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蔣公北來，會商之下，益覺餘今日之咎，辭職即所以效忠黨國，鞏固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謝國人，惟眷念多年袍澤，東北之健兒孰非國家之將士，十九年餘奉命率其入關援助中央。於今，國難未已，國土未復，無家可歸者數十萬人。但盼中央俯察彼此勞苦，予以指導，並請社會人士，力加援彼等。為國為鄉，皆抱熱誠，並熟悉東北情形，倘遇報國之機，加以使用。俾得為收復東北而效命，遂其志願，免於飄泊於願斯足。並盼國人鑑餘誠悃諒餘庸愚，雖愆尤叢生，而餘本身只知為國，餘皆不復計也。
從這個通電看，他沒有把事情的真相全講出來，對蔣他還是留有餘地的。他還是以大局為重，從團結抗日這個大前提下來講話的。這也不過是向國人告別，略抒衷腸而已。
在通電發出的第二天，即3月12日，他便前往上海，痛下決心，力戒毒癮，為此耽擱月餘。4月中旬，當風和日麗的春天到來的時候，他便由於鳳至和趙四小姐等人陪同，登上了義大利一艘名為「康特羅索」號的郵輪，出國了，為尋求救國之路，他先後漫遊了義大利、瑞士、德國、法國、英國、瑞典等國。他也很想到蘇聯看看，卻未能入境，想必是蘇聯人對於早先的中東路事件還有些耿耿於懷吧。
張學良原本還要在國外再多考察幾十國家，因為「福建事變」發生了，早先被派往福建去打紅軍的十九路軍不願再打內戰，通電反蔣，並在福州建立了人民革命政府；而通過與馬占山、李杜（適逢兩將軍亦在國外）的會見，得知東北抗日情況，更激發了他的愛國思鄉之情，乃決定提前歸國。于鳳至因要照顧和安頓子女在英國求學，所以沒有回來，張學良與趙四小姐和其他隨行人員則於1934年1月8日回到上海。
在國外考察了一個時期，張學良也還是有收穫的。這時他對一些問題的看法雖然並不都是正確的，甚至還受了不少法西斯主義的影響，但抵禦外侮、收復失地、披甲還鄉的雄心未滅，他還是很想大幹一場的。但打內戰他不幹，「良由國外歸來，擬為將來抗日作預伏之工作。」「歸國當時之志願：（1）本想為一超脫軍人，不再統率東北軍，為私情所累和他們保持超然關係，以備將來抗日也。（2）不希望參與任何國內戰爭。但其結果，事與願違。」1
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鑑於前車，鑑於先前的種種歷史經驗教訓，張學良覺得他晚出臺甚至不出臺，可能更好一些。所以他不急於走馬上任，還想等等看。可這次蔣介石卻不等了，因自1933年10月起，他就集中兵力開始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了，加之，在國民黨軍隊內部也軍心不穩，甚至還有兵變發生，所以這才又對張學良發生了興趣。他一回國，就被蔣介石找了去，又是接見，又是宴請，又是晉升（張學良的一級上將軍銜即授於此時），並任張學良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總司令由蔣兼任），代行總司令職務。真乃高官厚祿，受寵之至。當時東北軍中不少有識之士對此都不贊成，認為張學良應當帶領大家抗日，不應再捲入內戰的泥坑。但由於那時東北軍已遠離東北，已經不是獨立的軍事集團，是隸屬於國民黨軍隊系列的，不論是在政治上、經濟上都要依賴蔣介石，他怎好拒任呢，所以他接受了這一任命，並去武昌就職了。曾幾何時，蔣介石對張學良還是那樣的無情，逼其下野，令其出國，那時恨不得一巴掌把他打進東洋大海，避之唯恐不及；可是才不過一年多光景，又對張學良稱兄道弟，笑臉相迎了，蔣介石的這種縱橫捭闔之策，隨機應變之術，不能不令人驚歎。很明顯，如果你認為蔣氏真的是對少帥發生了特別的好感，那就不對了，他實際是利用他，要他為他發動的「剿共」戰爭效勞。先是讓其出兵江西、福建，繼而又命令他的東北軍與其他中央軍相配合，進攻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紅軍。
對於這個新的使命，張學良沒有多大興趣，但也沒有拒絕。是的，若說這時他對共產黨和紅軍已經有了正確的認識，那當然也是不切實際的；但若說他願意「剿共」，十分賣力，那也不是實情。因為當時日寇正向華北步步進逼，可國民黨政府卻軟弱無力。未過多久，何應欽與梅津還簽訂了屈辱的《何梅協定》。那時凡有點愛國之心的中國人，誰不對此氣憤萬分呢！著名作家郁達夫在杭州寫的過嶽王墳有感一詩中，怒斥當局對日本侵略者的妥協退讓，詩云：
北地小兒貪逸樂，
南朝天子愛風流。
權臣自願成和議，
金虜何嘗要汴州！
屠狗猶拼弦下命，
將軍偏惜鏡中頭。
饒他關外童男女，
立馬吳山志竟酬。2
才華橫溢的愛國作家和詩人郁達夫在詩中是以南宋奸臣秦檜影射國民黨中的親日派，並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欲吞併全中國的狂妄野心。這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抗日的呼聲，也是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和公意。而這些思潮無疑都對張學良有很大的影響，他曾沉痛地表示：「以前同胞們譴責我對日本不抵抗，現在我希望領袖蔣公能更改我的任務，不讓我去打共產黨而去打日本人，因為我覺得在‘剿共’中戰死不如抗日而死為有價值。」從張學良的這段談話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內心的苦悶、矛盾，不管怎麼說，丟掉東北、熱河失陷、華北危急，他都是深感痛心的。他總覺得這是他個人、也是全國人民的恥辱，是必須洗雪的。有人也許會說，既然他不願打內戰，為什麼回國後又接受了剿共的任務呢？這不是自相矛盾嗎？是的，他這時的確尚處於進退維谷的矛盾中。人們在評論歷史人物時愛講「侷限性」，我想這也可以說是張學良的侷限性吧？因為那時蔣介石也把他抓得很緊，唯恐他動搖，多次找他談話，耳提面命，反覆宣揚他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說什麼要抗日，首先必須實現國家的穩定和統一，所謂內患不除，國無寧日，說的就是國家的統一，不能搞割據，全國上下都要聽從中央指揮；只能有一箇中心領袖掌握中樞，才能一致對外，等等。張學良與蔣介石打交道的時間畢竟還不算很長，他雖然吃過虧，上過當，知道此人是慣於耍弄權術的，但還沒有真正接受教訓，還沒有完全覺醒，蔣介石的這些似是而非的論調，竟然把他征服了，他還錯誤地認為蔣是從國家全域性出發提出這些問題來的，所以他服從了這一調遣。
然而，當他真正指揮部隊同紅軍打起仗來時，卻屢遭失敗，而軍中將士也多怨言，他這才隱隱不安起來。對於先前認為是從國家全域性考慮問題的蔣介石的那些所謂「攘外必先安內」之類的論調開始懷疑了，因為他始終認為日寇對我國的野蠻侵略是無法容忍的，他們是中華民族不共戴天的仇敵，政府對此熟視無睹，卻只熱心於「剿共」，這怎麼能行呢？共產黨對中央政府是有不敬之處，但他們也總還是中國人，是中華民族的成員吧，怎可老是自己內部動刀兵呢？自己人跟自己人打來打去，還有什麼團結可言，又談何抗擊外來侵略？
這樣做的結果，不是隻會使親者痛、仇者快嗎？
就在這個時期，發生了這麼一件事：
有一天，不知怎的，張學良忽然心血來潮，來到了自己的機要秘書張慎修跟前，笑呵呵地說：「小張，我向你提個問題，好嗎？」
「好！」張慎修以為他是詢問工作上的問題，滿口答應了。
不料，張學良卻提出了一個使他大吃一驚的問題。那天，他一改過去總愛說笑的習慣，忽然壓低聲音，嚴肅地似乎也是挺神秘地說：「小張，你對共產黨如何看法？」
張慎修不知道張學良的真實用意，不敢正面談，因為當時是白色恐怖時期，這樣問法是會使人大吃一驚的。「我沒有研究過，副司令意見如何？」張慎修只有這樣回答。
張學良知道張慎修是個進步青年，對共產黨不會沒有看法，現在之所以推託，顯然主要還是有顧慮，所以他也不勉強，自己略微想了想，坦然地說：「只是拼命地去打，那也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即使把紅軍主力擊潰，共產主義也是不可能消滅的，因為這是全世界的問題，哪個國家沒有共產黨呢？
這個問題到最後還須用政治方法求得解決。」3由此可知，張學良這時對共產黨的看法已有新的變化，雖然不能說已很正確，但敵對情緒已明顯減弱；特別是，他到國外考察了一段時間，視野畢竟是更加開闊了。當然這時還不可能那麼純粹，在他的思想上也還存在著矛盾，也還有一些不切實際甚至是錯誤的想法。如由於他曾訪問過義大利，就受到法西斯主義的影響，認為墨索里尼還真有一套，他搞法西斯極權主義，一呼百諾，很有氣魄。認為「共產主義成功的條件，要在階級矛盾極其尖銳的國家，又無外患的情況下方能實現，我國是半殖民地狀態，是不適用的。剩下只有法西斯蒂一條路，模仿德、意，乃能迅速復興中國。墨索里尼說過：‘工作是大家的，討論是少數人的，決定是一個人的。’法西斯蒂召開大會，如領袖缺席時，要選舉新的領袖才開大會。資本家的利潤有限制，工人不許罷工，徹底執行法令。德國希特勒亦是如是作法，一定很快復興。」4為了說明服從領袖的重要性，他常伸出五指，說明手的巨大功能，但它有個特點，就是其他指頭都得聽大拇指指揮，離開它的指揮，就大為減色，許多事都做不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