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把日晷撥回到洪武十四年。
朱元璋在各地編造黃冊時，特別規定了存檔方式：「冊成，為四本，一以進戶部，其三則布政司、府、縣各留其一焉。」
就是說，每一級官府在製作黃冊時，都要做兩份，一份上繳，一份自己留著。層層傳遞上去，最終每一本黃冊，都會形成四本一模一樣的檔案。其中進呈戶部的，叫作正冊，要用黃紙當封面；剩下三本分別存在布政司、府和縣三級官府，叫作底冊，要用青紙當封面，以示區別（對封面顏色做出規定，其實是洪武二十四年才出臺的規定）。
各地官府按照朱元璋的要求，緊鑼密鼓地攢造黃冊，然後一級一級彙總，裡交縣，縣匯到府，府再統一交割給布政司。最後布政司把轄區內的所有正冊打包裝車，運往京城——洪武年間，首都正在昔日的金陵城。
幾十條長龍似的車隊，從四面八方向京城馳來，魚貫駛入正陽門。正陽門位於京城南邊，是國門所在，孝陵大祀牲牢、國學二丁祭品、戶部糧長勘合皆從此而入。你看，大車上那層層疊疊的黃冊簿子，像極了一塊塊夯實大明基礎的磚塊。
這些黃冊運至京城後，戶部會先把它們鋪在祭天的祭壇下面，鄭重其事地進行薦天之禮，然後將其收藏起來。
這個盛景，豈不是象徵著萬川歸海、中央權威無遠弗屆嗎？
看到此情此景，朱元璋很是心滿意足。可沒過多久，他便意識到一個麻煩。
問題正出在「收藏」二字。
洪武初年，各地直隸、府、州、縣並十三布政使司，一共送來了五萬三千三百九十三本，包括民、軍、灶、匠等諸類戶籍，天下虛實盡在此。
這麼多本檔案，該放哪兒呢？
這個數字看著嚇人，歸攏到一起卻不會佔多少地方。明代中期有個藏書家範欽，在家裡建起一座「天一閣」，能裝七萬多本書。堂堂大明，在京城建個存放黃冊的小閣樓，算得了什麼？
可是賬不能這麼算。
這五萬三千本書，只是洪武十四年的黃冊正冊總數。黃冊每十年就要重新攢造一次，隨著經濟發展，每期數量只會越來越多。比如弘治十五年（1502年），各地上繳的黃冊，已經增加到了六萬七千四百六十八本。
黃冊舊檔不會銷燬，新檔源源不斷地進來。每十年就會新增六七萬冊，這麼日積月累下去，將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數字。
再者說，黃冊屬於政府機密，一旦遺失或被人篡改，就會引發無窮麻煩。它的收藏地點，一定得杜絕閒雜人等亂入。
更頭疼的是，檔案都是紙本，這麼多易燃品堆在一起，來個火星，劈個閃電，就能燒成連營之勢，太危險了；就算沒有火災，常年蟲蛀鼠齧、水浸潮漚，對檔案也是毀滅性打擊。
因此對朝廷來說，黃冊的收藏地點，必須足夠大、足夠近、足夠安全，還得便於管理。在京城這寸土寸金的地方，要隔離出這麼一大片地方，有點難度。
朱元璋思來想去，把目光緩緩投到了京城太平門外那一片叫後湖的水域。
此時的後湖，周長大約有四十里，不足全盛時的三分之一，四周被石頭城、鐘山、覆舟山、幕府山環繞。湖心有五座人造島嶼，號稱「五洲」，分別是老洲、新洲、趾洲、長洲和麟洲，對應如今的環、櫻、菱、梁、翠。（為敘述方便，接下來以如今稱呼行文。）
這五座島嶼，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朝宋。當時宋文帝疏浚後湖時，用挖出的湖泥堆起了三座大島，用海上三座神山來命名，即梁洲、環洲和櫻洲的前身。它們個個來頭不小，比如環洲之上有郭璞衣冠冢，梁洲是昭明太子編撰《文選》之處，櫻洲是囚禁李煜之地，無不底蘊深厚。
後湖的外圍，南有覆舟山、雞籠山，東有鐘山、青溪，西有盧龍山、石頭城，北有幕府山，無論風水還是風景，都是極好的。
朱元璋是個實用主義者，他對這掩映如畫的勝景毫無觸動，對湖心五洲的格局卻大感興趣。
這裡實在太適合修黃冊庫了。
湖心的五塊洲陸，湖水環伺，只能靠行船往來。在這裡修起黃冊庫，既方便隔絕閒雜人等接近，也有利於防火。而且後湖週迴不長，外圍再加一圈衛兵，便可以形成一個與世隔絕的雙重禁區。關鍵是，這裡離京城特別近，想調閱取檔，立馬可至，極其便當。
用時人的話說：「後湖之廣，周遭四十里，中突數洲，斷岸千尺……此誠天造而地設者也。」
這麼一個地形上天然隔絕，又距離中樞咫尺之遙的好地方，只當風景看實在太浪費了。
早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就修了一道從太平門到臺城的城牆，斷開了湖水和覆舟山、雞籠山的聯絡，隨後又在鐘山瀕湖之處，修起一座太平門，門外修起一條湖頭路，也叫太平堤。他在洪武六年（1373年）將城牆加高、加厚，防止有人居高臨下，窺探湖中，又整修堤壩，隔絕了外人循鐘山入湖的通道。洪武十九年第三次改造，向北修建新城牆，完全斷開了後湖西岸。
緊接著，他從後湖東北角的湖坡開始，每隔一百步堆起一個土堆，立起一塊界石，沿湖北、湖西邊緣，正好繞湖半圈到神策門為止，全長三千六百六十五步。
經過這麼一番折騰，後湖的自然風光算是完蛋了。本來玄武景緻最值得稱道的，是其湖光石色、山水連綿之勢。如今東邊、南邊的山勢被牆、堤阻隔，北邊又修了一溜界石。更慘的是，秦淮河本來是後湖與長江貫通的通道，施工方乾脆裝了兩個閘門，把水也給斷了。
文人墨客，大概會感慨此舉暴殄天物。但朱元璋最不喜歡虛頭巴腦，好看又不能當飯吃，好用才是硬道理。
後湖被這麼嘁裡咔嚓一通整頓，從一個皇家園林變成了軍事禁區。
除了大規模的改造工程之外，官府還搞了一次拆遷。其時在後湖內外，還住著許多居民，多以打魚、採菱、溼地種植為生。現在這裡要劃為禁區，居民們自然也得遷走。
說到拆遷，引出一個當地的民間故事，值得說一說。
話說後湖居民聽說洪武爺要拆遷，都非常驚恐，集體推舉了一位姓毛的老人上書勸阻。毛老人知道硬頂不行，就找了個理由，說湖島上的老鼠特別多，在這裡存放黃冊，很快就會被啃光。朱元璋聽了以後，說請你來當黃冊庫的總管吧，你姓毛，與貓諧音，一定鎮得住老鼠。
毛老人拒絕了。朱元璋大怒，把他關在牢裡。沒想到毛老人頗有氣節，居然絕食而死。朱元璋內心覺得愧疚，就在梁洲修了一座毛老人廟，封他為湖神。
清代有個叫陳作霖的人，在《炳燭裡談》裡記了一個更驚悚的版本：「後湖在明時為黃冊庫，黃冊每苦鼠齧。一日，太祖至湖，見一鄉老，問之曰：‘鼠患何以除？’對曰：‘惟貓可以制之。’問其姓，則‘毛’也。太祖以‘毛’‘貓’同音，遂生埋之，而為立廟於湖中，謂之毛老人廟。相傳之說，似非無據，今乃祀之為湖神矣。」
好傢伙，為了鎮住老鼠，居然把毛老人給直接活埋了。
當然，民間傳說最喜歡玩諧音梗，諧音越多，離真實越遠。這些故事，附會居多，不過毛老人廟倒是真的存在，至今仍立在梁洲之上。清代有人在廟前挖出一副銅鉤，據說是毛老人的用具，便特意挖了一口銅鉤井以為紀念，至今仍在。
關於毛老人的故事，還有第三個版本，出自明代《後湖志》的《神祠記》。
朱元璋之所以把黃冊庫修在後湖之上，是因為這裡四周環水，可以避火避人。但這樣就有另外一個麻煩，就是水面潮氣太重，長期高溫高溼，這些黃冊特別容易腐爛蛀蝕。
當時在京城裡住著一個老頭，姓茅。茅老頭給朱元璋出了一個主意，說你把黃冊庫修成東西向的，這樣朝陽一齣，先曬東邊，夕陽一落，再曬西邊。每天這麼曝曬一遍，就能保證紙張乾燥無蟲了。
朱元璋聽了大喜，然後「作窖築其人於中」。
怎麼又給活埋了？
活埋就算了，還在地窖之上堆起一座方臺以為墓丘附祠，旁邊修起神廟，尊其為湖神。
洪武爺是性格急躁不假，但也不至於這麼神經病吧！
別說後世之人不信，就連《神祠記》作者本人趙官都不信。他是正德、嘉靖年間負責黃冊庫管理的官員，很有探索精神，決定親自勘察一番。正好毛老人廟的附祠年久失修，幾乎坍塌，趙官趁修葺的機會，把下面的方臺扒開一看——別說茅老人的骸骨了，連毛都沒一根。
趙官經過一番考證，得出結論：洪武朝凡是修建神廟，都要用五方土聚成方臺，以祭五方神明。這個土臺子，不過是當年的祭神遺址罷了。後人無知，當成墓臺，又附會出奇怪的傳說。
那麼這個毛老人，到底從哪裡來的呢？
嘉靖年間有個叫李默的吏部尚書，他曾經寫過一本《孤樹裒談》，裡面談到了毛老人的第四個版本，也是最可信的一個版本。
大家是否還記得，朱元璋為了制衡里甲，規定每一里要設一位老人，有權裁決裡內爭端。老人有一個特權，可以越級上訪，直抵京城。
其實這些老人，還有一項福利。
當時朱元璋規定所有的官員，每三年就要來京城朝覲一次。而那些老人，也可以蹭官員的車馬一併上京面聖。
洪武十四年那次覲見，朱元璋正在為後湖潮溼的事情發愁，就隨口問道：「朕將命工部築室於後湖之中，以為藏天下黃冊之所，然當作何向宜乎？」一位老人回答：「此堂當東西向，庶朝夕皆為日色所曬，而黃冊無浥爛之虞也。」
這個建議很好，朱元璋欣然接納。沒有活埋，也沒有建廟，甚至沒說姓毛。
所以這件事的真相很可能是：當初確實有一位老人提出建築分東西向的建議，但和湖神廟一點關係也沒有。後人不懂廟祠禮制，把方臺當成墳包，湖神與老人合二為一，結果演變成了一個暴君活埋老頭的故事。
至於姓毛，不過是因為島上鼠患太厲害，需要貓神鎮之。久而久之，「貓」「毛」諧音，湖神老人也就傳成毛老人了。
傳說真偽如何，且不去管它。至少歷史上真正的黃冊庫，出於防潮防蟲的考慮，確實是大多按東西朝向修建，前後有大窗通風。這樣可以保證足夠的光照時間來除溼、除蟲。偶爾也有朝南北，這取決於庫房修在什麼方位。
為了能最大限度採光，黃冊也不是簡單粗暴地堆放在庫房裡就完了，設計者為它們打造了特別的設施。
黃冊庫裡一排一排擺放黃冊的木架子，叫作架閣。架閣是一種四面敞開的架子，分層分格，檔案分門別類地擱在上頭，一目瞭然，便於查詢。
後湖的黃冊庫裡，每庫裡有四個大架閣。每個架閣分成三層，分為數格，用來收貯檔案。架閣特有的敞開結構，可以讓所有藏冊都有機會接觸陽光。在架閣上頭，還有一個斜板蓋，萬一屋頂漏雨，就能順著這個板蓋引至地下，避免弄溼檔案。
黃冊庫的設計者很細心，要求這些架閣必須使用木頭，不能用竹子。竹竿太窄，要打成一個大橫板，得數竿竹片拼在一起。而竹片有弧度，拼接時必然凹凸不平，造成空隙，無法承重。
要知道，黃冊是長一尺三寸、寬一尺二寸的大方本，頁數又特別多，算下來平均每冊得四五斤。十幾冊甚至幾十冊摞在一起，鬆鬆垮垮的竹架根本撐不住，只有木材可堪使用。
當然，這些黃冊不能光靠這點窗戶的陽光。管理人員還要定期在每年四月到十月之間把書拿出來放在太陽底下晾曬。三月不能晾曬，因為天氣太潮；十一月到一月天寒風大，對紙張也有傷害。
在晾曬期間，只要天氣足夠好，一次要曬足五天，才能重新入庫。
本來這種晾曬工作，要打造專門的木製曬架。後來官府覺得木製太容易壞，損耗驚人，便改變了做法。他們在每間庫房門口，都用磚頭砌了十個高二尺五寸的小墩，長三磚，寬兩磚，彼此相隔七尺。然後在磚墩之間，架起四根長七尺的鐵棍，黃冊就掛在這些晾衣竿上晾曬。
從現代科學的角度來看，陽光對紙張儲存的傷害也夠大的。不過以當時的條件，能做到這麼細緻已經算是盡力了。
除了防潮，黃冊庫對於防火也下了一番功夫。
黃冊庫內，嚴禁動火，即使到了晚上也不許點燈，冬季亦不許生爐取暖。庫房裡的地面都要鋪設沙子，上覆木板。這樣既可防火，又可防鼠患。
就連管理人員的廚房，都要隔開庫房一里開外。
這是洪武、永樂年間的格局。後來到了正德年間，梁洲增設的庫房越來越多了，距離廚房越來越近，主官索性把廚房給移到環洲上去了。每次人員吃飯，都必須從梁洲跑到環洲。這樣做很不方便，但上頭對此絕不通融，甚至還特意立了一塊牌子：「敢有將火過橋者，治以重罪。」
黃冊庫的防火工作，算得上一個不大不小的奇蹟。這麼多紙堆在一處，整整兩百六十多年，居然一次火災都沒有。
硬體的問題解決了，還有一個軟體問題。
這些檔案實在太多了，又來自五湖四海，必須有一套科學的排列方式，方便日後檢索。
後湖黃冊庫的庫房，是以東、西、南、北、前、後為名。具體到庫房內的架閣，則以「千文架閣法」做編號。
這是宋仁宗時發明的檢索編號法。簡單來說，就是以《千字文》為批，歲月為次，依序排列。《千字文》裡的一千個字絕無重複，特別適合編碼。咱們現在常說的天字第一號、天字第二號，其實就是這種檢索法的產物。
不過具體到黃冊本身，動輒幾萬冊，千字文系統顯然就不堪敷用了。
黃冊庫的辦法是，先把同一期攢造的黃冊放在一起，然後再按直隸布政司、府、州、縣、裡坊廂、都、圖等一路細分。還要用一長條白紙寫明所屬，夾在黃冊之間。
這種分類，是為了方便地方查詢。後湖庫存的黃冊大部分是裡冊，屬於最權威的原始資料，一旦地方上有什麼糾紛，就會來這裡調閱舊卷，平息訴訟。這是後湖黃冊庫最重要的職能之一。
如果有人——比如說前文曾經提及的那位休寧縣的平民王敘——想要查自己家在洪武二十四年的檔案，他該怎麼做呢？
第一期攢造黃冊是洪武十四年，第二期攢造在洪武二十四年。《千字文》有云：「天地玄黃。」所以王敘要先找「地」字號架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