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社陵寢，均在他人掌握，稍一置詞，即將決裂，存亡之機，間不容髮，惟有籲懇皇太后、皇上上念宗社，下念臣民，迅速乾斷，電示遵行，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果然，覆電是「敬念宗廟社稷，關係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不過其中利害輕重，仍責望奕劻、李鴻章「設法婉商磋磨，尚冀稍資補救」。看語氣是完全照準了。
誰知西安將和約大綱十二條分電重要督撫以後，張之洞接二連三提出意見，首先指出第五款內「製造軍火之材料」，不準運入中國，則永無禦侮之具，各省的製造局及槍炮局亦必無事可辦，均須停閉，所以這一句必須刪去。
第二個電報是對第七、八、九三款有異議，認為大沽撤炮臺，使館駐護兵，津沽設兵卡，則「使館永遠安寧，而中國變成門戶之防全撤，不容自衛，是朝廷永遠危險，似欠平允。」須兩全權大臣，「於此節務商善法」。
再有一個電報，說條款前言內「京師各使館被官兵與義和團匪勾通，遵奉內廷諭旨，圍困攻擊」這段話中的「遵奉內廷諭旨」六字，句中有眼，用意難測，必須刪去，此事「萬分緊要」。
緊接著又來了第四個電報，說第二款內，「日後指出，一律嚴懲等語，日後二字，甚屬不妥。以前所指之人，朝廷已分別重輕辦理，若不劃清界限，後患無窮」，應將此二字刪去。
這四個電報中的建議，朝廷無不照轉兩全權大臣。尤其是「遵奉朝廷諭旨」，很明顯地是為了保護慈禧太后，替她卸除縱容義和團的責任，朝廷更為認真，責成奕劻、李鴻章「據此力為辯論，總以刪除為妥！」
在李鴻章看，這都是吹毛求疵。而外人不體諒當事者處境的艱難，只為了討好慈禧太后，大放厥詞，形成掣肘，可惡之至！
因此，病起的李鴻章，親自口授復奏，將張之洞痛駁了一頓。幕府中錄稿呈閱，李鴻章的餘怒不已，提筆加了幾句：「不料張督在外多年，稍有閱歷，仍是二十年前在京書生之習。蓋局外論事易也！」二十年前就是光緒六年庚辰，這一年慈禧太后為了守午門的護軍打了送食物到醇王府的太監，鬧出軒然大波，病中的慈禧太后，非殺護軍不可，後來是「翰林四諫」之一的陳寶箴主稿，與張之洞聯名奏諫，居然為慈禧太后所嘉納。張之洞亦由此得承簾卷，而有今日。
所以李鴻章親筆所添的這幾句話，不止於渺視後生之意，亦是在諷刺張之洞只善於以文字逢迎。當然，「局外論事易」
五個字，亦隱隱然有指責朝廷苛求的意味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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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朝廷常有嚴旨，督促盡力補救，但和約大綱既經允准，則和局必不致決裂，是李鴻章有把握的事。而各國公使鑑於中國政府已有初步的誠意表現，敵視的態度亦大見緩和，賢良寺漸漸熱鬧，有李鴻章當日在京，經常與外賓酬酢往還的盛況了。
這天兩國公使同時相訪。一個是日本新任駐華公使小村壽太郎，一個是義大利公使薩爾瓦葛。遇到這種情形，要分交情深淺，交情淺的比較客氣，應該先見。小村壽太郎在甲午年間曾署理公使，與李鴻章是舊識，但這一次重新使華，還是頭一回來拜訪，似乎又不能不先見，但薩爾瓦葛是預先約好了的，如果先見日使，於理不合。左右為難之下，只有一法處置，同時接見。
兩國公使都是有所為而來的，但有事只可密談，當著另一國的公使，彼此皆有顧忌，便只好談些不著邊際的外交詞令了。
不過，利害相同，立場一致的事，還是可以談的。十二條和約大綱中，牽涉到實際利益的幾款，各有各的想法，而嚴懲禍首這一款，眾議僉同，因而成了此時的話題。
「各國的意見，禍首的前三名是：載漪、董福祥、載勳。」薩爾瓦葛以一種困惑的神情說，「何以中國政府對這三個人，不下令處死？實在不能瞭解其中的道理。」
「懿親是不處死的。」李鴻章答說：「這在各君主國家亦不乏先例。」
「那麼，董福祥呢？」
李鴻章笑笑答說：「小村先生對於中國的情形比較瞭解，想來同情中國政府的處境。能不能為中國政府作個解釋？」
「我剛到中國，對於義和團鬧事，演變成這樣嚴重的大禍，究竟原因何在，還未深入研究。至於董福祥，我對他略有所知。」小村壽太郎直接以英語向薩爾瓦葛說：「此人是個土匪將軍。在中國西北一帶，有相當的號召力，現在他手裡還握有重兵，如果壓力太大，他會起兵作亂。我以為各國對這一點，應該體諒中國政府的苦衷，不必過於堅持。」
「這一層苦衷，當然可以諒解。不過，中國政府的藉口似乎太多。」薩爾瓦葛緊接著問李鴻章：「我想問一個人。徐侍郎，亦就是現在為日本軍隊所拘禁的徐侍郎，為人如何？」
「此人不好！」李鴻章脫口相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