肅王唸完，那些剛才不曾發言的人，才紛紛響應。這一下，倭仁完全失敗了，他被迫要修改他的奏稿，改了四次才使得大家滿意。而這「四削之稿」與肅王的稿子，內容已無區別。
於是擺開兩張長桌子，分列兩個奏摺，軍機大臣列名於倭仁領銜的那個奏摺，此外公王、宗室、大臣有七十餘人列名於肅王的那個摺子。不願列名的也有，如左副都御史潘祖蔭、內閣學士殷兆鏞、御史王維珍、六科給事中譚鍾麟、廣成等等，都另有話說，別具奏摺。
這許多奏摺中，最有力量的倒是六科給事中譚鍾麟、廣成他們聯名的一個，身為言官，諫勸的措詞，不妨率直，所以說得比較透徹，以為「海內多事之秋，全賴一德一心，共資康濟，而於懿親為尤甚，若廊廟之上，先啟猜嫌，根本之間，未能和協，駭中外之視聽，增宵旰之憂勞，於大局實有關係」，這幾句話，鞭辟入裡，也是四方的公論。慈禧太后頗生警惕，知道應該適可而止了。否則，有理變成無理，民心清議，歸於恭王那一面，於自己的威信「實有關係」。
於是，她在與慈安太后商議以後，第二天召見軍機大臣文祥、李棠階、曹毓瑛，當面把所有的奏摺發了下來，同時反覆解釋，說這一次對恭王的責備，用意是在保全，期望恭王經此一番鞭策，收斂改過，上頭的苦心，廷臣應該體諒。如果說真有猜嫌之心，何必把惇王的摺子交議，儘可留中不發。
「現在大家都說，恭王雖然咎由自取，到底也還可以用，這跟我們姊妹的想法一樣。」慈禧太后說到這裡，略停一停，才用很清楚的聲音宣示：「恭王仍舊在內廷行走，仍舊管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三樞臣屏息聽著，以為慈禧太后還有後命，但她未再作聲。事情就是這樣了！於是文祥才應聲：「是。」
「寫旨來看吧！」
曹毓瑛早就準備了一篇典矞堂皇的大文章，頌兩宮之聖，贊恭王之功，那是假設恭王蒙「加恩賞還一切差使」，雷轟電掣，九天風雨之後，大地清明，日麗風和的境界。此刻完全用不上了。
趁文祥和李棠階另行回奏其他政務的片刻，他退出養心殿。本想自己動筆，另外擬個旨稿，但意興闌珊，思路窘澀，只好去找借南書房待命的軍機章京執筆。
南書房密邇養心殿，文學侍從之臣，集中於此，向來是訊息最靈通的地方。這一天特別熱鬧，在內廷當差的都藉故來探聽恭王的訊息，一見曹毓瑛出現，都要聽他說些什麼。而他什麼也不肯說，只向軍機章京方鼎銳招招手，把他喊到一邊，密密述旨，然後自己寫了一通短簡，封固嚴密，派人專送到恭王府。
到了日中，明發上諭已送內閣，這一下訊息很快地傳佈了開去。同情恭王的人，自然大失所望，而外人也覺得詫異，不想恭王複用的結果是如此！而「內廷行走」，實在又算不上是一個差使，真正的差使只是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而已。
不管怎麼樣，總算是皇恩浩蕩，照例該到恭王府去道賀。恭王心情惡劣，幾乎一概擋駕，依然只有極少數的人，能夠在鑑園見著他。
這極少數的人，包括了他的一兄一弟。惇王這天顯得很象個做哥哥的樣子，安慰他說：「老六！你別難過，一步一步來。軍機上少不了你，過些日子上頭就知道了。」
「我難過什麼？」恭王故作豁達，「總算還教我管洋務。未到‘不才明主棄’那個地步。」
醇王則是對倭仁深表不滿，尤其因為倭仁在內閣會議中，居然倡言醇王的奏摺，可以不議，覺得形同藐視，有傷自尊。便告訴曹毓瑛，說方鼎銳替他擬了一個參劾倭仁未將硃諭明白宣示的奏稿，決意遞了上去。
文祥一向周密而持重，眼前他又代替恭王成了軍機的領袖，責任特重，更需力求穩定，所以對於那些愛耍大爺脾氣的王公，有些喜歡鼓動風潮的言官，多方疏導，希望把局面冷下來。同時他也跟恭王作了好幾次面對面的促膝密談，在整個政潮中，他雖是局中人之一，卻能站在局外冷眼旁觀。他為恭王指出，有些人的目標是在曾國藩，幸而不曾牽連，無礙軍務，為不幸中的大幸。
其次，薛煥、劉蓉一案還未了，倭仁另有一折請旨，所謂「行賄夤緣」一節應否查辦？慈禧太后已面諭軍機，命薛煥、劉蓉明白回奏。頗有人唯恐天下不亂，如果處理不善，引出意外風波，會興大獄，那就大糟而特糟了。
因此，他勸恭王忍耐，先等薛、劉一案料理清楚，然後再想辦法，復回軍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