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拉住了我的手，喘氣，笑，笑聲雖然斷斷續續，但是清脆。她仰頭看我，說我成熟了反而比以前漂亮了，以前太拘謹，老氣橫秋，不容易讓人喜歡。接著她抱怨她的身體，說她已經病退很久了，是腎臟的毛病。她吃力地彎下腰，撈起一隻褲管，用食指在腳踝處按了按，讓我看那個按下去很深的坑。她腿上的確浮腫得厲害。
然後她轉過頭看他，用一種嬌憨的口氣責怪說：「你怎麼不說話啊？」
他輕輕笑了笑，走過去為我的茶杯續上水。他走過我身邊的時候，我情不自禁地心跳，也許臉上還有紅暈，也不知道她看出來沒有。
她對我使用了不容分辯的口氣，就像二十年前她讓我在她面前脫掉褲子時一樣的口氣：「你留下來吃飯，我讓阿姨去買菜。」
她搖搖晃晃挪到廚房，跟阿姨商量選單，吩咐對方要買哪些東西。她的腦子很好，一樣一樣叮囑得很清楚，一點兒都不拖泥帶水。然後，等阿姨挎著籃子出門之後，她孩子氣地慫恿我們：「我們玩一會兒吧，打撲克牌好嗎？」
她拿出一副嶄新的牌，我們坐下來，玩「爭上游」。她把牌分成均等的四份，放一份在旁邊，這樣就減少了猜出對方手中牌的機率。她玩牌玩得很好，也是真正的開心，不時還尖聲地叫，耍一點小賴皮。相反，我和他兩個人都有點心神不定，我的目光尤其忐忑。
阿姨做他們家的飯比較費事，每個菜都只能夠先放一點鹽或是醬油，熟了之後盛出一小碗來，餘下的部分加工到正常口味。那一小碗淡菜是給她吃的，她的腎病需要少鹽。
她幽幽地告訴我：「我吃了好幾年沒滋沒味的飯菜。」她把菜碗送到我面前，堅持要我嘗一嘗。我實在不知道她什麼意思。是不是讓我對她的處境心生憐憫，然後出於人道主義的想法離開她丈夫呢？我這麼懷疑。當然這也很可能是我的做賊心虛。
那次拜訪之後的不久，好像就是三四個月的時間吧，他給我打來電話，只說了一句話：「她去世了。」我一時無言，抓著話筒，聽見他在那邊輕輕的呼吸聲。我感覺他當時心裡有些難過，雖然她病了那麼久，去世也就是早晚的事。
我始終不能確定，她是否清楚我和她丈夫的關係。
他心裡對此有一個什麼樣的瞭解呢？他從來沒有對我說過。
好像應該從這裡插進來說一說我的家庭。對於一個人一生的故事，家庭的影響至關重要。
我的母親是一個藥劑師。我童年留下來的第一個關於母親工作的印象，是她坐在縣醫院藥房的視窗，隔了玻璃和鐵柵欄，收進皺巴巴的處方箋，飛快地瞄一眼，扭身從背後的藥架子上取下一兩隻藥盒，有時候連盒子推出視窗，有時候要拆開包裝，從瓶子裡倒出一小堆藥片，拿白紙包成一個三角的小包，再推出去。
她那隻伸出藥房視窗的手，蒼白到近乎透明，手背上凸出的青筋像一條條纖細的蚯蚓，同樣透明的淺粉色指甲修剪得整整齊齊，指肚兒是尖尖的，有著異乎尋常的精巧和敏銳。
成年之後每次去醫院看病拿藥，我喜歡凝視那些醫生和護士的手。那些手，或者溫厚，或者精瘦，或者綿軟，或者靈動，但是無一例外都是潔淨的，細膩的，白皙和高貴的。
漿洗乾淨的白色帽子和口罩，使我母親原本平常的面容中多了一些凜然不可侵犯的嚴肅。因為瘦，她的眼睛大得有點空落，形狀像杏核，尾端微微地吊上去。不是人們常說的那種「丹鳳眼」，丹鳳眼比較細長，帶著媚態，看人的時候容易產生親和力，討人喜歡。我母親的眼睛過於漂亮，就顯得厲害，不容接近，甚至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冰冷和戒備。
五十歲之後母親的面容有了變化，她開始發胖，眼睛周圍的皮膚鬆弛下來，遮蓋了一部分面積，眼眶的輪廓就變得小了一些，家常和通俗了一些。她的眼神也逐漸柔和，看人的時候目光還會漾開，透出一種心滿意足的笑意。這樣，母親終於成了平常意義上的母親，一個兒孫滿堂、衣食不愁的年老的女人。
我的哥哥，他完全承襲了母親家族的遺傳基因，有著同樣纖細的身材，蒼白的面容，杏核形狀的漂亮眼睛。他是一個剛愎自用的人，從小就是。也許因為他聰明，讀書成績總是優秀。又或者是因為他的容貌太像母親，母親從他身上看到了另一個自己，因而寵愛有加，百依百順。我小時候見得最多的是母親謙恭地站在哥哥面前，頭微仰著，陶醉一樣地看他，口中不住聲地問：「行不行啊？你說行不行啊？」我哥哥皺皺眉頭，轉身就走，甩下一句硬邦邦的話：「煩死了。」
我哥哥有一件黑色粗呢的衣服，是母親用我父親的一件舊大衣改制而成。我記得那衣服改成了立領，兩個很大的貼袋，同樣黑色的有機玻璃釦子。哥哥穿上這件衣服，再圍上一條舊舊的米色圍巾，蒼白，羸弱，又帶了一種說不出來的高貴，像極了電影裡三十年代的青年大學生。我母親手扶門框，腦袋歪過來，枕在手背上，目不轉睛地看著哥哥遠去的背影，輕輕地嘆上一口氣。母親的那種神情，不是對兒子的，是對她愛慕和崇拜的情人的，我總有這種奇怪的感覺。
我哥哥還有一雙白色球鞋，鞋底和鞋面白得發青，是那個年代縣城裡很少有人穿用的。哥哥穿上那雙白鞋，形象立刻又有了變化，是一個頑皮可愛、活力十足的翩翩美少年的模樣。可惜縣城裡那時候都是土路，哥哥的白鞋只要沾地，片刻功夫就成了灰鞋，灰濛濛無精打采，非常糟糕。哥哥就從他的腳上脫下來，責令我去河邊刷洗乾淨。當然再不可能洗到原先那樣的白了，所以洗好曬乾之後還要上一層白色鞋粉，很麻煩。我哥哥是個絕無感恩之心的人，每次從我手中接過擦洗乾淨的白鞋，他總要裡裡外外仔細地看，指出這兒還有一塊黃斑，那兒還有一片墨漬。他厭惡地瞥我一眼，說：「你能夠做好什麼嘛？」
我恨這雙鞋。我恨我哥哥頤指氣使的口氣。有一個星期天，趁家裡沒人的時候，我在屋後的麥地裡挖了一個坑，把白鞋埋進去了。第二天哥哥去學校，死活找不到他的鞋，急得哭起來。我母親幫他找，甚至爬上梯子到房頂上看。我們鄰居的孩子惡作劇的時候喜歡把東西往房頂上扔。當然他們不可能在房頂上找到任何東西。
我摟著我妹妹，靜悄悄地站在牆角。看著哥哥和母親忙亂一團的樣子，我心裡好笑，有一點近乎惡毒的快感。
夏天收割麥子的時候，那雙鞋被盤結的麥根從地裡帶了出來，但是鞋幫已經腐爛，根本看不出鞋本來的顏色是白是黑。我哥哥走過去，用拇指和食指把爛鞋拎起來，舉著，看了又看。他心裡很是懷疑，但又實在無法確定這是不是他的那雙寶貝白鞋。我從後視窗看著他，他也回頭看我，我們彼此的目光短兵相接。最後他無計可施，悻悻地把鞋扔了，拍一拍手上的泥土，走回家來。
在很長時間裡，父親只是我們這個家裡的一個符號。
他是一個優秀的外科醫生，縣城裡人人尊敬的人。能在他的手裡開刀治病是一種榮幸。經常有鄰縣的小車開過來，從我們家門口直接請走父親，一兩天，最多兩三天，再用小車送回到家裡。這時候，鄰居的孩子們圍上來看汽車，東摸西摸，一臉興奮。母親出門幾步，目送汽車絕塵而去，掠一掠耳邊的短髮，呵斥我們回屋寫作業，聲音嚴厲，神情卻是驕傲的，矜持的，鄙睨一切的。
父親的模樣總是疲倦，因為那一臺接一臺的手術耗去了他太多的精力。他回到家裡，坐在藤椅上，含笑地看著我們，一聲不響，彷彿疲倦得說不出話來。有時候，碰到沒有把握的疑難病症，他回家就翻書，指揮著我，把書櫥裡那些厚厚的、硬麵皮的醫書搬出來，坐在桌旁，一本接一本的翻，偶爾會握住嘴，輕輕地咳嗽幾聲。
我喜歡聽父親的咳嗽聲，文靜，溫和，優雅，有書卷氣，讓人心裡隱隱地生出感動，覺得平安和熨帖。
父親不管家務。他的工資由母親代拿。他能夠說得出工資的十位數，卻記不起來個位數，更別提小數點後面的數字了。但是在七十年代，小數點後面的數字也很重要，有時候它就是一家人一天的伙食費用。
父親的特殊癖好是剪指甲。他給我哥哥剪，給我和妹妹剪，甚至給我母親剪。他看不得我們當中哪一個人的指甲長出來一點點，有一點點他都要剪掉，否則他坐立不安。他有一把專門修剪指甲的不鏽鋼小剪刀，刀口磨得風快，收藏在他的書桌抽屜裡。平時不允許我們去碰。有一次我哥哥偷出來修剪蝴蝶標本的翅膀，用完之後忘了擦乾淨，刀鋒上沾了一點蝶翅粉末。父親發現了，把剪刀扔在哥哥腳下，責令他拿酒精棉花擦二十遍，還讓我監督。我當然樂意做這樣的事，端把椅子在哥哥對面坐著，眼都不眨地看著他一遍遍地擦剪刀，還掐指頭數著，絲毫不予通融。我哥哥恨得咬牙切齒。
父親和母親一樣，身上都有一種去不掉的酒精藥水味。我想這是在醫院工作的人群的一種特殊標誌。聖潔中帶著神秘的氣味，因為它的背後隱藏著生命的秘密，肉體的秘密，愛情和慾望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