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已引咎自責，幕友們就不便再談這件事了。接著再念別的公文，然後又念各處的來信。第一件是李鴻章從夔州寄來的，有人參了四川總督吳棠一本，說他貪黷，鑿鑿有據。恭王礙於慈禧太后的關係，不能認真，但又不能不辦，幾經斟酌，奏請派湖廣總督李鴻章就近查辦，因為李鴻章最會做官，一定了解其中的奧妙，會替吳棠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而且湖北靠四川以鹽課接濟，每年有上百萬銀子之多，以「公誼」來說，李鴻章亦不能不替吳棠遮蓋。
由於往返需要四、五個月，所以李鴻章是奉旨「帶印出省」的，舟車所到之處，就是湖廣總督的行署，照樣有全班幕僚替他辦理文牘。這封寫給曾國藩的信，除了問候以外，便是替吳棠解釋。唸完一段，曾國藩擺一擺手，示意暫停，他要把李鴻章的話，先辨一辨意味。
在平常，這些信是不容易為幕友看到的，李鴻章的言外之意，也只有他一個人在心裡體會。現在既已公開，不妨進一步談一談，於是他喊著薛福成的號問：「叔耘！少荃未到成都，似乎已經成竹在胸，照你看，他這些話，何必先告訴我？」
「這也是尊重師門的意思。而且……，」薛福成苦笑道，「少公的處事，爵相深知，何勞下問？」
曾國藩點點頭，心裡在想，李鴻章常常有話自己不肯說，善借他人之口，這封信的意思，是要自己先為吳棠辯白幾句，為他將來替吳棠開脫作伏筆。此事不急，擺著再說好了。
「請念下去。」他說，「不知道他去看了春霆沒有？」
鮑超是夔州人，蓋了一座極大的宅子，家居養病，已有兩年，李鴻章自然沒有不跟他見一面的道理。「下面正就是談春霆，」薛福成看著信笑了，「春霆有復出之意，爵相，你猜春霆想幹什麼？」
曾國藩沉吟了一會問道：「莫非想開府？」
「爵相真正是知人之明！」薛福成笑道：「霆帥想當雲貴總督，未免匪夷所思。」
這確是有些匪夷所思。歷來封疆任用漢人，在資格上雖不比部院大臣那麼嚴，通常都須兩榜進士，吏、禮兩部更非翰林出身不可，但督、撫下馬治民比上馬治軍的時候多，不通文理，無法勝任。現在的雲貴總督劉嶽昭，是曾國藩的同鄉，以軍功起家，業績多在四川、雲南、貴州一帶，他能夠做到總督，雖多少是靠官運亨通，畢竟也還是秀才的底子。至於鮑超，除了自己的姓名以外，幾乎不識什麼字，想當總督，未免太不自量。
只是曾國藩涵養功深，為人忠厚，而且鮑超是他的「愛將」，所以不肯露一點誹笑的神色，「這也無非是想以遣功自見。」他說，「其志可嘉！」
可嘉之外，就是可笑可憐了！薛福成知道曾國藩不喜歡聽刻薄話，便笑笑不言，繼續往下念李鴻章的信。
信中談到四川酉陽州的教案，朝命李鴻章就近查辦，已有和平了結的希望，他特為告訴曾國藩，也就是期望「老師」對他支援。曾國藩以大學士兼領直督，國家重臣，且又近在京畿，朝廷遇有大政，亦往往諮詢他的意見，如果問到酉陽州的教案，有了李鴻章所提的辦法，他就易於作答了。
聽完信，曾國藩不勝感慨地說：「洋務不難辦，難在辦教案，教案亦不難辦，難在自己人的意見太多。」
這已是含蓄的話，「意見太多」四個字，實在是指倭仁那班天下之大，不知中國之外，還有外洋的道學先生，是真道學也還罷了，還有徐桐那班聽見「洋」字便要掩耳疾走的假道學。薛福成和他在曾國藩幕府中的同事，通達的居多，這時便因為曾國藩的感慨，引起了一番冗長的議論。
教案之起，由來已非一日。康熙初年，天主教盛極一時，這是因為聖祖的祖母孝莊太后，就篤信天主教，她的「教父」是個德國人，華名叫做湯若望，明朝天啟年間到中國來傳教，由徐光啟的舉薦，入翰林院供職。崇禎二年五月初一日蝕，用「大統歷」、「回回曆」推算時刻，統通不準，只有徐光啟用西法推算，有如預見，於是特開「歷局」修新曆，由湯若望參與工作。他又會修「火器」，所以崇禎十七年正月，李自成逼近京師，輔臣李廷泰督師剿賊，特地把湯若望帶入軍中管槍炮。
入清以後，湯若望一面傳教，一面做官，做的就是專門掌管天文曆法的欽天監監正。孝莊太后和世祖母子對他極其信任，聖祖能正儲位，就因為湯若望一句話，說他已經出過天花，可保無虞。順治十八年，世祖因出痘駕崩，越顯得湯若望有先見之明。因此，聖祖對他亦異常尊信，修明曆法，提倡天算，天子躬親倡行。這也就是天主教能在中國大行其道的緣故。
到了世宗即位就不對了！閩浙總督滿保首先於雍正元年上疏，說「各省起天主堂，邪教偏行，聞見漸淆，人心漸被煽惑，請將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人員外，餘俱安置澳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