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平時喜歡談兵，經常與親兵在一起練洋槍打靶，頗有「準頭」，沾沾自喜，所以到了這個地方，斜陽影裡憑弔古蹟，策馬高崗，攬轡便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他又跟潘祖蔭同好，而河南出土的周秦古器甚多，打靶之暇，摩抄碑版金石，頗得意於他自己的那副儒將派頭，因而一時也不想求什麼升遷。
對俄的糾紛一起，像他這樣的人，自然不會沉默，他跟張之洞意氣相投，平時常有書信往來，這時候自是洋洋灑灑，大談籌邊之計。其時由於左侯在西陲的武功所激發，做學問正流行研究西北地理，吳大nfda7的同鄉，也是他同治七年戊辰這一科的狀元洪鈞，就是專門搞這一套的。吳大nfda7亦頗有所知，因而論到西北、東北的山川形勢，頭頭是道。張之洞靈機一動，認為吳大nfda7應可以有一番作為。
他是想到就做的脾氣，當時便撿出吳大nfda7最近寫來的兩通長函，送給李鴻藻去看，要求李鴻藻保薦吳大nfda7帶兵籌邊。
慈禧太后此時已經打定主意，跟俄國能善罷甘休，還則罷了，不然就得開仗。所以每天催恭王籌劃邊防，整頓戰備，一等有了成議，下詔求賢，自是當務之急，宿將鮑超，決定起用，連充了軍的陳國瑞亦打算赦他回來效力，見此情形，李鴻藻覺得保薦吳大nfda7，正是人臣事君應有之義，因而一口答應了張之洞的要求。
話雖如此，也不能貿然舉薦。李鴻藻雖然名心稍重，但為人誠懇，他覺得保舉人才，雖是大臣的報國之道，但亦須為被保舉的人，謀一個能夠發揮所長，將帥和協的善地，才算盡了提攜的責任。
經過與張之洞的一番籌議，李鴻藻為吳大nfda7找到了一個人地相宜的差使，只待正月十七的會議過後，就可進行。
正月十七在內閣的會議，要議的是兩件大事。一件是崇厚的罪名，刑部司官已經過細心推求，擬了一個奏稿作為會議的根據。說他「違訓越權」是句籠統的話，到底如何「越權」，如何「違訓」？不能不在大清律例上求得一個適當的比附。看來看去有一條「增減制書律」可以比照，對外國的條約，須奏奉欽定，即與「制敕」無異。「增減制書」的行為，自有已行、未行的區別，雖然條約未奉批准，但已畫押用印，就是「已行」，而「增減制書已行」者，是斬監候的罪。
看了刑部司官所作的判決，無人提到異議，議罪一事，就算定讞。另一件事是總理衙門所上的一個摺子，事宜是「籌備邊防事宜」，一共八條，洋洋數千言之多，範圍太廣，無從議起，而且看一遍就得花好些時間，也沒有那麼多工夫來細心研究，紛紛畫押，草草成議，由內閣具奏，聽候聖裁。
第一部分柳堂死諫第18節慈禧致疾（1）
對慈禧太后來說，這個會議籌備邊防事宜的奏摺，光是看一遍，就是很沉重的負擔，因為她從開年以來，精神一直不好，過分勞累和憂急，加上飲食失調，傷了脾胃，以致夜不成寐，並有盜汗，但不能不強打精神，力疾從公。
內閣的復奏是由李蓮英坐在她身邊的小凳子上，念給她聽的。茲事體大，未跟軍機當面商談以前，無法作任何決定，能決定的是崇厚的罪名，不過也得跟慈安太后商量一下。
將「東佛爺」請到長春宮，慈禧太后為她解釋，刑部按律定罪，只要是這個罪名，便是「斬監候」，沒有寬減的可能。
「崇厚當然糊塗該死。不過既說按律定罪，到底是已行，未行，得要辨一辨清楚。」慈安太后問道，「不是說，條約得要批准了才能算數？那就不是‘已行’。你說是不是呢？」
「不是！」慈禧太后的肝火很旺，所以聲音僵直，竟是一個釘子碰了回去，「如果是‘未行’，就不會有眼前這麼大的麻煩！‘斬監候’還是便宜他的，且莫說雍正、乾隆年間，只怕先帝在日，他都逃不掉‘斬立決’的罪。」
慈安太后默然。過了一會便站起身來，說一聲：「傳轎！」連慈禧太后的病情都未問，就回自己宮裡去了。
像這樣怫然而去的情形，是極少有的，慈禧太后自也不免失悔。
然而那只是出自良知的剎那間事，一轉眼看到厚厚的一疊奏摺，不由得便把這兩三個月來，操勞國事所感到的種種焦急、氣憤、憂愁、深夜不寐、彷徨無計的苦楚，都想了起來，覺得自己就算言語失檢，慈安太后也應該體諒，何苦如此認真？她不體諒有病的人肝火旺，莫非有病的人，倒該受委屈？
這樣轉著念頭，便覺得胸膈之間像有個痞塊往來衝突，五中焦躁，怎麼樣也咽不下那口怨氣。
「哼！」她冷笑著，「居然給臉子我看！」
聽語氣不像自言自語，李蓮英便須答話，他趴下來磕一個頭：「奴才有句話，不知道當說不當說？」
「什麼話？」慈禧太后警告似地說：「你可別也來氣我！」
「不怪主子生氣，奴才也不服。不過，話說回來，誰也沒法兒替主子分勞分憂，國家大事，全靠主子操心，千不念，萬不念，只念著天下少不得主子。」李蓮英又磕一個頭，「奴才嘴笨，實在不知道怎麼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