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總督衙門通知孫士達，不必打筆墨官司，約集法國領事會商，和平了結。孫士達遵照命令，帶著譯員與法國領事署的代表，面對面坐下來談判。無奈雙方各執一詞，一面說木料尺寸短小，一面說木料尺寸與合同所訂相符，但合同在福州，一時無從攤開在桌子上公評，就無論如何也談不出一個結果了。
這些情形皇帝都還不知道。李鴻章雖對李光昭異常不滿，但其中關礙著「欽命」和內務府的人，能夠讓他付了價款，運木進京，是為上策，所以對孫士達迴護李光昭，亦就聽他去辦，能將真相瞞得一天是一天。這樣到了七月初，終於不能再瞞了。
不能瞞是出於兩個原因，一是李光昭的行徑，雖還未上達天聽，卻已成了宮廷以外的一件大新聞。由此又引起修園的奏諫，除了兩江總督李宗羲明請停園工，暗勸絕微行的一疏以外，南書房翰林李文田，還為此跟寶鋆起了言語衝突。
李文田原來放了江西學政，三年任滿，本來要「告終養」，回廣東順德原籍侍奉老母，就因為京裡有大興土木之舉，特地入京覆命，仍舊派在南書房行走。有一天遇見寶鋆，李文田責備他不能及時匡救，寶鋆從那方面來說，都是李文田的前輩，受此指責，臉上自然掛不住，便這樣答道：「你在南書房，亦可以講話。何必責備軍機？」
「對！」李文田也頂了過去：「此來正是如此，無勞相勉！」
這樣不歡而散以後，李文田第二天就上了一道奏摺，以彗星的「天災」，說到「人害」，對內務府以及近臣太監，有極嚴厲的攻擊，引《大學》中的話，「聚斂之臣，不如盜臣」，指「左右近習與夫內務府大小臣工，皆聚斂之臣而盜臣者也」；說「皇上以天下為家，今欲削皇上之家，以肥其家」；其「自為之計，於皇上何益？」
這樣引經據典寫下來，結論自然是歸於請停園工。皇帝看了，學明神宗的辦法，既不接納，亦不加罪，將原折丟開了事。李文田卻還師法古人「焚諫草」之義，有人問到，只說「折底燒掉了」。但同在南書房的潘祖蔭是知道的，由他傳了出去，頗有人見賢思齊，預備跟著上折，犯顏直諫。京中的清議，李鴻章非常注意，知道了這種情形，認為拿李光昭一案掀出來，可為桴鼓之應，大家合力做一篇熱鬧文章，說不定能把皇帝和慈禧太后的興致硬壓了下去。
再有一個原因是，新任通永道英良請訓出京時，皇帝面諭，轉知李鴻章將李光昭所報效的木植，趕緊啟運進京。當初奉旨驗收，因為李光昭未付貨價，驗無從驗，收無從收，成為懸案，此時奉旨催促，如果再無一個了結，如何說得過去？
因此，李鴻章便囑咐文案，辦了一個相當詳細的奏摺，將李光昭與洋商的糾紛，及與美、法領事署交涉的經過，撮要敘明，加上這麼一段議論：「李光昭在內務府呈稱，購運洋木報效值銀三十萬兩，木價即浮開太多，銀兩亦分毫未付，所謂報效者何在？」
※※※
就這麼一句一針見血的指責，惹得皇帝震怒，召見春佑開缺以後，已升為內務府大臣的原任堂郎中貴寶，拍案痛斥。同時下了兩道上諭，一道諭內閣，是「明發上諭」，說李光昭「膽大妄為，欺罔朝廷，不法已極，著先行革職，交李鴻章嚴行審究，照例懲辦。所有李光昭報效木植之案，著即登出。」
另外一道諭軍機大臣的，是轉發李鴻章的「廷寄」，因為原奏中說李光昭「在外招搖，出言不慎」，雖是輕描淡寫的話，卻看得出來大有文章，拿什麼人來「招搖」？可能是皇帝和皇太后，這於朝廷體面，更有關係，因而以近乎頒發密旨的手續，「著李鴻章確切根究，按律嚴辦，不得稍涉輕縱。」
但就是前一道「明發上諭」，已經貽笑大方，只是議論不一，有的說，皇帝到底少不更事，似此破綻百出，形同兒戲的「報效」，居然亦會相信。於是已因微服私行，涉足平康而受傷害的「天威」，益發大損。有的則責備軍機大臣，象這樣的案子，竟任令其演變至今，幾乎引起涉外糾紛，不知袞袞諸公，所司何事？當然，這些譏評，都是出以異常沉痛的心情，認為長此以往，十幾年艱難力戰，費了多少民脂民膏所換來的平洪楊、平捻、平回亂三大武功，都要毀在當今皇帝手裡了。
於是醇王第一個忍不住，先徵詢他那一班的御前大臣的意見。御前大臣一共五個，都是頂兒尖兒的親貴重臣，帶班的是惇王，接下來的是醇王、伯彥訥謨詁、景壽和郡王銜的貝勒奕劻。
「五哥，」醇王激動地說：「咱們可不能不說話了。照這樣子，咱們將來都是大清朝的罪人！」
「難！」惇王大搖頭道，「說得輕了，不管用；說得重了，又怕皇上掛不住。」
「良藥苦口利於病，非重不可！」醇王向伯彥訥謨詁和景壽問：「你們倆怎麼說？」
這兩個人的性情不同，一個沉默寡言，向來喜怒不形於顏色，一個有不耐久坐的毛病，不斷繞屋徘徊，一靜一動，大異其趣，而此時卻是不愛說話的六額駙景壽開了口。
「咱們得跟六爺談一談吧？」他說，「最好再連師傅們一起列名，就更有力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