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船出土遺物中有一大捆粗巨的竹索，掛貨木籤中有「丘碇水記」字樣。
參照宋時文獻關於「下垂矴石，石兩旁夾以木鉤」的記載，推測該海船是用木夾石碇，竹索則為碇纜索。
防腐技術
古船的船底板外表留有刷塗一層石灰水的殘跡，因而有「白底船」之稱。可見當時已掌握刷石灰水防海生動物附著的技術。
牽星術
在船尾艙發現一把竹尺，一端刻1格，另一端刻4格，全尺相當8格。專家認為，它可能是「量天尺」，用來定恆星出水高度，以判定海舶所處的緯度方位。說明當時航海中，已能運用「牽星術」。
元
元代，泉州也是重要的造船基地之一，所造海船，無論從堅固性、穩定性、適航性，特別是水密隔艙的安全設施等，在當時都具有先進水平。
同時，泉州的海商、舟師名舟代（「舟代」合一字）所掌握的海外諸國或地區的航道水情，較宋朝遠為詳細。每艘大海船都備有指引航線的《針經》或《針簿》，記錄由甲地到乙地的航向、時間、周圍海域情況，以及陸地、島嶼、山峰的名稱，地形地貌特徵等，便於識別。這是航海技術的又一大進步。
造船
至元十六年（1279年）二月，元·世祖「以徵日本，敕揚州、湖南、贛州、泉州四省造船六百艘」，其中泉州領造200艘。
至元十七年（1280年），「福建省移泉州」，元廷命泉州、揚州、隆興（南昌）等地「造船三千艘，敕耽羅發木材給之。」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泉州所統的海船達1500艘。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春，馬可·波羅奉命護送蒙古公主遠嫁，經由泉州後渚港出海。他在後來的《馬可·波羅遊記》中稱：「大汗又下令準備了十四艘船，每船有四桅杆，能揚九帆。」「其中至少有四五艘船可容納船員二百五十或二百六十人」。這些是泉州海船的重要特點。（參見泉州歷史網qzhne《泉州人名錄·馬可·波羅》、《泉南著述·馬可·波羅遊記》）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世祖攻爪哇，大軍會泉州，自後渚港起行。」（《新元史·世祖本記》）
《伊本·巴都他遊記》的記述
元·至正二年（1342年），摩洛哥人伊本·白圖泰（伊本·巴都他）來到泉州。他在後來的《伊本·巴都他遊記》中，提到泉州造船的情況。（參見泉州歷史網qzhne《泉州人名錄·伊本·巴都他》、《泉南著述·伊本·巴都他遊記》）
《伊本·巴都他遊記》說，在印度洋曾目擊很多中國商船。中國船分三等，大者曰「鎮克（junk）」，中者曰「艚（zao）」，三等者曰「咯克姆（kekam）」。大海船有四層，裝置齊全，「每一大船役使千人」，載水手600人，士兵400人。大船有三帆以至十二帆，帆皆以竹為橫架，組成席狀。另有小艇（柴水船）三隻附屬之，尾隨其後，依大小名為「一半（half）」、「三分之一（third）」、「四分之一（quarter）」。「此種巨船隻在中國的刺桐城（泉州，zaitun）製造，或在廣州（興克蘭，sinkalnan）製造。」
《伊本·巴都他遊記》中還記敘一些造船技藝：制時，船皆有三面（指兩舷側板和船底板），用大釘釘連之。每釘長3「骨尺（cubit）」。每船有四層，公私房間甚多，以備客商之用。廁所裝置，無不周到。水手在船上植花草、姜於水桶中。每船有船櫓十二梃，每梃須十人至三十人才能搖動。
《伊本·巴都他遊記》所記的尺度數量，可能有些誇大差錯，但不能因之全盤否定。如他所說的船分三等，相當於「舟曾」（「舟曾」合一字）、「艚」、「舟居」（「舟居」合一字），都是泉州方言的稱呼，至今仍如此。
泉州元船的技術特徵
元朝，泉州造船技術的進一步提高，表現在：
（一）船型有明顯等級之分
大型的舟曾（「舟曾」合一字）船船身長達30丈，可載千人，或5000料（約250噸以上）。中型的艚船船身長10丈，可載200—300人，1000—2000料（約50—100噸）。小型的舟居（「舟居」合一字）船船身長在10丈以下，可載100人、1000料以下（50噸以下）。分出明顯等級，是定型化、規模化生產的表現。
（二）帆、櫓並用
為適應船型增大、航程增長、航路複雜的新要求，元朝較大型海舶設定多桅和多根船櫓，以便把風力和人力的使用結合起來。《馬可·波羅遊記》中就稱，他在刺桐港看到的海船有四桅九帆。為充分利用風力，可根據航向和風向，調整張掛的帆數。為加速或無風時用櫓，一般配有8—12根櫓，一般櫓用4人搖，較大的櫓須10—30人方能搖得動。
（三）船上分層
公私房間較多，住人和裝貨的艙間分開，裝置齊全。
（四）大型船還配備小艇
碇泊時，小艇作為交通船，供kao岸補充淡水和採買之用。據《元典章》載，這種小船稱為「柴水船」。
明
明代航海技術和宋、元相比，沒有質的進步。還是木航船，只能利用季風、洋流、潮勢等自然力為動力，用牽星術定向測距，用鉛錘測水路深淺。明代前期用水羅盤，「浮針於水，指向行舟」，不過航海羅盤已精確到24個方位，是一大進步。為利於遠航，船上儲積淡水，不但供給飲用，且加強船的穩定性。
成化八年（1472年），市舶司遷到福州，但以後私商不顧官方禁令，仍建造海船進行海上商貿活動。按船型大小不同，有大洋船、鳥艚船、小洋船之稱。
嘉靖九年（1530年），惠安縣海洋捕撈有拖網、流刺網、小圍繒、拖釣網船等19種作業技術。
明末，鄭芝龍、鄭成功父子相繼在南安石井建立造船坊，營造軍、商兩用船，年造三五艘，修數十艘。其海商集團的船隊，從日本引進「旱針」指南定位。（參見泉州歷史網qzhne《泉州人名錄·鄭芝龍、鄭成功》）
結構法的造船順序
明·萬曆年間（1573—1619年），受歐洲近代建造木船順序工藝的影響，開始採用「結構法」造船順序。即先定龍骨，次安裝肋骨及框架結構，再附上船側板，最後釘船底板。
據《使琉球錄》稱，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使臣夏子陽記載：「舟急（「舟急」合一字）居其底，為船之主。凡兩舟參（「舟參」合一字）交榛、龍膀、龍骨、通梁參錯鈐束，皆附舟急（「舟急」合一字）以起架。」
舟急（「舟急」合一字）指船底中央縱向巨木，有時專指中段龍骨，到清朝才改稱龍骨或舟參（「舟參」合一字）。兩舟參（「舟參」合一字）指首尾兩段龍骨。龍膀可能指龍骨翼板，是否包括整個船底板還不清楚。文中所稱的龍骨，在清朝一般改稱肋骨、曲手或曲手板。通梁指船體的框架結構。
造船順序從宋代的「船殼法」到明代的「結構法」的變化，體現造船首先應考慮船身的整體結構的牢固性。至於貼釘船底板、舷側板則在其次。這是製作技術上一大進步。尤其是在船形趨向大型化的情況下，更加適宜。
抗倭戰船
嘉靖（1522—1566年）、萬曆（1573—1619年）間，沿海抗倭鬥爭需要，經常修造戰船。
《崇武所城志》載：「為防倭寇之害，每十百戶設官船十隻，快船二隻，各編字號。在西門外西港邊打造。今人呼其地為船場下。」
當時的抗倭名將、泉州人俞大猷（1509—1580年）曾親自督造各種大小戰船。對各種船型、效能、施工用料等，在他所著的《洗海近事》中都有記述。（參見泉州歷史網qzhne《泉州人名錄·俞大猷》）
《洗海近事》稱：當時戰船有六號，一、二號具名福船，三號曰哨船，四號曰冬船，五號曰鳥船，六號曰快船。
福船勢力雄大，便於衝犁海浪，底尖上闊，首昂尾高，吃水一、二丈，舵樓三重，帆桅三根，傍護以板，上設木女牆及炮床，是戰船中的主力。
冬船又稱還滄船，吃水七、八尺，風小亦可動，便於攻戰追擊。
鳥船頭小而體肥，船身長直，設有帆桅，兩舷各加二櫓，帆櫓並用，船行水上，有如飛鳥。
快船有又開浪船、趕舟曾（「舟曾」合一字）船，比鳥船更尖銳，吃水三、四尺，四槳一櫓，坐三、五十人，快速性高，能狎風浪，便於哨探或撈首級。
又據《明會要》載：「大福船客百人，底尖上闊，舵樓三重，可順風行，不能逼岸泊。」「烏舟曾（「舟曾」合一字）艚閩制，耐風濤，且御火戰。」
當時俞家軍抗倭，轉戰福建、江浙一帶沿海，有時要深入河口港汊，有時要追擊殘寇於外海，故戰船須大小不等，吃水深淺不一。效能各異的不同船型的船隻，組成一支「混合艦隊」，才能適應戰爭需要，克敵制勝。
在長期海戰實踐中，逐漸篩選出一些有價值的船型，並趨於定型規範化。以後建造，用料估算就比較方便。
《洗海近事》中有這樣記載：「今應所造福船、冬仔、鳥艚各若干只，其船具要高大深長。大約福船以長八丈、闊二丈有零，鳥船以四、五十石載，冬仔亦須極大者。」
該書還記載各種型號船隻的建造用料甚詳，便於備料成批生產。如：「大福船面闊三丈，共十五隻。本船木料橫樑：中艙長四丈五尺，頭艙長三丈二尺，尾艙長二丈。大柚四條用杉木，含枋長二丈九尺，闊三尺，厚一尺五寸……小頭桅長六丈，圍四尺。大桅長九丈，圍六、七尺。戰棚用松板五百五十片不等，每片厚一寸五分，長三丈，闊一尺五寸……上金樟木長二丈七尺，闊二尺，厚一尺……舵甲用樟木，每扇八片，厚一寸……碇六門，長二丈，闊一尺。棕纜二條，每條七十丈。藤纜索四條，每條長六十丈……大風蓬闊五丈五尺，長六丈；頭蓬闊二丈四尺，長三丈。桐油一千二百斤，灰八十石，鐵釘三千斤，草筋一千五百斤。腳艇一隻，面闊七尺，櫓二枝……」
福船特點
明代泉州建造的海船是屬於福船型別，與同一時期的東南亞或西歐所造木航船比較，有以下特點：
（一）船底為尖圓底，接近於u形，船首、尾為方形。而東南亞和西歐的木航船為尖底，首、尾尖銳。在依kao風力和人力為動力、航速不高的條件下，圓底比尖底可增載入重量。首、尾方形較易製造，且水手下碇、繫纜、掌舵等操作空間較大。福船首部畫有兇猛動物圖案，兩側有龍目，後部有美麗小鳥圖案。這種裝飾既帶有鎮懾水神海怪的宗教色彩，又表示能識別海途，保證航海安全，發揮使船員、商旅心理安寧的效應。
（二）使用夾層的船底板，三層的舷側板，是在傳統的設定水密艙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船體內部結構。在距水底板有一定高度的地方，安裝第二層船底板。板下可放不怕溼的貨物或壓艙石，降低船底重心，使船在航行中不輕飄。
（三）船舵間和其它船艙隔開，尾舵為軸式或可升降的舵，依航道深淺及吃水高低而升降，操縱更加靈活。
（四）桅杆為整根大木做成，不像歐洲船一桅由三節接成。
（五）蓬用竹篾編織而成，呈長方形硬蓬，縱向豎掛。
（六）開始使用鐵錨。1981年泉州灣石湖港海底打撈出一具明朝的四爪鐵錨，殘長2.78米，錨爪對角距2.18米，重758千克。由於自身重，抓力強，其停泊能力及操作運用遠較木石碇優越。
清
清代，泉州的航海技術受西方影響較明顯，經引進吸收，也創造出自己的成果。
《海國聞見錄》記敘的航海技術
康熙間（1662—1722年），泉州府同安縣人陳倫炯少從其父陳昂熟聞海道形勢，尤留心海外諸國風土民俗，熟識海上針盤、更辰、海道、港灣，著《海國聞見錄》上、下兩卷。（參見泉州歷史網qzhne《泉州人名錄·陳昂、陳倫炯》、《泉南著述·海國聞見錄》）
《海國聞見錄》下卷為圖六幅。曰四海總圖，曰沿海全圖，曰臺灣圖，曰臺灣後山圖，曰澎湖圖，曰瓊州圖。這六幅圖，在當時測繪技術還很落後的情況下，實在難能可貴。
《海國聞見錄》還記載：「中國用羅盤、刻沙漏，以風大小順逆較更數（一晝夜為十更，以更香一炷為一更），每更約得水程60裡；風大而順則倍累之，潮頂風逆則減退之。亦知其處心尚懷疑，又主見某處遠山，分別上下山形，用繩砣探水深淺若干，砣底帶蠟油，粘探泥沙，各各配合，方為準確。」「中國洋艘不比西洋甲板用渾天儀、量天尺，較日所出刻量時辰，離水分度，即知為某處。」可見當時遠洋船舶已有自己的航海圖（又名洋更、水鏡或程圖）和一套探測航行地點位置的技術。
造船
雍正七年（1729年），設泉州船廠，修造水師戰船，當年承修48艘。
《清高宗（1736—1795年）實錄》載，清官方造船廠都選址在盛產木材的地方，福建就設有福廠、泉廠、漳廠和臺（灣）廠。
但這時泉州適合作大桅的全木缺乏。據《閩政領要》記載，官方的泉州船廠也在廈門購買番桅。從東南亞進口的桅木有鐵造、蜂仔代番、甘拔、鬱木、白犬、賣色、打馬等。船舵則用廣東產或東南亞產的鐵力木（柚木），取其堅韌抗扭曲力強。國產的榆木、櫧木、赤木亦堪使用。地產的松、杉亦用作桅木。如雍正十年（1732年）和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官方二次派往琉球的海船，分別是閩縣的木合興號和惠安的林治盛號，大桅用全根松木，頭桅用全根杉木。
以後，大海船由於船大桅高，取材困難，「以數木合成，加用鐵箍」的「幫接技術」應運而生。
船型經歷代演變，漸趨定型。商船有舟古（「舟古」合一字）船、艍船和同安梭船（又名橫洋船）等。漁船或運輸船有舟曾（「舟曾」合一字）船、艚船。
舟古（「舟古」合一字）船為大型，桅高蓬大，利於走風和沿海運輸。
艍船八丈九尺，寬二丈二尺五寸，深七尺九寸，松木造；板厚三寸一分，桅高八丈二尺。該型船結構堅實，行駛靈活迅捷，曾被改造為水師的戰船。
梭船船體如梭，可說是吸取歐洲船型的優點。寬一丈五尺至一丈九尺不等，航行快速。在此基礎上，又改型造出寬二丈六尺的橫洋船。
舟曾（「舟曾」合一字）船長七丈一尺至十丈八尺五寸，寬一丈七尺九寸至二丈二尺九寸，深六尺至八尺六寸，板厚二寸六分至三寸二分。配雙桅雙舵，二根鐵錨，還配四個木碇，二支櫓，一支頭。大舟曾（「舟曾」合一字）可載1500人。
艚船是中型船，形如槽，長十丈左右，載重在千石上下。
當時造船場遍佈晉江至惠安沿海一帶，如城東的後山、後渚、法石和城南的車橋、新街，晉江的石湖、東石、祥芝井仔山、永寧梅林澳，惠安的崇武、白奇等地。
造船順序
清代，造船順序同明代一樣，也是採用結構法。但民間製造中小型木帆船，仍有沿用船殼法的。
鴉片戰爭以後，出現以布帆代替竹蓬。因為布帆較硬竹蓬易起落升降，以調節受風面積的大小，用來控制航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