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倒數第二次看見安德烈是在我爸的葬禮上。
東北的葬禮準確來說，應該叫集體參觀火化。沒有眼淚，沒有致辭，沒有人被允許說，死了的人活著的時候是什麼樣子的，尤其是死了一個普通人的時候。死者的家屬徹夜不眠，想著第二天都會來什麼車，誰給車扎花，誰去給井蓋鋪紙，誰在靈車上向外撒紙錢。若死者有兒子，這個兒子就要想想怎麼把瓦盆摔碎，一定要四分五裂才好，人才走得順當。若是碎得不夠徹底，親戚們便瞪起眼，覺得你耽誤了行程，讓他誤了一班車，還要撿起來，重新摔過。我便親眼見過有人摔來摔去也摔不碎。有人在旁邊說：你媽還有未了的心事。那人正被瓦盆弄得起急，撿起瓦盆朝那人扔去，那人一躲，瓦盆碎了個稀里嘩啦。
參加的人也要起個大早，通常是凌晨五點左右。車隊要排好，瓦盆一碎，靈車的司機就斜眼瞧你，你塞給他三百塊錢，他就馬上喊道：起靈！這種人通常聲若洪鐘，兩個字在黎明裡盪開去，好像要讓街上漂浮的遊魂讓路。若是塞給一百，他好像突然困了一樣，叨咕一聲：起靈吧。之所以這麼早就要出發，是為了趕那第一爐，其實早沒有什麼第一爐，不知道什麼人正趕在焚屍爐建成那一天死掉，獲此殊榮，之後的第一爐，無非是那天還沒有煉過人罷了。這淺顯的道理任何人都懂，可還是要爭那第一爐，似乎凡事都要有個次序，然後爭一爭，人們才能安心。
我爸葬禮的前一晚，我的睪丸突然劇痛，不知道是不是那陣子一直在醫院忙著，沒工夫尿尿，憋出了毛病，疼得好像要找大夫把自己閹了才好。我安排人把香看好，千萬不要滅了，自己披上大衣，鑽進零下三十度的寒風裡，走進我家對面我爸去世的醫院，躺在一張發黑的床單上，脫下褲子，讓大夫把我的睪丸捅來捅去，看看這兩個一直帶給我快樂的東西，這天晚上怎麼了。大夫是個男人，手卻很細，好像在挑水果，他說：大小一樣，應該不是先天畸形，最近性生活正常嗎？我說：不正常，家裡有事，沒過性生活。他說：之前正常嗎？我說：聽人家說不正常，時間有點長。他說：沒事兒，我看。說著他又捅了捅。你是喝水喝少了，可能裡面有點鏽。他話音一落，我就不疼了，一點也不疼。診室裡的電子鐘指著四點四十五分，我提上褲子從床單上跳下來，衝著大夫鞠了一躬，然後跑家裡。車隊已經就位，我從車隊的尾巴跑向車頭，親戚們已經在院子裡站好，我媽站在靈車邊上，她從兜裡掏出黑紗，上面有一個白色的「孝」字，戴在我胳膊上。瓦盆在地上，燒紙已經放好，我從褲兜裡掏出打火機，司機及時拉了我一把，遞給我一盒火柴，於是我用火柴把燒紙點燃，看它們冒出黑煙然後化為灰燼。我吸了口氣把瓦盆舉過頭頂，這時突然忘了臺詞。我媽在我身邊輕輕說：爸，一路走好。我喊：爸，一路走好！瓦盆摔了個粉碎，好像是見了風的木乃伊一樣，灰飛煙滅。她塞給司機三百塊，司機聲嘶力竭：起靈！
然後，我看見安德烈，披著他初中時的那件灰色大衣，和初中時候一樣，敞著懷，裡面只有一件背心，手提著初中時的破書包，像是提著剛剛斬下的人頭，在熹微中向我走過來。
我第一次見他時，他就穿了一件背心，那是初一的第一堂課。班主任是個三十歲出頭的女人，姓孫，初中三年她一直陪伴著我們，在不得已的相互瞭解中，我們發現對她來說，生於和平年代是個不小的失誤。當老師，對於她是屈才，對於我們是有點過頭了。當時她擦了擦黑色小皮鞋上的灰塵，好像剛剛爬過幾座大山趕到此地，說，你們應該能猜到，我今天能教你們，一定是我這些年教得不賴，我有辦法治他們，我教過的學生沒有一個回來看我的，我不難過，他們要是不怕我，早就完蛋了。所以，還是那句話，你們都是好學生，都是考上來的，我不想管你們，我太累了。然後她抬頭看了看我們，好像在確定是不是聽懂了她的話。大部分人都投去聽得不能再懂的眼神，我也是。那是1997年，東北的教育體系中誕生出一種擇校制度，堪稱深刻洞察家長學生心理的偉大發明，即是在原本不錯的初中內，設立至少甲乙丙丁四個班（基本上都是如此，為了和普通的一二三四等班區別開），叫作「校中校」，吸收小學畢業的考生。和後來的中考高考有所不同的是，這種考試就算你考了第一名，也需要交納九千塊錢才能入學，所以又叫九千班。不過就算九千塊錢在當時是筆不小的數目（我家的這筆錢便是東拼西湊的），可幾乎所有小學畢業生都會試圖報考這樣的學校，誰會在剛剛起步的時候就停下來看著別人從身邊跑過去呢？我們當時的班級便是甲乙丙丁四個九千班裡的丁班。
孫老師講話的時候，有一個人拿了把小刀，一直趴在桌上刻字，發出嘎吱嘎吱的響聲。孫老師指著他，說：你，起立！他用手撐著桌子站起來，臉上露出不可遏制的笑容，想捂嘴又似乎有些難為情。孫老師說：你叫什麼？他說：我叫安德烈。她說：你怎麼會叫這個名字？到前面來，把你的名字寫在黑板上。他走出來，我們都笑出聲，不只是名字奇怪，他穿了一件極長的挎籃背心，下襬遮住了屁股，好像是穿了一件女人的套裙，兩條光溜溜的細腿，腳上穿著一雙舊球鞋。他走到前面，說：老師，沒有粉筆。孫老師從講桌裡拿出一整盒，抽出一根遞給他。他把粉筆掰斷，一大半還給孫老師，留在手裡的只有一小點，趴在黑板上寫：安德烈。字極難看，卻寫得極大，結果把難看放大了，尤其是「烈」的四個點，好像黑板上爬滿了肥碩的蚯蚓。寫完最後一筆，粉筆剛好用完，「烈」字的最後一點是用手塗上去的。孫老師翻開點名冊，說：名冊上的安德舜是你嗎？他說：那是我爸起的，和我沒關係。孫老師的惱火已經裝滿了教室，安德烈卻不以為然，笑嘻嘻地站在她的面前。她說：安德舜，你剛才在桌子上刻什麼？他說：周總理。孫老師似乎嚇了一跳，說：下課之前你要是不把課桌上的周總理劃掉，我就讓你父母來賠！以後考試，你要敢寫安德烈，我就給你零分，以後你要是還穿背心短褲來上學，我就讓你當著大夥脫掉，聽明白了嗎？我下意識在底下點頭，這是小學時落下的毛病，老師問「聽明白了嗎」，無論如何是應該點頭的。安德烈搖搖頭說：沒有。孫老師把黑板擦在講桌上狠狠一拍，說：有什麼不明白的？他在浮起的粉筆灰中慢慢地說：你讓我把字劃掉，是因為寫字破壞了桌子，可如果劃掉，桌子就破壞得更厲害了，而且周總理怎麼是能夠輕易磨滅的？你讓我寫那個我爸起的名字，是因為名冊上是那個名字，可現在我們已經認識了，你已經把名字和我聯絡上了，我寫哪個名字你都會知道是我啊？你覺得我穿背心短褲不對，可走廊裡的校規沒寫不讓穿，你不讓穿是覺得難看，我穿是覺得涼快，如果你讓我脫乾淨，那不是更難看，我不是更涼快了嗎？
孫老師的臉在幾秒鐘之內已經變換了好幾種顏色，最後定格為蒼白，她說：你覺得你很有理是不是？他說：嗯，和你一樣。她頓了一下說：以後我的課，你不要上了。他想了想，好像在算數，說：那你得退給我五分之一的學費。九千除以五，一千八百塊錢。她知道今天沒有勝算，當著這麼多人動手打人又違揹她剛剛說過從來不動手的話，就說：你回座位，晚上叫你父母來。他不置可否，笑嘻嘻地走回去，剛剛坐下，她說：全體起立。他又站起來，用手撐著桌子。她說：都到教室外面去，按大小個兒站好，今天排座位。於是我們呼呼啦啦出去，男女分成兩列，一個個對好。這時孫老師把安德烈從隊伍裡拽出來說：你先等著。等大家全都坐定，她指著最後一排的最右側，挨著教室的後門，對安德烈說：你把你的桌子搬過去，坐那。
安德烈在那裡坐了三年。就算初三的時候，我們班開始搞座位輪換，也沒有能夠拯救他。剛上初三就有些家長反映自己的兒女長得個大就坐在後面不公平，個大本來是好事，這麼一弄倒成了歧視。那時候大家的眼睛都開始紛紛出了毛病，除了生在知識分子家庭先天就遺傳父母的近視，其他生下來時正常的眼睛到了初三都模糊起來。一方面是課上的內容越來越多，黑板上的字也就越來越小，有些老師不會安排空間，上來先痛痛快快地寫幾排大字，寫到第二塊板子，發現寫不完，字就驟然變小，到了最後，簡直像趴在黑板上刻字一樣，刻出白色的一小團，整個黑板自上而下就像一張視力表；第二方面是，大家越睡越晚，聽說有幾個女生經常熬通宵，第二天照常上課，還能站起來回答問題。這是孫老師告訴我們的，她說：睡那麼多有什麼用？不睡不也好好的？後來其中一個叫作於和美的，一天在課堂上突然把腦袋放在地上，老師開始以為她在撿東西，看她遲遲撿不起來，說：於和美，先聽課。她輕輕地說：老師，我覺得，不是，我猜，我的腦袋缺血了，我要把血控上來，控一會就好了。老師覺得不妙，走過去把她拉起來，只見她的鼻孔噴出兩道血流，好像要把她頂上天空一樣。第二天孫老師告訴我們，她是先天腦供血不足，以前不知道。我們可不信這個，至少不信先天兩個字。況且供血不足，血怎麼還會從鼻孔洶湧而出呢？當然像於和美這樣腦袋一度出問題的還是很少的，實在是太少的人會相信不睡覺也能好好的這種話。所以一些大個子的家長，當然是那些能和老師說上話的家長，發現自己的兒女看不清黑板了，而那些小個兒每天就在黑板底下聽課，想不看黑板都不行，黑板就在眼前，只要不是垂直趴在桌子上，隨時都在視野裡，就提出班裡的座位應該輪換，每週一次。對於這樣的家長，老師通常還是民主的，馬上就輪換起來。可安德烈從來沒有輪換過，除了初一下學期，也從來沒有過同桌，他就像一顆釘子，被老師釘在後門的窗戶底下，然後鏽在那裡。
不但是老師希望他坐在那，開始的時候，我們也希望他坐在那不要走。
初一上學期的一天下午，班裡自習，大家正亂作一團，汪洋說馬立業前幾天從他那拿的一本《灌籃高手》一直沒還給他，馬立業說是被汪海拿走了，當時他告訴了汪洋，汪洋說知道了，可現在看來他不知道。汪海說他是從馬立業那拿過一本《灌籃高手》，可不是他們說的第二十五集，而是第二十六集。汪洋把書包裡的書倒出來，發現原來第二十六集也沒了。他就說先不要說第二十五集的事兒，把二十六集還給我，汪海說在家呢，然後又加了一句，二十六集真沒勁，也不知道三井的那個三分球進沒進，馬立業叫起來說，不對，這是第二十五集裡的事兒。大家便開始熱烈地討論三井，大多數人認為三井是那套漫畫裡最有味道的人物。安德烈突然喊道：別說了，孫老師來了。大家正在愣神，班裡出現了整個下午唯一一刻短暫的寂靜。門開了，孫老師走進來，看見每個人尚未合攏的嘴，有的是因為話還沒有說完，有的是因為驚訝，她也驚訝得把嘴微微張開，低頭看了看自己的高跟鞋，慚愧地笑了笑說：你們學會聽聲了。說完扭頭走了。我們看向安德烈，他正拿著圓規在桌子上刻東西，那張桌子上除了他的名字之外，他已經刻上了海豚，鹿，阿基米德，當然還有周總理，不知道這回他刻的是什麼東西。也許是他的耳朵靈吧，我相信大多數人當時都這麼想。
第二天，還是那個時候，大家正在談論《神鵰俠侶》裡的尹志平是不是該死，馬立業正在大講守宮砂的科學依據，當時古天樂和李若彤主演的《神鵰俠侶》播得正熱，李若彤被尹志平侮辱那一集，是所有人心頭的痛楚。安德烈說：別說了，孫老師來了。大家就好像聽見長官說立正一樣，馬上用眼睛盯著眼前的書，桌子上沒有書的就從抽屜裡隨便摸出一本盯上去，一時間大家眼觀鼻鼻觀口口觀心，坐禪一樣寧靜。沒有腳步聲，門開了，孫老師穿了一雙運動鞋走了進來。她這次看見的不是微張的嘴，而是一排排的後腦勺。我用眼角餘光看見她有些茫然，好像正在回憶哪裡出了問題，就像電影裡被共產黨員戲弄的特務。最後她說：把書包交上來，考試。看來她真是沒有辦法了，只好槍斃俘虜。
考完之後，我們向安德烈走過去，雖然他害我們多捱了一場考試，可我們更想知道他為什麼會像雷達一樣神奇。他從桌膛裡掏出一面鏡子，已經破了，被人用透明膠粘起來，上面的人影好像臉上有疤。他說：這條走廊寬兩米半。大家點頭，好像都去量過一樣。他伸手指了指頭上的窗子，說：這塊玻璃離地面一米六五左右，幾乎和孫老師一樣高，現在是十月份，下午兩點到三點陽光和地面的角度應該是四十五度多一點，可以認為是四十五度。他看我們全部傻在當場，又掏出一張草紙，上面寫著幾個方程式，也是蚯蚓一般的模樣。他說：我的書桌離地面八十三釐米，好，有了這些值，我把鏡子放在距離我胸口三十五釐米，距離玻璃七十五釐米的地方，因為我們的教室在這條走廊的盡頭。他抓起背心的下襬擦了擦鼻子繼續說：所以孫老師要是想搞突然襲擊，只能從東向西走過來，她又戴眼鏡，你們知道她戴眼鏡吧？我把鏡子擺好之後，只要她不是故意貼著牆走，而是走在走廊的中軸線或者中軸線靠右，在她距離後面這塊玻璃……他看著我們，沒人回答，他失落地說：三米半的時候，我就能看到她的眼鏡反射的光。我們驚訝了一會之後，汪洋說：真牛逼啊，真牛逼！然後我們像逃兵一樣退去，把安德烈留在那個屬於他的哨崗上。
不知不覺半年時間過去了，我的成績越來越差。因為我愛上了一個同班的女孩兒，或者說，為了和這看不到邊的苦悶生活作對，我選擇愛上一個女孩兒，然後成績就自然而然地差起來。現在我早已忘了她的樣子，其實在當時我也經常想不起她的樣子，那時卻被一種愛的感覺徹頭徹尾地征服。我捱了很多次打，當然是因為成績的原因，我爸媽無法理解花了九千塊錢把我送上一所我考上的好學校，我竟然成績突然不行了，這對於他們來說無異於一種詐騙。我對自己是很理解的，因為我知道小時候那些所謂的優異成績，只是比同齡人更早地使用了大腦。而在其他方面我則更晚覺悟，而我現在已經覺悟，至於大腦，用不用是我自己的事情。為了那個我現在已經忘記的女孩兒，我做了許多的事情，很多我至今想起來都無法相信，其中一件就是在凌晨時分，爬過學校的圍牆，用準備好的晾衣竿捅開窗戶，跳進教室，為她整理桌膛。把她前一晚隨意扔在桌膛裡的書，分門別類擺好。然後坐在她的椅子上，想象再過幾個小時她坐在上面的樣子。這樣的事情我不是每天都做，偶爾一次突然的莫名其妙的整齊，她才不會起疑心。
就在這種愛最炙熱的時候，或者說，就在這種愛冷卻之前，我們開了政治課，那是初一下學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