠比電風扇還要高階的東西吧。我知道，雪蘭之所以會這麼問，多半是緣於我在信中對「小上海」的過度吹噓，讓她對未來產生了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永遠都忘不了雪蘭第一次來到廠區時的眼神。我的目光疊入她的瞳孔，用不著看她的臉，我就能準確地感覺到，觸目所見的荒涼和髒亂，在她心底裡激起了怎樣驚恐、畏懼和失望的漣漪。
烈日下的熱浪，攜帶著令人窒息的煤煙味撲面而來。道路兩旁的石棉瓦小屋，低矮，醜陋，一座接著一座。樹木和植物的葉面上都覆蓋著厚厚的灰土。幾個頭戴安全帽的工人，蹲在破爛不堪的工棚外打牌。一個肥胖的女人在麵館門口一邊轟著蒼蠅，一邊用鑷子給豬頭拔毛。雪蘭拎著箱子從汽車上下來，沒走幾步，一隻腳就陷在了路上的爛泥裡，怎麼也拔不出來了。隨後，一輛手扶拖拉機從我們身旁急駛而過，濺起沉重的泥漿，劈頭蓋臉地打在我們身上。
我知道雪蘭心裡在想什麼。如果說她的眼睛睜得越來越大，顯然不是因為眼前的「城市風貌」給她帶來了應接不暇的喜悅，而是源於心中「媽的，我倒要看看，究竟還能糟糕到哪裡去」一類的疑問、驚異和難以置信的憤怒。
在廠區大門到我宿舍的路上，我們走了半個多小時，雪蘭沒有跟我說過一句話。當她走進了我的小屋，在桌邊坐定（我端給她的一杯涼水，她視而不見），她那漂亮的大眼睛終於變得黯淡無光了。
她默默地打量著這個房子，眼裡閃動著淚光，長長地吁了一口氣，朝我悽然一笑，像是在安慰我似的，輕輕地吐出兩個字來：
「挺好！」
平心而論，雪蘭剛到邗橋的那陣子，還是打算跟我好好過日子的。孫耀庭也還算幫忙。雪蘭來後不久，就被他安排到了工廠的醫院，做了一名垃圾清運工。她從醫院弄回了一捆漿得硬硬的紗布，拆開來，縫縫剪剪，糊在窗戶上做窗紗。她受不了醫療垃圾的血漬和汙穢，隨後又去找孫耀庭調換工作，去公共澡堂賣起了澡票。
她在澡堂工作的那段時間裡，養成了時不時地往家裡「捎」浴巾的惡習。我們家的床上、飯桌上、椅子上，到處都鋪著藍白條紋的浴巾。我委婉地提醒她，把公家的東西拿回自己家來，不好。再說，我們家也不需要這麼多的浴巾。雪蘭的回答是：
「不拿白不拿。等將來有了孩子，用它來做尿布，正好。」
雪蘭很快就和左鄰右舍混熟了。她來後還不到兩星期，鄰居們已經開始讓孩子往我們家送餃子了。就這樣，瑣碎的日子一天天過下去，平淡無奇，波瀾不驚。雪蘭成天樂呵呵的，從未在我跟前流露過一絲一毫的抱怨和不滿。可我總覺得她哪兒不對勁。尤其是每當夜深人靜，她咬著被角無聲地哭泣（第一次，我還以為她在被窩中咯咯地笑呢）的時候，我能感覺到，在雪蘭不讓人觸碰的內心深處，那片不祥的雲翳始終還在。正因為她不願意讓我知道她在半夜裡偷偷地哭泣，我也只能裝出熟睡的樣子，不聞不問。直到有一天，她哭了半天，在黑暗中突然對我說（這表明她知道我是醒著的）：
「你聞聞，這屋子怎麼老有一股怪味？怎麼像是死耗子的味道？」
我立刻從床上坐起來，使勁地嗅了嗅。還別說，在陳年的煙味中，確實能聞到一縷似有若無的怪味。
我正想著如何去安慰她，忽聽雪蘭又道：
「要是那個該死的薛工半夜裡突然回家，我們該怎麼辦？」
是啊，這的確是個問題。
有一天傍晚，我從工會圖書館下班回家，剛走到門前的那片草灘裡，突然發現我們家的院子裡冒出了滾滾濃煙。起先，我還以為是家裡的房子失了火，兀自嚇了一跳。可等我跑到近處一看，原來是雪蘭把牆角的那個柴禾堆點燃了。她像是跟誰賭氣似的，正把被褥、床單、蚊帳一股腦地扔到火堆裡去燒。鄰居家的孩子遠遠地站著，朝這邊張望，被濃煙嗆得直咳嗽。我問雪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她鐵青著臉，不答話，也不正眼看我。她很快又回到家中，把床上的一張竹蓆拿了出來。她的動作過於莽撞，竹蓆讓門框掛了一下，差一點把她帶倒。等到這塊竹蓆在烈焰中化為了灰燼，雪蘭嘭的一聲甩上門，就怒氣衝衝地走了。
那天晚上，雪蘭一夜未歸。
第二天上午，在全廠職工大會結束後，我在工會禮堂的側門口截住了正想匆匆離開的孫耀庭。我跟他說了妻子放火燒蚊帳的事，問他那個姓薛的工程師到底是怎麼回事。孫耀庭一臉茫然地打量了我半天，滿臉堆下笑來：
「噢，他出差去了。你看，我這裡忙得七手八腳的。你來了這麼些日子，我還沒請你吃過飯。噢，對了，你妻子好像跟我說過，要把工作從醫院換到澡堂去，換了嗎？」
我壓住心頭的火，把昨晚雪蘭在院子裡放火燒被褥的事，再次從頭到尾跟他說了一遍。孫廠長撓了撓頭皮，表情就有些凝重。隨後，他略一思索，拍了拍我的肩膀，笑道：
「薛工的確是出差去了。我沒騙你。不過呢，他這趟差，出得有點遠就是了。」
「什麼意思？」
「死啦。回不來啦！」孫耀庭朝我詭秘地眨了眨眼睛，「這不挺好？那房子也沒人跟你搶，你們夫妻倆，可以一直住下去。」
說完，他就在一夥幹部的簇擁下，繞過一排夾竹桃樹林，急匆匆地走了。
這天下午，沈祖英在工會圖書館的水房裡洗衣服，笑著告訴我，就在我來廠前不久，薛工好端端的，不知得了什麼急病，半夜死在了床上。等到他的屍體被人發現，早就爛得不成樣子。「孫廠長怕你們鄉下人忌諱，不讓我跟你說。要我說，你可算是撿了一個大便宜。你想啊，要不是薛工出了這檔子事，廠裡專門給高工、專家準備的房子，獨門獨院，你一個剛進廠的小青年，怎能住得上？」
現在回想起來，正是這件事的發生，導致了我和雪蘭夫妻關係的急轉直下。本來就岌岌可危的婚姻，一旦越過某個危險的臨界點，就只能朝著它既定的最後目標撒足狂奔了。差不多一年以後，雪蘭突然辭去了澡堂裡的工作，去隔壁的9327鋼鐵廠當了一名質檢員。起先，一個星期中，她總有一兩天不在家住。到了後來，有時一連兩三個月，你也看不見她的蹤影。再後來，我就聽說，雪蘭跟9327的一個上海技術員已經公開同居。有時候，她回家來取東西，那個技術員就在院子外面站著，抽菸，等她。奇怪的是，對於生活中的這個重大變故，雪蘭從不解釋，至於離婚一事，雪蘭也隻字不提。我心裡暗暗琢磨，或許，她是在等著我把離婚這件事提出來。於是，趁著她有一天回來翻箱倒櫃地找耳環，我就主動地挑起話頭，與她商量起了離婚的事，就像是我做了什麼對不起她的事。
雪蘭明顯地愣了一下，笑嘻嘻地在我頭上摸了摸，道：「我說你是裝傻呢，還是真傻？這時候離什麼婚？你們廠邗橋新村的房子已經封頂，眼看就要分房了。我在這個節骨眼上跟你離婚，你一個單身職工，分什麼狗屁房子？難道說，你願意一直在這個死人的屋裡呆下去？房子分下來，全歸你。我一片瓦也不要。我早就想好了，你什麼時候拿到了新房的鑰匙，我們就什麼時候去民政局辦手續。我們之間的事，好商量，一日夫妻百日恩嘛！」
聽她這麼說，我心頭一熱，差一點落下淚來。
五年後的一個秋末，我在南京新街口百貨商場門口，最後一次遇見雪蘭。
那是在她搬家去上海的前夕。我正往百貨商店裡邊走，看見一個熟識的身影，正拎著一大包東西往外走。當我認出他就是我以前的岳父小武松時，想躲已經來不及了。隨後走出門來的，是我的前岳母銀娣，她手裡抱著一個小孩，一看見我，忽然就僵立不動，上嘴唇黏在牙齦上下不來了。雪蘭倒是反應快，她把手裡舉著的一隻黃色的氣球交給丈夫—— 一個留著山羊鬍子的中年人，走過來用手指挑了挑孩子的嘴，讓他叫我「孃舅」。
小武松給了我一支菸。我們都沒有說話。沒抽幾口，銀娣他們已經在公共汽車站向他招手了。小武松潘乾貴把菸頭往地上一扔，用腳碾了碾，在我肩上重重地捏了一把，黑著臉，一聲沒吭，走了。
我還記得，雪蘭跟我離婚差不多兩個月之後的一天傍晚，她曾經到我的住處來過一次，取走她寄放在這裡的一包衣物。那時已經是深秋了。她穿著一件薄薄的藏青色毛料短大衣（這使她的皮膚顯得更為白皙），耳朵上吊著一對翠綠色的耳環（這使她看上去既放蕩又羞怯，笑容變得稍稍有些陌生），身上散發出的氣息，有點像山野裡隨風飄來的晚桂的芬芳（這使她身上鄉下姑娘的氣質消退殆盡）。她在屋裡四處嗅了嗅，問我晚上做了什麼好吃的，怎麼這麼香？我說了一句客氣話，留她一塊吃晚飯，沒想到雪蘭爽快地答應了。我趕緊去廚房，將一盤肉絲韭黃回鍋熱了熱，又炒了一盤水芹，還燒了一大碗西紅柿雞蛋湯。
我知道她剛帶著爹媽去了一趟上海，吃飯時，就隨口問了問她去上海的情形。雪蘭說，別的都還好，就是他爹小武松與公公「搞不到一塊去」。她公公是上海益民糖果廠的副廠長，骨子裡有點瞧不起鄉下的這個親家翁。不過，這也怨不得人家。小武松公然在他們家客廳裡吐痰不說，吐完了，還要習慣性地用鞋底擦一擦，菸灰更是彈得到處都是。
關於她與「小鬍子」在上海的婚禮，雪蘭一句都沒提。
大概是實在找不到什麼話說，雪蘭盯著對面牆上的那一溜電影海報，笑著問我，從小到大看了那麼多的電影，「有沒有在心裡偷偷地喜歡過哪一位女演員？」
我知道她在沒話找話，可還是認真地想了想，對她說，我起先喜歡過扮演金環和銀環的王曉棠，後來是《柳堡的故事》裡的陶玉玲，最後是《杜鵑山》裡的楊春霞。
「你呢？你是不是也喜歡過電影裡的什麼人？」我把這個問題還給了她，就好像我真的對她的回答充滿了好奇。
雪蘭說，她可不像我那麼花心，從小到大，她只迷戀龐學勤。龐學勤這個名字有點耳熟，至於他到底演過哪些電影，我一時倒也想不起來了。說到這裡，雪蘭忽然停下筷子，問了我一個奇怪的問題：如果說，在她的少女時代，在鄉下，她的心裡一直珍藏著某個不為人知的秘密，想不想知道它是怎麼回事？換句話說，如果她曾長年累月默默地思慕著一個人，連做夢都想跟他在一起，想不想知道這個人是誰？
她一動不動地望著我，眼睛裡亮晶晶的。
我首先想到的這個人，當然是同彬。
雪蘭搖了搖頭。
我接下來提到了臉上微有麻點卻不乏英武之氣的復員軍人高定邦，提到了那個戴著眼鏡、文靜秀氣、彷彿每時每刻都在偷偷打量別人的小白臉高定國，提到了耳朵上成天夾著一支短鉛筆、說話幽默刻薄的趙寶明。
雪蘭從我手中拿過菸頭，抽了一口，輕輕吐了一口氣，道：
「你想歪了。」
就在起身去灶下盛飯的時候，雪蘭突然說出了那個人的名字。
朱虎平
現在，我們不妨讓時間倒流，回到許多年前的那個暴風雨之夜。
那天晚上，我和雪蘭、永勝、同彬還有禮平兄妹在村裡躲貓貓。快到半夜時，一陣悶雷滾過，大風驟起，天氣陡然變得清涼。雪蘭說，要下雨了，不如散夥回家，她第二天一早還要跟奶奶去皮村賣韭菜呢。可禮平不同意。他說，時候還早。雖說永勝被他爹拽走了，還有他和金花。如果他們在兩個小時之內找不到我們，就輸給我們一人一根赤豆冰棒。雪蘭讓他發誓，禮平就發了毒誓。我、雪蘭和同彬躲到一邊商量了一下，就決定去村西趙孟舒先生吃砒霜的那個蕉雨山房裡去藏身。雪蘭和同彬躲在樓上，我一個人坐在樓下的臺階前。
很快就下起雨來。
我聽見雪蘭的奶奶在村中焦急地呼喊她孫女的名字，可雪蘭沒法應答。據說，同彬那時候正死死地捂住她的嘴。因為，幾乎在同一時刻，一道閃電過後，他們倆被眼前出現的一幕嚇得魂飛魄散：在蕉雨山房西南角的那個涼亭裡，突然多出了兩個人影。
同彬和雪蘭躡手躡腳，弓著腰，從樓上下來，一左一右地蹲在我邊上。兩個人都確信看見了趙孟舒的鬼魂。我心裡也有點害怕，可還是沒忘了問他們：如果兩個人中的一個是趙孟舒的鬼魂，那另一個又是誰呢？
正這樣想著，電閃雷鳴中，我們總算看清了。他媽的！在涼亭裡面坐著的，根本不是什麼趙孟舒的鬼魂，而是朱虎平和梅芳！
另一個問題接著又來了：在這漆黑一團的暴風雨之夜，時間早已過了午夜十二點，這兩人神不知，鬼不覺，跑到蕉雨山房的涼亭裡來做什麼？
「一定是在搞腐化！」同彬一臉嚴肅地叮囑我們說，「千萬不能讓他們發覺我們躲在這裡。否則，他們的姦情一旦敗露，狗急跳牆，是要殺人滅口的。」
雪蘭小聲嘀咕說：「照我看，他們倒也不像是在搞腐化。兩人隔得八丈遠，好像誰也不願搭理誰。」
同彬鄙夷地看了雪蘭一眼，道：「著什麼急啊？我敢打賭，用不了五六分鐘，他們倆人就會抱在一起，親嘴，摸奶，脫褲子。」
我們幾個趴在一叢芭蕉的後面，忍受著蚊蟲的叮咬，連大氣都不敢出。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期待中激動人心的一幕並沒有發生。
虎平和梅芳兩個人，隔著涼亭裡的石桌，東西對坐。石桌上除了一隻白鐵手電筒之外，別無他物。朱虎平兩手放在膝蓋上，腰板挺得筆直，正在滔滔不絕地跟梅芳說著什麼。當梅芳跟他說話時，虎平的身體會微微前傾。有時，他偶爾也會抬頭看一看天色。梅芳呢？她正在把披在肩頭的長髮重新盤在腦後，並不時騰出手來，拍打著腿上的蚊子。看得出，她不怎麼在意虎平跟她說什麼，可她一直在笑。
蟋蟀和青蛙早已停止了鳴叫，滿院的螢火蟲此刻也已經看不見了。雨點打在荊棘叢中，打在芭蕉寬寬的葉面上，打在屋頂的碎瓦上，打在庭院的石階上，滿耳都是沙沙的雨聲。當閃電從厚厚的雲層中鑽出來，在天空綻放火樹般的裂紋時，我們才能看見梅芳的那張臉，看見她那光裸的手臂。
雪蘭忽然說：「要是能夠聽見他們在說什麼話就好了。」
她這麼一說，倒是提醒了同彬。他二話沒說，就把身上的白背心脫了下來，一貓腰，翻過長廊，鑽進了東邊院牆下的樹叢裡。他光裸著脊背，在荊棘叢中一點一點地向涼亭靠近。大風中被颳得東倒西歪的樹木，給他提供了很好的保護。
閃電讓梅芳的臉在黑暗中閃閃爍爍。每一張被定格的臉，都在笑。沒過多久，雨就漸漸小了。朱虎平和梅芳不約而同地站起身來。
「走？」虎平問了一句。
「走。」梅芳答道。
朱虎平抓過桌上的手電筒，一個人走在了前面，梅芳深一腳淺一腳地跟在後面。當他們翻過蕉雨山房院牆的豁口時，虎平伸手扶了梅芳一把。僅此而已。
兩人在院牆外道了別，一個往西，一個往南，消失在了我們的視線之外。
虎平和梅芳剛離開，雪蘭就仰著臉問同彬，剛才朱虎平跟梅芳都說了些什麼。同彬從她手裡接過汗背心，把滿身的樹葉和草莖胡亂地捋了捋，低低地罵了句「晦氣」，沒有接話，眼神略微有些落寞。
我們三個人走到同彬家附近的弄堂口，正想各自回家睡覺，雪蘭再次攔住同彬，問他剛才虎平到底說了什麼話，讓梅芳笑得差一點昏死過去？
同彬笑道：「虎平跟梅芳說了一個故事。」
雪蘭道：「什麼故事？說來聽聽！」
同彬道：「你真想聽？我可告訴你，挺下流的。」
雪蘭道：「下流就下流，怕什麼？」
於是，同彬想了想，就靠在弄堂口的牆上，和我們講起了下面這個故事。
一個村莊。
一戶人家。
一對夫妻。
有一天傍晚，老婆囑咐丈夫去鄰村的代銷店買東西。買什麼東西呢？一斤火油，一刀草紙。丈夫出了門，但並沒有走遠，他躲在門前的一棵棗樹下，檢視動靜。很快，他看見住在隔壁的村長從門裡探出腦袋，四下裡望了望，偷偷地溜進了他們家。丈夫不聲不響地繞到了西窗下，踮著腳，聽壁根。他聽見自己的老婆和村長在床上翻雲覆雨，還聽見老婆斷斷續續地問村長：
「怎麼樣？愜意不愜意？」
村長說：「愜意的。愜意的。」
老婆又問：「什麼感覺？」
村長道：「什麼感覺我倒有點說不上來。反正是一驚一驚的。」
村長問老婆：「你呢？愜意不愜意？」
老婆道：「愜意的。愜意的。」
村長又問：「你什麼感覺？」
老婆道：「什麼感覺我倒也說不上來，反正是一張一張的……」
接下來的內容，因實在難以啟齒，這裡只能略過不提。不過，在我們家鄉一帶，這個故事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幾乎每個成年男性都會倒背如流。雖說存在著不同的版本和變體，但基本內容大同小異。雪蘭是女孩，沒聽過這個故事並不奇怪。同彬剛開了個頭，我就感到膩煩透了。應當說，這個故事雖然有些淫穢，但並不好笑。因此，當同彬剛剛講完，雪蘭發出一連串誇張的縱聲大笑時，我和同彬面面相覷，彼此都有些疑心，這個故事，雪蘭或許根本就沒聽懂。
雪蘭心滿意足地離開後，同彬看了我一眼，道：「你說雪蘭這丫頭，在那方面，是不是有點缺心眼啊？」
雪蘭在心裡偷偷地喜歡朱虎平，據說只有一個簡單的原因，那就是朱虎平長得有點像電影演員龐學勤。在我們的少年時代，要說起心中第一號的美男子，當然非王心剛莫屬。可奇怪的是，雪蘭橫豎都看不上王心剛。她說王心剛的牙齒太大且不整齊（不如龐學勤那般細膩雪白），王心剛的臉盤太肉（不像龐學勤那般精緻、堅毅，簡直像刀刻似的），說話的嗓門水嘰嘰的（不像龐學勤那般瓷實、爽利、乾淨，就像被砂紙打磨過的）。聽她這麼一比較，你還別說，朱虎平與龐學勤兩個人，不論是外貌還是嗓音，真還有點像。在雪蘭看來，區別僅僅在於：「虎平的腿比龐學勤還要長一些，笑起來的時候，比龐學勤還要好看一些。」
打我記事的時候起，紅頭聾子朱金順就一直在忙著給兒子朱虎平介紹物件，彷彿全世界的漂亮姑娘都排著隊，從四面八方來到我們村，任由虎平挑選。看來看去，朱虎平沒有一個稍稍中意的。起先，媒婆要是領過來一個姑娘，虎平還耐著性子與人家周旋一番，到了後來，他從外面收工回家，一見家中來了陌生女子，連照面都不打，扭頭就往外躲。眼看三十出頭，還沒有說上個媳婦，紅頭聾子急火攻心，三天兩頭往隔壁的老福家跑，央求她趕緊給想個法子。
老福倒是給朱金順出了個主意：讓姑娘預先脫得一絲不掛，鑽到虎平的被子裡等著，虎平一進屋，「你就把房門從外面鎖住。到不了天亮，我保險你生米做成熟米飯。」
紅頭道：「好倒是好，只是不曉得人家女方肯不肯依。」
老福想了想，說，她孃家村倒是有一個現成的姑娘，人品、面相和脾氣都好，就是胖一點。「這事包在我身上，不由得她不依。你就等著抱孫子吧。」
那天晚上，虎平從鄰村看戲回來，紅頭聾子見他哼著戲文進了屋，就依照老福的囑咐，把房門從外面給反鎖上了。不一會兒，紅頭聾子就聽見兒子發了瘋似的哇哇亂叫起來，還沒等朱金順開啟房門，虎平穿著一條三角短褲，早已從窗戶裡跳了出去，躥到了隔壁的老福家，逼著老福奶奶給他做個見證，在他床上躺著的那個姑娘，他連碰都沒碰。
老福笑著問他，那姑娘人怎麼樣，虎平道，就見床上汪著一堆白肉，別的沒看清。老福問他願不願意與這個姑娘成親，虎平道，成親不行，拿她來熬油還差不多。老福笑了半天，只得搖頭嘆氣。
「那你晚上在哪裡睡啊？」老福問他。
「跟你睡啊。天氣這麼冷，我正好給你老人家焐焐腳。」虎平笑道。
老福只得依了他。
虎平剛上床，老福奶奶就用腳去踹他：
「孩子啊，你要是一直追著自己的影子跑，下輩子也追不上。你要想在這世上找一個和梅芳一模一樣的人，下輩子也找不見。這女人好不好，過起日子來才知道，圍著鍋灶轉起來才知道。好孩子，聽我一句勸，趕緊回家，摟著你自個兒的老婆去睡吧。」
虎平在被窩裡偷偷地撓老人的腳板底，呵呵地傻笑，就是不說話。
我曾聽老福說過，朱虎平的娘還活著的時候，與窯頭趙的梅家就結了娃娃親。每年春節，梅芳都會跟著母親到虎平家來走親戚。到了春夏之交的農忙時節，虎平也時常被他娘趕去窯頭趙村，幫著梅家耕田、插秧、收麥子。自打虎平的母親去世後，兩家的來往就慢慢地疏淡了。後來，梅芳因為當了幹部，與高定邦兄弟的來往多了起來，一來二去，就與高定國成了親。
朱虎平是個痴心孩子，他因心裡惦記著梅芳，倒也沒覺得單身過一輩子有什麼不好。只是苦了他爹朱金順。
當然，為朱虎平的單身而成天憂心如焚的，還不光是朱金順。梅芳也漸漸感到了一絲難言的苦澀。每當她看見紅頭聾子滿含怨恨地從身邊走過，心中的委屈可想而知。兩人平常在村子裡見面，也總有些不自在。她有心要好好勸勸朱虎平，想來想去，就在燈下給他寫了一封長信，大段大段地引用了最高指示，懇求虎平忘掉自己，開始嶄新的人生。
虎平給梅芳回了信。不過，第一個拆閱此信的人並不是梅芳，卻是會計高定國。高定國在對朱虎平恨得咬牙切齒的同時，也對妻子寫給虎平的那封信，產生了很不健康的遐想。想象乃至虛構信件的內容，成了他夜不能寐、妒火中燒時的唯一消遣。一九七〇年夏天，高定國突然帶人抄了虎平的家。他沒能找到妻子寫給虎平的那封信，卻意外地起獲了兩床古琴和一張金絲楠木的琴案。他一時惱羞成怒，不顧朱金順的拼命阻攔，不顧聞訊趕來的趙錫光如喪考妣的苦苦哀求，將那些「封資修」澆上柴油，付之一炬。
一天深夜，雪蘭從灶間的竹床上一覺醒來，聽見母親銀娣正用很小的聲音與父親在隔壁說話。銀娣說：
「要說虎平這輩子，可算是被梅芳那貨害慘了。那麼俊朗的一個小夥子，這麼熬下去，真要打上一輩子光棍，就太可惜了。」
父親笑著說：「你要看他可憐，不如自己送上門去讓他解解饞。我度量大。」
銀娣怒道：「放你孃的屁！姓潘的，好好說話行不行？」
父親道：「要我說呢，這屎盆子也不能扣到梅芳一人頭上。紅頭聾子不知從哪裡弄來那麼些個丫頭，歪瓜裂棗的，一個比一個長得醜。虎平如何能看得上眼？這小子，心氣高，凡事就愛掐個尖。若是遇上個把像我們家雪蘭這個模樣的，保管一箭就穿心！」
從父母的這番喁喁低語中，雪蘭不難得出以下兩個結論：第一，即便在母親的眼中，朱虎平也稱得上是一個響噹噹的美男子；第二，在父親看來，也許只有自己的美貌，才能配得上虎平的俊朗英秀。就這麼翻來覆去地想著，不知不覺中天就亮了。在她腦子裡，縈繞不去的，始終是這樣一個大膽的假設——假如自己變成了那些求親者中的任何一位，情況究竟會有多大不同？虎平會不會有完全不同的反應？
雪蘭身上一陣冷，一陣熱，被自己的驕傲和虛榮折磨得像打擺子一樣。
當然，雪蘭內心十分清楚，鑑於兩人的輩分和年齡，她對虎平的渴慕只能爛在肚子裡。因此，在她虛構的與虎平生死相戀的種種情節中，天下大亂和世界的突然毀滅就成了必要的前提。換句話說，假如地球上的人全都死光了，只剩下他們兩個人，年齡和輩分自然就不是什麼問題。
而在更多的時候，故事總是以虎平對她粗暴的蹂躪作為結局。
一天中午，雪蘭正在磨笄山上尋羊草，遠遠看見朱虎平頭戴一頂發黑的破草帽，肩上扛著一把鐵鍁，高挽著褲腿，懶洋洋地出了村，徑直往西去了。那是六月的一個大熱天，田野的秧苗剛剛返青，烈日烤得人昏昏欲睡，四下裡靜謐無聲，望不到一個人影。伴隨著心房的狂跳，雪蘭甚至能聽見流水在乾涸的稻田裡流過時發出的「滋滋」的響聲。雪蘭後來告訴我，不是她存心要在後面跟著，而是心裡有一個「鬼」，在不斷地催促她邁開雙腿，懵懵懂懂地攆上他。
朱虎平的身影，在翠綠的秧田裡轉悠。他一會兒挖開田埂，讓溝裡的清水流進稻田；一會兒又在水溝裡攔起一道水壩，讓不斷升高的水流漫過田隴。雪蘭其實並不想靠近他。在割羊草的間歇，她偶爾抬起頭來朝他望一眼，知道那個人還在，她心裡就會湧出一陣陣秘密的喜悅：
在這個闃寂的午後，田野裡只有他們兩個人！
地球雖然還沒有毀滅，可是在這片空曠悠遠的蒼穹之下，只有他們兩個人！
可是，當朱虎平走到十八畝的一個樹林邊，人影一晃，忽然就不見了。惟有光溜溜的一截地平線，還有在天上堆得厚厚的白雲。
雪蘭繞著那片樹林，來來回回地走了兩遍，也沒瞅見虎平的人影，心裡就有點惘然若失。她正準備往家走的時候，卻在溪溝邊的一棵大榆樹下再次看見了他。
噢，原來，他正躺在溪溝的草坡上睡覺呢！
雪蘭丟下草籃和鐮刀，下到溝裡，慢慢走到虎平的身邊，一屁股坐在他身邊的樹蔭下，伸手就去推了推他的胳膊。虎平還在夢中。他睡眼惺忪地睜開眼，掃了雪蘭一眼，皺了皺眉，又接著睡，很快就打起鼾來。雪蘭在他身邊坐了一會兒，實在無聊，又去捏他的鼻子。這一次，虎平倒是醒了，鼻子裡吭了一聲，一骨碌翻身坐起：
「我當是誰呢！原來是你。鬼丫頭，攪我一夢。」
雪蘭道：「朱虎平，你睡覺還張著嘴，就不怕樹上的楊瘌子掉你嘴裡啊？」
虎平笑道：「你這丫頭，沒大沒小的。‘朱虎平’這三個字是你該叫的嗎？」
雪蘭道：「那我該叫你什麼呀？」
「叔叔可以叫，舅舅也可以叫。哎，我說你不好好去尋草，一路悄沒留聲地跟著我幹什麼？」
雪蘭聽他這麼說，心裡就嚇了一跳。原來自己在後面不遠不近地跟著，虎平嘴上不說，心裡全知道。
雪蘭咬著嘴唇，想了想，又道：「朱虎平，你狗日的也別神氣！我手裡拿著你一個天大的把柄，你知道嗎？」
朱虎平略微愣了一下，扭過頭來看了看她，似笑非笑地說道：「什麼把柄？說說看。」
雪蘭道：「那天夜裡你和梅芳躲在蕉雨山房的涼亭裡，鬼鬼祟祟，搗什麼鬼？我要是把這事捅給高定國，保管你吃不了兜著走。」
她這一嚷，虎平反倒笑了，露出一口龐學勤般雪白的牙齒：
「先別說這事，我倒要問你，你是怎麼知道我和梅芳在涼亭裡躲雨的？」
雪蘭把虎平的那頂破草帽搶了過來，看了看，按到了自己的頭上，道：「你別管我怎麼知道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虎平道：「那天晚上，我們幾個人在祠堂裡開會。散會後，我和梅芳一路回家。沒想到走到半路上，忽然就下起大暴雨來。瞅見那處院子裡有個涼亭，就在那躲了一陣雨。噢，對了，那晚開會，你爹也參加了，你回去問問他就清楚了。」
「說得倒輕巧！」雪蘭冷笑道，「既然是去避雨，那你幹嗎跟她講什麼下流故事？」
「下流故事？」虎平吃了一驚，像是被矇在鼓裡似的，完全摸不著頭腦，「等等，什麼下流故事？」
「怎麼樣，害怕了吧？你難道還要我把這故事跟你再說一遍嗎？」
「你，說說看。」虎平的喉結猛地一伸縮，嚥下了一大口唾沫。
雪蘭見他死不認賬，一賭氣，就「一個村莊，一戶人家」地講了起來。
故事講到一半，當那些令人難堪而羞恥的詞語像水流一樣從她嘴裡汩汩而出，雪蘭生平第一次準確地領悟到了那些語彙的真正含義。她的語速明顯放慢，語調變得猶疑，支支吾吾，臉上一陣陣發燙。她低頭弄著襯衣的衣角，根本不敢看虎平的臉。就在她猶豫著要不要再講下去的時候，她清晰地聽到虎平在她耳邊用一種她從未聽過的溫柔的語調對她喃喃低語：
「說下去。」
與此同時，她忽然感到自己半個肩膀變得麻酥酥的，因為虎平的一隻手不知什麼時候已搭在了她的肩上，然後順著她的胳膊一直往下滑。她知道虎平的指尖不經意間輕輕地觸碰到了她襯衣下的乳頭（她渾身像過電似的打了個激靈），但她拿不準虎平是不是知道。她能聽見虎平變得越來越急促的鼻息聲。她在心裡默唸，惟願時間停止在這一刻。淫蕩、甜蜜、羞恥、憂傷和恐懼，彼此緊緊糾纏在一起。
雪蘭的故事還在持續。
虎平還在喃喃地慫恿她：「說下去。」
雪蘭一字不落地把這個故事講完，偷偷地抬起頭來，打量了對方一眼。這一看，雪蘭不由得嚇了一跳。
那是一張徹底變了形的扭曲的臉。
雪蘭說，她還從未見過這麼一張恐怖的臉。那不是朱虎平的臉。那不是她平常所熟悉的龐學勤的臉。彷彿是正在經歷什麼難以忍受的痛楚，豆大的汗珠密密麻麻地堆在他的額頭上，匯成了一道水流，從兩鬢滑落。他的眉毛全都擰到了一塊，喉結一伸一縮，眼睛直勾勾地瞪著她。這張臉，貪婪，醜陋，甚至有幾分猥瑣，看那架勢，就像要一口把人吞到肚子裡似的。
看著這張臉，雪蘭忽然感到有些害怕。這時，她聽見虎平在叫她。
「雪蘭。」
「嗯。」
「雪蘭。」
「嗯。」
「雪蘭」
「嗯。」
虎平叫一聲，雪蘭就應一聲。同時，她在心裡下了一個很大的決心：只要他豁得出去，我是無所謂的。
可就在這個時候，虎平忽然怪笑了一下，朝她臉上噴出一口熱氣，鬆開了她的胳膊。他像是跟誰賭氣似的，陰沉著臉，從斜坡上爬起來，彎腰撿起那頂破草帽，按在頭上，扛起鐵鍁，一句話沒說，走了。當他走到溪溝的坡頂上，忽然站住了，又回過頭來望了雪蘭一眼，隨後，就加快了步子。
雪蘭一個人在榆樹下呆坐了半天。清澈的溪水漫過倒伏的水草，淙淙有聲。在不遠處的一個水潭裡，一隻剛剛長出新羽毛的野鴨子不時扎著猛子，遊得飛快，在水面上劃出一道長長的波紋。彎彎曲曲的溪溝逶迤遠去，草色曠遠芊綿，流水凝碧。
虎平的身影，在河道的另一端，已經走得遠了。
在回家的路上，雪蘭再次遇見了朱虎平。當時，他正在一塊秧田裡查詢漏水的暗洞。他假裝沒有看見雪蘭。雪蘭走過他身邊，用小得不能再小的聲音對他道：「朱虎平，你放心。我什麼都不會跟旁人說的。」
那時的朱虎平，早已恢復了原先的理智、寬厚和溫柔。他的那張臉，也重新變得磊落而俊美。他朝雪蘭悽然一笑，伸手摸了摸她的頭，低聲道：
「別那麼沒大沒小，以後見面記得要叫我叔叔。」
朱虎平和蔣維貞育有一子一女。無論是他們的愛情傳奇，還是後來的婚姻生活，在我們那個民風放逸的山村裡，一時間都堪稱純潔的堡壘。不過，若照同彬的話來說，所謂堡壘，本來就是被用來攻破的。到了一九九二年前後，自從三十七歲的蔣維貞被我堂哥趙禮平帶到深圳和珠海去「開拓業務」之後，夫妻倆過起了聚少離多的日子。朱虎平慢慢地就變成了一個酒鬼。
我在二〇〇六年的夏末遇見他時，他已經六十多歲了，為朱方集團旗下的一個成衣公司看守廠門。酒精中毒所導致的手顫，已讓他拿不穩一根香菸了。凌亂的白髮在頭上飄動，眼神空洞而茫然。只有當馬路上的消防車發出刺耳的鳴叫呼嘯而過時，他那木訥渾濁的眼球才會突然放出一絲亮光。
我不知道在那一刻，朱虎平會不會想起自己家那臺早已被廢棄的水龍，想起自己身為救火會會長的那段光輝燦爛的日子。
孫耀庭
工會圖書館是一個兩層樓的灰磚建築，隱沒在一片翠綠的杉樹林中，緊挨著職工食堂和工會俱樂部。牆磚寬厚、陳舊且結實，長著毛絨絨的碧綠苔蘚。在炎炎烈日之中，只要你一走進這座建築，就會立刻感到一縷迎面撲來的陰涼，令人鬱燥頓除，神清氣爽。
沈祖英告訴我，這座圖書館建成的時間頂多也就十年。當年，廠裡要修建一條通往江邊碼頭的專用鐵路，被一座巍峨的團城擋住了去路，主事的人說了聲「挖」，築路工人就在城牆上扒開了一個大豁口。厂部的領導覺得舊牆磚幾乎完好無損，丟掉了有些可惜，就用這些城磚蓋了這座圖書館。雖然經過了數百年的風吹日曬，這些城磚敲上去仍然噹噹作響，儼然金鐵之鳴，「這樣的磚頭，我們廠連一塊也造不出來。」
祖英說，幾百年來，南京城頭旗幟變幻，屢攻屢陷。每一塊城磚，都吸飽了兵士們的鮮血，那些瘋長的綠苔，正是兵士們的魂魄，「沒人的時候，你稍稍凝神屏息，就會聽到房子裡刀劍相叩，喊打喊殺的嗡嗡聲。」沈祖英在向我說這番話的時候，我已經發現這個人有一個天生的弱點：膽小，且聯想豐富。
我剛去圖書館上班的那陣子，正值盛夏，幾乎每天午後都會下暴雨。當狂風從屋頂上呼呼地刮過，空曠的房子裡的確迴盪著一陣陣尖利的囂鳴。不過，那聲音聽上去，倒不像刀劍相叩的廝殺和叫喊，更像是一聲聲滿含幽怨的嘆息。
按照廠裡的規定，圖書館在週末照常開放，只是在每週三的下午，有半天的閉館休息時間。祖英負責樓上兩萬多冊圖書的借閱和編目，而我則在樓下照看報紙和期刊閱覽室。除了一些退休職工時常來閱覽室翻看報紙和電影畫報外，很少有工人來這裡借書。為了給自己找點事做，打發難熬的清閒，祖英每天都會把家裡的衣服拿到單位來洗。等到她把那些衣服洗了又洗，一件件抖開撫平，掛在晾衣繩上，差不多就要花去大半個上午。到了下午，照例是收衣服、燙衣服、疊衣服，沈祖英總有辦法讓自己一天到晚忙個不停。
沈祖英洗衣服的水房就在走廊的盡頭。嚴格來說，那個水房只是一個天井——地上鋪著青磚，水池的上方裝有防雨的塑膠頂棚，西南兩邊的磚牆上各有一扇人字形瓦片搭成的花窗。水房裡還有一隻燒開水用的煤球爐。
兩棵高大的棗樹篩下一地的濃蔭。
在祖英不洗衣服的中午，我也會搬一張摺疊椅，躺在滿眼翠綠的天井裡，嗅著衣服上淡淡的肥皂味，隨便找一本書來看。看累了，就把目光投向窗外的野地。透過那些鼠耳狀的棗樹葉，我注意到，在遠處的一片收割後的麥田裡，矗立著一座古老的磚塔。一座磚塔孤零零地聳立在麥地裡，的確有些奇怪。磚塔後面，是一個月牙形的荷花塘（雪蘭剛來的那些天，我曾帶她去磚塔下轉了轉。可雪蘭當時心緒不佳，對滿塘的荷花和四周幽深古樸的景緻無動於衷）。再往前，就是邗橋鎮了。祖英的家也在那裡。
我到達邗橋已經一個多月了。母親那邊沒有任何訊息。
有一天，閱覽室來了一個人。這人看上去五十來歲，梳著齊耳短髮，穿著一件白色的確良襯衣。她一邊翻閱著雜誌，一邊偷偷地透過鼻樑上方的眼鏡，不時地覷我一眼。可她一旦發現我也在打量她，臉色就突然變得很嚴肅，迅速把目光移向別處，裝出沒有看我的樣子。
我一連試了幾次，每次都是這樣。
我腦子裡突然閃過一個荒唐的念頭：這人會不會就是我的母親？她把自己裝扮成一個讀者的樣子，悄悄地溜進閱覽室，會不會是為了在暗中觀察我，留意我的一舉一動？
我正亂七八糟地想著這些事，沈祖英雙手蘸滿肥皂沫，從水房裡悄悄來到我身邊，朝我遞了個眼色，小聲地叮囑我，讓我給那個女人倒一杯涼開水，送過去。除了這個女人之外，當時的閱覽室裡還有另外的七八個人。沈祖英為什麼單單讓我給她一個人送涼白開呢？我心裡犯起了嘀咕，但還是決定照她的話去做。當我把水杯端到她跟前，她連頭也沒抬，不冷不熱地說了句「謝謝」，仍舊在翻看雜誌。我正要走開，忽然聽見她向對面坐著的一個老頭悄聲道：
「村裡的青壯年都被敵人抓走了……」
那老頭把手裡的報紙一抖，抬頭看了那個女人一眼，笑了一下，立刻朗聲道：
「崔大嫂下落不明！」
隨後，老頭起身走開了。他獨自走到窗邊一個靜僻的角落裡，背轉身坐了下來，蹺起二郎腿，繼續看報。
坦率地說，我當時被他們之間的對話弄糊塗了，心裡想，像唐文寬那樣喜歡說怪話的人，原來哪兒都有啊。我悄悄地來到水房，把這件怪事和祖英說了說。她在搓衣板上使勁地搓著一條燈芯絨褲子，不吭聲，只是笑。等到她把那條褲子在臉盆裡投乾淨，讓我幫她擰乾，這才甩了甩手上的水，小聲對我說：「那人是個瘋子。你要留點神，千萬別去招惹她。要是她發作起來，那可不是鬧著玩的。」
說起來，人的意念有時候十分可笑。你要是對某個事情動了念頭，即便你明明知道這個念頭是錯的、荒唐的，但要消除它在心裡留下的印記卻絕非易事。你大概還記得，在我小時候，是以王曼卿的樣子來想象母親的。自從我在圖書館見到那個瘋子之後，就開始以這個瘋子的形象，來想象母親年老後的樣子。毫無辦法。後來，我知道她就是孫耀庭的前妻，知道這人姓秦，知道她在文革時期，作為南京戲劇界的一代名伶，曾一度頭角崢嶸，風光無限，但這個瘋子，仍然會盤踞在我的記憶裡繼續扮演母親的形象——夜半時分，當我大汗淋漓地從夢中醒來，在黑暗中試圖要挽留住母親那正在消退的虛幻面容時，每次拼合出來的，總是那個瘋子的形象。
這樣的情形一直持續到兩個月之後。
八月末的一天中午，廠辦宣傳科的小於來圖書館找我。他笑嘻嘻地通知我，下班後去一趟廠長辦公室，孫耀庭有要緊的事要跟我談。
那時，我已經預感到，孫耀庭終於要跟我談母親的事了。
經過整整一個下午的反覆思量，我在心裡已經做出了一個決定：假如母親提出來要和我見面，我不應該立刻答應。到了這個時候，怎麼也得端一端架子。她晾了我足足二十一年。二十一年音信全無。我也應該晾她一晾。假如她一招手，我就像只哈巴狗似的，搖著尾巴衝她跑過去，也許反而會被她瞧不起。當然，如果她再三哀求，我最後還是會讓步的。因此，你大概可以想見，當孫耀庭在辦公室裡跟我一見面，就直截了當地告訴我母親去世的訊息時，我當時首先感到的並不是晴天霹靂的悲傷，而是一種痛徹肺腑的羞慚和難以置信。
孫耀庭給我泡了一杯茶，剛剛在對面的椅子上坐定，就用一種不容置疑的口吻告訴我，我母親已經走了。就在五一勞動節的第二天。她被人推入手術室之後一直昏迷。事實上，她的喉管被切開後，又在監護室挺了兩個多月。
孫耀庭說，他之所以拖那麼久，才將這個事情告訴我，也是為我好。他擔心我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猛然得知這個訊息，人會受不了。他還說，母親過世之後，他也曾考慮過，要不要派人去鄉下報個信，但後來還是決定放棄。一來是路遠，二來，自從首長得了老年痴呆症之後，部隊的那戶人家一下子擁來了很多陌生的親戚，都不太好打交道。他們自己弄了一個簡單的遺體告別儀式，就在殯儀館，沒有通知任何人。
「這麼說，我母親已經不在了？」我眼巴巴地望著孫廠長。
「是的，不在了。」
孫耀庭說，我母親去世時，留給我一堆遺物，被裝在一個大紙箱裡，擱在她南京的家中，已經很久了，「過幾天我讓小於給你送過去。」
我問他母親死後葬在哪裡，能不能帶我去她的墳前看看。孫耀庭想了想，嘆道：「沒有墳。你母親去世後留下遺囑，讓人把她的骨灰撒入揚子江中。至於他們撒沒撒，我就不清楚了。」
我記得，那會兒天已經差不多黑了，可孫耀庭並沒有開燈。他大概覺得，談論這種事，待在黑暗中，我們彼此都會更自在一些。頭頂上方吊著的一個搖搖欲墜的電風扇，晃晃悠悠地轉動著，發出「吱吱」的刮捎聲。熱風吹在我臉上。屋子外面起了一層薄霧。
「我聽說，你在鄉下有一個老婆？」孫耀庭點了一支菸，問我道，「去年，部隊的人回來說，你是單身啊，哪裡來的老婆？」
「那時還沒有，後來就有了。」
「人死如燈滅。你媽媽的事，我們就先不說了。」孫廠長像是下了一個很大的決心，提高嗓門對我道，「這樣吧，我給你放一個禮拜的假，你回一趟老家，休息兩天，把老婆接來。你媽不在了，你的事我來管。老婆的事也管。她什麼時候來廠，我什麼時候給她安排工作。一直想請你吃個飯，總抽不出時間，忙啊！你看這樣好不好，等你把愛人接過來，我就在南京為你們接風。」
宣傳科的小於將母親的遺物送到家中時，我正在圖書館上班。箱子是雪蘭接的。她事後曾告訴我，是有這麼個箱子。裡邊「除了賬本似的黑本子之外，沒什麼稀奇東西」。她記不得將它塞在哪兒了。當然，房子就這麼大，如果我真的想找，一定能找得到。為了不讓雪蘭對我們未來的生活感到完全絕望，從一開始，我就決定向她隱瞞母親已離世的真相。直到她在隔壁的鋼鐵廠找到新的工作並時常夜不歸宿，我才重新想起了母親留給我的那箱遺物。我在牆邊堆放蜂窩煤的一堆雜物中找到了那個箱子。
傷痛依舊新鮮銳利。
除了十四本清一色的硬麵抄之外，母親留給我的遺物，還包括一隻墨綠色的絨面眼鏡盒，一柄放大鏡，一枚刻有「章珠之印」的塑膠圖章，一雙穿壞了的鞋子，還有一個用泥土燒製而成的哨子。哨子的形狀是一頭小豬，從上面「皮村李」的字樣來判斷，這枚哨子是從皮村的集市上買的，至於她為何將這枚哨子帶在身邊，我不得而知。
我應當坦率地承認，儘管多年來我對母親的離開一直抱有怨恨，但我在閱讀她寫給我的這些信件時，眼淚從未斷過。有時我端著一盆飯，一邊吃，一邊看信，看著看著，天就亮了。母親所寫的每一個字都在燃燒。正是那些正在燃燒的字跡，照亮了她那張縹緲不真的臉。她那憂鬱、痛苦的形象，終於穿過時間的鐵幕，具體而真切地呈現在我面前。我知道哪裡是她的臉，哪裡是她的身，哪裡是她的手，哪裡是她的呼吸，哪裡是她默默看著我的慈祥而哀矜的目光。
那是一個初冬的午夜，我讀完了母親的全部信件，拉開門，悄悄地走到了院子裡。東方未晞，殘月在天。滿地的梧桐樹葉上覆蓋著雪白的寒霜。瞻望四方，我終於意識到，自己在這個世界上已是孤身一人。
我朝東邊看
我朝西邊看
我朝南邊看
我朝北邊看
不管朝那個方向眺望，我在這個世界上已沒有親人。
媽媽，媽媽。
媽媽，媽媽。
媽媽，媽媽。
媽媽，媽媽。
我沿著廠區的那條鐵軌往西走，抱著一種「看看到底能夠走到哪裡去」的麻木，終於在天亮之前來到了江邊的貨運碼頭。我找了個靜僻的地方坐了下來，呆呆地看著滾滾東流的揚子江，看著晨風中吐著白絮的蘆葦，看著初升的太陽將江水染成一片波光粼粼的金紅。
如果他們真的把母親的骨灰撒到了揚子江中，它一定會順流東下。它一定會繞過西塞山的古炮臺，飄過燕子磯，流經焦山的古塔，穿過甘露寺和瓜洲古渡外的汀洲，一路來到我的家鄉。隨著江水在圌山一帶分流，母親的骨灰將經由數不清的河湖港汊，最終抵達她的出生之地興隆鎮，停在她家茅屋西側的河道中。
在最後一封長信中，母親仍把她兒時的故鄉視為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她詳細地記錄下了多年前的一個午後。母親說，那是她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那天，我外公帶著她們姐妹四人去河裡採菱角。外公為了逗她們笑，故意把小船踩得左右搖晃。小船在劇烈地晃動，天空中的雲朵和水面中的倒影也跟著晃動。外公搖啊搖啊，她們笑啊笑啊。沒人知道幾年後她們姐妹四人就將天各一方。
惟有小姨媽留下來的那雙被穿壞了的繡花鞋，恰如其分地說明了母親悲劇性的一生。
二〇〇一年的秋天，我抽空專門去了一趟母親的老家興隆。茅屋早就不見了，曾經長滿菱角的河道也被填平。上面蓋了一座電鍍廠。汙水四溢，蒿草遍地。
一個小孩在廠門口拉屎。
在邗橋的二十多年裡，我與孫耀庭見面的機會其實並不多。他把家眷安頓在南京市區，待在廠子裡的時間本來就很少。我剛進廠那陣子，孫耀庭不管到哪裡，都騎一輛破舊的腳踏車。後來，腳踏車就換成了「波羅乃茲」，再後來，「波羅乃茲」換成了桑塔納。等到他終於坐上了奧迪之後，連開關車門都由司機代勞。
一九九六年，邗橋鎮四周的山巒被附近幾家磚瓦廠夷為平地之後，因燒磚的原料難以為繼，我們廠開始了第一次轉型，成了一家生產鋼門鋼窗的股份制企業。孫耀庭在第一時間就告訴了我工廠改制的訊息。那天，他穿著一件嶄新的皮夾克，帶著小於，來圖書館找我，問我願不願意跟他去南京的公司總部做秘書。那時，沈祖英已在一年前退休，我一時找不到個人商量，就對孫耀庭說，能否容我考慮兩天。說實話，我還真的有些捨不得離開圖書館這個安靜的地方。
差不多三個月後的一天，圖書館突然來了幾個穿西裝的中年人。他們把樓上樓下轉了個遍，一邊東張西望，一邊煞有介事地點頭，什麼話都沒說就走了。再後來，我就接到了厂部「圖書館全部騰空，改作他用」的通知。當幾個身穿工裝服的人來到圖書館，將樓上那兩萬冊圖書成捆打包，運往紙漿廠回爐的時候，我才聽說，原來，這座用舊城磚蓋起來的建築，被新上任的董事長看中了，他要把一家老小都安頓在這裡。
我被人從圖書館掃地出門之後，又過了一個月，才在公司的園林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負責照料廠區的花木和草皮。有一天，孫耀庭陪著董事長夫人來園林科挑選花木。在跟他握手的時候，我暗暗地加了把勁，心裡很希望他能「猛然想起」當初讓我去南京當秘書的承諾。不過，孫耀庭僅僅在我肩上拍了一下，笑道：
「還好吧？什麼時候有空？我們一起聚聚。我還欠你一頓飯呢！」
幾年後，改制後的公司因經營不善、連年虧損，再次陷入困頓之中。在年末的職工大會上，孫耀庭在與職工代表對話時，被人打傷，住進了醫院。他讓小於傳話給我，希望見我一面。我買了一兜子紅富士蘋果和一箱獼猴桃去醫院看他。他頭上纏著繃帶，把正在給他喂湯的護工趕到門外的樓道里，這才神神秘秘地問我：認不認識一個名叫趙禮平的人。
經他這一問，我才反應過來，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即便是在南京的地面上，堂哥趙禮平都已經是一個響噹噹的人物了。
孫耀庭說，廠裡經營困難，幾千張嘴都衝著他張著要飯吃。如今他連跳揚子江的心都有了。唯一能救他的人就是我的堂哥趙禮平。他在省委黨校的一個禮堂裡見過禮平。孫耀庭遞上名片，態度謙恭，堂哥連一句話都沒有跟他說，轉身就走了。孫耀庭讓我看在死去的母親的分上，無論如何要幫他這個忙。
「你看這樣好不好，等我傷好了，你，你堂哥，一塊坐下來吃頓飯，好不好？只要他答應來，我就派專車去接他。」
從醫院出來，我就給堂妹金花打了個電話，問她能不能請堂哥來南京見個面。金花說：「見什麼見，他人還在蒙特利爾呢！」我給孫耀庭回了話，他在電話中「噢噢」了兩聲，沒頭沒腦地問了我一句：
「蒙特利爾是個什麼鬼地方？」
我最後一次見到孫耀庭，是在二〇〇二年的冬天。那時，我已經在公司裡辦理了退休手續，買了一輛舊紅旗，在邗橋開計程車。有一天，在中華門附近的一個酒樓門口，一個身穿白色西服的年輕女孩攔下了我的車。她手裡扶著的那個喝醉酒的老頭，正是孫耀庭。在我認出他的同時，我相信孫耀庭也認出了我。他橫下心來，裝出不認識我的樣子，對我們雙方都好。說實話，其實我也很擔心，我的這位老熟人會在車上突然跟我寒暄起來，真擔心他嘴裡突然冒出一句這樣的口頭禪：
「哪天有空，我請你吃個飯。」
我的車開出去沒多久，孫耀庭就很不客氣地喝令我停車。他和那個女孩下了車，很快又攔下了另一輛計程車，從我車旁嗖地一下，過去了。
嬸子
一九八一年九月，我從薛工的宿舍搬到了邗橋新村的新工房裡。我的那個單元在一樓，靠西，只有一間半，不過一個人住也足夠了。我是那種只有在獨處時才會感到輕鬆自在的人。只要有扇門，我就可以把整個世界關在外面。除了冬天的風雪和夏日的蚊蟲，平常很少有誰光顧我的小屋。直到五六年之後，我的住處才終於迎來了兩位訪客。
當我的嬸子帶著堂妹金花找到這裡的時候，天已經黑了。應當說，不論是對我的嬸子，還是堂妹金花，多年來我一直沒有什麼好印象。不過，說實話，離家多年後，我第一眼看見嬸子，心裡還是挺高興的，甚至有些激動。可我的好心情沒能持續多久。我正打算問問嬸子，大老遠來找我有什麼事，嬸子像是看穿我心思似的，抿嘴一笑：
「我來看看你在城裡過的是什麼好日子！」
她進了屋，東看看，西瞅瞅，很快又感嘆了一句：
「我還當你在城裡過上了什麼好日子！」
初一聽，這兩句話差不多，仔細一琢磨，意思完全不同。
不久前，我曾收到過一封龍冬寄來的信。他告訴我，我們家的那處空房子被堂哥佔了。趙禮平沒跟任何人商量，就在我們家的院子裡加蓋了幾間房，在那裡辦了一家五金配件廠。高定邦出面阻止，說了幾句公道話，被嬸子指著鼻子好一通大罵，最後，定邦也只得由他們去了。「有什麼辦法呢？」龍冬在信中感慨說，「不要說高定邦一個小小的村長，就連鄉長陳公泰都在走他們家的門路，搶著給趙禮平拎包呢！」
我判斷，嬸子和金花大老遠從鄉下找到邗橋來，多半與房子的事有關。果然，當我們三個人圍著過道里的小方桌坐定之後，金花就從包裡取出一份房屋轉讓合同，讓我在上面簽字。嬸子說：
「這處房子，原本就是老趙家的祖產。當初分家時，你爺爺如果不偏心的話，應該一碗水端平，兩兄弟一人一半。可憐你那瘸腿的叔叔，人老實，又拙智，淨身離了門戶，連根針都沒帶出來，招到我們家做女婿，這些事，一場一節，你都是曉得的。過去的事就過去了，不提了。現如今，你在南京立住了腳跟，吃上了公家飯，鄉下那個房子你也住不上，難道一直空關著養蛇不成？俗話說，肥水不流外人田，這房子不讓給至親的骨肉，難道還要讓與外人？老刀筆不在了，這個文書我是請他兒子長生做的。八百塊錢的轉讓費，一分一釐不會短少。你今天簽了字，我明天回家後就把錢給你匯過來。」
嬸子的一席話，說得我心煩意亂、焦躁不安。為了壓住心頭那不時躥動的火苗，不至於立刻與嬸子翻臉，我只得賭氣似的在合同上籤了字，希望此事儘快了結。簽字之後，心裡忽然又覺得隱隱作痛。我知道，一旦房屋出手，我跟家鄉之間的最後一點聯絡也被切斷了，心裡就覺得空落落的。可這些話，我一句也沒跟她們說，說了她們也不會懂。我接連抽了兩根菸來平復心情，然後，猛吸了一口氣，裝出高高興興的樣子，請她們去邗橋鎮上找館子吃飯。我原打算吃完飯後，順便將她們安頓在工廠的招待所裡，可嬸子執意不肯。她說不如在家隨便弄點吃的，對付一晚，第二天一早她們就走人，「你們家，總不至於連掛麵都沒有吧？」
嬸子在廚房裡忙著下面，我和金花就坐在過道的桌邊聊天。
金花那時已嫁給了宜興的一個老闆，說起話來帶著一點無錫腔。金花說，早些年，生產隊的田都分到了各家各戶，現在村子裡幾乎沒什麼人種地了。這也難怪，一年忙下來，累個半死，一畝地只有五六十塊錢的收入，誰願意幹？大家都忙著辦廠，政府也鼓勵村民辦鄉鎮企業，「除了我哥之外，寶明放下好好的木匠不做，辦了一個模具廠。寶亮也從學校辭了職，辦了家五金電配廠，生產燈頭底座和電烙鐵的手柄。小武松潘乾貴和銀娣兩個人，張羅了一個醬菜廠，醬蘿蔔、醬黃瓜、醬大頭菜、醬生薑芋，說起來，大小也是個老闆了。就連王曼卿也懶得種地。她和柏生合夥，在菱塘養了幾百只鴨子。老菩薩呢，成天拎個錄音機，嘰哩哇啦地去各個學校門口轉悠，專門幫人家補習英語，錢也沒少掙。夫妻倆去年還買了一輛摩托車。你還別說，王曼卿開起摩托來，也是一把好手。成天神氣活現的，到哪裡都是突突突，一陣煙。」
我明明記得，武松和銀娣兩個人都已跟著雪蘭去了上海，怎麼會又在老家開起了醬菜廠呢？
金花說：「上海倒是去過。後來小武松失手將親家翁打成了重傷，夫妻兩個又回來了，靠著兒子小斜眼，一塊過日子。」
我問武松因何與親家發生爭執，堂妹只是笑，不肯說。正在這時，嬸子把滿滿一盆西紅柿雞蛋麵放在桌上，在圍裙上揩了揩手，接話道：
「你別瞎說，不是這麼回事。聽銀娣說，小武松根本沒動手，他只是在親家的耳邊吼了一聲，那老頭的耳朵就聾了。」
吃過飯，嬸子和金花就擠在我那張小床上睡了。我仍舊回圖書館過夜。
第二天早上，我在廠門口的路邊店裡，買了包子、油條和茶雞蛋，準備回家招呼嬸子她們吃早飯，沒想到，她們一大早就已離開了。從那以後，直到嬸子去世之前，我與她再也沒見過面，轉讓房產的那八百塊錢，也終於沒有寄來。我聽說，堂哥的生意做大之後，在深圳和珠海都買了房子。嬸子有半年住在宜興的女兒家，另外半年就呆在深圳，像候鳥一樣在兩地飛來飛去。
二〇〇三年末，我開車去南京祿口機場接人，在途經郊外的一座石橋時出了車禍，在醫院裡躺了十多天。我不得不另謀出路。半年後，幾經周折，我終於在青龍山採石場的傳達室找到了一份新差事。
一天中午，我接到了叔叔從鎮江康復醫院打來的電話。他在電話中沒說有什麼事，只是讓我儘快去一趟。此前，我已經聽說，嬸子病得很重，已經從深圳回到了朱方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