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當行。
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瀋陽。
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弦管又相催。
瀋陽已陷休回顧，更抱阿嬌舞幾回。
馬君武這兩首詩沒有將批判的鋒芒準確地指向不抵抗的蔣介石，卻指向了作為替罪羊的張學良，是由於他不知內情所致。但激盪其間的愛國主義精神卻異常強烈，欲此二詩當時傳遍全國。2
另據陳鍾瑞談：「……後來，馬君武先生弄清了‘不抵抗’的內幕，便在《致蔣介石、汪精衛電》中指責說：‘國事敗壞至此，論者異口同聲皆曰：是乃精衛兄在武昌一年，介石兄在南京四年倒行逆施之總結果。介石兄堅持對內不妥協、對外不抵抗之主張，日本已佔據東三省，介石兄猶唱先統一後對外之說。……介石兄對內面獰如鬼，對外膽小如鼠。’憂國憂民、嫉惡如仇的耿耿愛國赤忱躍然紙上。這封電文發表後，曾有力地推動了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3
這些文章資料，對此事的分析評價，除了所引的詩在個別詞句上與原詩稍有出入外，總的來看，還是比較客觀、公正的。無疑的，馬先生的詩是有缺陷的，這不僅廣大讀者這樣看，就連作者本人也不諱言這一點，在他弄清了「不抵抗」的真相後，以通電的形式公開斥責汪、蔣，這可以看作是他對上述詩作的一種否定，這位被周恩來同志譽為「一代宗師」的著名學者，是位知錯必改的人。同時，我們也高興地看到，對馬先生的介紹也並未因此就以偏概全，否定一切，而是既指出該詩的不足之處，也肯定它的積極意義。當然，它講的均較簡略，對此詩的歷史背景與所牽涉的人物事蹟或一筆帶過，或未曾涉及，為進一步弄清事實真相，似仍需略加補充。
這兩首詩文字不算深奧，雖不能說明白如話，還是易於理解它的含意的。但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來說，有些地方還要作些註釋，方可對它有個透徹的瞭解。詩裡所說的趙四，就是趙四小姐，其用意無須多說。所謂朱五，是當年北洋政府內務總長朱啟鈐的五女兒湄筠。她是張學良二弟張學銘的大姨子，即學銘太太的五姐。她經常與張學良跳舞，後來嫁給張學良的好友朱秀峰為妻。至於胡蝶，則是當時著名的電影明星。詩的意思主要是講當時風傳的張學良思想摩登，已經腐化墮落，早把國難家仇置於腦後，在「九·一八」事變時，他正在北京六國飯店與胡蝶跳舞。這當然不是事實，那晚他是在北京中和劇院看戲，這已在前面談到了。至於胡蝶，當時並不在北京。而且他們從來也沒有見過面。胡蝶女士（現僑居海外）近年來在她寫的回憶錄裡，針對此事也說過：「世間上荒唐的事情還真不少，瀋陽事件發生的時候，我那時還跟明星公司攝影隊一起逗留在天津，沒有踏入北平一步……後來為拍《自由之花》到北平時，已是‘九·一八’事變後約一週，未料到此行會引起一段莫須有公案。……」4但她不瞭解，這謠言之所以流傳甚廣，責任主要還不是那首詩，而是謠言的炮製者。這有兩種說法：一說是天津日本特務機關報《庸報》故意造謠，以轉移人們的視線；另一說法是南京國民黨政府中的親日派蓄意借題發揮，目的在於把一切罪過都推到張學良身上，為蔣介石、同時也為日本侵略者開脫罪責。可謂用心良苦。難怪胡蝶女士前些時在追述這樁往事時，仍感寒心，她把這事稱之為「該結束了的‘莫須有公案’」。
隨著歲月的流逝，這樁公案應該說現在已得到澄清，是早該結束了。所謂「九·一八」之夜跳舞之事，是不存在的。不過，關於張學良與胡蝶是否見過面，有無交往，仍眾說不一。其實，對此胡蝶女士在她的回憶錄裡也講得很清楚，她告訴我們：「我和張學良不僅那時未謀面，以後也未見過，真可謂素昧平生。一九六四年六月，我赴臺灣出席第十一屆亞洲影展時，還曾有記者問我要不要見見張學良，我回答說：‘專程拜訪就不必了，既未相識就不必相識了。’……」5胡蝶女士的這一談話在報上發表不久，考試院院長莫德惠去看張學良。據莫事後對記者說，張曾問他，是否看到胡蝶那段談話，然後說：「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瞭解了這個真實情況，對發生在五十多年前的這樁歷史公案的真偽，就會一清二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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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趙春江、竇應泰：《少帥夫人》，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
2張宜雷：《馬君武及其詩作「哀瀋陽」》，載《武漢晚報》。此處所引系《文摘報》摘編稿。
3陳鍾瑞：《中國第一流的學者——馬君武》，載1987年12月5日《團結報》。
45轉引自胡蝶回憶錄。
張學良傳--關鍵時刻的抉擇
關鍵時刻的抉擇
在蔣、張保定會見之後的第三天，即1933年3月11日，張學良便丟掉了一切官職、宣佈下野了。為了再次支援蔣介石，他甘願代蔣受過，忍受這一沉重打擊。並決定聽從當局的安排：出國考察。很明顯，這決不是他所希望的，而是被迫的。當此大敵當前、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危急關頭，國難家仇集於一身的張學良，哪裡會有遊山玩水的興致呢！在此時此刻，輕易離開自己的隊伍，放棄自己承擔的責任，跑到國外去觀光，這對他來說，與其說是幸運，不如說是痛苦。但有人出於某種政治目的，則極力勸他出國，不要戀棧。就張學良來說，差強人意也好，盛情難卻也好，不管怎麼想，反正是非走不可了。但就這樣不聲不響地離開嗎？似乎又太冤屈了。想來想去，自己既是代人受過，那也就問心無愧，他沒有必要自怨自艾。他的走，是權宜之計，過不了多久，他還是要回來的，所以就是下臺，也要光明磊落地下，就是走，也要正大光明地走，他不能不辭而別，不能灰溜溜地離開，不能讓人家說他是臨陣脫逃，而必須向公眾有所交代，遂於3月11日就他下野出國一事通電全國，略謂：
……餘就職以來，仍本先父遺志，始終鞏固中央、統一中國為職志，兢兢業業，未嘗或渝，即如不顧日本之公開恫嚇而易幟。輔助國民黨在東北之活動。與夫十九年秋季奉命入關，擁護中央統一。凡此種種，事實俱在。
「九·一八」事變發生，餘正臥病在平，初以訴諸國聯，頭為之張公道，迫乎日軍侵熱，餘奉命守土，乃率師整旅與敵周旋，抗戰以來，將士效命頗不乏人，無論事之成敗若何，然部下之為國犧牲者，已以萬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