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這沉吟之際，自己剝奪了可以說一句話的機會。
「只要不動庫款，不累地方，皇帝自然也沒有什麼不願意的。不過，」慈禧太后又宕開一筆，「你們看情形吧！總之，千萬不要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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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天起，內廷行走的，特別是內務府的人，有了一個很興奮的話題：談今年慈禧太后的萬壽。普遍的論調是，從甲午慈禧太后六十整壽至今，熬了十三年的工夫，才能有今天這種比較順遂的日子。東三省收回了，各國都和好了，立憲有基礎了，新政在次第舉辦了，都虧得有慈禧太后在操持，才有這一片興旺氣象。崇功報德，為慈禧太后略略彌補甲午、甲辰這六十、七十兩次整壽未能大舉慶祝所受的委屈，誰曰不宜？
這個論調是奕劻跟內務總管大臣世續商量了以後所散佈的。
至於報效，當然亦是奕劻一馬當先，透過榮壽公主，進獻了二十萬兩銀子，這只是備慈禧太后「賞人之用」，意思是慶典所需，還有更多的報效在後。
這當然會使得慈禧太后想到，應該有所獎勵，而現成有個題目在，奕劻這年整七十。他五十歲時，就曾賜壽，如今七十，更當頒此恩典。
賜壽的光寵，不過是個虛面子，寵信不衰，由此得一明證，才是奕劻最看重的事。於是趁謝恩單獨「叫起」的機會，提到岑春煊，他說：「雲貴的缺分是苦一點，岑春煊似乎委屈。不過總督責任甚重，岑春煊託病久不到任，也很不妥。而且，奴才聽說他在上海，常有新黨借探病為名，在他身上下工夫，岑春煊蒙皇太后特達之知，奴才可保其決無異心，但如果言路上有閒話，上個摺子對岑春煊有所指責，那時皇太后就為難了。所以，要保全他，就得催他快離是非之地。這是奴才的愚見，總要皇太后吩咐了，奴才才好籌劃。」
聽說有新黨與岑春煊接近，慈禧太后大為不安，不假思索地說：「你說得不錯，要讓他快離是非之地！不過，他不肯到雲貴，可又怎麼辦呢？」
「西南是緊要地方，雲貴總督必得會帶兵才好。」奕劻沉吟了一下說：「莫如拿錫良調雲貴，調岑春煊接錫的手。岑春煊以前在四川很有威望，舊地重遊，駕輕就熟，於公於私都有好處。」
「嗯，嗯！」慈禧太后深深點頭，「四川的缺分，可是比雲貴好得多了，岑春煊應該知道朝廷調劑他的苦心。」
「是！」奕劻答說：「皇太后保全岑春煊的苦心，凡臣下稍有良心者，無不感激。想來岑春煊奉到明旨，一定會剋日赴任，西南半壁，有他跟錫良在，不必上煩聖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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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九釋出的上諭，調岑春煊為四川總督，錫良為雲貴總督，並特別指示：「毋庸來京請訓。」
奕劻的這一著雖狠，但附加的這一句，形同蛇足，是大大的敗筆。因為這明明是怕岑春煊進京告御狀，不但色厲內荏的底蘊暴露無遺，而且也提醒了岑春煊，該如何應付。
發了謝恩的電奏，岑春煊隨即約見一個新交而常有來往的朋友。此人叫汪康年，字穰卿，浙江杭州人，光緒二十年的三甲進士，是翁同龢的門生。時當甲午戰後，變法圖強的論調高唱入雲，汪康年倒是有心人，並不以講維新為獵官的捷徑，反而絕意進取，在上海辦了一張旬刊，名為《時務報》，聘「筆鋒常帶感情」的梁啟超為主筆，作為維新派的言論機關。
及至戊戌變法之初，奉旨將《時務報》改為官辦，由康有為督辦，其時汪康年已別創《時務日報》，為了避免與官報的名稱雷同，改名《中外日報》，記載中外大事，評論時政得失，同時改良印刷。無論表裡，都勝於創始在前的《申報》與《新聞報》，而汪康年亦就成了達官顯宦既敬且畏的一位文人。
汪康年與瞿鴻璣，亦有師生之誼，所以岑春煊跟汪康年亦很接近。這時汪康年又有新猷，要在京城裡辦一張報，即名《京報》。有瞿鴻璣支援，籌備得順利，二月裡就要問世，汪康年已定好北上行期。岑春煊正好託他為「專使」，把自己的想法與做法，秘密地告訴了汪康年，請他當面轉達瞿鴻璣。
暗中雖有佈置，而表面上，岑春煊聲色不動，打點行裝，準備上任，餞行的宴會，一直排到兩個月以後。而在這兩個月之中，京裡不斷有訊息來，說奕劻七十整壽，收禮收了上百萬銀子，光是段芝貴一個人就報效了十萬。接著是三月初八，明發上諭：「為整頓東三省吏治民生，改盛京將軍為東三省總督，兼管三省將軍事務，隨時分駐三省行臺。奉天、吉林、黑龍江各設巡撫一員。並以徐世昌為東三省總督，兼管三省將軍事務，授為欽差大臣。以唐紹儀為奉天巡撫，朱家寶為吉林巡撫，段芝貴署黑龍江巡撫。」這朱家寶是雲南人，由江蘇藩司調升，出於端方推薦，但又有人說：是因為朱家寶的兒子朱綸拜了載振做乾爹的緣故。
第二天三月初九，又有一道上諭，以朱寶奎為郵傳部左侍郎。這在岑春煊亦不感覺意外，因他早就聽說，辦鐵路發了財的朱寶奎，輦金入京，走慶王的門路，不日即將大用，如今政以賄成，由段芝貴、朱寶奎兩個的新命證實了。
而就在這一天接到瞿鴻璣的一通輾轉遞交的密電，岑春煊知道部署已經周全，便按照預定的行程，由上海坐太古輪西行，到了漢口，發一電報，奏請順道入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