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處死如定為「斬立決」，則較此大辟之刑更重的還有，如凌遲、如處死以外抄家，或者本人處死，家人亦連帶判刑等等。
這樣又只好個別交涉了，「端王是懿親，礙難加刑。」李鴻章說：「現在朝廷打算將他發遣到新疆監禁，永不釋回，這就等於死罪了。」
於是各國公使略略商量，由薩道義答話：「既然如此，何不予以假死罪的處分？」
「何謂假死罪。」
「‘斬監候’。」薩道義說：「監禁一、二年以後，再發往新疆。」
「這可以考慮。」
「莊王、董福祥窮兇極惡，非殺不可！」
李鴻章奉有密旨，知道朝廷的意向，必要時不妨犧牲載勳。至於董福祥一時不能嚴辦的苦衷，各國公使早有諒解。因此，李鴻章表示，莊王載勳將由西安降旨，賜令自盡，這一重公案便算了結了。
還有八個人，各國公使堅持原議，不論生死均應以斬決的罪名處置。李鴻章逐一分辯，除去毓賢以外，其餘均宜貸其一死，而各國公使只同意載瀾可比照載漪的例子辦理，此外別無讓步。結論是各國公使自行會商，另有照會提出。
散會之前，德國公使穆默面色凝重地站起來說：「象這樣一件重大的糾紛，禍首隻殺兩個人，各國決不能甘服。照目前的情況看，和局難成，八國聯軍亦決不能撤退。本席不能不向中國政府提出警告。」
這個警告，當天就電奏西安，很快地來了回電：「懲辦禍首，辯論數月，和約大綱第二款內，載有‘分別輕重’之說，今忽改均應論死，是原定條約，不足為憑，實屬自相矛盾之至！至‘日後’二字，前據電奏，難以劃清界限，但必須實有按據，方可懲辦，今又指出啟秀、徐承煜，均系空言，毫無實據。似此有意刁難，是何意見？」
兩全權大臣看罷電文，都是臉色陰沉，默無一語。好久，奕劻才說了句：「一派官腔，也不知道是那位大軍機的手筆？」
此時在西安的軍機大臣，以榮祿為首，其次是王文韶，再有一個是鹿傳霖，他是榮祿的岳父靈桂的門生，當陝西巡撫時，榮祿外調為西安將軍，頗加結納，以此雙重淵源，為榮祿保薦，剛入軍機。至於趙舒翹，由於是禍首之一，而且老家在西安，所以閉門侍母，已不到軍機上「行走」。所以榮祿在政府中不但當家，實際上是一把抓，而他是決不會打此官腔的。
「哼！」李鴻章冷笑一聲說：「我算算應該到打官腔的時候了！」
奕劻默喻其意，怕惹是非，不敢接話。只關照李鴻章儘快與幕友商議，如何挽回天聽？希望在年內能有結果。
※※※
「過年還有十天！洋人可是不管的，他們的年，已經過過了！」李鴻章將那份電報使勁搖晃著，「想起來教人寒心！那位老太太自己沒事了，就該她發狠了！」
這是指慈禧太后。她一直怕惹禍上身，如今已可確定，追究責任至懿親而止，不會波及深宮。一旦置身事外，態度便自不同。李鴻章可以斷定，電報上的那「一派官腔」，完全是她的意思，因而有此牢騷。
「咱們也別想過年了。不過，行在不是這麼想，元宵以前，不下定死罪的上諭，那一拖下去，洋人肯答應嗎？」李鴻章看著他的幕友說：「無論如何得想個法子，在年內有個確實的了結。」
李鴻章的幕友很多，此時陪坐的，卻只三個人，一個是楊士驤，另一個也姓楊，就是戊戌政變中很賣過一番氣力的楊崇伊。上年外放為陝西漢中府，這是個「衝、繁、疲、難」的要缺，本來很可以展布一番，不想冤家路狹，端方由臬司調補藩司，成了他的頂頭上司。端方當京官時，與名士多所往還，而楊崇伊則專門跟名士作對，文廷式就在他手裡栽得好慘。度量不寬，而又好用權術、喜作威福的端方，為故交修怨，常找楊崇伊的麻煩，已有不能安於位之勢。正好李鴻章調補直督，進京議和，誼屬至親，拜託「老姻長」電調入幕，擺脫了端方的杯葛。
再有一個叫徐賡陛，字次舟，浙江湖州人，久在廣東當地方官，是個強項令，跟洋人辦交涉，不亢不卑，毫無假借，因而李鴻章特為將他從廣東帶進京，頗為倚重。
徐賡陛善於折獄，在廣東的傳聞很多，問案定罪，常有出人意表的奇計。此際看兩楊相顧不言，便慢吞吞地說道：
「局面搞成這個樣子，真該參中堂一本！」
此言一齣，二楊色變，李鴻章臉上亦有些不自然，「次舟，」他說：「局面搞成這個樣子，我應該擔什麼責任，請教！你知道的，我這幾年很虛心，只要說對了，我一定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