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上面講的，是作者根據當時劉桂五所談情況寫的，應該說是比較可靠的。當然，也有些說法講的與此不完全相同。如有的談到劉桂五十二月十日是由張學良親自帶領著去見蔣的，張對蔣說，劉是我部下的一個團長，他是熱河人，有愛國心，一心想要抗日，我說服不了他，請委員長直接教訓教訓。經蔣回意，張即把劉帶進蔣住室，令劉認清蔣的面貌，將來包圍時如蔣逃走好便於捕獲。6還談到，在派兵捉蔣之前的那次見蔣，是有些冒險的，「後來劉桂五到馬占山東北挺進軍時，親自對我講：副司令（指張）膽子真大，他把我介紹給蔣後就出去了，到別的屋裡和那些侍從們閒談。如果我當時向蔣告密，這件大事不就全完了嗎？」7是的，象許多傳奇人物一樣，張學良膽子大，敢作敢為，這一點劉桂五沒有說錯。其實，這不正是他的長處嗎？一個人要有所作為，必須苦幹，這是不可否認的，但光有吃苦耐勞的精神還不夠，還要敢幹，要有些想象力，「藝術家最重要的素質是勇敢。
你如果帶著顧慮從事藝術，那是不行的，你去當小公務員好了。」8這裡所強調的不正是那種一往無前的獻身精神和膽略嗎？不難想象，假如張學良是個逆來順受、明哲保身和膽小怕事的人，他能會冒這樣大的風險、去發動這場震驚中外的偉大事變嗎？
是的，他有時重然諾，講義氣，易於動感情，甚至存在著輕信和處理問題比較簡單等弱點，但在更多的情況下，他還是膽大心細而又非常機敏的。報載：1934年張學良任武漢行轅主任時，鄂西一帶土匪為患，東北軍一支部隊前往剿匪。有一次，他們消滅了一股土匪，並將匪首也活捉了，部隊寫了公文呈報張學良，準備將匪首處決。呈文是無可挑剔的，可是，天下竟有這般巧事，別看此人多行不義，惡貫滿盈，名字卻還講究，他也叫張學良，跟少帥同名同姓，一字不差！張學良看罷呈文，似有不悅，但他略一沉吟，立刻在「匪首張學良」的「良」字的旁邊加了一個「犭」字旁，使其名字成為「張學狼」9這改得多妙呀，而以眼前他引劉桂五見蔣這事來說，也是很大膽的，而他故意迴避，讓蔣與劉單獨交談，這固然是出於他對部下的信任，從另方面來看，他用合法手段，讓自己的部下進入戒備森嚴的華清池，對暴戾、多疑的蔣介石作一次最後的「火力偵察」，不也是一種出其不意的奇襲和別出心裁的安排嗎？還有，也就在西安事變爆發的前夕，在12月11日晚上，他和楊虎城還特地在新城大樓宴請隨蔣來西安的軍政大員，儘量穩住他們，不也說明他很有心計嗎？當然，那時蔣介石對他也抓得很緊，12月11日這天，從白天到晚上，蔣介石在華清池一直在開軍事會議，會後又會餐。楊虎城因為要宴請來陝的各方大員，未參加。但張學良是一直呆在蔣身邊的。所以當晚新城大樓的宴會他遲到了。他一面向賓客表示歉意，一面頻頻舉杯敬酒，談笑風生，若無其事。那些聚集西安的軍政大員，也都開懷暢飲，一個個都喝得醉眼朦朧，已有些飄飄然了。這些志大才疏、養尊處優的達官顯貴，同樣是一些主觀唯心論者，當然不會想到這是定心丸、鴻門宴，不會想到西安已處於暴風雨的前夕。
「昨為座上客，今作階下囚」，這對他們來說，看來是不可避免的。他們既然緊跟蔣介石，不事抗日，專搞剿共，逆歷史潮流而動，歷史跟他們開個小小的玩笑，把他們警告一下，這也是不足為奇的，且不談西安事變的偉大意義，就從他們本身來說，這場「虛驚」也並沒有什麼壞處。至於個別人企圖逃跑，誤中流彈而喪生，那是咎由自取，另當別論。
新城大樓的宴會結束時，已是晚上十點多鐘了，張學良、楊虎城送走了最後一批客人後，便匆匆返回各自公館，召開緊急會議，部署即將採取的重要軍事行動：
張學良回公館立即召集有關人員，宣佈十二日凌晨舉行兵諫。部署停當以後，又召集東北軍在西安的高階將領和幕僚五十一軍軍長於學忠、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五十七軍軍長繆澂流、一○五師師長劉多荃、總參議鮑文樾、西北「剿總」秘書長吳家象、辦公廳主任洪鍅、第四處處長盧廣績、政訓處副處長黎天才、抗日同志會書記應德田和營長孫銘九（騎兵軍軍長何柱國臨時未找到）等人宣佈兵諫決定。他對大家說：「我們東北軍亡省亡家，又背了不抵抗的罵名，為全國人民所不諒解，這幾年的悶氣，我們實在受夠了。究竟是誰不抵抗？‘九·一八’時，就是委員長來電報不准我們抵抗。幾年來的事實證明，不抵抗是根本錯誤的。十月間在西安，十一月在洛陽，最近在臨潼，我多次向委員長痛切陳詞，反覆說明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必要，要求他領導全國抗戰；只有先抗日，然後才能統一，不能先安內而後攘外；
只要抗日，共產黨和紅軍的問題可以用政治方法解決。這些請求都遭到他的嚴詞拒絕，並且受到他聲色俱厲的斥責。現在他硬逼著我們去打內戰，不服從他的命令就要把我們調離西北而後消滅掉。我們實在忍無可忍了。我已經和楊主任商定，明晨六時臨潼、西安同時行動，用強制手段請委員長到西安城裡，逼他抗日。我的指揮部設在新城，與楊主任共同指揮。」接著宣佈了具體行動的安排。張學良講完後，大家沒有表示不同的意見，只有于學忠問：「抓到以後，第二步怎麼辦？」張學良回答說：「局面如何收拾，要看委員長怎麼辦了，只要他答應抗日，我們還擁護他做領袖。」10
話雖這麼說，將領們心裡仍不是很踏實，如繆澂流就提出：
「副司令是否決定把這事進行到底？」
「是的，我是不幹則已，要幹起來當然就不會半途而廢，是一定要幹到底，即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張學良語氣肯定、同時也是滿懷信心地說。當然，對可能會遇到的困難和風險，他也並不隱諱，並坦率地承認：「我們是逼上梁山，不得不對他先禮而後兵的。至於更詳細的計劃還沒有，我們第一步是擁蔣抗日，第二、第三步還得走著瞧，要見機行事。」
那天深夜，張學良對整個臨潼方面的軍事行動作了統一部署後，又特地命令孫銘九和王玉瓚配合白鳳翔，劉桂五等前往臨潼捉蔣。
楊虎城當晚的軍事行動同樣是有條不紊的：
楊虎城當晚也召集十七路軍在西安的主要將領十七師師長孫蔚如、綏靖公署參謀長李興中，五十一旅旅長趙壽山、警備第二旅旅長孔從周等舉行緊急會議。楊虎城宣佈了兵諫計劃，並說：「蔣介石不顧國家民族的危亡，一意孤行，堅持內戰。這次到西安來，表面上是要打共產黨，實際是想一箭雙鵰，也要消滅十七路軍和東北軍。
為了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必須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因此，我已經和張副司令共同決定採取行動，扣留蔣介石，逼他抗日。」大家都表示同意。隨即按計劃分頭部署，待命行動。此外，還決定成立戒嚴司令部，孫蔚如任戒嚴司令；趕壽山兼公安局長；孫蔚如並負責擬定十七路軍所屬各部隊的佈防及向西安集結的計劃；命令駐大荔的四十二師馮欽哉部迅速襲佔潼關；警備第三旅襲佔咸陽，解除中央軍萬耀煌部兩個團的武裝。11
張、楊兩將軍分別向部屬下達了兵諫命令後，即各率部分高階將領彙集於新城大樓兵諫總指揮部，商定由黎天才、盧廣績、高崇民、王菊人、應德田、洪鍅等組成臨時秘書處，負責起草此次兵諫的通電。
12月12日凌晨2時左右，風寒天冷，大地一片昏黑，古城西安亦正在沉睡中。奉命直接擔負扣蔣任務的白鳳翔、劉桂五、孫銘九、王玉瓚等分乘汽車、摩托車，急匆匆向臨潼進發了。
有關當事人孫銘九對事變當天黎明釦蔣經過的記載是：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二時整，我和白鳳翔、劉桂五一同登車，沿著去臨潼的道路上急馳而去。
兩點半鐘之前，我們到達衛隊營派出隊伍的宿營地（即西安東郊灞橋附近的十里鋪，衛隊營的兩個連是十一日上午在此地一所小學集結待命的。他們只知道有緊急任務，但究竟到哪裡去，幹什麼，卻並不清楚——引者），這時商亞東和王協一已將全隊集合完畢，整裝待發。
我與商、王說明情況後，即對官兵講話，說明了任務。
在當時，我對政治是無深刻認識的，在理論上講不出什麼，只認為衛隊營的官兵都是也應該是忠實於張學良的，因此我便從這個角度上進行了簡短的動員：「今天我們到華清池去，是為了救副司令。委員長不抗日，也不叫我們東北軍抗日，我們副司令向他請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他不但不接受，反而把我們副司令扣押起來。我們今天去華清池，是要把委員長扣起來，逼他抗日，營救我們的副司令出險。保護副司令的安全是我們衛隊營的神聖職責，我們一定要完成這個極其重要的任務，一定要扣押住委員長！但要注意，絕對不能把他打死！」當時群情激憤異常。
向戰士動員之後，我請示白鳳翔怎樣行動，白叫我領衛隊營先衝進去，他們隨後跟進……12
王玉瓚主要講了張學良如何向他佈置扣蔣任務和他怎樣在臨潼打響第一槍的情況：
十一日下午四點多鐘，張副司令在華清池同蔣介石談完話出來，走到頭道門時，我正在那裡值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