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趕到康復醫院的住院部，叔叔在病房門口等我。他說嬸子剛吃了藥，正在昏睡之中，讓我等會再進去看她。他把我帶到了隔壁的一個寬敞的休息室裡。金花也在那裡。她的身旁坐著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夥子，正在低頭玩手機遊戲。金花讓他叫我舅舅，那小夥子白了我一眼，沒吭氣，金花也沒再堅持。房間裡還坐著三四個陌生人，他們眉頭緊皺，都在抽菸，不說話。大約二十來分鐘後，護士夾著一個病歷本，推門走了進來。她剛問了一句「誰是呆子」，我立刻就站了起來，把護士也逗樂了。
我跟著護士，來到了嬸子的床前，坐在了窗邊的一張紅色的塑膠椅子上。嬸子微微轉過頭來，看了我一眼，還沒說話，兩行濁淚就從深陷的眼眶裡溢位，順著臉頰無聲地滾落。嬸子把叔叔支到門外，以便「讓我們孃兒兩個，安安靜靜說說話」。
一聽見嬸子說「我們孃兒兩個」，我心頭一熱，眼淚就止不住地流了下來。嬸子抬起她那隻插著吊針的手，輕輕地拍了拍床沿，大概是希望我坐得離她更近一些。隨後，她用小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對我喃喃道：
「呆子。呆子。我叫了你一輩子呆子。叫慣了，你的真名叫個什麼，我就一點都想不起來了。我知道你是有名字的，你的大名叫個什麼？」
我說，我有自己的名字，我叫趙伯渝，「你要習慣叫我呆子，就呆子吧，沒事。」
「沒錯。是叫趙白魚。你娘生你的那天，有一條白魚從燕塘的水碼頭跳上岸來，你爸爸去河邊挑水，撿著了。他是個算命的，大概是覺得吉利吧，就給你取名叫白魚。白魚啊，你說嬸子怎麼就這麼倒霉？我吃的都是有機菜，喝的都是礦泉水，不抽菸不喝酒，早晚散步兩次。怎麼偏偏叫我得這個病？白魚啊白魚，嬸子得了這個病，也不奇怪。嬸子做過一件對不起你的事，這病就是報應。對不起，白魚。對不起。真是天打雷劈。我對不起你，也對不起你那苦命的媽媽……」
我一邊替她老人家擦去眼角的淚，一邊在心裡想，嬸嬸說的這件事，指的會不會是她沒給匯來的八百元錢？可聽到她說天打雷劈，又覺得不太像。第一次聽見嬸子一迭聲地說對不起，我的眼淚也止不住嘩嘩直流。
「要說對不起，我第一個對不起你娘。」嬸子說，「你娘去了南京之後，沒有哪一年不給你寄東西來。糖果啦，餅乾啦，本子啦，鉛筆啦，小人書啦，什麼都有。有時一年寄一趟，有時一年寄兩回。要把你娘寄給你的這些東西，堆在一塊，準能堆出個小山來。有一回，她還寄過一塊手錶。是上海產的寶石花。我第一次收到你娘寄來的東西，一時財迷心竅，就沒讓你爹知道。有了頭一回，就有了第二回。糖果和餅乾，都被禮平和金花吃到了肚子裡，剩下的東西，全都送到皮村的供銷社，讓魏廣國那狗日的代賣。賣來的錢，我和他平分。我既然做了這件缺德事，就該受這場報應。我這個人，就是死了也不值個價。
「白魚啊，嬸嬸今天叫你來，不光是要給你賠禮道歉。我是想告訴你一件事。自打你娘離開朱方鎮，她一天都沒忘記過你。她的腸子一天都沒有直過。她的心沒有一天不是揪著的。看著她寄來的那些東西，我就知道，她的心一直在你身上。我擔心，要是哪天夜裡一蹬腿，這世上恐怕再也沒第二個人知道你娘對你的好，知道你娘對你的心。我把骨頭裡的一點力氣都給攢下來了，挺著，硬挺著，等你來，就是為了告訴你這些話。」
叔叔把門推開了一條縫，圓圓的腦袋探進來覷了一眼，又將門關上了。我陪著嬸子哭了好一陣，實在拿不準，在這個時候應該如何來安慰她，就問她，這件事，從頭到尾，叔叔是不是一直被矇在鼓裡？
「他哪裡是什麼好人？」嬸子舔了舔皸裂的嘴唇，勉強笑了笑，對我道，「你媽媽寄來的那塊寶石花手錶，現如今還戴在他的手腕上。」
嬸嬸的遺體火化後，骨殖仍由叔叔帶回朱方鎮的集體公墓安葬。那時，儒裡趙村已完成拆遷，差不多有一半的村民，被安置在朱方鎮一個名叫「平昌花園」的小區裡。春琴的家也在那裡。
落葬那天，堂哥禮平和堂妹金花都沒有露面。我在青龍山的採石場央人選了一塊上好的大青石，叫了一輛金盃車，把石頭運回去，給嬸子做墓碑。叔叔站在他們家的單元樓下，正在招呼幾個前來誦經放焰口的和尚。他見我和司機把石碑從車上卸下來，就一瘸一拐地趕過來，搶著給司機付錢。
門口還站著一堆人。他們都遠遠地望著我，都衝著我笑。一個滿頭白髮的老太太，領著一個五六歲的小孩，走到我跟前，問我還認不認得她是誰。一開始，我還以為她是新珍，可仔細一看，又覺得不像。我猜她是老鴨子，可話一齣口，自己都覺得有點離譜。那老太太一拍大腿笑了起來，露出了一口稀疏的黃牙齒：
「我看你也快掘墓了。老鴨子，你怎麼不說我是馬老大！告訴你，老鴨子早八輩子就死了。她是和老福同一天死的，趕了個前後腳。真是貴人多忘事，你真的認不出我來了？我是龍英啊。」
噢，原來是龍英。
龍英望著我笑，我望著她笑，兩人都不知道說什麼好。龍英催著身邊的孩子，叫我爺爺。叔叔悄悄地塞給我一張五十元的鈔票，讓我給孩子當見面禮。龍英剛走開，我就小聲地問叔叔，龍英的男人老牛皋是什麼時候死的。叔叔被我的話嚇了一跳。他吃驚地望著我，同時放下臉來，對我道：
「誰跟你說老牛皋死了？快別瞎說！人家活得好好的。昨天上午，我上街買菜，還看見他在公園裡舞劍呢。莫慌，定邦來了。我去迎迎他。」
順著叔叔行走的方向，我看見小區的南門口急急地閃進兩個人來，被一名保安喝住了。高定邦佝僂著背，挑著一擔廚房做飯的炊具，走在前面。在他後面跟著的，是他的兒子高國柱。國柱穿著一件破舊的軍大衣，也挑著一擔竹簍，裡面裝著盆碗杯碟。大概是因為瘦弱的身體穩不住擔子的重量，這個臉色蒼白的年輕人，一進門就聳著肩膀，翻著白眼，站在保安的崗亭邊，原地直打轉。
高定邦
早在一九七四年冬天，高家兄弟就已反目成仇。為了平息日甚一日的閒言碎語，高定邦一賭氣，就依了馬老大的攛掇，與野田裡的一個寡婦匆匆忙忙結了婚。但謠言並未就此歇絕。兩年後，高定國與梅芳離了婚。知青小付調到朱方中心小學任副校長，夫妻二人在朱方鎮上找了個房子住了下來，從此很少在村裡露面。村子裡有人議論說，如果高定國早一點離婚，或者說，高定邦晚一點和寡婦結婚的話，梅芳一定會「毫不猶豫」地投向大伯子的懷抱。當初，高定邦單身的時候，村裡人編出瞎話說，兄弟倆合娶了一個老婆。如今呢，梅芳一個人落了單，與哥嫂同在一個屋簷下，村裡人又說，高定邦等於是娶了兩個老婆——前半夜和寡婦睡，後半夜與梅芳睡，「過的是神仙般的日子」。
翻過來，覆過去，閒話一樣有的說。
一天晚上，高定邦去野田裡岳丈家喝酒。在回家的路上，他醉醺醺地走到便通庵附近，往金鞭灣裡撒了一泡尿，心中忽然就生出一個念頭來：金鞭灣的水直通長江，如果在便通庵建一個排灌站，把長江水調入新田，再在新田裡開挖一條河渠，取之不竭的長江水將會沿著水渠注入全大隊的每一寸良田。他讓弟媳梅芳幫忙，連夜給公社起草了一份報告。新上任的公社書記陳公泰正在四處抓典型、樹標兵，也很想鬧出點動靜來，當即就拍了板。他親自出面，和野田裡所屬的東昇公社協商，不到一年，就在便通庵旁修了一個排灌站。剩下的事情就變得極其簡單了——高定邦只需在村莊與便通庵之間，開挖一條兩三米寬的人工渠就可以了。他對陳公泰誇下海口說，半年之內，就請陳書記來村裡為新修的水渠剪綵。
可是這一次，高定邦對形勢做出了錯誤的判斷。
他在祠堂裡召集了社員大會，到場的人寥寥無幾。定邦又讓銀娣和新珍去各家動員，所有的人都笑臉相迎，滿口答應，可到了開工的那一天，除了大隊和生產隊的十幾位幹部之外，只來了三個人：老鴨子、春琴和王曼卿。
那時，年老色衰的王曼卿傍上了她生命中最後一位相好趙柏生，兩人搭夥在菱塘養鴨子。王曼卿只幹了半天活，下午就溜了號，去菱塘邊照料她的鴨子去了。
這天下午，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將開渠的人驅趕到了便通庵中。高定邦坐在一張小板凳上，望著屋簷的雨簾發愣。小武松潘乾貴走到他身邊，挨著他蹲了下來，遞給他一支菸。小武松說：
「時代不同了。如今田地都分到了各家各戶，所謂的大集體早已名存實亡。除了我們這幾個老杆子，你說說你還能指揮得動誰？你要修這條日屄的水渠，目的無非是為了防旱排澇，多打糧食，這是好心。大家都看在眼裡，不用說。可你想一想，就算是年年風調雨順，村子裡也沒人願意種地了。種地不賺錢，弄不好還他孃的賠錢，邪門啊！我們大隊的地，差不多有一半都撂了荒。每個人做夢都想辦個廠子，做點生意，一夜發家。就連王曼卿那等貨色，也都知道從鴨屁眼裡往外摳錢。我勸你不如趁早收手，別再幹這吃力不討好的事了。我的話先說到這裡，你琢磨琢磨。」
那時，高定邦正憋了一肚子火沒處發呢，小武松的一番話，句句都戳到了他的痛處。定邦心煩意亂地站了起來，鐵青著臉，對小武松道：「如果你不想跟我再打一架的話，就請你滾遠點吧！」小武松也不願示弱，他把頭抵到定邦的胸前，挑釁似的笑道：「老哥，別那麼不識相。如果我們再打一架，你掂量掂量，誰會贏？」說完，沒等雨停，就一把拽過他老婆銀娣，回家去了。小武松夫婦這一走，幹部們很快也溜走了一大半。第二天來新田的工地上幹活的，就只剩下了四個人：高定邦、梅芳、春琴和新珍。
沒過兩天，新珍從公社的衛生院弄來了一張「腰椎間盤突出」的證明，向定邦告了假。春琴本來就和梅芳不對付，新珍在的時候，她還有個人可以說說話，新珍這一走，春琴總覺得哪兒有些彆扭。她在村中遇見了回孃家探親的趙金花。金花說：「人家大伯子和弟媳婦正打得熱火朝天，你一個寡婦人家，硬要攪在裡邊，礙手礙腳，有意思嗎？」經她這一頓搶白，春琴一生氣，也就不去了。
當高定邦與梅芳在新田裡挖溝的時候，村裡的幾個二流子就聚在更生家的山牆邊，端著飯碗一邊吃一邊看他們的笑話。這個說，「男女搭配，幹活不累。」那個說，「累了有什麼要緊？親個嘴，加點油，接著幹，渾身是勁。」這些話傳到梅芳的耳中，她就哭著離開了。
新田的工地上終於只剩下了定邦一人。
春琴的家就在新田的邊上。她從窗戶裡看見高定邦揮鋤開渠的身影，心裡就有點著急。她知道定邦是在跟自己鬥氣，知道他跟當年的丈夫趙德正一樣，作繭自縛，畫地為牢，掉在自己挖好的坑裡出不來了。她把兒子龍冬叫到跟前，央求他「好歹給定邦叔叔去做個伴，搭把手」。龍冬倒是很聽話，他二話沒說，扛起一把鐵鍬就出了門。可他還沒走到新田，就被龍英的兒子小滿截住，幾個人去祠堂打牌去了。
高定邦沒撐多久。他在吐了幾口鮮血之後，終於暈倒，被人送到了公社的衛生院。當天晚上，高定邦在病床上醒來，發現除了哭哭啼啼的老婆和眼巴巴望著自己的兒子之外，病房的椅子上還坐著一個人。等到眼前那影影綽綽、重重疊疊的影子終於在瞳孔中聚上了焦，定邦才認出來，那人正是我的堂哥趙禮平。禮平告訴他，他已經墊付了全部的醫藥費，並從鎮江的江濱醫院請來了一位專治胃出血的內科主任，「你安心養病。至於新田的那條河渠，你也不用操心，我來替你挖！」
高定邦一聽禮平要替他修渠，不由得笑了，「你來挖？你會變戲法？」
禮平道：「這你就不用管了。蟹有蟹路，蝦有蝦路，我自有辦法。」
定邦瞥了一眼堆滿床頭櫃的水果和補品（還有一束鮮花），在確定自己不是在做夢之後，再次笑了起來：
「趙董事長，這麼大的人情，我高某人可還不起啊！」
「高書記客氣了。」禮平不緊不慢地笑道，「要說人情呢，高書記求我的時候少，我求高書記的時候多。過去如此，將來恐怕還是如此。你好好養病。我們來日方長。來日方長。」說完，禮平站起身來，朝定邦拱了拱手，弓著身子，倒退著離開了病房。
大約半個月之後，大病初癒的高定邦在老婆的攙扶下，沿著剛剛竣工的河渠堤岸漫步的時候，不由得百感交集。他聽人說，趙禮平出錢，不知從哪裡弄來了幾百個安徽民工，幾乎在一夜之間，就把水渠修得又寬又直。高定邦望著河渠兩岸新栽的整齊的塔松，禁不住悲從中來，老淚縱橫。小武松說得沒錯，時代在變，撬動時代變革的那個無形的力量也在變。在親眼看到金錢的神奇魔力之後，他的心裡十分清楚，如果說所謂的時代是一本大書的話，自己的那一頁，不知不覺中已經被人翻過去了。
老婆看見定邦哭，也跟著他哭。兩人哭了半天，老婆道： 「老高啊，自打我跟你成了家，還從來沒見你這麼高興過呢。」
高定邦吃驚地回過頭，望著老婆瘦小的身軀，心中悲憫難忍，不知道該對她說什麼。最後，他噙著熱淚，對老婆笑了笑，道：「高興。高興。」
這年秋天，高定邦辭去了大隊書記一職。他的職務由我原先的小舅子斜眼暫時代理。
但事情還沒完。
一年初春，來自福建的一位蔣姓老闆，酒足飯飽之後，由趙禮平陪著，在村裡村外轉悠了一整天。據說，蔣老闆對我們村一帶的風水讚不絕口。他站在便通庵的那處破廟前，手在空中胡亂地劃了一個大圈，要把這一帶的土地「全都吃下來」。禮平問他怎麼個吃法。蔣老闆說：「這好辦，我們各出一半的錢，把這塊地方盤下來。至於將來做什麼，再說。只要有地，我不怕它長不出花花綠綠的票子來。我在朱方鎮找地方建造安置房，專案報批和全部的拆遷，你來負責。」
事情就這樣定下來了。
等到了第二年夏末，朱方鎮的安置房已悄然封頂，可禮平這邊的拆遷仍然一籌莫展。他咬咬牙，將原先許諾給村民的拆遷補償費提高了一倍，村民們照樣不理不睬。禮平一著急，就把剛剛在刑警大隊升任大隊長的高定國叫到了跟前，責令他找來些虎狼梟獍，動用「非常手段」，給那些冥頑不化的村民們一點顏色瞧瞧，「出了事，我擔著。」
高定國哭喪著臉道：「人好辦，你要多少，我給你叫多少。可都是本鄉本土的鄉親，低頭不見抬頭見，下不去手啊！」
最後，新上任的村長小斜眼想出了一個主意。他的斜眼緊盯著高定國，實際上卻是在跟趙禮平說話：「當年高定邦不是在新田修了一條水渠嗎？他孃的，一次也沒用過，如今正好派用場。乾脆，我們來他個水淹七軍！」
趙禮平一動不動地望著小斜眼，雖說兩個人的眼神怎麼也對不上，但他還是笑了。
那時的金鞭灣早已被附近的化工廠汙染，濃稠的黑水順著高定邦下令開挖的水渠倒灌進來，很快就將整個村莊變成了一片汪洋澤國。水退之後，地上淤積了一層厚厚的柏油似的膠狀物，叫毒太陽一曬，村子裡到處臭氣熏天。燕塘的水面上漂著滿滿一層死魚。青蛙和蛇類也都自暴自棄，翻起了白肚皮，在樹林裡靜靜地腐爛。就連井裡的水，喝上去也有一股刺鼻的火油味。
沒有任何人責令村民們搬家，可不到一個月，村莊裡已經是空無一人了。
吃了暗虧的村民，並不怎麼憎恨趙禮平。他們在大街上看見趙禮平那輛插著國旗的寶馬車遠遠駛來，仍像往常那樣紛紛讓道閃避；當趙禮平的形象出現在當地的電視新聞中，他們仍然念念不忘，用「一個劁豬郎如何變成億萬富豪」的勵志故事，來教育他們昏昏噩噩的子女。他們把所有的怨恨都發洩到了高定邦的頭上——定邦當年提議開挖水渠，彷彿就是為了有朝一日，在拆遷的僵局中給予村民最後一擊。他們一刻不停地咒罵高定邦，咒罵他痰中帶血、尿中帶血，咒罵他全家死光光。
高定邦育有一子，取名高國柱。孩子長到十六七歲時，老婆苦口婆心地勸定邦「放下臭架子」去求求趙禮平，好歹給孩子在朱方集團謀個職位。高定邦用「除非我死了」這樣的狠話讓老婆閉嘴。至於說孩子的前途，定邦早已經為他謀劃好了。一旦他年滿十八歲，就讓他去部隊當兵，因為據他說，「部隊是個大熔爐，最能鍛鍊人」。
高國柱連續兩年參加了新兵入伍的體檢，兩次都因身體單薄（外加哮喘）被刷了下來。最後，定邦就把自己在部隊時練就的一手做菜的本領傳授給了兒子。父子二人挑著鍋碗瓢盆，在朱方鎮走東家，串西家，靠給人燒菜做飯，勉強度日。
同彬
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同彬的生活中一下子出現了兩位「絕世美女」。她們都是丹徒繅絲廠的女工，一個來自高資，一個來自新豐。這兩個女孩同樣的貌若天仙，同樣的性格溫婉，同樣的聰明過人，就連名字都一樣，她們都叫莉莉。
同彬看著這個，腦子裡又想著另外一個，一時間難以割捨，委決不下。選擇的痛苦如同熱病一樣，很快讓同彬感到了甜蜜的眩暈，就像迷了路的蜜蜂，不知該到哪一朵花蕊中去採蜜。
最後，他決定將這個難題交給母親。
聽了兒子眉飛色舞的比劃和介紹，新珍很快就被他弄糊塗了。她不得不頻頻打斷兒子的講述，問他：「等等，你說的這個莉莉，到底是哪個莉莉？」或者：「丁莉莉是哪個莉莉？」為了不讓兩個莉莉在腦子裡打架，新珍很快就想出一個聰明的辦法——她把其中的一個定義為高資莉莉，另一個，自然就成了新豐莉莉。
得知了兒子幸福的煩惱之後，新珍立刻暗中託人去高資和新豐兩地尋訪，分頭打探兩位姑娘的家世背景。高資莉莉的父親是縣委辦公室的副主任，哥哥是肉聯廠的廠長。她還有個舅舅，在鎮江市某一個「要害部門」當局長。家境殷實，社會關係也相對比較複雜。而新豐莉莉的父母都是鎮供銷社的普通職工，為人正派，待人謙和有禮。在得知上述資訊之後，略一思索，新珍就在兒子的肩上拍了拍，對他道：「一閉眼，就她了！」
這回該輪到兒子心裡犯嘀咕了。他迷惑不解地看著母親，小心翼翼地問道：「等等，您說的那個她，指的是，哪個莉莉？」
按照新珍內心的想法，她比較看重高資莉莉遠為顯赫的家世背景。市裡縣上，都有人做官，攀上這麼一戶人家，別的不說，兒子將來的前途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在做出最終的決定之前，為謹慎起見，新珍去了一趟丹徒，囑咐兒子將兩個女孩都約出來，到工廠對面的一家飯館吃飯，讓她這個當婆婆的最後「相相面」。
他們一行四人出了廠門，準備過馬路。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使選擇的天平發生了意想不到的傾斜：高資莉莉一刻不停地跟兒子說笑，而新豐莉莉則始終拽著新珍的胳膊，在滿街的車流中左右躲閃。
新珍的心裡起了波瀾。
在稍後的飯桌上，高資莉莉阿姨長、阿姨短，嘴巴塗了蜜，像小鳥一樣聒噪著，嘰嘰喳喳地說個不停，還時不時往新珍的碗裡夾菜（新珍心裡道：這姑娘倒也能說會道，跟兒子倒是一路貨）。再看看那一個呢？靜靜地坐在一邊，低著頭，目光就像受了傷的小動物一樣，楚楚可憐，惹人憐愛。每當新珍看她一眼，新豐莉莉都報之以微微一笑，且頃刻間就紅了臉。新珍的目光在兩個姑娘的臉上跳來跳去，一時間也有些犯暈。最後，經過痛苦的權衡，新珍在心裡暗暗地打定了主意：去他媽的！就她了。
在這一年的國慶節，同彬與新豐莉莉結了婚。
問題是，這個看似柔眉順眼、門風謹嚴、家庭關係相當單純的女孩，其實也頗不簡單。結婚還不到半年，深諳床笫之事的同彬，就從妻子身上發現了越來越多的疑點，從而挖出了埋在他們婚姻生活中的一枚危險的地雷。這個姑娘在十四歲那一年，就與他們學校的班主任有過一段不倫之戀。最讓同彬不能忍受的是，新豐莉莉甚至在與自己結婚後，仍與中學教師暗中來往。在妻子藉口回孃家探親的許多個夜晚中，至少有兩個晚上是在班主任的宿舍裡度過的。莉莉向同彬發誓賭咒說，她和班主任之間的關係，「就像剛摘下的新棉一樣純潔」，她從未允許那個年屆五旬的老師進入過自己的身體，最多也就是和衣躺在床上「溫存溫存」而已。
妻子口中的「溫存」一詞，給了同彬太多的遐想空間。他有一次跳著腳，向我咆哮道：「你說，什麼是他媽的溫存？溫存，是他媽什麼意思？用嚴格的法律術語來說，不就是骯髒的猥褻嗎？」
同彬從妻子口中逼問出實情之後，立即僱了一輛摩托車，懷裡揣著一塊紅磚，來到了新豐鎮，找到了那個班主任。同彬在心裡盤算好了，一旦班主任向他低頭認錯，並保證以後不再糾纏，他就會大度地饒恕他。可班主任卻擺出一副教訓人的架勢，摟著同彬的肩膀，咬文嚼字道：
「小夥子，別衝動。聽我把話慢慢說完。這個，世界呢，是複雜的。有時候呢，甚至是相當複雜的。人的感情也是複雜的，有時候呢，是相當的複雜的。人對於自己的行為，有時候呢，並不能完全控制，或者說，不能控制。打個比方說……」
同彬沒讓他把那個比方說完。他將老頭按在體育場雜草叢生的沙坑邊上，舉起紅磚，朝他臉上一頓猛砸。他這一瘋狂的舉動，似乎僅僅是為證明老頭剛才的那句話是正確的——人在某些時候，對自己的行為不能完全控制，或者，不能控制。
事後，同彬在拘留所呆了幾個月後，被判刑四年。他在溧陽監獄服刑的那段日子裡，妻子每逢星期三都會探視。有一次，她還帶來了班主任寫給他的一封信。在信中，老頭承認自己與莉莉的交往有悖倫常，但「從不為此事感到後悔」，也沒打算向他道歉，因為據他說，「如果沒有激情，人活在世上不過是行屍走肉，而激情總是危險的，陰暗的」。僅僅為了讓此事有一個最終的結果，他決定不再與莉莉有任何往來。他囑咐同彬好好改造，爭取早日減刑出獄。在這封信的末尾，老頭這樣寫道：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倏忽復明，人皆仰之。
這句話的意思沒有什麼難解之處。同彬唯一不明白的地方在於：他信中所說的君子，指的是同彬呢，還是他自己？
同彬出獄後不久，在船舶學院西門外的林蔭大道上，他和另一個莉莉迎面相遇。那時，高資莉莉已經嫁給了句容的一個裝修公司老闆。高資莉莉聽說同彬已被繅絲廠除名且情緒低落，就建議他去丈夫的公司幫忙。當天晚上，他們兩人在汽車站附近的一家小旅館裡第一次赤裎相見。高資莉莉於星眸半睜、嬌喘鼎沸之際，仍沒忘記這樣問他：「兩個莉莉，哪一個更好？是她，還是我？」
同彬一心想著在這具豐腴的軀體上報仇雪恨，恨不得將自己這段日子所有的屈辱和不順，都一股腦地打進她靈魂的深處。他嘿嘿地笑著，一迭聲地道：「你好，你好。」
他的耳邊又響起了班主任「激情總是危險的，明暗的」這句話來，要命的是，現在看來，這句話也是對的。
同彬在句容只呆了不到兩年。厚道、遲鈍卻意志堅定的句容老闆，終於從妻子與同彬刻意維持的淡漠關係中，看出了相反的內容。他客客氣氣地請同彬吃了一頓飯。飯後，他從黑提包裡拿出了一大堆的錢，整整齊齊地在飯桌上碼好，推到同彬的跟前，讓同彬「行個方便」，就此從句容消失。同彬及時地想起了童年時祖父趙錫光對他的一句忠告：
對老實人的威脅決不能置之不理。
他沒有碰那筆錢，第二天就離開了句容，回到了妻子身邊。
不過，同彬在句容的兩年沒有白待。高資莉莉的陪伴，幫助他熬過了出獄後最危險的那段年月，同時，他對裝修這個行當的生財之道也早已諳熟於心。他很快就把家搬到了南京，在兩位叔叔的資助下，在南京成立了自己的裝修公司。
那已經是九十年代初的事了。
同彬到了南京之後，常常來邗橋看我。有一段時間，因他來得太過頻密，我就配了一把房門鑰匙給他。往往在一個月中，總有那麼一兩天，我下班回家，看見他躺在我的床上呼呼大睡。在開頭的幾年中，同彬每次來，都會提到妻子和那個班主任的往事，直到多年以後，這個班主任因肝癌去世。
班主任病故的訊息傳到南京，妻子一連幾天茶飯不思。同彬咬咬牙，主動提出來，陪妻子去了一趟新豐，參加班主任的遺體告別。看著玻璃棺中那張毀損的臉（由於牙齒被打落了六七顆，他的整個面部癟塌塌的，呈現出刺目的扭曲），同彬第一次感到了深深的自責。實際上，只要把班主任與妻子之間的所謂「溫存」，理解為拉拉手，摸摸頭，乃至摟摟肩膀之類的親暱，他覺得自己並非不能原諒他。就算他們之間真的有過什麼，那又怎樣？反正這人已經死了。
從視窗忽然吹進來一縷清風，夾帶著窗外桂花的馥郁的香氣，同彬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恭恭敬敬地給死者鞠了三個躬，就把這事徹底丟開了。
同彬如果白天到邗橋來，也會直接到圖書館來找我。他和沈祖英很快就混熟了。每當他口若懸河，半真半假地與祖英打趣逗樂，祖英總是笑得前仰後合。她稱同彬為「話癆」，時常不無遺憾地對我說：「那個話癆，這麼好的腦筋，不去做學問，真是太可惜了。」相較之下，同彬對祖英的看法卻讓我有些吃驚：
「這人不簡單。一看就是在雲上翻過筋斗的角色。說來也怪，這人怎麼看，都有點梅芳的影子。」
梅芳
早在一九七五年初，高定國與梅芳的婚姻就出現了明顯的危機訊號。隨著「離婚」這個詞在丈夫的叱罵聲中頻頻出現，梅芳不得不認真地去思考這個可以預料的後果。在高定國甜黑的鼾聲中，梅芳一遍遍地這樣問自己：就算離婚，可怕嗎？
每一次的答案都是「不可怕」。
也就是說，讓梅芳整夜殫精竭慮、夜不成寐的，其實並不是可能的離婚，而是這樣一個疑問：一直單身的大伯子高定邦，對自己到底是一個什麼態度？當她在心裡成功地證明高定邦對自己多少有那麼點意思的時候，她又覺得過於虛幻和異想天開。反過來說，當她痛恨高定邦在男女之事上不怎麼開竅的時候，又會覺得大伯子的某一個語調、手勢和眼神顯得意味深長，讓她心底裡暗暗滋長出朦朧的希望。
她這樣考慮，是有根據的。
一天晚上，她和高定邦從公社開會回來，走到十八畝的一處池塘邊，天已經完全黑了。在跨過一個水溝的時候，定邦伸手拽了她一把。他們跨過水溝繼續往前走，大伯子的手至少有半分鐘沒有鬆開。在靜謐而神秘的夜色中，在流水和蛙鳴聲中，她不安地想到：如果定邦一直不鬆手，甚至做出進一步的試探舉動，自己應該怎麼辦呢？她在心裡做出了一個瘋狂而危險的決定——搞腐化就搞腐化！哪怕天塌下來，也顧不了那許多了。
可大伯子的手很快就丟開了。他沒事人似的抬頭看了看天色，裝模作樣地對弟媳婦道：「天上的星星這麼密，說不定明天會下雨。」
當梅芳將這個場景在腦子裡想過無數遍之後，她覺得離婚沒什麼了不起，說不定反而是一件好事，誰知道呢？她終於明白，自己當年之所以會嫁給高定國，或許僅僅是為了離定邦更近一些罷了。一旦定國向她提出離婚，她會立即向高定邦敞開心扉，把自己積壓多年的思念向他一吐為快。至於村子裡可能會有的閒言碎語，梅芳全不放在心上。讓他們嚼舌頭去好了。可是，在這一年的年末，高定邦閃電般地與野田裡的一個寡婦結了婚，梅芳那些早已想好的詞句，只能漚在了心裡，變餿，發黴。
野田裡來的這個寡婦，對於兄弟倆與梅芳之間的閒話想必也有所耳聞。為了防微杜漸，過門沒幾天，就找來孃家兄弟，將堂屋的大門用亂磚砌死了。從此高家大院一分為二：高定邦夫婦走前院，梅芳由後院出入，兩家各立門戶，互不往來。
這時，梅芳只有在想起朱虎平的時候，煩亂的心才會獲得暫時的平靜。還好，她總算還有一個朱虎平。
她覺得在任何時候，朱虎平都不是問題——她只要朝虎平勾一勾小拇指，他就會像一條小狗一樣搖頭擺尾地向她跑過來，真正的障礙是他那脾氣古怪的父親朱金順。
她找到了龍英，讓她「旁敲側擊」地去試探一下紅頭聾子的口風。紅頭聾子一聽龍英提起這個話頭，愣了半晌，眼圈就紅了。等到他終於平靜下來，就往地上吐了口痰，隨口說了一個謎語，讓龍英去猜：
原本青枝綠葉，
如今面黃肌瘦。
不提起倒也罷了，
一提起眼淚直流。
龍英沒敢把這個謎語告訴梅芳，只是用「好牛不吃回頭草」一類的話，來好言規勸。可梅芳還不死心。正當她打算找時間與虎平本人直接攤牌的時候，一個名叫蔣維貞的少女突然出現在了她的視線之中。說來奇怪，梅芳第一眼見到蔣維貞的時候（當時，她們在觀前村的大曬場看電影。蔣維貞穿著一件肥大的的確良襯衣，靠在草垛上，漂亮的大眼睛，一會兒盯著銀幕，一會兒偷偷地打量盤腿坐在水龍上的朱虎平），心裡就是「咯噔」一下。憑著女人特有的敏感，她意識到，自己的最後一塊立身之基，已經在「咔咔」轉動的放映機膠片聲中轟然坍塌。
朱虎平和蔣維貞結婚後，梅芳終於看清楚了這樣一個事實：原來，一直在暗中跟她作對的，其實並不是哪個具體的個人，而就是命運本身。繽紛的陽光，已經悄悄越過她的頭頂，走在了她的前頭，將她一個人留在了黑暗之中。
一天清晨，梅芳像往常一樣起了個大早，去新田裡開渠。在深秋的濃霧中，她看不見高定邦的身影，但她知道他就在不遠的地方。等到晨霧被初升的朝陽驅散，她看見了他，也看見了更生家的山牆邊上聚著的一夥人——他們端著飯碗，小聲議論著什麼，不時傳來一陣陣竊笑。梅芳知道他們在說什麼，知道他們為什麼笑。不過，梅芳並沒有覺得自己受到了多大的傷害，反而在心底生出了隱隱的快意。那夥人的笑聲越是淫蕩、骯髒，她的心裡就越是暢快，伴隨著一種無聲的幽怨。
定邦的反應卻完全不同。
村人的議論和竊笑傳到定邦的耳中，很快就化為越來越沉重的嘆息和惱怒。終於，他扔掉了手中的鐵鍁，大踏步地走到梅芳跟前，朝村頭看了看，陰沉著臉，惡聲惡氣地吩咐她：
「這裡沒你什麼事，你回去吧。這條渠，我一個人來修！」
梅芳怔怔地望著他，小聲道：「都成孤家寡人了，還逞什麼能！他們愛怎麼說就怎麼說，我都不怕，你怕什麼？」
這一次，大伯子對弟妹的愚忠完全失去了耐心。他沒有心思再和她費什麼口舌，直接從梅芳手裡搶過鐵鍬，往地上一扔，在她的胳膊上推了一把，惡狠狠地罵了一個字：
「滾！」
梅芳勉強笑了一下，撿起鐵鍬，慌不擇路地朝家裡走去。回到屋裡，掩上房門，這才把頭蒙在被子裡，放聲大哭。等她哭夠了，去灶下洗臉的時候，忽見兒子小新生將門推開一條縫，呆呆地望著自己。她第一次意識到了「新生」這個名字所蘊含的奧義。
梅芳把兒子摟在懷裡，摸了摸他頭上柔軟的細發，再次淚如雨下，「你就是上天派來的救星。若不是因為你吊著我這半口氣，媽媽早已不在人世了。」
如果說，梅芳在離群索居的生活中，還有一個時相往來的朋友的話，這個人就是龍英。梅芳與龍英保持著最低限度的交往，兩人比鄰而居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在梅芳看來，龍英是一個沒心沒肺、頭腦簡單的人，與這樣的人打交道，無需耗費什麼腦力。不過，表面上頭腦簡單的龍英，其實也有很不簡單的一面。
龍英和牛皋有一個獨子，名叫小滿。小滿娶了一個來自四川的幼兒園老師，生下了國義。國義後來與鄰村的一個瘸腿姑娘結婚，生下了豆豆。算起來，龍英一家也算是四世同堂了。世紀之交的一個下雪天，國義被朱方集團旗下恒生造紙廠的一輛大卡車撞成了重傷，送到醫院沒多久就嚥了氣。交管部門不顧國義被撞死在斑馬線上且肇事司機逃逸這一簡單事實，認定事故是由於國義在急轉彎處強行橫穿馬路（雪天路滑，卡車司機來不及剎車）所致，應自己承擔主要責任。小滿去造紙廠鬧過一回，被人關了四五天才放出來。門牙掉了兩顆，整個人都脫了形，不論你跟他說什麼，他總是神思恍惚地望著你，傻傻地笑。
國義下葬那天，全村的人都到龍英家去吊香，梅芳也在其中。那時，小豆豆只有兩歲。他頭上纏著白色的孝布，由瘸腿的母親抱出來，給父親的骨灰盒磕頭，全村人盡皆落淚。當老牛皋扶著牆從屋裡顫巍巍地走出來，啞著嗓子，發出「天，你不分好歹何為天」這樣撕心裂肺的吼叫聲，一下觸動了梅芳的傷懷。
她轉身從龍英家的廚房裡拿來一把菜刀，生平第一次說了髒話。
她舉著菜刀，指著自己唯一的朋友龍英道：「你媽屄。要是有種，你就給我前頭帶路，我們這就去造紙廠。我來替你討個公道。」
站在一旁抹眼淚的春琴，也把腳一跺，說道：「大不了就是個死，我跟你們一塊去。」轉身也從屋裡撿起了一把鐮刀。一見梅芳和春琴挑了頭，村裡的男人也都紅了眼，抄起扁擔、釘耙，就跟著她們上了路。就連年近八旬的紅頭聾子，也梗著脖子，提著一把竹刀，在後邊遠遠地跟著。
這是梅芳最後一次在公共場合出頭露面，也是儒裡趙村的村民最後一次以「集體」的名義共赴急難。當這夥人頂著北風，踩著薄雪，擁到造紙廠門口時，刑警大隊的人早已先期抵達，列陣以待。他們全都揹著手，神色肅穆，在廠門口的鐵柵欄前站成了兩排。
在恒生造紙廠辦公樓四層的一間會議室裡，高定國透過一面巨大的茶色玻璃，遠遠地注視著廠門口劍拔弩張的一幕。當他認出挑頭鬧事的正是他的前妻梅芳時，不由得心裡暗暗叫苦。他把菸頭朝地上一扔，心事重重地對自己親手提拔起來的刑警隊隊長曹小虎說：
「這事不太好弄。」
站在一旁的曹小虎手執對講機，扭過頭來，迷惑不解地看著高定國。和他的父親曹慶虎一樣，曹小虎的臉上也有一顆大黑痣，只是沒長在下巴上，而是被移到了眉心。當時，正在會議室裡掃地的趙蘆花（永勝的二女兒），聽到了兩個人的如下對話：
曹小虎：「怎麼不好弄？他們全都帶著兇器，你沒看見嗎？這是在公然對抗國家機器。沒什麼好說的，把他們全都抓起來，關幾天再說。」
高定國：「抓不得。」
曹小虎：「怎麼就抓不得？」
高定國：「挑頭的那個人，是我的前妻。」
曹小虎（先是一愣，繼之以笑）：「沒事。先抓。前腳抓，後腳放，做做樣子。你放心，我不會動她一根手指頭。我保證在天黑之前，派專人把她送回家去，你看行嗎？」
高定國：「我不是這個意思。她是個有名的活閻王。站在她旁邊的那個人，名叫春琴，也是個見佛殺佛的貨。有這兩個人在，不好弄。」
曹小虎：「不就兩個老孃們嗎？你想多了。」
高定國：「你如下令抓人，弄不好會出人命。」
曹小虎：「有這麼嚴重嗎？」
高定國（明顯有點生氣）：「你回家問問你老子曹慶虎，他當年去我們村抓捕趙德正，兩根肋骨是怎麼斷的？」
曹小虎：「那我們應該怎麼辦？」
高定國：「給集團總部打電話。」
曹小虎：「為這點小事，怎好驚動董事長？」
高定國：「你不打，我來打。」
大約四十分鐘後，一輛白色的路虎越野車流星一般急急駛入廠區，濺起了一綹綹骯髒的雪泥。趙禮平身穿柔軟的駝絨大衣，脖子上圍著一條大紅羊絨圍巾，從越野車上下來，徑直走到了梅芳的跟前。他看了看梅芳，看了看春琴，隨後又掃了一眼正對他發出膽怯微笑的龍英，目光最後落在了頭扎孝布的瘸腿遺孀的臉上，不動了。
禮平盯著這個瘸子，看了半天，直到後者紅了臉，低下頭去，這才清了清嗓子，說了一句話：
「你要多少錢？」
遺孀不好意思開口，扭扭捏捏地往後挪了兩步，抬起眼皮，可憐巴巴地看著她的婆婆龍英。龍英咬了咬牙，接話道：「在醫院搶救就花了三萬五，殯儀館的喪葬費有一萬多，另外還有些雜七雜八的花銷，要論賠，怎麼也得有個十萬八萬吧。」
趙禮平這才轉過身來，對龍英皺了皺眉，生硬地問道：「你是她傢什麼人？」
龍英道：「哎，禮平，你真是貴人多忘事，我是龍英啊。」
禮平嚴肅地朝她點了點頭，然後，伸出右手，張開手指，在龍英的眼前晃了晃，道：「我只能給你這個數。鄉里鄉親的，什麼事不好商量？非要如此信人挑撥，大動陣仗！你把人帶回去，我下午就派人把錢送來。」
當天下午，在安葬了孫子之後，龍英從墳上回來，趙董事長派來的人已經在家門外等候多時了。
讓龍英有點不敢相信的是，趙禮平給她送來的錢不是五萬，而是五十萬。飯桌上碼得高高的那堆鈔票，在視覺上有一種令人震撼的衝擊力，龍英的心中又是高興，又是驚愕，又是那個慘切。來人還向龍英傳達了趙董事長的一個口信。國義死了，孩子才兩歲，將來的生活沒有著落。董事長有意為國義的妻子安排一個工作。因她腿腳不便，就安排在集團的辦公室，過了年，就可以去上班了。
已經到手的這五十萬塊錢，加上從天而降的這一喜訊，讓牛皋和龍英激動得一夜沒閤眼。牛皋說：「今天早上，我聽見門前槐樹上的喜鵲一直喳喳地叫個不停，心裡就知道有好事，沒想到應在這裡了。」
到了來年的正月初五，龍英和老牛皋就商量著要辦幾桌像樣的酒席，來答謝全村人的兩肋插刀。那時，小滿的身體也已康復，見到誰都是笑眯眯的。
牛皋說：「趙董事長給小滿的兒媳安排了工作，按理也該請請他的。」
龍英說：「只是他那麼大的一個人物，不知道肯不肯踏進我家這破門檻？」
牛皋道：「你託人把他個信，來不來，隨他。」
龍英託高定國給禮平打了電話。趙禮平倒是爽快，不僅滿口答應，還讓司機提前給他們送來了兩箱「夢之藍」白酒。龍英雖然不識字，可年前鬧事那天，趙禮平「信人挑撥，大動陣仗」那句話還是讓她頗費思量。她對牛皋說：
「梅芳是挑頭鬧事的。趙董事長能不記恨？辦酒那天，若是梅芳與趙董事長在酒席上撞見了，臉上一定不好看，怎麼辦？」
牛皋道：「是呢。梅芳這個人，如今越活越糊塗。成天拉著個臉，就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欠了她三百吊。這人是上不了檯面的。不如隔一天，我們拿辦酒席剩下的菜回鍋熱一熱，專請她一個人來，也不虧待她。」
龍英道：「還是你想得周全。」
到了正月初八那一天，龍英大宴賓客，獨獨漏掉了梅芳一人。
一九九三年夏天，梅芳收養的觀前村那個孤兒新生，考取了北京語言學院（後更名為中國語言文化大學），畢業後與一個馬來西亞的華僑留學生結了婚，後來舉家遷往新加坡。新生夫婦一直想把梅芳接去南洋共同生活，梅芳沒有同意。
她是個閒不住的人。村莊拆遷後，她在朱方鎮的環衛公司找了一份工作，每天天不亮就套上橙紅色的馬甲，扛著掃帚，去街上掃馬路。
沈祖英
土鱉、花大姐、臭大姐、百腳、金天牛、斑點天牛、壁虎、蜥蜴、螳螂、蟈蟈、蟋蟀、潮溼蟲、鼻涕蟲、放屁蟲、蜜蜂、馬蜂、灰蛾、蟑螂、毛毛蟲、螞蚱、獨角牛、蠅虎、蜘蛛、蠍子……
有多少種蟲子，沈祖英就會發出多少種恐怖的叫喊聲。
每年仲春至冬初的這段漫長的日子裡，數不清的小蟲會從門縫鑽到圖書館裡來，有時候也會順著爬牆虎直接進入二樓的書庫。每當祖英發出淒厲而誇張的尖叫時，我就知道，她如果不是看見了蟲子，那也一定是發現了蟲子的屍體。久而久之，我往往能夠通過她尖叫聲的高、低、緩、急，大致判斷出這些小動物的種類和大小。
不過，這事也不能一概而論。
有時候，她發現了壁虎、蜈蚣，甚至烙鐵頭一類醜陋而兇猛的動物時，聲音反而會小得多，甚至有些像耳語。據說，她擔心自己的大喊大叫會惹怒這些動物，進而向她發起致命的攻擊。通常，我一聽到她的叫聲，就會立即放下手中的一切事務，尋聲趕到她身邊。她那驚恐萬狀的臉上，滿是討好、央求的溫柔神情，重現少婦般的嬌羞以及少女般楚楚可憐的無助。
在我與她共事的十幾年裡，我也曾成功地教會她去辨識一種可愛的小昆蟲，幫助她擺脫對昆蟲的恐懼。那是一種在我們這一帶非常常見的甲蟲。有人叫它跳水蟲，也有人叫它磕頭蟲。這是一種體型漂亮的硬殼蟲，身體扁瘦、油黑，爬起來動作誇張，身手敏捷，性情十分淘氣。如果你想讓它安靜一會兒，只消把它的身體翻過來，讓它仰面躺著就可以了。表面上，它溫順地躺在桌面上想心事，細長的小腳在胡亂蹬踢，實際上卻在暗中運氣。用不了多久，它脖子一梗，胸前的兩截硬甲兀然挺立，隨著「啵」的一聲，身體飛速彈起一二十公分，並在空中完成轉體，落下來的時候爬得更快，頗有一種「豈能奈我何」的輕蔑。
沈祖英很快就迷上了它。沒事的時候，她也會在二樓的辦公桌上逗它玩。有一回，我正在樓下睡中覺，忽然被祖英推醒了。她笑嘻嘻地告訴我，她剛剛捉住了一隻個頭很大的跳水蟲，但任憑你怎麼讓它四腳朝天，它總是懶洋洋的，不肯彈跳。她讓我上樓去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我跟著祖英來到二樓的窗前，看見那隻蟲子被她罩在一隻玻璃茶杯裡，繞著倒扣的杯沿爬得正歡。為了防止沈祖英發出尖叫，我用杯底將它按死，並撕下一塊報紙，將它的屍體包好扔進紙簍裡之後，這才告訴她，她剛才捉住的可不是什麼跳水蟲，而是一隻黑翅蟑螂。祖英嚇得面無人色，差點昏厥過去。她一把抱住我的胳膊，命令我即刻把紙簍中的垃圾拿到樓下去扔掉，扔得越遠越好。至於那隻玻璃杯，「你拿去水房洗一洗，自己留著用好了，不用還我了。」
正是因為那些昆蟲和小動物的存在，在工會圖書館工作的那些年中，我和沈祖英始終維持著一種輕鬆、自然而親切的關係。但我內心也十分清楚，祖英並不是一個很好打交道的人。即便是她在對我最好的時候，我仍能感覺到我們之間那段無形的距離。若是碰上下雨天，圖書館沒什麼人來，我閒極無聊，也會上樓去找她聊天。我們之間的談話，就像鐘擺一樣，只能在一定的刻度之內來回擺動，有太多的話題我都無法觸碰。不過，就算我說了什麼不該說的話，問了什麼不該問的事，祖英也從來不會生氣，更無疾言厲色，通常只是淡淡一笑，不置可否而已。
有一天下午，我捧著一本金庸的小說，偷偷地躲在一個牆角里讀得天昏地暗。沈祖英手裡拿著一把雞毛撣子，拂拭書架上的灰塵，悄悄地走近我身邊，遠遠朝我的書上瞄一眼，居然就知道我正在讀《書劍恩仇錄》。她煞有介事地教訓我說：「把大好的光陰浪費在一個三流的作家身上，實在是可惜。」我有點賭氣似的反問道：「如果連金庸這樣天下聞名的大作家都是三流的，那還有什麼樣的作家可以被稱為是一流的呢？」祖英隨手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看都不看，就朝我扔了過來。
我接住一看，居然是《奧德賽》。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我把這本《奧德賽》帶回到邗橋新村的房子裡，一連讀了兩遍，怎麼也沒覺得它有什麼好。剩下來的只是這樣一個疑問：一個有資格推薦荷馬史詩的人，想必絕非等閒之輩吧？
我只知道她老家在天津，父親曾是天津一家紗廠的老闆。至於說她因何流落到江南，在邗橋磚瓦廠當一名圖書管理員，則不得而知。儘管她的家就在邗橋鎮，奇怪的是，在我們共事的這些年中，她從未請我去他們家做客，也從未向我提及她的任何一位家庭成員。同彬說，祖英應該沒有結過婚（否則的話，五十多歲的人，不可能保持如此完美的身材），不知真假。我想，祖英一直刻意避免談起她的身世，或許並不是因為她的過往經歷有什麼難言之隱，而是在她看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理想狀態，本應如此之淡。她曾不止一次地對我說起過，每個人都是海上的孤立小島（這個比喻來自《奧德賽》），可以互相瞭望，但卻無法互相替代。這是因為，「每個人都在奔自己的前程，也在奔自己的死亡。」從她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句俗諺中，我們可以隱約窺見她對生活的基本看法：
朝騎鸞鳳到碧落
暮見桑田生白波
一九九四年冬，我偶然聽說，祖英要在年底前退休，心中不由得七上八下，惘然若失。年末時，我接到了龍冬打來的一個電話，說他打算在來年的正月初二結婚。新娘姓夏，是皮村人。春琴對這門親事橫加阻攔，至今還不肯與他的未婚妻見面，成天躺在床上哭，「家裡鬧成了一鍋粥」。龍冬問我能不能提前幾天回鄉，幫他張羅一下婚事。我向廠裡請了假，提前一週返回了鄉下，沒來得及趕上工會為祖英安排的茶話會。
等到我從鄉下回來，圖書館早已人去樓空。正當我以為再也見不到她時，祖英卻笑嘻嘻地來了。那是上班後的第三天，正好是元宵節。她手裡拎著一隻竹籃，上面蓋著一塊毛巾。一進門，她就囑咐我去水房裡生爐子，等水燒開了，她來下湯糰。那天中午，當我們兩個人坐在空蕩蕩的閱覽室裡，吃著熱氣騰騰的湯糰時，我忽然記起來，十多年來，我還是第一次與她在一個桌上吃飯。
沈祖英是一個一絲不苟的人。即便她來看我這件無需解釋的小事，她也一定要讓它條分縷析，明明白白。她來看我，是因為一事未了——她還沒有正式向我告別（「你回家去了嘛！」），而不辭而別對她來說是不能接受的。她之所以會帶湯糰來，是因為當天恰好是元宵節，而我單身一人，「恐怕早已忘了元宵是什麼味了」。
在那個靜謐的午後，祖英一直都是高高興興的，但「輕鬆」兩個字，在她的言談中被重複得太多，反而有點讓人生疑。爐子上的水已經燒開好一會兒了。水蒸氣頂著鋁蓋，發出「噗噗」的滋水聲。她坐著沒動，我也沒動。閱覽室裡光線暗淡，就我們兩個人。透過玻璃窗，可以看見屋外豔陽高照，繽紛的陽光把樹林裡尚未融化的積雪襯得晶瑩剔透。在遠處的什麼地方，年節將盡的鞭炮聲靜靜地傳來，聽上去更覺落寞和傷感。
我問她退休後打算做些什麼，祖英笑著反問道：「還能做什麼？」隨後，她嘆了口氣，引用了黃庭堅的兩句詩，來說明她退休後的心境。
見我半天沒說話，她隨即就起身告辭。
除了沈祖英之外，還很少有什麼女人讓我產生過如此深的依戀之感。我喜歡她乾乾淨淨的樣子，喜歡她的膽小和恬靜，喜歡她臉上那種充滿揶揄卻欲言又止的神情，喜歡她身上讓人無法接近的深切的悲傷。
祖英離開後，我一個人在桌前坐了一會兒。太陽快要落山時，我來到了二樓，在書架上找到了一本《黃庭堅集》，很快就查到了沈祖英剛剛引用過的那首《登快閣》：
痴兒了卻公家事，快閣東西倚晚晴。
落木千山天遠大，澂江一道月分明。
從那以後，我再也沒見過沈祖英，也沒有聽到過關於她的一丁點訊息。我有一種無法說明的感覺：這個世界上或許存在著兩個沈祖英。我所見到的這一個，不過是另一個的陰影而已——那麼，那個處在明亮的陽光中，果敢、輕率、稚拙、任性而充滿活力的沈祖英，又會是什麼樣子呢？
當她的形象在我的記憶中變得越來越模糊時，我能記住的，就是她跟我說過的一兩句話，一兩個手勢。樓上再也不會傳來發現昆蟲的尖叫；夏天的中午，每當我在躺椅上睡覺時，也不會有人在我身上蓋上一件工作服；當那個發了瘋的京劇演員來圖書館看書時，再也不會有人悄悄地走到我身後，用胳膊輕輕推我一下，用半開玩笑的語氣對我說：「快看，你媽媽來了。」
趙禮平
堂哥禮平看上了趙麗華的妹子趙麗娟，托馬老大上門說媒。馬老大原是便通庵的一名尼姑，因與摸骨師吳其麓的私情敗露而被迫還俗，幾十年來說媒無數，可做人還是講原則的。她平常看不慣禮平的小人得志、飛揚跋扈，就找出兩條理由來，對找上門來的嬸子推託說：
「做姐姐的都還待字閨中，倒是把個妹妹先嫁了出去，沒這規矩。再說，那趙寶明，是個氣恨大的人，因著多年前的那樁狗屁倒灶的事，見了禮平，連話都不說。老身若是上門提親，明擺著是討罵，你們還是另請高明。」
嬸子轉而又去央求新珍。新珍說：
「快別提這事。那趙寶明最守古禮。他早早地有言在先，同姓不相婚配。說的也是，兩個姓趙的，又在同村，百十年前本是一家人，怎好聯姻？」
最後，嬸子備了重禮，去找銀娣。銀娣一口答應下來，第二天就換了一身新衣裳，來到寶明家，賣弄嘴皮子。銀娣說：
「寶明兄弟，你難道糊塗了不成？當初那趙月仙倒插門，去了丈人家，做了上門女婿，禮平這孩子，按理說，本該姓楊，他不姓趙。何來同姓婚配一說？你要是忌諱他姓趙，那也好辦，讓禮平去公社找一下陳公泰，把姓改回來就是了。」
那時，寶明已隱隱聽得一些風聲，知道趙禮平將他大女兒的名聲糟踐完了之後，居然又在動他小女兒的腦筋，要來挖他這塊心頭肉。他耐著性子聽銀娣說完話，驀然站了起來，仰著脖子，咬牙對銀娣道：
「你替我往他們家帶句話。那小狗日的，要是肯脫得一絲不掛，繞著村子爬上一圈，一直爬到我們家門口，給我磕上三個響頭，我就讓姑娘嫁給他。」
銀娣道：「哎呀喂，這是什麼話！常言道，買賣不成情義在。兩軍交戰不辱來使。你這樣倚瘋作邪，惡聲惡氣，我在你屋裡的板凳上怎麼能坐得住？」
寶明不緊不慢地道：「你坐不住，隨時可以走。門是開著的呀！」
至此，趙寶明與銀娣結下了冤仇，連帶著小武松也與寶明失了和。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趙禮平身兼兩個廠的廠長，又靠倒賣廢舊鋼材狠狠地賺了一大筆錢，可是，就村裡的一般輿論而言，大家似乎仍然看不上禮平的為人。儘管嬸子到處吹噓說，禮平一人的資產就抵得上二十個萬元戶，可他們家的勢力，還遠遠未到呼風喚雨的程度。銀娣在寶明家碰了一鼻子灰，並未改變嬸子對寶明一家的態度。嬸子在村子裡遇見寶明兩口子，仍像往常一樣笑臉相迎，張口閉口「好兄弟」、「好妹子」，叫得寶明夫婦心裡直打鼓。
在這之前，趙寶明已經為麗娟相中了一門親事。小夥子是魏家墩人，也是個木匠，人長得討喜，手腳又勤快，手藝更是沒的說，兩家去年就訂了婚。按照寶明的盤算，他打算先把麗華嫁出去，再將那個小夥子招到家裡來做上門女婿，後半生也好有個依傍。本來好端端的一樁姻緣，被趙禮平插了一槓子之後，陡然生變。
沒過多久，男方派來了一位嘴裡鑲著金牙的婦人，沒有說明任何原因，就把這門親事給退了。寶明見那女人橫眉怒目、氣勢洶洶，知道她不好招惹。既然對方執意要退親，寶明只得向來人賠笑說：
「現在手上不寬裕。等過上個兩三個月，把各處欠我的賬收一收，定將彩禮如數奉還，分文不少。」
讓寶明大為意外的是，對方竟然連送出去的彩禮都不要了。大金牙一手叉著腰，跳著腳對寶明夫婦道：「遇上你們這樣的人家，算我們晦氣。那些錢就不要提了，你們留著買藥吃吧。」
大金牙走了之後，寶明和老婆如墜霧中，你看著我，我看著你，都想從對方的臉上尋找答案。
他們很快又託人為麗娟介紹了另一門親事。男方是鄉衛生院的一個外科大夫。寶明夫婦倆假裝看病，先去朱方鎮的衛生院給未來的女婿相面。見小夥子儀表堂堂，聰明伶俐，兩人都高興得合不攏嘴。用寶明的話來說，「這小夥子，比起魏家墩那一個，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再說了，木匠這個手藝，如今也不怎麼吃香了。我們家麗娟本來就是赤腳醫生，現在嫁個大夫，正好互幫互學。」
兩人興沖沖地從衛生院出來，沒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村裡的診所，探聽麗娟的口風。麗娟正守著煤球爐，用一隻大號鋼精鍋煮針頭和注射器。她把口罩往下一拉，對她娘笑道：「叫你們別管我的事，偏要到處瞎忙！我去年春上就和禮平領了證，早就是合法夫妻了，怎好再與別人相親？不瞞你說，肚子裡的這個孩子也已經三個多月了。」
從診所裡出來，趙寶明眼前一黑，在池塘邊跌了一跤，就病倒了。在往後的幾個月中，趙寶明成天躺在床上，拍胸打肚，長吁短嘆。等到他重新在村裡露面，早已鬚髮盡白，人也明顯地瘦了一圈。夫妻兩人想來想去，不得不回過頭來找新珍，央求她以媒人的身份，去嬸子家正式提親。新珍在兩家之間跑了七八趟，終於商定，在來年的正月初五，為這對新人補辦婚禮。
寶明沒臉在麗娟的婚禮上露面，全由老婆一人紅著眼眶，人前人後地跳上跳下。隔天新女婿上門，寶明和麗華一大早就躲了出去，由趙寶亮出面，陪新女婿喝了回門酒。
一年以後，在我嬸子的極力慫恿下，寶明夫婦為麗華也找了個婆家，把她嫁給了皮村開小店的一個江北佬。這人名叫魏光國，剛死了老婆，算起來，年齡比寶明還大兩歲。「爸爸」這個稱呼，叫的人彆扭，聽的人也彆扭。既然寶明稱女婿為「老魏」，魏光國也就順水推舟，將丈人尊稱為「老趙」。翁婿兩人脾氣對路，也都好口酒。幾年後，魏光國在丹陽開了一家超市，寶明和老婆就把家搬到了丹陽，幫著大女婿看店去了。
麗娟的童年和少女時代，都是在村人豔羨的目光和眾口一詞的讚美聲中度過的。麗娟與麗華，互為鏡影，遙相映襯——麗華有多麼落寞、陰鬱、病態，麗娟就有多麼風光、活潑和明亮。麗娟對自己的聰慧和美貌，多年來一直有著牢固的信心。可自從她嫁給趙禮平之後，兩者都遭遇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她目睹了丈夫的企業，從兩家不足三四十人規模的小廠，變成集造紙、化工、房地產和通訊器材為一體的朱方集團公司的全過程。開始的那幾年，她也曾試圖參與所有的企業決策，但她的意見，每一次都與丈夫截然相反。那些在麗娟看來荒謬、危險的投資決定，每一次都給企業帶來了滾滾財源。很快，她不得不承認，自己的那點小聰明，和丈夫趙禮平天馬行空的想象力比起來，簡直就是高山之側的一粒微塵。漸漸地，麗娟對禮平產生了一種死心塌地的依附感。隨著財富的急劇增加，她的自我懷疑也日甚一日，最後終於變成了一個性格多疑、猜忌、乖戾、畏首畏尾，且心事重重的女人。
當然，她引以為傲的美貌也在迅速貶值。
據說，對女人，禮平有一種奇怪的理論。他認為，女人的魅力與對女人的熟悉程度恰成反比。他很難對一個認識時間超過兩個月的女性發生興趣。正因為如此，禮平在私人生活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怪異癖好，一直是公司花邊新聞中最引人入勝的段落。有一次，他在出差途中住進了一家賓館，偶然瞥了一眼正在為他辦理入住手續的服務員（按照他的理論，由於剛剛見面，服務員的神秘感和魅力都沒有任何的損耗），發現她笑起來的「梨渦」，有一種淪肌浹髓的美，就當即決定聘請她出任公司人力資源部的主任一職，並在見面後的十二小時之內提取她身體的全部秘密。另一次，他在大市口的一家麥當勞餐廳與朋友吃飯，結賬時，看到收銀臺出納微微上翹的嘴唇的曲線「有些撩人」，兩個小時後就將她約到了賓館，雲收雨散之後，把她帶回公司做了一名會計。
還有一次，趙禮平和麗娟從沃爾瑪超市出來，見廣場上有一對父女正在賣煎餅。女孩淳樸、孝順，可憐、無助而又楚楚動人。她的貧窮，以及那種未經雕琢的健康與活力，都讓堂哥如痴如醉。那麼，他可以為這對在冷風中瑟瑟打抖的貧寒父女做些什麼呢？他出了一筆錢，幫那女孩開了一家美容院，很快就把這個孝順、淳樸、健康的女孩，改造成了一個濃妝豔抹、任性撒潑且動不動就對老父惡語相向的老闆娘。
不過，禮平的這些匪夷所思的獵豔行徑，通常並不能對麗娟構成直接的傷害。這是因為，當麗娟費盡心機，終於抓住了丈夫與某個女人偷腥的把柄時，禮平多半早已對這個女人失去興趣，將視線投向了下一個目標。
一天夜裡，麗娟與禮平不知因為什麼事發生了爭執，兩人進而大打出手。明顯吃了虧且無計可施的麗娟，拿出一把水果刀，發瘋似的要和三個孩子同歸於盡。趙禮平一生氣，就選擇了自我消失。當他失蹤四十多天之後，心高氣傲的麗娟終於冷靜了下來，不得不低眉順眼地去向婆婆認錯，順便向她探聽丈夫的下落。
我嬸子對禮平的行蹤絕口不提，教訓起兒媳婦來，倒是一點都不含糊：
「夫妻倆吵架，是常有的事，我也不好說你的。半夜三更，動刀動槍地嚇唬孩子，要讓我們家斷子絕孫，還連帶著罵我們做上人的娼門無道，什麼道理？我改天倒要去問問你孃老子，他們打小是怎麼教導你的？順便也讓她點撥點撥我……」
麗娟灰頭土臉地捱了婆婆一頓訓斥，只得強嚥下這口惡氣，回過頭來去找丈夫的親信小斜眼。
小斜眼與麗娟是同一年生的，說起來還比麗娟大了三個月，可他仍願意親熱地稱麗娟為姐姐。兩個人在朱方鎮的一間茶社裡坐定了，正是中秋月圓的時節。小斜眼把麗娟遞過來的一塊月餅吃完，連手裡的碎末都舔得乾乾淨淨，這才對麗娟笑道：
「姐啊，你也別老盯著什麼麥當勞的服務員、賣煎餅的小姑娘，這些個人，董事長嚐個鮮，過後就忘。你如果總在提防這些下三濫的人，當最兇險的敵人在身邊出現時，反而渾然不覺。我不是嚇唬你，這一回，恐怕要禍起蕭牆了！」
麗娟一聽對方話中有乾坤，不覺吃了一驚。她身體向前湊了湊，對斜眼道：「老弟，這話怎麼說？」
斜眼雙手相扣，箍住方方的腦袋，半靠在對面的牆上，有心給麗娟指點迷津：「你這時候去一下朱虎平家，看看他老婆蔣維貞在不在。」
斜眼的話說得很含蓄，聰明的麗娟馬上就有了正確的反應：「你是說，董事長和蔣維貞雙宿雙飛？」
小斜眼哈哈一笑，點了點頭。
「不會吧。」麗娟道，「那蔣維貞號稱是世界上最貞潔的女人，就差讓皇帝在他們家門口豎一個貞節牌坊了。再說了，她與虎平兩口子夫唱婦隨，日子過得好好的，怎麼也往這條道上走來了？」
斜眼道：「人人都說她蔣維貞是固若金湯的城池，你信，我信，可董事長他不信吶！」
麗娟略一思索，便決定不再糾纏這些細枝末節，「告訴我，他們倆，人在哪裡？」
「莫非你要去捉姦？」
「就算幫姐姐一個忙。」
「要我幫忙，這倒也不難。」斜眼道，「只是，姐姐你也得幫我一個忙。這些年，我對姐姐怎麼樣，你心中有數。我有一樁心事，也不是一天兩天了。白天想，夜裡想，一覺睡醒了，還在想，想忍，可忍不住啊！姐姐，你也可憐可憐我，今天就成全了我吧。」
麗娟一見斜眼涎皮涎臉地望著自己，色迷迷地笑，頓時氣得渾身哆嗦，羞愧難當，手腳冰涼。小斜眼的眼睛好像是盯著窗外的一輪圓月，但麗娟清楚，他眼神的焦點是在她的大腿上，下腹部不由得一陣陣抽搐。她本能地將裙子往下拉了拉，強忍著心中的屈辱、厭膩和憤怒，正琢磨著如何應答，小斜眼決定再往火堆裡添把柴禾：
「姐啊，說一句不怕你生氣的話，董事長不在的這些日子，你也沒閒著吧？你和司機小蔡好，那是你的私事，我管不著。只是別在車裡纏綿，叫人撞見了，影響不好。」
麗娟半天沒有說話，臉一直紅到了脖子根。她默默地把手裡的茶杯轉了許久，最後嘆了一口氣，問道：「這事，董事長知道不知道？」
「可以知道，也可以不知道。」斜眼笑道。
麗娟此刻在心裡迅速地下定了一個決心。她知道，除了把心一橫，由他去輕薄一回，暫時沒有什麼好辦法。她偷偷地打量了一下小斜眼，發現對方那可笑的眼神在屋裡昏暗的燈光下竟然也有幾分迷離。她終於找到了一條讓自己「豁出去」的理由：小斜眼這個人除了眼睛有點歪斜之外，其他方面都還好。比如說，他襯衫的領子看上去還是挺乾淨的……
麗娟正在胡思亂想、不知所措之際，小斜眼終於決定向她攤牌。他坐直了身體，兩手平攤在茶几上，一字一頓地對麗娟說：
「董事長抬舉我做村長，我現在，大小也是個官。可是平常在村裡，沒他孃的一點威信，為什麼？你想啊，村子裡有不少人都買了汽車，就連老菩薩唐文寬都買了一輛摩托車，一踩油門，吱的一聲，就躥到了皮村，多威風！可我呢，作為一村之長，還得騎輛破腳踏車在村裡晃盪。手裡沒把汽車鑰匙捏著，我潘宏武一說話，人就矮了半截，如何讓我服眾？我這個人，姐姐你是知道的，平常沒別的什麼嗜好，就是喜歡個車。白天想，夜裡想，一覺睡醒了，還在想，想忍，可忍不住啊！姐姐你隨便牙縫裡摳下來點碎末子，就能了卻我的一樁心事。你要是肯贊助我十萬八萬，我哪天也買輛車來開。」
麗娟聽到斜眼「白天想，夜裡想，一覺睡醒了，還在想」這一句，早已笑得趴在了桌子上，雙手兀自拍打著玻璃，一口氣差點沒掉下去。小斜眼被她笑得心裡發毛，狐疑道：「你個死娟子，別光顧笑，倒是給我句痛快的，這車，你是買，還是不買？」
麗娟攏了攏耳邊的頭髮，趕緊對小斜眼道：「買，買，明天就買。」
第二天，麗娟就給了小斜眼一筆錢。斜眼託人買了一輛二手的「賓士」，改了漆，調裝了音響，在車上架了低音炮，每天開著它，一路放著搖滾樂，在大街上「叮咚，叮叮咚」地招搖過市。
據說，蔣維貞被禮平帶到深圳之後，儘管已單獨與禮平在賓館住了幾天，可任憑禮平如何甜言蜜語、軟硬兼施，到了「最後一步」，蔣維貞死活不肯就範。看來，蔣維貞多年來被村裡人視為「貞潔」的樣板，絕非浪得虛名。最後，趙禮平只得偷偷地在她的茶杯中下了藥，使用了蠻力。
當麗娟按照小斜眼提供的地址，心急火燎地趕到深圳的時候，禮平和蔣維貞已去了珠海。麗娟追到了珠海，他們倆已經到了澳門。
麗娟沒有出境的通行證，只得乾瞪眼。
在離開澳門的前夜，趙禮平關切地問蔣維貞，「心肝，如果不帶避孕套的話，會不會弄出個孩子來？」這時的蔣維貞已經開始反過來寬慰對方了：「我是上過環的，董事長你放寬心。」
嬸子去世後，我在康復醫院的重症監護室曾經見到過趙禮平。那時，太平間的運屍工正忙著將嬸子的遺體搬到地下室的冰櫃裡冷藏。在那個場合，我和禮平不便寒暄，只是彼此點了點頭而已。後來，在下樓時，我在電梯裡又遇見了他。因為電梯裡只有我們兩個人，不說點什麼，似乎有些不近情理。於是堂哥就把墨鏡摘了下來，對我道：
「聽說你在青龍山採石場看大門？」
我點點頭。他那麼一個大人物，居然還記掛著我的行蹤，一時間讓我惶愧交加。
「你這個人，一點沒變，就是好擺個臭架子。人再窮，架子不散。」堂哥道，「以後若有用得著我的時候，打個招呼。」
電梯下到一樓，我們在道別的時候，堂哥突然讓我在大廳裡等他一下，因為他有件禮物要送給我。我在大廳門口等了七八分鐘，堂哥讓司機給我送來了一本書，他本人沒再露面。那是一本由自傳、講演錄、勵志格言、國外旅行見聞和打油詩拼湊而成的出版物。
在返回青龍山的公共汽車上，我翻看著堂哥所杜撰的那些格言警句，總覺得在哪兒見過。也就是說，用不著看這本書，這些濫俗的句子，我也耳熟能詳——因為它們常常出現在電視裡、電臺裡、公益廣告牌上。這些格言警句，早已無關世誡，也無關警勸，讀起來，倒更像是對這個世界露骨的諷喻。
我能記住的格言，包括以下幾則：
在一個喧囂的時代裡，最重要的就是要讓自己的心靜下來。
沒有買賣，就沒有殺戮。
公平正義是社會的基石。
我們不光是創造財富，也創造全社會的共同價值。
讓誠實與純潔成為我們的天性。
守分身無辱。
像保護眼球一樣呵護地球上的一草一木。
唐文寬
唐文寬同性戀身份的首次暴露，還要追溯到一九六九年的秋末。那天早晨，龍英舉著一把菜刀衝進學校喊打喊殺，成為轟動鄉里的大事。村民們只聽說龍英要殺唐文寬，但並不知道這一瘋狂的舉動背後，究竟藏有怎樣的秘密。趙德正在第一時間就覺察到了事件的嚴重性。當天晚上，他派人將唐文寬叫到了大隊部，由他本人和高定邦、高定國兄弟出面，向唐文寬詢問整個事件的始末（出於對事情結果的敏感和預判，趙德正沒有通知梅芳參加）。
如果說唐文寬一進門就跪在地上自打耳光的行為，已足以讓三個人面面相覷，心驚肉跳，他接下來所供述的那樁醜行，更是讓人目瞪口呆，神魂出竅。三個人你看著我，我看著你，都不約而同地撓起了頭皮。
高定國將唐文寬斥退之後，立即就要給公社黨委打電話，遇事老成的高定邦攔住了他：「先別急，聽聽老趙怎麼說。」
趙德正抽光了煙盒裡的煙，又向定邦討了一支，叼在嘴上，這才道：
「這種醜事，要報上去，文寬的命就保不住了。常言道，人命關天。他一個外鄉人，丟了一條胳膊，投奔到我們村裡來，雖說做出了這等傷天害理的事，但也沒到挨槍子的地步。他這一死倒是一了百了，可小滿還是個孩子，少不得要受些牽扯。若是文寬被抓，拔出蘿蔔帶出泥，這事就包不住。日後讓小滿如何做人？再說，出了這事，我們大隊連續五年的先進集體、連續三年的流動紅旗，統統都得泡湯。兩位將來的政治前途難免不受影響。這事還得好好琢磨，事緩則圓嘛。」
說到將來的政治前途，會計高定國也安靜下來，陷入了沉思。最後，兄弟倆都拍著胸脯向趙德正保證：此事如何處置，全憑趙老哥一句話，「這一回，我們哥倆都聽你的。」
德正道：「得把這件事整個兜住。要是以後鼓了包，漏了水，責任由我一人承擔，與你們兩兄弟不相干。趁著這事還沒有傳揚出去，當務之急，得趕緊想法子，將龍英的那張嘴封上。你們兩個馬上去找龍英和牛皋，做通他們的思想工作，事不宜遲。」
當天深夜，高定邦獨自一人，敲開了龍英家的大門。
思路縝密的高定邦，想得比趙德正還要遠得多。他私下裡許諾龍英說，到了年底，大隊會多分給她家一百斤紅薯，讓她無論如何嚴守秘密。龍英滿心歡喜，一口答應了下來。可高定邦還不放心。他問龍英用什麼法子死守秘密。龍英說：「那還用說！既然高主任發了話，就是上刀山，下油鍋，打死我也不吐露半句實情。」
定邦說：「這不行。俗話說，紙包不住火。你越是遮遮掩掩，人家的胃口反而會被你吊起來，那樣反而壞事。」
龍英仰著臉，朝定邦跟前湊了湊，柔聲細氣地問他：「那我該咋辦呀？」
「告訴他們一個假秘密。」定邦順勢將龍英的肩膀扳了過來，把嘴貼在她耳朵上，囑咐她道：「要是有人問起，你就說，小滿在學校裡淘氣，惹惱了唐文寬。那狗日的教訓孩子不知輕重，一腳踢在小滿的小肚子上，小雞巴腫得像臘腸一樣，幾天撒不出尿來。」
龍英也把嘴巴貼在高定邦的耳朵上，微微紅了臉，漾漾地笑道：「你怎麼說，我就怎麼做，絕沒二話。時候還早，高主任再坐坐？」
高定邦因聽見裡屋傳來老牛皋的咳嗽聲，呆呆地僵了一小會兒，硬起頭皮道：
「不坐了。」
第二天一早，社員們在村東的地頭拔黃豆時，新珍和銀娣等幾個好事的婦女都圍著龍英，問這問那，變著法子從她嘴裡套話。龍英的確很有表演天分，一提起小滿，她的淚水就奪眶而出。哭了半天，又將高定邦教給她的那個故事及時拋了出來，害得新珍和銀娣同時摟著她肩膀，好言好語地勸慰她。銀娣說：
「踢一腳，算是硬傷，消了腫就好了。不妨礙將來生兒育女。」
新珍還介紹給她一個偏方：將樟木樹枝放在鍋裡煎，將水倒在一隻尿壺裡，在壺口蒙上個毛巾，給小滿燻一燻，「立馬就能見效」。
正像高定邦所預料的那樣，他信口胡編的這個故事，日後就成為了解釋這樁奇聞的標準版本。事情很快就平息下來。不過，在後來很長一段時間中，唐文寬本人都一直生活在提心吊膽的恐懼中。他整日整夜睡不著覺，在夢中反覆出現的畫面只有兩個：其一，公安幹警拎著手銬，突然出現在學校的操場上；其二，他在刑場上被五花大綁執行槍決的時候，突然想撒尿。
唐文寬有事沒事總愛到大隊部門前來東張西望，檢視動靜。只有當他看見趙德正穩穩當當地向他點頭微笑時，心中的那種瀕臨崩潰的悸動不安才會暫時平復。他越是渴望如釋重負的感覺，就越加頻繁地去大隊部門口踅探，就這樣惡性迴圈，難以遏止。可他並不知道，當時的趙德正，也像他一樣，日復一日地生活在莫名的焦慮中。知情不報，或窩藏罪犯，都是天大的責任，不僅有違起碼的組織原則，實際上也觸犯了國家的法律。除此之外，德正的憂慮還有：既然唐文寬有龍陽之癖，你很難保證，這事過去之後，他就不會去動別的孩子的腦筋。又不能無緣無故地將他從教師的崗位上擼下來——除了唐文寬，他到哪兒去找這麼一位什麼都能教的先生？思前想後，疑竇叢生，從此落下一塊心病。平時挨著枕頭就鼾聲如雷的趙德正，竟然也因長期的失眠，不得不去公社的衛生院找荀大夫開安眠藥。
幾年後的一天，當高定國找到唐文寬，將設計捉拿趙德正的計劃向他交底，並命令他配合的時候，唐文寬一口拒絕。
高定國可沒工夫跟他磨嘴皮。他直截了當地對文寬道：
「我與趙德正沒雞巴仇。是公社書記郝建文想弄他。這是嚴肅的政治任務，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按我說的去做，否則的話，後果你是知道的。」
高定國做了一個朝自己的太陽穴開槍的動作，隨後揚長而去。驚魂未定的唐文寬哭喪著臉去和老婆王曼卿商量。曼卿說：「這事明擺著：你不幹，就是個死；幹了，也是個死。你想想看，趙德正落了難，被人抓去一拷問，少不得把你牽出來。既然都是個死，我勸你別幹。就是死了，也值個價。」
可唐文寬最終還是選擇了與高定國合作。
聽春琴說，在德正死後，唐文寬一反常態，撲在德正的墳頭號啕大哭。每年清明節，他都會一個人去村東的桑樹地為德正上墳。在趙德正最後的日子裡，唐文寬自覺沒臉去醫院探望他，只有等他死後，通過清明節的祭拜，來默默地表達對死者的尊敬與愧疚。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唐文寬的同性戀身份不再是秘密。那時候，村子裡的人都忙著做生意，辦廠子賺錢，對於一個外鄉人特殊的性取向並不十分在意。應當說，即便到了那個年代，村裡人對於同性戀的知識簡直貧乏得可憐。就連見多識廣的趙同彬，也把男人之間的性行為比喻為「拼刺刀」，就足以說明問題了。
到了一九九八年，隨著我們鄉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在魏家墩被查出，村裡人出於對這種致命病毒的過分恐懼，錯誤地將同性戀與艾滋病劃上了等號。唐文寬知道自己在村莊裡待不下去了，就和王曼卿商量，變賣房產、轉讓田地，舉家搬到了江都的邵伯，去投奔他的一個表弟去了。
最後送他們去江邊碼頭的，是漁佬柏生。
唐文寬夫婦離開後，留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疑問：平常總愛去找唐文寬下棋的更生，是否也有同性戀的嫌疑？
順便說一句，更生是在孤獨和屈辱中離世的。唐文寬走後，原本一直躲在暗處的更生，終於被人推到了前臺，成了骯髒、變態和猥瑣的象徵，受盡了村人的冷遇和家人白眼。更生死後，兒子永勝獨自一人將他的遺體送去殯儀館火化，家裡眾多的親戚無一到場。
斜眼
斜眼出生的時候，正趕上儒裡趙村百年一遇的大洪水。銀娣在磨笄山頂的一個草棚裡生下了他。為紀念這個特殊的日子，小武松給兒子取名為「洪武」。趙錫光在燕塘邊放蝦網，遇見了正在秧草地裡耕田的小武松，就遠遠地朝他喊了一句：「老弟，‘洪武’這個名字，可不能隨便叫啊！」
至於這個名字為什麼不能隨便叫，趙先生可沒說。
小武松就讓老婆銀娣去請教讀過私塾的趙寶亮。寶亮一聽，滿不在乎地哈哈一笑，「現在是新社會了，不講究名諱那一套。我看洪武就頂好。」
潘洪武到了四歲那一年，染上了一場腦膜炎。銀娣抱著他四處求醫。命是救回來了，卻落下了一個眼睛歪斜的後遺症。至此，村裡人開始叫他「斜眼」。因為他那斜眼看人時，眼白的成分居多，也有人叫他「斜白眼」。後來，斜眼自己讀了書，識了字，知道洪武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年號，就自作主張地將自己的名字改為「宏武」。到了九十年代初，小斜眼當上村長以後，村民們覺得「斜眼」這個綽號有點叫不出口了，但他們也不願意叫他「洪武」或「宏武」，乾脆就直接叫他「皇帝」。
斜眼嘴上不說，心裡對這個新綽號還是挺受用的。他手下的那些跟班隨從，一旦要慫恿他做些出格的事，也用這個新綽號來激勵他，「皇帝嘛，一言九鼎，你說了算！」
陳公泰退休之後，縣裡從外地調來了一個姓邵的人當鄉長。此人名叫邵明堂，據說是個眼睛裡揉不得沙子、極其清正廉明的好官。到任沒多久，「邵青天」的令名就開始遠播鄉里。邵明堂上任始伊，決意要好好整治一下人心渙散、腐敗成風的幹部隊伍。經人指點，他打算先拿我們村的小斜眼來開刀。
鄉里派出的調查小組到村裡一查賬，好嘛，光是每年吃喝花掉的公款，就高達十五六萬。加上貪汙和索賄，特別是在村莊拆遷過程中所吃的回扣，小斜眼的貪墨所得，少說也有個百十來萬。奇怪的是，鄉里派來人查他的賬，早早放出風聲要來抓他，可在接下來的兩個月裡，小斜眼除了被宣佈接受調查之外，再無下文，就連村長一職也未被正式罷免。斜眼只能這樣認為：邵明堂沒有立即抓他，是在等著他上門送錢。
他藉口去醫院看病，去了一趟上海，找他的姐姐雪蘭借錢。可雪蘭原先在普陀區的家，據說早已搬到了虹口區，姐姐和姐夫手機均無人接聽。斜眼在上海瞎轉了四五天，最後連姐姐的面都沒見上，就灰溜溜地回來了。
他只得去找父親小武松。
小武松潘乾貴那時已經重病在床。他的醬菜廠因經營不善，也瀕臨倒閉。他喘著粗氣，將兒子大罵一通，末了，還是給他指出了一條生路：「事到如今，只有一個人能救你了。你知道我說的是誰。」
斜眼那時已無法知曉趙禮平的行蹤，就去找我的堂妹金花。金花說：「我哥這陣子正在尼泊爾的一個寺廟裡閉關修行呢，誰都不見。」
斜眼請高定國吃了一頓龍蝦，由定國出面，他總算是見到了集團的總經理趙麗娟。麗娟正忙著去開董事會，在通往會議室的樓道里走得飛快。在橐橐的高跟鞋聲中，小斜眼一路小跑地跟著她。最後，麗娟在會議室門口總算站住了。她回過頭來，白了他一眼，不緊不慢地道：
「你既然已經告訴了我深圳的地址，怎好又打電話通知他們遠走高飛？我追到深圳，你讓他們去珠海；我攆到珠海，你又讓他們去澳門……過去的事就不說了。你放心，我不是那種落井下石的人。你當初從我手裡勒逼去買車的八萬五千元錢，調查組若來找我，我一個字也不會說。」
說完了這句話，麗娟夾著檔案包，頭也不回地走進了會議室。
斜眼灰頭土臉地離開了朱方集團，心裡反而又多了一個恐懼：要是麗娟把他索要買車款的事說出去，沒準他的刑期又會增加兩年。
隨著「即將被捕」的緊箍咒在他頭上套得越來越緊，斜眼的最後一點理智也終於喪失殆盡。他決定走一步險棋——在自己的問題形成正式結論之前，不如先下手為強，搶先告發鄉長邵明堂。
朱方集團旗下的造紙廠偷偷地向長江中心排放汙水，此事經媒體曝光後，邵明堂當即帶人去恒生造紙廠調研。他在收取了造紙廠八十萬元的禮金之後，決定對此事不予追究。在當天晚上的酒宴上，邵明堂還向造紙廠的陪同人員說了一句俏皮話：
「笑話！廢水不往江裡排，那往哪裡排？長江水，流得急，水一衝就到了上海。這汙水反正我們也喝不著。」
在給有關部門的檢舉信中，斜眼列出了可以為他作證的每一個人的姓名，並連用兩個「千真萬確」，來強調此事無可置疑。小斜眼還揭露說，邵明堂之所以被當地人目為「邵青天」，唯一的原因僅僅在於，此人在「哄老百姓高興」方面很有表演天賦。另外，他的私生活也十分糜爛。廣大幹部表面上戲稱他為「邵青天」，暗地裡都叫他「笑面虎」。他們還編了一個順口溜，來形容他平時的做派和為人：
大衣一披，
走東竄西。
不是開會，
就是日屄。
這封信寄出去沒兩天，斜眼就被人帶走了。
他後來被判刑四年。關押他的那座監獄，也曾關過趙同彬。
小武松很快被醫院查出患了腸癌，且已擴散到胰臟。他被兩家大醫院拒收之後，想起了「生命在於運動」那句人人皆知的格言。他試圖通過大汗淋漓的跑步「將癌細胞逼出體外」，當然是異想天開。他天不亮就起來跑步，銀娣在後邊遠遠地跟著，儘量不讓丈夫看見自己在偷偷地落淚。小武松堅持了五六天，每天的路程以幾何級數急速縮短，最後他連路都走不動了，仍堅信自己可以活到小斜眼出獄的那一天。他要把自己這麼多年來辛辛苦苦建起來的醬菜廠交到兒子手中。
一個眼睛歪斜的兒子，一個對父母凶神惡煞、不屑理睬的兒子，一個正在監獄裡服刑並讓他的晚年蒙受羞辱的兒子，畢竟也還是一個兒子。
斜眼小時候，武松常常將他抱在腿上，用硬胡茬去扎他的臉，扎他的小胸脯，扎他的小胳膊。他的胳膊又嫩，又細，又滑溜。他每扎兒子一下，斜眼都會咯咯地笑個不停。在兒子一刻不停的笑聲中，在時鐘回撥的某一個繽紛虛幻的時間節點上，小武松那曾經強大無比的心臟終於停跳，不再為他甜蜜的回憶之路提供動力。
高定國
我父親去世前不久，曾經和我一起評論村裡所有的人物。說到高定國，父親的評價只有簡單的五個字，叫做「算盤打得好」。每當我想起高定國這個人，就會想起父親的那句話。其實，仔細琢磨一下，父親的這五字斷語也很耐人尋味。「算盤打得好」，固然是說高定國聰明、精細、會做賬，這些都在明處。可要往暗裡說，他肚子裡也藏著一副算盤，打起來寂靜無聲。
如果我們把人的一生比喻為佈滿陷阱的沼澤地，高定國在沼澤地裡跳來跳去，跨出去的每一步，都能讓他免於陷溺。
他沒有過大富大貴的時刻，可從來也和災厄無緣。
他長年在生產隊和大隊擔任會計一職，後來在公社的武裝部當了幾年部長。再往後，他去派出所擔任了幾年指導員之後，就到刑警大隊當起了大隊長。他還曾被派駐北京兩年，專門負責攔截那些去京城告狀的百姓，且屢獲嘉獎。最後，到了人生的晚年，適逢我們鄉成立老年協會。他以七十高齡，又獲返聘，重新擔任會計一職。他的一生，繞了一個大圈子，又回到了起點。
人們仍叫他「高會計」。
他和安徽知青付瑞香生了兩兒一女，三個孩子都很孝順。晚年的高定國，沒有高血壓，沒有高血脂，沒有糖尿病。能吃能睡能打牌，連牙齒都一顆不少。每天晚上看過新聞聯播之後，他總愛和妻子手挽手在街心公園裡散步。
老福
老鴨子去世後，更生讓永勝去請老福來家，幫著穿壽衣。永勝趕到老福家，敲了半天的門，無人應答。他推開門進去一看，發現老福奶奶穿著一身新做的藍布褂子，臉上蓋著一塊潔白的紗布，在床上已經嚥了氣。
她顯然已經預料到了自己的死亡。
早在一個多月前，小斜眼帶著拆遷辦的人登門拜訪，她正在給院裡的菜地澆水。斜眼徵詢她對拆遷的意見，老福奶奶笑眯眯地望著他，只說了一句話：「我就不麻煩你們了。」對於她的這句話，小斜眼有點摸不著頭腦：她是同意拆呢，還是不同意？
她把家裡最後一隻大公雞送給了隔壁的蔣維貞。
她為自己做了一身新衣裳，一雙新鞋子。
她洗了澡，梳了頭。
她將屋裡屋外收拾得乾乾淨淨。
為了使自己的遺體保持潔淨，她穿戴整齊後就不再進食。
寫到這裡，請允許我暫時擱筆，為親愛的老福奶奶放聲一哭。
永勝
從八十年代起，永勝一直在朱方鎮的一家餐館裡做廚師。後來，他和老婆開了一家小吃店，折了本，就在大街上擺攤炸油條。除了城管的騷擾讓他們疲於應付之外，據說生意還不錯。再往後，永勝的年紀大了，他的油條攤子就由大女兒蘆紅和女婿接了手。
永勝夫婦也住在平昌花園小區，與二女兒蘆花生活在一起。蘆花在恒生造紙廠做保潔員。
多年後，我從青龍山採石場辭了職，回朱方鎮定居，偶爾也會去找他喝酒。
牛皋
還活著。
春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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