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只好如此。因為皇太后到底不便召見外廷臣子，而且看折也不是攝行皇帝之職。於是照恭王的意思擬定四條，連同沈桂芬所擬的上諭，一起送上去請旨。
旨稿很快地核可了，只改動了少許字樣，拿下來立即送內閣明發，當天就是「邸鈔」，是這樣「通諭中外」：
「朕於本月遇有天花之喜，經惇親王等合詞籲懇，靜心調攝。朕思萬幾至重，何敢稍耽安逸？惟朕躬現在尚難耐勞，自應俯從所請。但恐諸事無所稟承，深虞曠誤；再三籲懇兩宮皇太后，俯念朕躬正資調養，所有內外各衙門陳奏事件，呈請被覽裁定。仰荷慈懷曲體，俯允權宜辦理，朕心實深感幸，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於是從第二天起，兩宮太后便在漱芳齋辦事，批閱章奏，在養心殿西暖閣召見軍機，裁決軍國大事，這又回覆到垂簾的光景了。
當然，慈禧太后大權在手，樂得收買人心，再度聽政的第一天，就問起瑞麟的遺缺。瑞麟死在九月裡，留下兩個缺，一個是兩廣總督，這個缺因為有許多收入與宮廷及內務府有關，非萬不得已，不補漢人，特調安徽巡撫英翰升任。另一個是內閣首席的文華殿大學士，照規矩應該由資序較次的大學士遷轉殿閣，騰出一個大學士缺，歸協辦大學士寶鋆升補，但皇帝因為停園工的案子，跟恭王鬧脾氣，而寶鋆是恭王的心腹密侶，便有意擱置不理。此刻慈禧太后一提起來，自然是照規矩辦事，李鴻章由武英轉文華；文祥由體仁轉武英，寶鋆大拜，榮膺體仁閣大學士。
這一下便連帶有了變動，寶鋆的吏部尚書，為六部之首，例規是協辦大學士的候補者；有人該升協辦，便得先調吏部。論起來兵部尚書英桂的資格夠了，因而寶鋆改為「大學士管部」，仍管吏部，而以英桂調任吏部尚書。英桂的遺缺，由弘德殿行走的廣壽，以左都御史調補。空出來的一個缺，與尚書同等，為「八卿」之一，慈禧太后問恭王：「你看補誰呀？」
恭王因為皇帝的告誡，記憶猶新，在這些加官晉爵的事上，要避把持的嫌疑，所以這樣答道：「臣心目中並無合適的人，請懿旨辦理。」
「左副都御史，是新補的，當然不能馬上就坐升左都御史，照規矩應該在侍郎裡頭挑。現在倒是些什麼人呀？」
六部侍郎，共計二十四人之多，恭王也記不清楚，寶鋆原是吏部尚書，自然念得出全部名單，所以他回頭說道：「你跟皇太后回奏。」
於是寶鋆便念：「吏部左侍郎魁齡。」
「對了！」剛唸了頭一個，就讓慈禧太后打斷：「就讓魁齡去吧！」
這是間接示惠於恭王。魁齡曾在七月底由恭王保薦，升任工部尚書，已經擬旨奉準，就因為停園工之故，皇帝一怒收回成命，此刻到底當上了一品官兒了。
再有兩個升官的，就是太醫院的左右院判，李德立以三四品京黨候補。莊守和以四五品京堂候補。旨意一下，在太監中就引起竊竊私議，說李、莊兩人升官升得出了格，而且值不值得如此酬庸，也大成疑問，因為皇帝的天花，不見得治得很好，飲食甚少，「歇著」的時候也不多，整夜能夠熟睡的，只不過亥子之交的個把時辰。
照李德立的診斷說，這是「元陽不足，心腎不交」的證象，所以用的藥是「保元湯」，有鹿茸、有肉桂，這也引起好些太監，特別是年紀較長，略知藥性的人的非議，說皇帝才十九歲，血氣方剛，不宜用這些熱性的補劑。
處廷的大臣，當然比太監要明理得多，他們所重視的是脈案，既然「元陽不足」，則用「保元湯」是理所必然之事。但十九歲的少年，何以有此證象？以前的脈案中，也曾一再指出「腎虧」，這是少年放縱，酒色斫喪，進入中年才有的現象，而竟出現在十九歲的少年身上，是件很難索解的事。
於是，「天花之喜」所帶來的憂慮，反而擱在一邊，擔心的是皇帝的體質。而真正瞭解「病情」的，卻又有難以言說的隱憂，覺得皇帝的病情，要比已知的情形嚴重得多，李德立如此處方，便隱然存著卸責的餘地。
這些看法，兩宮太后自是毫無所聞，亦毫無所知，所看重的仍是皇帝的天花，認為危險未過，唯在普施恩澤，感召天和，猶之乎民間所說的，「做好事，積陰功，」庶幾逢凶化吉，遇難成祥。所以慈禧太后先用皇帝的名義，為自己加「徽號」，作為起端，由軍機承旨，發了這樣一道上諭：
「朕於本月遇有天花之喜仰蒙慈安端裕康慶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頤皇太后調護朕躬，無微不至，並荷慈懷曲體，將內外各衙門章奏代為披覽裁定，朕心實深欣感，允宜崇上兩宮徽號，以冀仰答鴻慈於萬一，所有一切應行典禮，該衙門敬謹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