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儒裡趙村拆遷一年之後的春末，下著小雨，我終於站在了這片廢墟前。
龍冬用摩托車把我送到了這裡。我記得摩托車從朱方鎮開出後不到二十分鐘，就停在了一片遍地蒿草的荒墟里。龍冬說了聲「到了」，就將車停在了一片瓦礫之中。他說過兩個小時再來接我，隨後戴上頭盔，騎上車走了，把所有的驚異、恐懼和令人揪心的陌生感通通留給了我。
你甚至都不能稱它為廢墟——猶如一頭巨大的動物死後所留下的骸骨，被蟲蟻蛀食一空，化為齏粉，讓風吹散，僅剩下一片可疑的印記。最後，連這片印記也為荒草和荊棘掩蓋，什麼都看不見。這片廢墟，遠離市聲，惟有死一般的寂靜。
暮春時節的小雨似有若無，落在這片雜亂醜陋、破碎陰沉的荒野裡，落在燕塘填平後長出的茂密的葦叢裡，落在風渠岸那流淌著稠黑柏油的狹長水道上，也落在我衰朽的記憶深處。我所站立的地方，應當是我們家閣樓的位置。一段木梯從碎磚和黴黑的蚊帳的遮掩下頑強地露出了一角，上面棲息著一隻東張西望的喜鵲。一片野生的向日葵，長在了我們家的羊圈裡。越過那片肥壯的向日葵叢，就是老福奶奶家的籬笆小院。幾株正在躥杆結籽的芝麻，高出於青草、瓦礫和破舊的竹蓆碎片之上。再往西，就是紅頭聾子家被推倒的豬圈和柴屋。笨重的石槽完好無損，一隻在那兒覓食的灰鼠不安地望著我，彷彿在說：
喂，你誰啊？
我走過獨臂的異鄉人唐文寬家。
我走過刀筆趙錫光家。
我走過門前有一方池塘的更生家。
我走過鰥夫柏生家。
我走過曾經的岳父小武松家。
我走過高氏兄弟和梅芳家。
我走過有蕉雨山房之稱的趙孟舒家。
我走過村子最西頭的老尼姑馬老大家。
我彷彿還能聽見碗盤杯盞的碰擊聲，聽見嘈雜而遙遠的人語聲，聽見麥秸杆和樹枝在灶膛中闢撲直響，聽見雨燕的啁啾，烈日下的蟬鳴，蟋蟀在床下謙卑的低吟，聽到冬天的雪夜中遠遠的狗吠。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最後，我來到了被夷為平地的祠堂前。這座始建於宋代的趙家宗祠，在雷擊和災亂中屢毀屢修，屢修屢毀，至此蕩然不存一物，惟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數不清的燕子找不到做窩的地方，密集於枯樹之巔，喳喳地叫著，盤旋不去。
祠堂前有一塊村民們曬穀子的大曬場，遺落的麥粒照例在春天發芽，在晦暗的天空下長成了一塊長方形的稀疏瘦弱的麥地。微風吹過，抽穗的麥稈齊刷刷地倒向一邊，金黃色的麥地裡，突然就露出了綠色的稻秧。一隻野雉於麥地中轟然飛出，像箭一樣消失在遠處灰濛濛的荒樹之中。
在我很小的時候，從大人慾言又止的言談和哀矜的目光中，我就已經意識到，自己是一個被母親遺棄的孩子。遺棄就遺棄吧，反正我還有父親。當我的父親在便通庵的大梁上自縊身亡後，我就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孤兒。可是，老福奶奶告訴我，不要緊的，我的母親還在，她活在一個我所不知道的地方。說不定哪天，當大雁北還，燕塘邊的野薔薇開出成片白色和粉色的花朵，在溫暖的春風裡，我的母親就會回來。再後來，我知道我的母親也去世了。我獨自一人被扔在了南京城外的邗橋小鎮。即便在那個時候，我也並沒有特別強烈的被整個世界拋棄的刺痛感。那是因為，我從未把邗橋的那間公寓看作是永久的棲息之地。就像那個被卡呂普索囚禁在海島上的奧德修斯一樣，我也幻想著，有朝一日能夠重返故鄉，回到它溫暖的巢穴之中去。
其實，故鄉的死亡並不是突然發生的。故鄉每天都在死去。甚至當我第一次聽說儒裡趙村將被整體拆遷之後，我也沒有感到怎樣的吃驚。只有當你站在這片廢墟之上，真切地看到那美麗的故鄉被終結在一個細雨迷濛的春天，我才知道，我當初的幻想是多麼的矯情、譫妄！
三四天前的一個凌晨，我在邗橋新村的公寓裡酣睡，忽然接到了龍冬打來的電話。他沒頭沒腦地說了句「春生死了」，就陷入了沉默。我剛剛從睡夢中被驚醒，需要花一點時間來想一想春生是誰。我問龍冬，春生是怎麼死的。龍冬說他也不清楚，反正人是死了。他母親春琴一連六七天下不了床。她既不哭，也不說話，只是兩眼發痴地盯著房梁，「像是在費力地琢磨什麼心事」。他和妻子夏桂秋都有點害怕。春生當年去貴州當兵之後，我就再也沒有見過他。我獲悉他死訊時，腦子裡浮現出來的，仍然是當初那個病弱瘦小、目光躲躲閃閃的少年。
那陣子，邗橋磚瓦廠已與上海的一家企業合作，生產鋼門鋼窗。我也離開工會圖書館，去了園林科養花種草，每月七八百塊錢的工資，與下崗或失業相比，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我在接到龍冬的電話後，也沒向任何人請假，就在當天下午返回了朱方鎮。
站在祠堂的閱臺之上，在紛紛飄飛的細雨之中，想到德正在多年前就已棲身黃土，春生竟然也在不久前埋骨異鄉，心裡忽然有一種「活著就已死去」的倦怠之感。日來月往，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在俯仰之間，千秋邈遠，歲月蒼老，蒿藜遍地，劫灰滿目。我終於意識到，被突然切斷的，其實並不是返鄉之路，而是對於生命之根的所有幻覺和記憶，好像在你身體很深很深的某個地方，有一團一直亮著的暗光悄然熄滅了。
打個比方說，當你把一段花枝插於花瓶之中，只要有水，花的生命仍在延續。也就是說，在花枝上含苞欲放的花朵，或許一度更為豔麗。不過，由於被剪斷了根莖，無論如何，你不能說它是活的。但作為正在開放的花朵，它確實一息尚存，確乎未曾死去。
將死未死之間，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停頓，是一片令人生疑的虛空和岑寂。
我正打算繞過祠堂的瓦礫堆，爬上一道陡坡，去新田轉轉，就聽見了遠處隱隱傳來的摩托聲。龍冬那虛幻不真的身影，在空濛的水霧的折光中顫動著，一點點地浮現出來，被更生家的池塘擋住了去路。
龍冬「嗶嗶」地按了兩聲喇叭，遠遠地向我揮手。
我坐在龍冬的身後，雙手搭在他瘦削的肩胛骨上，沿著一條寬闊的黃泥大道返回朱方鎮。亂針似的細雨仍在斜斜地飄落，四周看不到一個人影。天空陡然間變得更加陰沉幽暗，但也不是全黑——就像《詩經》中所說的「如晦」，其實並不是如墨般的黑暗，而是灰灰的一派清冷，曖昧不明，隨著摩托車的行進而緩緩移動的地平線上，甚至還透出了些許薄薄的明亮。
2
龍冬將摩托車推進院門，停在了一棵棗樹下。他的妻子夏桂秋正在廊下剝著蠶豆，招呼我進屋吃飯。春琴換了一身水藍色的新褂子，勻了臉，盤了髮髻，正在灶下燒火。看到我進門，春琴衝我笑了一下，問我要不要把身上淋溼的衣服換下來。可她也就這麼一說，過後就忘了。倒是桂秋聽見婆婆的這句話，趕緊去裡屋找出了一件龍冬的夾克，不由分說，幫我把衣服換了下來，將溼衣服拿到灶下去烘烤。
老家拆遷後，安置房的水電還沒有通。春琴和兒子、兒媳，從新珍表姐的手裡租下了一處小院，算作過渡。這處幽僻的宅院，應當就是琴師趙孟舒自盡前最後的造訪之地。至於說新珍的表姐（還有糧管所的羅站長）又搬到了哪裡，我就不知道了。
在朱方鎮的這三四天中，春琴一次也沒有向我提起她的弟弟春生。她不提，我也不便貿然動問。在我小時候，隱約就聽到村裡流傳著這樣一個俚語：像春琴家那樣倒霉。他們家原先有六口人，日子雖說不算富裕，也是中上人家。她的祖父、父親和最疼愛她的哥哥，居然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先後死去，且死得不明不白。她本人在十五歲那一年，嫁給了四十出頭的趙德正。後來她母親也去世了。唯一的弟弟去了千里之外的貴州。
現在，這個弟弟也不在了。
一天晚上，龍冬在陪我喝酒時，眼裡淚光閃爍，偷偷地對我道：「我真擔心她跨不過這道坎。你回來一趟，打個岔，謝天謝地，這事總算過去了。如果單位沒什麼要緊的事，不妨在家多待兩天，陪她說說話。」
可我的看法與龍冬完全不同。
我知道，春琴表面上的平靜之下，其實暗藏著一種遠比悲傷可怕得多的東西，那就是厭倦。那是一種預先接受了最後的結果（死亡），硬起心腸，決意在這世界上再耽擱幾天的麻木和呆鈍。而這正是我所擔心的。她的眼睛盯著你的時候其實並不在看你。她在聽人說話的時候，其實是在走神。她在對你微笑的時候依然眉頭緊蹙。她在跟你說話時言不由衷。彷彿這個世界正在發生的一切都與她全然無關。
這天中午吃飯的時候，夏桂秋不時地往我杯中斟酒。她跟著龍冬叫我舅舅。這個來自皮村的姑娘，表面上看，有說有笑，一點也不像春琴向我抱怨的那樣兇悍。她一連兩次藉故與婆婆搭話，臉上帶著笑（甚至，她在第二次與婆婆說話時，還伸手捋了捋她的胳膊）。可春琴一直陰沉著臉，只當聽不見，對兒媳的真情假意，完全不予理睬。桂秋訕訕地瞥了我一眼，有點下不來臺，又不便當場發作，臉色陡然間也變得很難看。稍後，她心緒煩亂地往嘴裡扒飯時，不小心咬破了嘴唇。看著餐巾紙上殷紅的血點，我暗暗有些擔心，桂秋勉強嚥下去的這口惡氣，遲早會變著法子發洩出來。
等到吃完午飯，春琴去廚房洗碗的這個當口，夏桂秋笑吟吟地將一條熱毛巾遞給我擦臉，隨後揚聲道：
「吹。一天到晚就知道吹！什麼特級飛行員嘍，什麼特訓大隊長嘍，今天三等功，明天二等功，好像天底下再也找不出第二個這樣的寶貨。等到那飛機從半天空往下一掉，轟的一聲，騰起一片火來，連屍骨都化成了煙，被風颳得沒影了。這下好了，不吹了，歇了屄了。早知今日，何必當初。還口口聲聲威脅我，讓她弟弟回來收拾我，來呀，你怎麼不讓他來收拾我的屄。」
桂秋在說這番話時，故意提高了嗓門，以便讓婆婆在廚房裡可以聽到。碗碟在搪瓷盆裡的碰撞和刮捎聲突然停了下來，廚房裡一片靜寂。
短短半分鐘的停頓過後，春琴仍接著洗碗。
就算天底下的婆媳都是天敵，就算多年的積怨與爭鬥壓在心裡不吐不快，春生剛死，桂秋竟然能說出這麼一番話，已經不能用「惡毒」或「令人髮指」來形容了。直到這時，我才忽然想明白，當初龍冬與夏桂秋談戀愛時，春琴為何要不顧性命地加以阻攔。當然，春琴成天掛在嘴上的那句「遲早我要死在她手上」，也絕非是一時氣話。
本來，我昨晚已經答應龍冬在朱方鎮再住兩天，到了這時，我只得暗暗在心裡編造一個說得過去的理由，以便在當天下午就返回邗橋。奇怪的是，不論是桂秋、龍冬，還是春琴，都沒再流露出任何挽留的意思。
我和春琴沿著雜亂而潮溼的街道往前走。我記得當年春琴送我去南京時，走的是同一條路。面目全非的街道，已無任何遺存可以讓我去辨認過去的歲月。二十四年的光陰，彈指而過，不知所終，讓回憶變得既遲鈍，又令人心悸。在經過一家水果攤時，春琴忽然站住了。她問我，知不知道一種名叫海洛因的東西。海洛因與趙錫光偷偷種在院裡的鴉片相比，到底哪個更毒？我不知道她為什麼要這樣問，正想著如何跟她解釋，春琴已經轉過身去，向水果攤的老闆詢問蘆柑的價格了。她要給我買點蘆柑，讓我帶在路上吃，對我的勸阻完全不予理會。
老闆斜靠在一個木椅上看電視。他懶洋洋地看了春琴一眼，說了一個價格。春琴還了價，老闆就不耐煩地朝她揮了揮手，決定不再搭理她。春琴猶猶豫豫地往前走了幾步，還是站住了。她又回過身去，再次來到了那家水果攤前。她撩起那件水藍色褂子的下襬，斜著身子，從夾襖的側兜裡往外拿錢。那些花花綠綠、幣值不一、疊得整整齊齊的碎票子，被她包在一面皺巴巴的手帕裡。老闆把稱好的蘆柑扔給她，帶著一種嫌惡的神情，從她手裡接過錢，看也不看，一把丟在了放錢的硬紙盒裡，仍舊轉過身去，瞧著電視機的熒屏，咧開嘴笑。
當年朱方汽車站所在的那個小山坡，已經被推平了。售票處的小屋也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中石化的一座加油站。
我和春琴在路邊的站牌下等車。
我終於有機會認真地問她，春生到底是怎麼死的。那時，春琴已不願意再提這個話頭。她的嘴唇不住地顫抖，欲言又止，最後終於忍住了，沒有掉淚。過了好一會兒，她才嘆了口氣對我道：
「怎麼死的？還不是叫人家給咒死了。說不定哪一天，連我也要叫她給謀害了。死了也好，我讓她。」
春琴口中的這個她，指的是誰，不言而喻。
我明知道她們婆媳間的恩怨已勢同水火，難以化解，還是說了一大堆連我自己也不相信的話來安慰她。大概是看見一輛擠滿了人的中巴車搖搖晃晃地開了過來，春琴把手裡的那袋蘆柑遞給我，勉強朝我笑了笑，讓我不用擔心她，「到了實在熬不過去的那一天，大不了我就到南京來投奔你。」
她這麼說，不過是一句玩笑話。但「投奔」二字，聽上去還是讓人有些驚心。
我回到邗橋之後，塑鋼廠正式宣佈倒閉。清算後的資產、地皮以及巨大的債務，都一同轉給了南京的一家房地產公司。
我拿著買斷工齡的六萬塊錢，提前辦理了退休。
半年後，我從一場車禍中死裡逃生。我在醫院的病床上甦醒過來，面對大夫「如何通知家屬」的嚴厲質詢時，想來想去，這個所謂的「家屬」，只能是春琴。但我沒有提供她的聯絡方式。我強忍著麻藥失效後劇烈的疼痛，對大夫笑了笑，道：「我的情況稍微有點特殊。怎麼說呢，我既是病人，同時也是他的家屬。」
大夫離開後，我忽然想起春琴「大不了我就來南京投奔你」那句話，不由得滿眼落淚。
那時，我已經意識到，我和春琴，在終於走投無路、對糟糕的命運仍抱有一絲不切實際的幻想的時候，都把投奔對方作為自己不假思索的選擇。可問題在於，兩個選擇，不僅方向相反，而且互為矛盾。
我再次見到春琴，已經是五年之後的事了。
3
離職的第二天晚上，與我同時下崗的一位工友請我去街上的一家小飯館喝酒。說起將來的前途，他極力慫恿我和他一起幹出租。這人姓佘，榮炳人，早年跑過運輸。他說，出租這個行業來錢快，自由，沒有那麼多複雜的人際關係需要你去走鋼絲，「如果你也打算在這一行裡安身，我負責在三天之內教會你開車。」
我很快就學會了開車。經他指點，我從黑市上買了一張駕照，與邗橋當地一家計程車公司簽了約。
兩年後的一個下雪天的清晨，我開車去南京祿口機場接人。在途經郊外的一座石橋時，為了避讓一輛從河邊松樹林裡突然躥出的電動車，計程車瞬間失去了控制。在撞向大橋的水泥橋欄的一剎那，我本能地向左打輪。汽車在雪地裡平移了十幾米之後，撞開大橋中間的隔離欄杆，迎面撞上了一輛白色的皇冠。
透過被震碎的前擋風，我看見對面那輛車的頂蓋向上高高翹起，露出了扭曲變形的發動機構件。接下來，就是一段漫長的寂靜，惟有風從車頂上呼呼刮過。在神智尚未陷入混沌之時，我還來得及認真地比較了一下兩種完全不同的後果：
與現在的這個結果相比，如果我剛才聽任汽車撞斷橋欄，從右側翻入河中，就此了結我這丟人現眼的一生，哪一個結果更好？
一輛滿載大白菜的機電船，劈波斬浪，正從橋下穿過。而在左前方的路基上，一個遛狗的中年婦女已決定回頭，向出事地點急速跑來。
三個月後，事故雙方的當事人、單位和保險公司，終於在法院的一間會議室裡見了面。我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但由我承擔的十一萬賠償費還是有點嚇人。見我臉色慘白地坐在桌邊一個勁地喝水，主持調解的一位女法官悄悄地把我叫到了門外的走廊裡。她往我跟前湊了湊，嫵媚的大眼睛朝我眨了眨，帶著薄荷香味的清新口氣吹在我臉上。她說：
「我們已經發現，你的駕照是偽造的。但我們會假裝沒有發現。大家都不容易。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馬上說：「我懂的，我懂的。」
等到女法官扭著王曼卿似的大屁股回到了會議室之後，她那溫柔的眼神一直默默地注視著我。我被她盯得很不自在，就決定順從她的意願，在協議上簽字。我看見她朝我點點頭，向我投來讚許的微笑，我就知道自己是做對了。皇冠的車主是一個看上去有些威嚴的老頭。簽完字，老頭笑嘻嘻地朝我走過來。儘管他骨折的右手還吊在胸前，但他還是堅持用那隻沒有受傷的手跟我握別。最後，老頭慷慨地向我表示，給個十萬就行了，那一萬的零頭就算了，「大家都不容易嘛！」
我還不知道到哪裡去湊齊這十萬元的賠償款，但心裡既然已經抱定了「就算已經死過一次，不妨再多活幾天看看」這樣的想法，也並不怎樣慌張。當我得知，只要將邗橋新村的那處公寓掛牌出售，所得款項在償付所有的賠償款之後還略有剩餘時，心裡頓時一陣鬆快。
當天晚上，我獨自一人去飯館喝酒。我狠了狠心，決定好好犒勞自己一番。我點了平常最愛吃的魚香肉絲和宮保雞丁，外加一盤炒豬肝，津津有味地喝了半瓶酒。就算眼淚止不住地落在酒盅裡，二鍋頭還是他孃的二鍋頭，喝上去還是那麼的帶勁，我那山窮水盡的日子，也還過得下去。
賠償的事有了眉目，我的心裡就踏實多了。趁著房屋尚未最終交割，我準備去麻煩一下我的老朋友趙同彬，看看能不能在他的公司裡找點事做。我父親在世的時候，曾為同彬看過相。他讓我把同彬當成一輩子的朋友來交往，言下之意，到了危急時刻，這個人還是靠得住的。我給他打了一天的電話，他的手機都在關機狀態，心裡就有點犯嘀咕。
我決定直接去一趟南京。
在玄武區「同泰花園」的一個雙拼別墅前，我見到了同彬的父親長生。他正在院子裡的紫藤花架下打瞌睡。長生七十多歲了，有點輕微的老年痴呆，但氣色卻很好。他說裝修這一行在南京是越來越難了，早在一年前，同彬已把主要的業務都移到了山西。他們夫婦倆，現在有一多半時間都待在那邊。可具體在什麼地方，他也不清楚。他說新珍去菜場了，一會就回來。她對兒子的情況比較熟悉。老人掙扎著起身，要拉我進屋去泡茶。我按住了他。我說，我來南京辦事，順道過來看看，沒什麼事情。既然同彬不在，下次再來會他。
我在走出小區大門的時候，看到新珍拎著一兜土豆和番茄，戴著一塊鄉下人的舊方巾，正從菜場的大鐵門裡出來。我一時沒想好跟她見了面該說些什麼，就閃到了門房邊一個垃圾桶的背後，沒再與她搭話。
同彬後來到邗橋來找過我一次。那時，邗橋新村的公寓已經易主，我去了距離邗橋四十公里外的一個名叫龍潭的地方，在一家建築工地打零工。中午回到宿舍，看見床上的手機上有八九個未接電話，都是同彬打來的。我沒給他回電。
我在龍潭只呆了七個月。我倒也不是嫌錢少（老闆所許諾的工資，事實上只能領到一半），而是夏日將近，天氣漸熱，十幾個人擠在簡易的石棉瓦板房裡，那股腥臊味實在讓人受不了。經人介紹，我去了上會，幫人照看魚場。有一個安徽人在那裡包了一塊湖面養魚。那年初冬，附近的化工廠向湖裡偷排汙水。我早上一覺醒來，就看見湖面上白花花一片。層層疊疊的死魚與吐著白穗子的蘆葦蕩連線在一起，初一看，還以為湖上下了一夜的大雪呢。我隨後就離開了那裡，輾轉來到了新豐鎮，在那裡的中心小學做勤雜工。
慢慢地，我就發現了一個規律：就好像冥冥之中有人帶路似的，我每搬一次家，就會離老家更近一些。所以說，從表面上看，我只不過是在頻繁地變更工作，漂泊無著，而實際上，卻是以一種我暫時還不明所以的方式，踏上了重返故鄉之路。
我最後的落腳點是青龍山的採石場。如果你的記性足夠好，應該還能記得，在我小時候，我父親曾來這裡開礦煉鐵。我在採石場的傳達室當了一名看門人。這個地方，離我的老家朱方鎮，只有十八華里。
我嬸子的骨灰落葬那天，我曾回過一次朱方鎮，給她老人家運去了一塊大青石做墓碑。辦完這件事後，我按照龍英告訴我的地址，去探望春琴。那時，她已經搬到了平昌花園小區的一個單元樓裡。
夏桂秋為我開了門。她沒再喊我舅舅。她只是愣了一下，隨後笑道：「噢，我當是誰呢！」她正和另外三個人在客廳裡打麻將。兩個女的，一個老頭，我都不認識。隨後，夏桂秋望了我一眼，補了一句：「她在北屋看電視。」
我進了春琴的屋，看見床頭的電視機上罩著一個紅色的燈芯絨布套，屋裡空無一人。夏桂秋一邊打牌，一邊轉過身來對我說：「興許是她嫌我們吵了，下樓兜圈子去了。」我問她龍冬去了哪裡，夏桂秋正忙著吃碰，沒再搭理我。我在客廳裡勉強呆了半小時，在嘩啦嘩啦的洗牌聲中如坐針氈，出了一身汗。起身告辭時，正趕上一副牌結束。夏桂秋歪過身子，看了看下家老頭的牌，笑道：
「看你神氣活現、咋咋呼呼的樣子，我還當你摸了一手好牌呢，原來是個相公！以後少在我面前裝蒜！」
由於她在說這番話時，忽然冷冷地瞥了我一眼，我不免有些多心。下樓的時候，我把她的那句話仔細地琢磨了一下，有些疑心她是在指桑罵槐，心裡挺不是滋味。
回到採石場，我就給龍冬打了個電話。電話倒是通了，只是無人接聽，第二次撥過去，隨即就傳來了「嘟嘟」的忙音。
當天晚上，我躺在傳達室的床上，在淅淅瀝瀝的雨聲中想著春琴的處境，翻來覆去總也睡不著。不知為什麼，我有一種不太好的預感。我為春琴擔憂，回過頭來想想自己，也實在好不到哪裡去。過了年，我虛歲就滿五十了。都說人到了五十歲，就開始走下坡路了。可回顧我的一生，既然從來沒有上過坡，也就說不上什麼下坡路了。不過，如果把人的一生看成是一場演出的話，每個人都有下場的時候。不論你是犬羊之形，還是虎豹之身，不管你是蒲柳之姿，還是松柏之質，都有零落凋謝、草草收場的一天。到了這把年紀，我也該準備下場啦！正像梅芳當年說過的一樣，到了該放下的時候，就是放不下，也得撒手。故鄉就在十八華里之外，我已經回不去了，青龍山這個地方，眼看著就將成為我人生的最後一站。其實也挺好。雖說是荒山野嶺，人跡罕逢，但我一想到我那死去多年的父親曾經在這裡開過礦，心裡總覺得這裡的一草一木都親切有味，能在這樣一個地方終老，也還算湊合吧。這樣想著，天快亮時，我總算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第二年盛夏的一天，我記得是中午十二點鐘剛過的光景，我正在傳達室裡看午間新聞，一個身材短小、皮膚黝黑的姑娘來到了傳達室的門前。我正要上前問她找誰，那姑娘一把摘下頭上的草帽，笑著對我說：「伯伯你忘性大。你又不認識我了？我是蘆花呀。」
原來是蘆花，永勝的二女兒，在朱方集團旗下的造紙廠當清潔工。在我嬸子骨灰下葬的那天，我們曾在一個桌上吃過飯。
蘆花是來送信的。她說春琴不行了。她還說，永勝的腰椎病犯了，走不動路，讓她來採石場報個信，「春琴不行了。你現在趕回去，沒準還能見上一面。再晚，就來不及了。」
蘆花還要趕回廠裡去上班，連水都沒喝一口，就急著要走。我送她出門時，蘆花一個人在前面走得飛快。我只得遠遠地問她，春琴得的什麼病？怎麼好好的一個人，說不行就不行了？蘆花又往前走了幾步，停下來，回頭朝我喊了一句：
「他們家的事，不好說。」
隨後，她衝我揮揮手，頭也不回地走了。
4
下午三點剛過，我趕到了春琴在平昌花園小區的家中。
龍英和銀娣也在那裡。
春琴躺在一張由木凳搭起來的板床上，雙目微閉，眼窩深陷，已經昏迷不醒了。現在正是六月的酷暑天氣，可她身上還蓋著一條厚厚的毛毯。每隔幾秒鐘，她的胸脯會有輕微的起伏，寂靜之中，隱約能聽到她胸腔裡有一縷遊氣，像拉風箱似的，嘶嘶地響。龍英坐在床邊，手裡端著一隻藍邊碗，用小湯匙撬開她的牙齒，往她嘴裡喂紅糖水。糖水喂進去，很快就從嘴角流了出來。
夏桂秋扶著門框，從客廳裡探進來半個身子，對我們說，龍冬被人抓走的當天，春琴就病倒了。「叫她去醫院，好話說盡，死活不肯。龍冬又不在，我一個女人，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急得恨不能一頭在牆上撞死。四五天來，水米不進，不要說一個病人，就是一個好人，也禁不住這番折騰，眼看著就不中用了。」
我問桂秋，龍冬到底出了什麼事，因何被人抓走了？屋子裡的三個人，沒有一個願意搭理我。銀娣嚴厲地瞪了我一眼，仍把目光轉向桂秋，道：「現在送到醫院也不遲。說不定，吊上兩瓶葡萄糖，這人還有的救。」
龍英也在一旁幫腔道：「就是。說句不好聽的話，死馬當作活馬醫，也比眼睜睜看著她嚥氣強！」
桂秋道：「到了這時候，怎麼說都晚了。我看她眼眶也塌了，耳朵也焦了，還救什麼救？若是送她去醫院，弄不好就死在路上。到頭來，做個野鬼，她去了陰間，不知道要怎樣罵我呢。不如就讓她好好走。」
聽桂秋這麼說，銀娣和龍英兩人彼此對望了一眼，都沒有吱聲，等到桂秋離開之後，這才搖頭嘆氣。
銀娣從龍英手中接過那碗紅糖水，坐在了春琴的跟前，將一勺水遞到了她的嘴邊，低聲對春琴道：
「知道你心裡苦。知道你想死。我們不攔你。這麼多年，我們姐妹一場，也要有始有終。你若是還能聽見我說話，好歹喝我一勺水，再走不遲。」
春琴還是牙關緊閉，一動不動。半晌，春琴的眼睛裡漸漸地噙出了兩顆淚珠，從臉頰上緩緩滾落。銀娣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傷，把藍邊碗往床頭的凳子上一擱，一個人跑到窗前，伏在窗臺上放聲大哭。
天快黑時，隔壁的鄰居家中，傳來了「新聞聯播」的片頭曲。銀娣把我叫到了客廳裡，哽噎著對我囑咐道：「看這架勢，也就是今天晚上的事了。你在這裡守著，好歹警醒點。萬一有個山高水低，就先去叫龍英，她家住得近。」
龍英隨後告訴我，她的家就在對面那座公寓樓裡，三單元102，門前有一棵大楝樹。交代完了這些事，她們兩個抹著淚，一起走了。
坐在春琴的床邊，看著她的喘息一點點地微弱下去，看著她胸脯起伏的間歇越來越長，越來越弱，嘴裡發出的嘶嘶聲，也終於小得幾乎聽不見了。我知道她的生命正在無可挽回地漸漸衰歇，就像行將燃盡的燈芯，發出的光亮一點點地暗下去，暗下去。我抓住她的一隻餘溫尚存的手，可就是這麼一點溫溫的熱量，也正在一點點地變冷。我呆呆地望著她，腦子裡亂糟糟的。那時我已經知道，龍冬因為吸毒被抓，已被送去強制戒毒了。我身邊連個商量的人也沒有。
桂秋送了一壺開水進來。她說她已連續幾天沒合過眼了。現在總算有個人換一換，她要去好好補一覺，有什麼事就叫醒她。
我撥通了同彬的電話。
其實，我也不指望他能幫上什麼忙，只是想找個人說說話。從同彬「你老人家終於想起我來了」這句有些譏諷的話中，我可以感覺到他對我的「人間蒸發」仍然餘怒未消。我問他人在哪裡，同彬立刻敏銳地覺察到了我聲音中的異常。
「你別管我在哪裡，」同彬道，「你他媽先告訴我，到底出了什麼事？」
我跟他說了說春琴的事。開始還好，說著說著就悲不自勝，嚎啕大哭。電話那頭是長時間的靜默。
我問他是不是還在聽，同彬說：「你說，我在聽。」
當我在向他描述夏桂秋的為人時，同彬終於有點不耐煩了。他打斷我的話，說道：「什麼都別說了。你等著，我馬上就到。」
即便在這個時候，同彬都保持著誇大其詞的習慣。他所說的「馬上就到」，意味著什麼呢？
我在給他打電話的那個時候，他人還在山西的長治。他放下電話，要驅車220公里，才能抵達太原的武宿機場。由於晚上沒有直接飛祿口的航班，他必須搭乘十點五十五分的班機，先飛上海，然後再從虹橋機場鑽進一輛計程車，用「能開多快你他媽就開多快，要多少錢老子都給你」這樣的話對司機軟硬兼施，才能於第二天凌晨四點抵達朱方鎮。
計程車在滬寧高速上疾馳的時候，同彬已經給朱方鎮中心醫院急救中心打了電話，因此急救車比他早了二十分鐘抵達平昌花園小區的門口。
同彬見到我，嘴角掛著洋洋得意的微笑，像是在炫耀似的對我道：「沒想到吧！什麼叫做千里大營救？！」
他還帶來了他的妻子——兩個同名莉莉中的「新豐莉莉」。
急救中心的兩個大夫正打算把春琴往擔架上搬，夏桂秋從隔壁的臥室裡聽到了動靜，睡眼惺忪地走了出來，厲聲地喝止了他們。夏桂秋臉頰上帶著竹蓆的壓痕，盯著我的臉，訕訕地笑著，咬牙切齒地對我道：
「你從哪裡弄來了這麼一幫好佬？你們都是仁義的？就我這個做兒媳的不知好歹？婆婆生了病，我們做下人的難道就不曉得送她去醫院，不捨得那幾個錢？要你們這幫不相干的東西來替天行道？你們去鄰居那裡訪一訪，我平常對這個老東西怎麼樣！哪一樣好吃的東西不先盡她挑，哪一回過年不曾給她做過新衣裳？她一個眼看就要嚥氣的人，半截身子都埋進土裡了，你們不讓她好好上路，非得這麼瞎折騰。要是在路上翹了辮子，誰負得了這個責任？不是我不送她去醫院，這人不行了，不中用了。」
桂秋這一嚷，那兩個大夫你看我，我看你，一時就沒了主意。
桂秋剛從床上起來，頭髮虛攏著，只穿一條花短褲，裸露著粗壯的大腿，上身罩一件白色的圓領衫，碩大的乳房輪廓畢現，就連深黑的乳頭都隱約可見。
同彬看了她一眼，沒吭氣。接著，他轉過身來又看了她一眼，人就有些恍惚發呆。倒是旁邊看似文弱的新豐莉莉，接過桂秋的話頭，厲聲道：
「中用不中用，你說了不算，大夫說了算。我告訴你，這人要是能救過來，算你有福氣；萬一救不過來，我就去法院告你，告你個虐待致死，少不了請你去監牢裡呆幾年。你要是識相，就讓開道，否則我馬上報警。」
一席話，說得桂秋寢聲無言。
幾個人七手八腳地將春琴往樓下搬。緩過神來的桂秋在房裡跳著腳大罵：「不論死活，出了我這門，一切與我無關！」
同彬「嘿嘿」地笑著，輕聲在我耳邊道：「這婆娘是哪裡人？性子蠻烈的。不過，我剛才瞧她那大腿，倒是白得亮眼。」
朱方中心醫院是在原先公社衛生院的基礎上建起來的，設施相當簡陋。春琴被送入搶救室之後，我們三個人就在一個滿地菸頭、蚊蟲亂飛的觀察室裡等著。一個患了急性闌尾炎的少年，在病床上痛得死去活來。他的父母因信不過這裡的大夫，執意要等鎮江的醫生趕來主刀。同彬問了問少年的情況，就對這家醫院的醫療水平產生了極大的疑慮。他有些後悔把春琴送到這裡來，「還不如一手一腳，直接送她去鎮江搶救。」
大約四十分鐘後，搶救室來了一名大夫。他說，病人雖然還在持續的昏迷中，但病情已經基本穩定。她被送入了監護病房，「應該沒什麼大問題了。」
同彬問他有沒有必要轉院去鎮江，大夫笑了一下，道：「我看沒什麼必要。我們初步幫她做了檢查，沒什麼大毛病，就是餓的。這年頭還能把人餓成這樣，沒聽說過。你們也寬寬心。估計下午或晚上，等她清醒過來，你們可以去探望。」
大夫剛走，那個患病的少年也被家人心急火燎地推到了手術室。觀察室裡只剩下了我們三個人。新豐莉莉說：「不如你們先去街上吃口飯，我在這裡盯著。」
同彬說：「吃什麼吃？你沒看見外面下雨嗎？」
到了這時，我才發現，屋外大雨如注，電閃雷鳴。天黑得像鍋底，狂風把觀察室的兩面窗戶都刮開了，窗框兀自搖晃著，乒乓直響。
暴雨一直下到上午十點多才停。
我們三個人出了醫院，在附近的一條雜亂的弄堂裡找到了一家麵館。我和同彬各要了一碗鱔糊面。莉莉嫌那裡的碗筷不乾淨，要了一屜小籠包，用餐巾紙包著吃。
人算是救過來了，我心裡的一塊石頭也落了地。可說起春琴病癒後的去處，三個人都有些焦心。剛才夏桂秋已經把話撂在了前頭。就算她不說那句話，我們也不能讓春琴再回那個家，重蹈覆轍。後來，新豐莉莉想出了一個主意：
「不如你們兩人都去南京。我們公司的業務，大部分都轉到了長治，南京正缺人手。你們去了，正好幫我們搭把手。」
同彬見老婆開了腔，也笑了起來，「這下我們算是想到一塊了。我爸媽年紀也大了。他們死活不願去山西，將他們擱在南京，還真不放心。春琴和他們都是老相識，在一塊做個伴，說說話，挺好。你們要願意去南京，最好不過，就算是幫我們一個忙。」
我沒有表示什麼意見。我心裡清楚，即便我願意去，以春琴的性格多半也是不會答應的吧。
同彬將碗裡的最後一口麵湯喝盡了，用紙巾擦了擦嘴，忽然對我說：「趁著雨後天氣清爽，你陪我回老家看一眼怎麼樣？我已經二十年沒回去過了。我們說走就走，快去快回。」說完，就拿眼睛朝他妻子身上瞧。
莉莉笑道：「看我做什麼？去唄。這裡有我呢。」
隨後，她站起身來，從椅背上抓過小坤包，起身去款臺付賬去了。
「看來，你當初的選擇是正確的。」我望著新豐莉莉的背影，對同彬笑道。
「什麼選擇？」同彬剔著牙，不解地望著我。
「兩個莉莉，你只能選一個。」我提醒他。
同彬將臉湊近我，一本正經地低聲道：「話可不能這麼說。高資的那一個，其實也不錯。」
5
雖然只有五年之隔，儒裡趙村的那片廢墟，已不像我第一次來時那麼觸目驚心。茅草和蒿萊長得很高，把那些亂磚碎瓦遮蓋得嚴嚴實實。野生的南瓜藤爬滿了斷牆殘垣，雜以野菊、牽牛和蒲公英，遠遠望去，一派明亮斑斕的綠意，直逼人的眼。村前的那條填了一半的池塘，也變得清亮明澈，芙蕖泛水，萍藻飄風，倒映著天上朵朵的雲彩。隨著鄰近地區大規模的遷移，那些小動物，像野兔、野雞和黃鼠狼，都被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樓房驅趕到了這裡——它們猛地從草叢中躥出，往往嚇人一跳。我們甚至還在柏生家倒塌的雞窩邊發現了一隻刺蝟。如果你不知道這裡原先有一座人煙稠密的村莊，乍一看，還真有點同彬所嘖嘖讚歎的世外桃源般的野趣。
同彬將這一切歸因於大自然鬼斧神工的修復力，可在我看來，真正的魔術師，正是雨後湛藍如洗的天空。天空的清澈和明麗，使得大地上的一切醜陋和粗率都可以忽略不計。一朵朵雲翳懸停在碧空中，投下它那靜謐的陰影；清風在曠野裡橫吹，樹搖草偃；不雜一絲塵滓的陽光，不論照到哪裡，都反射出綺麗、清澈的亮色，就連更生家的那堵沒有完全推倒的土牆，光影掠過時，看上去都顯得那麼珊珊可愛。
同彬在他祖父趙錫光的大院中逡巡良久。他想從遍地的野花中找到哪怕一株罌粟花，沒能如願。我們兩個人坐在腰門前的石階上抽了一支菸。同彬就跟我說起了他祖母馮金寶的一段往事。
有一天，同彬去奶奶屋裡玩耍，無意中發現她梳頭盒中有一枚磨得鋥亮的銅板。這是一枚她用來刮痧的銅錢。同彬偷偷地將這枚銅板拿去換了麥芽糖，吃到了肚子裡。第二天，他又去了奶奶屋。他吃驚地發現，梳頭盒裡又有了一枚新銅板。趁奶奶不注意，同彬再次將銅板裝入了衣兜。第三天，當新銅板又在梳妝盒中出現時，同彬不得不去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很顯然，祖母已經知道他偷了銅板，而且，她正在用一種特殊的方式，與自己的孫子默默較勁。當然，他也知道，祖母佯裝不知、不動聲色的無言，實際上包含著的潛臺詞：
我倒要看看，你偷到什麼時候為止！
這樣一來，他與祖母之間的角力，隨之變成了自己與自己的搏鬥。道理很簡單，他每偷一次銅板，都是在揮霍乃至踐踏奶奶對自己無邊的愛憐和期望。他睡在床上，只要一閉上眼睛，就能看見奶奶無聲地向他搖頭。漸漸地，吃到嘴裡的麥芽糖，開始變得索然無味。當同彬偷到第六枚銅板時，決定終止這個殘酷的遊戲。
事情就這樣過去了。奶奶從未向任何人提起過這件事。
這是他們祖孫之間一段不為人知的秘密。可同彬說，他從這個秘密中受到的教育，遠比從祖父那獲得的無數箴言都要深刻得多。
說到這裡，同彬的眼圈就紅了，聲音也變得有些哽噎。經過這麼多年的世事變幻，那個我一直不太喜歡的小腳老太太，似乎忽然在我眼前變得慈祥可親起來。
最後，我們去了王曼卿的花園。
唐文寬和王曼卿舉家遷往江都之後，這座院宅由漁佬柏生接手。兩年之後，柏生又將它轉賣給了寶亮。寶亮為了在拆遷中多要一些賠償費，在花園裡連夜加蓋了一處廠房。這座花園幾經易手，早已不復舊觀，時移物換，環睹蕭然。同彬站在當年曼卿為他翻眼皮的那處牆根下，目光追逐著一隻黑翅的大蛺蝶，看著它在瓦礫堆上翩然翻飛，神情漠然，若有所思。我提醒他，時候不早了，不如去新田轉轉，同彬這才回過神來，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對我笑道：
「說句真心話，我後來遇到過的那些女人，包括兩個莉莉，沒有一個及得上曼卿的一個零頭。」
儒裡趙村決定拆遷的那陣子，得到訊息的村民們連夜在新田裡栽種果樹和茶樹，巴望著日後跟趙禮平談判賠償款時，手裡能夠多一些討價還價的籌碼。如今，這些梨樹、桃樹和杏樹長得一人多高，蔚然成林，樹上掛滿了累累果實。田埂上移栽的那一畦畦茶樹，也都抽出了一叢叢的新葉，可惜無人前來採摘。同彬摘下一顆毛桃嚐了嚐，說又酸又澀。我們小心翼翼地撥開橫七豎八的樹枝，在茂密的果林中穿行。風從頭頂上呼呼刮過，除了很遠的地方傳來了洩水般的車流聲，四下裡一片寂靜。
同彬忽然轉過身來望著我，詫異道：「既然他們費了半天的勁，把整個村莊都拆掉了，這麼多年來，這塊地方怎麼也沒派上用場，不管不問，任其拋荒？」
其實，我也弄不清到底是怎麼回事。我聽說，趙禮平的資金鍊出了點問題。他的攤子鋪得太大了。我還聽說，當地政府的負債也已經超過千億元之巨，「這塊地，也許還得一直這樣荒下去。」
提到趙禮平，同彬告訴我，他們曾在北京的一個訂貨會上見過面。也許是久未謀面的緣故，同彬當時心頭一熱，把「打死我也不搭理他」這樣的誓言丟到了九霄雲外，遠遠地叫了禮平一聲。趙禮平似乎沒聽見，他沒回頭。於是同彬又叫了一聲。趙禮平終於止住腳步，慢慢轉過身來，一臉惱怒地對他說：「你叫什麼叫？就像我不認得你似的。」隨後，「他連手都沒跟我握，就在一幫小嘍囉的簇擁下走了。那麼，他的那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他是認出我是誰了呢，還是沒認出來？」
關於這個問題，我也不能幫他做出判斷。這就是趙禮平。他的那點心思，你永遠猜不透。
我們從果林裡鑽出來，太陽已經偏西了。便通庵仍在原來的地方。這座孤零零的破廟遠離村莊，雖然看上去破敗不堪，搖搖欲墜，卻從當年大規模的拆遷中得以倖存。門前的那片池塘還是從前的樣子，四周長著菖蒲和蘆葦，一片油綠。池塘的一角甚至還可以看見幾團荷葉，荷花杆高出水面之上，迎風搖曳，含苞欲放。便通庵往西，是一排低矮的紅磚瓦房，那是大隊當年的養豬場。牆上用白漆刷出來的「農業學大寨」五個字，在殘存的夕照中依然清晰可辨。由豬舍再往西，就可以看到高定邦當年提議開挖的那條水渠。水渠兩側的大堤上，各栽著兩排塔松，越過蓊蓊鬱鬱的松樹的樹冠，就可以看到遠處的城鎮以及高速公路上矗立的廣告牌。
早在一九七三年春天，隨著從合肥來的三個知青在村裡落了戶，便通庵被改建成了一個四間的瓦房——三間宿舍，一間灶屋，外加一個簡易廁所。
灶屋的屋頂坍塌了一塊，灶臺上落滿了樹葉和碎瓦，其他的部分基本上完好無損。透過朝北的窗戶，可以看見冷杉林中蜿蜒東去的金鞭灣，它繞過遠處村舍的廢墟，一直通往長江邊的衰草連天的船塢碼頭。
付瑞香曾經住過的宿舍牆上，貼滿了當年的《新華日報》。朝南的窗臺上，擱著一盤蚊香，一包火柴，都積滿了灰塵。原先擱床的地方，留下了兩摞青磚，床板早已不知了去向。地上厚厚的塵土和紙屑中，還能隱約看見一隻綠色的塑膠涼鞋。同彬站在窗前，對著牆上的一張一九七四年的元旦社論，看得津津有味。他見我進屋，轉過身來，朝我詭異地笑了笑，問我知不知道他當年也對小付害過一陣子相思病，「畢竟是城裡來的姑娘，一舉一動都讓人看著眼熱。她穿著雪白的襯衫，草綠色肥大的軍褲，那樣子，我怎麼也沒看夠。」
最西面的一間房被雜草封住了門，裡邊堆滿了鏽跡斑斑的農具。釘耙、鋤頭、鐵鍁、洋鍬、連枷，一應俱全。牆角甚至還擱著一摞草帽和斗笠，不過早已爛成了灰。
我們出了門，來到了屋前的一個井臺邊上。我忽然對同彬感慨說：「要是春琴不肯去南京，我和她在這座破廟裡住幾年也挺好，連鍋灶都是現成的。」
同彬正探身朝井裡丟下一塊石子，來探測井水的深度。他抬頭白了我一眼，盯著我看了很久，彷彿在想著什麼心思，目光中盡是疑惑和茫然。隨後，他拍了拍手上的灰土，說了句「我去轉轉」，就走開了。
我坐在井臺邊的一塊石頭上抽菸。
同彬沒頭沒腦地繞著便通庵轉了兩圈，隨後，他嘴裡哼著小曲，徑自往西去了，慢慢融入了愈加濃重的黑暗中。
等到月亮升起來，我看見他的身影出現在了養豬場的荒草叢中，徘徊於金鞭灣排灌站的水閘上，隱現於黑黢黢的松林之間。就這樣，他在闃寂無人的野地裡漫無目的地到處亂闖。只有當他點菸的時候，我才能看見他那張興奮的臉。可說實話，我不明白他為何突然表現得這麼激動。最後，在溶溶的月色中，他獨自一人，沿著那條荒廢的水渠，漸漸走遠了。
大約七八分鐘之後，從很遠的地方傳來了他那高亢而沙啞的歌聲。
小河的水清悠悠，
莊稼蓋滿了溝。
解放軍進山來，
幫助咱們鬧秋收。
拉起了家常話，
多少往事湧上心頭。
晚上九點半，當我和同彬回到朱方鎮中心醫院時，他的嘴裡還在哼著這首歌。春琴已經醒了。新豐莉莉正在床邊給她喂粥。
6
同彬和莉莉是第二天傍晚離開的。臨走前，同彬再次勸說春琴病癒後與我一同去南京。春琴當時還沒什麼力氣說話，在枕頭上堅決地搖了搖頭。我送他們兩口子到樓下。同彬囑咐我說，春琴雖說已過了危險期，但身體還很虛弱，大夫說還得靜養一陣子，「我在結算中心預交了一筆錢，足夠你們住上一個月的。南京那邊還有些事，我們先回去一趟，過幾天再來看你們。」
兩個人上了門前停著的計程車。莉莉上車後，又把後排的窗戶玻璃搖了下來，把頭伸出來，用一種怪異的眼神看著我，笑道：「等我們好訊息。」
三天後，春琴被轉到了普通病房。她已經能夠下床扶著牆慢慢走動了。打完點滴，我陪她到院外的樹蔭下乘涼。我向她說起了莉莉臨走前的那句話。「等我們好訊息」，這句話聽上去總覺得有點奇怪，不知這兩口子又在搞什麼鬼名堂。春琴斜著眼瞅著我，笑道：「都落到這步田地了，你還能盼來什麼好訊息。莫非是他們給你找了一個新媳婦？」
幾天來，我還是頭一回看見她笑。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一趟青龍山採石場，準備向單位請假。傳達室新來了一個老頭。他坐在門前的一張摺疊椅上，蹺著二郎腿，正在聽收音機。他說他姓卞，昨天剛來這裡上班，是礦長的侄子介紹進來的。我心猛地往下一沉，馬上意識到自己的職位已經讓人頂了缺。我趕到厂部的辦公室，找到了一位副經理，打算跟他好好解釋一下幾天前為何不辭而別。副經理衝我一擺手，讓我什麼話都不要說，「誰都有個急事，你偶爾離開幾個鐘頭，沒人怪你。可是你不辭而別、無緣無故地離開了三四天，性質就不一樣了。傳達室不能一日無人。沒辦法，我們只好另外找個人來替你。」
「那我怎麼辦？」我還有點不死心。
「還能怎麼辦？」副經理反問了一句，就抱著茶杯去隔壁的房間串門去了。
我回到傳達室，央求那個姓卞的老頭，等我找到新的工作之後再來搬取行李。老頭是個厚道人，一連說了幾個「不礙事」，客客氣氣地把我送到了門外。
我搭上一輛電動三輪車返回朱方鎮，儘量不去想自己的前途。早晨的涼風吹到臉上，不知為什麼，心裡忽然有一種如釋重負的喜悅。如果你也曾像一條狗一樣，被人攆得到處亂跑，你就應當知道我所說的喜悅到底是個什麼滋味了。
為了不讓春琴為我擔憂，丟掉工作的事，我對她隻字未提。正好，病房裡的一個老太太凌晨去世了，靠近衛生間的那張床鋪暫時還空著。我可以在那兒對付一陣子。
一天晚上，我扶著春琴，出了醫院的大門，走到外面的林蔭道上散步。春琴告訴我，在龍冬被送去戒毒的第二天，桂秋就把一個謝了頂的中年人帶回了家裡，「兩個人在床上弄出的聲音，驚天動地，我就是關上房門，也都聽得一清二楚。她是存心在氣我，存心要趕我走。我當時就想從窗戶裡跳下去。只是吃不準，打四樓跳下去能不能摔死。天快亮的時候，我渾身發冷，打起擺子來。人一生病就沒胃口，我在床上餓了兩天之後，就想起了老福。人要是不吃飯，用不了多久，一準就會死。我打算像老福那樣，不再吃東西，就那樣躺著，餓死鬼就餓死鬼，我也管不了那許多了。」
我們沿著那條開滿槐花的小馬路走了兩個來回，春琴忽然問我，要是吸毒上了癮，到底還能不能戒掉？我記得，這是她第二次向我提出這個問題了。這一次，我馬上給了她肯定的答覆：
「當然沒問題。他們既然送龍冬去戒毒，就一定能戒掉。否則的話，為什麼還要建戒毒所呢？」
兩個星期之後，雖然春琴的身體還有些虛弱，她已經成天鬧著要出院了。「人家靠裝修掙來的幾個錢，都被我給打了水漂。再住下去，就有點不識相了。」春琴說，「你打電話跟同彬說一聲，我們明天就出院。看病的這筆錢，我將來慢慢還他。」
為了證明自己的身體已經恢復如常，她堅持不用我攙扶，一口氣爬到了住院部的三樓。主治醫師的意見有點模稜兩可，「出院可以，再住兩天，觀察觀察，也可以，你們看著辦。」我給同彬打了電話，他勸我們再待兩天，最多就兩天。等他那邊的事處理完了，這就過來結賬。
那些日子，我已經瞞著春琴，在街上四處為她尋找棲身的房子了。考慮到她的身體，我打算替她租一套底樓的單元，一時還未碰上合適的，也勸春琴再耽擱兩日。
第二天中午，龍英和銀娣搭了伴，來醫院探病。龍英問起出院後的去處，春琴一個人呆了半天，囁嚅道：「從哪裡來的，就回哪去罷了。還能去哪裡？」銀娣說：「不如先在我那裡對付幾天。乾貴過世後，我一個人住那麼大一個單元，心裡頭成天空落落的。你過來，我也樂得有個伴，以後的事，慢慢再說。」
春琴想了想，也就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