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日，張又將西京招待所的一些‘中央’人員遷移到張公館附近的玄風橋、金家巷房屋居住，一切都優待，分送每人一本《社會發展史》、《辯證唯物論》等書及撲克等消遣東西。張學良除每天到蔣介石住所談談外，還經常到這裡說說情況，交換意見。
「十六日，張學良對南京的諸人言：‘何敬之派人向華縣、渭南進攻，前線接觸，虎城部隊已有傷亡。我這幾天要到前線指揮，少陪各位。如果他進攻不已，只好請蔣先生及各位轉移其他地方。」陳誠道：‘你這話可向委員長說，請委員長寫信給何敬之，與其他的人說是沒有用的。’蔣百里向張學良建議：‘你可與蔣委員長商議，派蔣銘三（蔣鼎文）到南京去與何敬之商議辦法。’張即表示首肯，轉向蔣介石商議，蔣亦應允。當由蔣百里先生、蔣鼎文分別去見蔣介石，商議派蔣鼎文去南京。」2但張、楊二將軍舉義西安，這振奮人心的訊息卻如平地一聲春雷，也象一個力量很強的衝擊波，很快傳遍全國各地，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除了國民黨內一些堅持反共和內戰政策的頑固分子大叫討伐、非要向西安興師問罪外，大多數人對西安事變是同情的，支援的。全國各地群眾和愛國團體的函電象雪片般飛來，堅決擁護張、楊八項主張，僅山西、湖南等五省在事變後的三天內拍來的電報就有一千數百封之多。
「不僅人民群眾擁護西安事變，而且舉國風動，義師雲起。國民黨政府裡不少中下層官員或者發表通電，或者率部反正。駐於甘肅省靜遠縣打拉池的胡宗南騎兵團，擊斃團長，全體官兵投奔抗日聯軍。甘肅省慶陽縣，涇川縣、環縣、合水其、鎮原縣、正寧縣和寧縣等縣縣長致電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政委員會，表示：‘督率所屬，保衛治安’，‘健全機構’，‘靜待鈞命’」3
但在南京國民黨政府內，在對待西安事變問題上，卻並不是一致的。當時，南京政府中，主張發兵討伐，認為「不能過於瞻顧蔣公之安全，置國家綱紀於不顧」的雖居多數，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認為這個事件不可訴諸武力，最主要的是，先應弄清事情真相和蔣在陝情況，再定「萬全之策」。由於主戰派居多數，所以仍決定討伐，並任命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釋出「討伐」，定要「掃蕩叛逆，以靖兇氛」。總之，那些聞變大驚、六神無主、力主大動干戈的大人先生們，聲嘶力竭，大叫大嚷，大有必欲踏平西安、生擒張、楊，方解心頭之恨之勢。其中比較突出的頭面人物，便是戴季陶、何應欽。而當時主戰最堅決、且言詞激烈、舉止反常者則是戴季陶。此公反共、反革命有理論（君不聞，早在二十年代中期，他不是就丟擲所謂《孫文主義哲學基礎》等歪曲三民主義、攻擊共產主義的文章嗎？不是因為由於它帶「理論色彩」，而還被稱為戴季陶主義嗎？）有行動，論其反共歷史之悠久，並不比蔣介石遜色，如今看到自己的密友被扣西安，怎能不惱羞成怒，極力主張進攻呢！為了說服大家支援以武力威脅的辦法來營救蔣氏的決策，他不僅在會議上鼓動，而且也不怕有辱斯文，連磕頭作揖那一套也都搬了出來。為救蔣，他真可謂使出了渾身解數：
西安事變一發生，南京國民黨中央立即召開緊急會議，由於群龍無首，誰也不敢先提出自己的主張。這時，考試院院長戴季陶突然一變其從來的態度，站起來「痛切」陳詞，認為張學良是劫持統帥，為國法所不容，如不立刻明令討伐，則國將不國，政府不成為政府了。因為戴是蔣介石密友，他的那一番大道理又說得頭頭是道，誰也不敢反對。於是，在戴季陶、何應欽等的控制下，國民黨中央便通過了討伐的決議。……
宋子文和宋美齡怕內戰發生影響英美在華利益，更怕的是因此而置蔣介石於死地，所以他們是反對討伐的。
國民黨中央開會後，宋子文曾找戴，說戴不應提出那樣強硬的主張。戴答覆說：「我同介石的關係，決不下於你們親戚。老實說，我的這一套也是為了救他，我不反對你們去同張學良作私人周旋，拯救蔣介石，同時，你們也不能反對我的意見，因為這是政治問題，不能不如此。」
張學良放蔣介石回南京後，蔣見戴時曾表示戴做得對。但後來宋美齡在《西安事變回憶錄》中，雖沒有點戴、何之名，卻認為戴、何等的做法，他們的見解，還不及她一個婦女，對他們進行了含蓄的譏諷。聽說戴季陶看到後，氣得在家裡大動肝火，用佛塵把一個花瓶打碎。他認為宋美齡不足道，而蔣介石竟容許宋發表那樣的話，這是蔣對他耍了兩面派的手法。4
另據康澤在有關此事的回憶資料中談：
西安事變訊息傳到南京後，……他（即戴季陶——
引者）主張國民黨迅速召集中央政治會議，派出總司令指揮全軍，主持一切。當天中央政治會議召開了，戴出席了會議。戴說：「明朝英宗為也先擒去，因後方鎮定有辦法，明英宗才能回來。要張、楊生命掌握在我們手上，蔣介石生命才能保。現蔣介石為張學良、楊虎城所劫持，那是很危險的。現在希望全黨全軍要鎮定，不要動搖，迅速派兵包圍西安，將張、楊生命掌握在我們手中才行。」
當時大家無意見。第二天開會討論，孔祥熙出來說：「不要這樣急，蔣介石生命要緊，急很了，蔣介石就沒有命了。」戴說孔祥熙的話完全是外行。戴又說：「這件事非採取主動，非用兵不可，否則很難挽救蔣的生命，因張、楊的生命未掌握在我們手中。」說完這幾句話後，戴即向孔祥熙恭恭敬敬地作了三揖，離席了。5
關於戴季陶以當眾磕頭的辦法敦促武力討伐之事，黃紹竑（當時他以何應欽預定的參謀長資格參加了孔祥熙公館召集的這次高階會議——引者）也有記載，他說：
這次會議是孔祥熙根據宋美齡的要求召集的，他提出要在討伐之前，研究如何進行和平營救蔣介石的問題。
與會者大多數都贊成和平營救，何應欽雖另有用心，也不好公然表示反對。戴季陶原來堅主討伐，這次他在討論未決的時候，退入休息室想了相當的時間，又走出來，跪下向大家磕了一個響頭，他說：「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薩，去拉薩拜佛有三條路：一是由西康經昌都，二是由青海經玉樹，還有一條是由印度越大吉嶺，這三條路都可以通拉薩。誠心拜佛的人三條路都走，這條不通走另一條，總有一條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條路。」他說完又磕了一個響頭，爬起來哭喪著臉退出會場。他的這一做作弄得大家都很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