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細分析戴季陶的用意是很清楚的。這次他也不贊成單一的硬性的武裝討伐了，主張先進行和平營救，如果和平營救無效，再進行武力討伐。他跪下磕頭和退出會場就是表態。6
至於何應欽，作為一個軍政部長，竟突然變成了權傾朝野的討逆軍總司令，這與他積極主戰，完全站在與以張、楊為代表的西北軍民和全國人民相對立的立場上有關是不消說的。他之所以主張討代，不排除別有用意。但他是否果真象有人所說的是在日本帝國主義支援下，以「討逆」為名，陰謀發動大規模內戰，「不惜玉石俱焚」，置蔣介石於死地，從而取而代之，筆者沒有看到這方面的確鑿證據，因而不下斷語。但他與蔣介石有矛盾（「一九二七年寧漢分裂，蔣介石下野，何應欽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勾結，想脫離蔣介石自樹一幟。他違背了蔣介石的意旨，命令第一軍參加龍潭戰役，與桂系軍隊共同消滅了孫傳芳渡江的北洋軍隊，因而增強了桂系的氣勢。蔣介石的原意是要何應欽將第一軍向浙江方面撤退，讓桂系軍隊單獨作戰，好借孫傳芳的力量來消滅桂系。因此蔣介石重新上臺後，一直不喜歡何應欽。」7）卻是事實，加上何當時在黃埔系軍人中有一定影響，若是蔣有個三長兩短，他就可以達到自樹一幟的目的，所以對於討伐可能會激怒西安，危及蔣氏生命這一點，他並不很擔心。但說他是在日本帝國主義支援下，要發動大規模內戰，置蔣於死地，從而取而代之，陰謀建立親日政權，以充當日本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等，則是言過其實的。因為從上述事實看，那時在南京，主張武力討伐張、楊「最力」的並不是何應欽，而是戴季陶和蔣介石在各地的忠實信徒。「如果說何應欽有陰謀的話，那麼正好利用國民黨元老戴季陶等人和黃埔系少壯派的要求，兵進西安，炸死蔣介石，以便取而代之。因為當時整個國民黨及軍政機構都不會懷疑戴季陶等人及黃埔系少壯派會有陰謀。然而何應欽不僅沒有這樣做，而是對黃埔系少壯派的上述‘過激行動’以激昂情緒進行‘撫慰’，‘遏阻’（《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這不是說何應欽反對武力討伐，是因為何應欽在國民黨政府沒有頒佈討伐令之前，認為討伐張、楊應取‘審慎’的態度。」「何應欽等人認為，張、楊軍力有限，絕非中央之敵，但在蔣被劫，安危尚不知的情形之下，‘示張、楊以力，蔣公倘在，或尚可安全；示張、楊以弱，蔣公雖在，或竟不能安返」。「對於‘討伐派’及何應欽的用心，應該說蔣介石看得再明白不過了。當端納到西安後告訴蔣介石，中央已決定討伐張、楊，蔣得知這一訊息後甚感‘滋慰」。當蔣介石在聽到國民黨中央空軍在渭南、赤水等地轟炸訊息時，驚喜萬分。他在日記中寫道：‘餘聞此語，知中央戡亂定變，主持有人，不啻客中聞家庭平安之吉報也’，而且，蔣‘終日盼望飛機聲與炮聲能早入餘耳’，由上可見，蔣介石本人也是贊成武力討伐張、楊主張的。當然蔣介石也深深懂得，如果中央空軍真的轟炸西安，他自己的身家性命也難保，即使不被炸死，也有被挾持而去的可能，那他為什麼‘甚盼中央剿討部隊能早到西安’（蔣介石：《西安半月記》）呢？其實這也並不難理解，因為蔣介石也看到了這步棋，僅憑張、楊的實力，無法與中央軍相對抗，實行軍事政治兼顧解決事變之法，或許可以早日解決問題。所以他在12月17日給何應欽下的停戰手令中，只肯停戰三天，想利用國民黨軍事實力這張‘王牌’，要挾張、楊在幾天之內放他回南京。宋子文到西安後，他又對宋子文說：‘唯京中軍事計劃與兄正同也。’並囑宋子文說：‘如照餘之計劃五日內即可圍西安，則餘乃安全，雖危亦無所懼，宣告京中諸同志，勿為餘之生死有所顧慮以誤國家之大計。’蔣還以手向宋子文示意‘暗示中央應從速進兵。’（見《西安半月記》）如果何應欽果真有炸死蔣介石取而代之的陰謀，那麼這的確是個天賜良機。然而何應欽並沒有派空軍去轟炸西安，對於蔣介石的用心，何應欽也可謂是深得其意，當他接到蔣介石17日下令暫停轟炸三天的‘手諭’後，一面令空軍暫停轟炸，一面聲稱，如張、楊‘藉此希圖緩兵揮詿似諛謁臀鼐蟣救俗緣毖俠髦蔥性ḿ蘋溝諮ǖ礎t冢保蒼攏保谷鍘3玻踩樟醬翁致劬齠ㄔ萃：湔ㄊ保斡η找幻媼罡韃慷印窳睢幻婊賈枚髁鉸肪攏匝蠱日擰13睿霸縊徒嗇暇sΩ盟底魑沂底咦淶暮斡η沼虢槭吶浜鮮竅嗟蹦醯摹！雹嚶紗絲杉斡η賬淙壞繃頌幟婢芩玖睿燦脅簧俚惺誘擰13疃拔靼彩滷淶難孕校7侵髡盤址プ盍Φ娜恕t諍位賈錳址フ擰13畹墓討校胍運問閒置夢淼摹昂推澆餼讎傘彼漵蟹制紓故親髁訟嚶Φ吶浜稀至於說何應欽與日寇相勾結，甚至說他與日本人「聯合害蔣」等，則是根據不足的。因為，「第一，武力討伐張、楊是南京國民黨政府的一貫主張，與日寇當局對西安事變的處置毫無聯絡……。當然，日本當局一面聲稱對西安事變取‘靜觀’和‘不干涉’的政策；一面又積極挑撥南京與西安之間發生戰爭。17日，東京《朝日新聞》發表社論，表示支援武力討伐張、楊，企圖造成中國內戰爆發，借中國內戰之機侵入中國。可見，日本帝國主義支援武力討伐的意圖與南京當局武力討伐的意圖是截然不同的（但效果並非「截然不同」，它同樣都是有利於外敵入侵的——引者），因此不能說南京當局的武力討伐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第二，何應欽當時是奉國民黨政府的討伐令行事，既不存在日本人暗中支援何應欽，也不存在何應欽勾結日寇‘聯合害蔣’的事實。據史料記載，11月24日之前，何應欽同日本方面沒有任何接觸，直到12月24日，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訪問何應欽，對討逆軍事有所探詢，何應欽的答覆是‘本人惟知遵循中央政府既定方針辦理’。」（《日本人注視西安事件》，載《西安事變資料選輯》，西北大學歷史系中國現代史教研室等合編，1979年4月出版）9
也許有人會講，不管怎麼說，何畢竟是親日派、討伐派，是反對西安事變的，也是反共的。是的，筆者也並不否認這一點，更不是要為你開脫，而是從實際出發，希望薄重事實，尊重歷史，以利於西安事變歷史的研究。至於贊同「取而代之」說，甚至寫進公開發表的文章中，是可以商榷，可以探討的，筆者把這些看法擺出來，無非是想向讀者提供一些有關西安事變學術研究的資訊，以期引起讀者對歷史問題的興趣而已。
至於與討伐派的主張相對立的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另一個派別中的代表人物宋美齡、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在西安事變期間的活動，前面已經約略提到，筆者認為最主要的是不管其動機如何（這與張、楊二將軍光明磊落的情懷顯然是不相同的），他們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這一點，還是有積極意義的，這也就是說，由於他們的抵制，在一定程度上對討伐派起了抑制作用，緩和了南京與西安的矛盾，促進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尤其是宋美齡，更為積極、堅定，如當南京16日下達討伐令後，她曾斷然表示：「如打時，即飛往西安，同介石同死。」她還奔走呼號，對求戰心切的南京軍校學生講演，要求軍校學生「於未明事實真相前，切勿遽加斷定」，要他們「遇事鎮定，勿尚感情」，強調「談判之途徑，自當勿令壅塞」。後又親往西安進行談判，竭力勸蔣讓步，終於使蔣態度有了轉變，使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步伐加快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雖然是多種社會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特別是張、楊二將軍的主導作用，中國共產黨的有力的調停，周恩來等同志艱苦卓絕的工作，強大的群眾輿論的影響等，但宋美齡、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在南京和西安等地的積極活動，對事變的和平解決的促進作用，也是應當肯定的。
西安事變爆發後，張學良、楊虎城曾分別致電或派出專人與各地實力派聯絡，尋求支援。當時各地方軍閥因為懼怕如果蔣介石不倒臺會進行報復的，所以多數持觀望態度，不敢明確表示支援張、楊。但也有支援正義、態度較為明朗，「雖救人自溺，在所不惜」而明確表示支援的，這便是兩廣。
程思遠先生說：
十三日，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長的名義，以「元電」詢李、白對西安事變的態度。李、白即以「寒電」復孔祥熙雲：「漢卿痛心鄉邦，激於義憤，發為行動，情有可原，盼審時度勢，(奇*書*網-整*理*提*供)遵循政治途徑解決，並團結全國力量，一致抗日。」
當時李濟深在梧州，特電國民黨中央，主張號召全國一致對外。後聞南京親日派策動任命何應飲為「討逆軍總司令」，李又進一步表示反對討伐張、楊。……
一九三七年初，蔣介石將楊虎城、于學忠撤職留任，又扣留張學良，並調大軍進逼陝西，顯有以武力解決張、楊所部的企圖。一月五日，張、楊兩部將領聯名電責蔣介石，表示堅決抵抗，於是局勢又復緊張。一月十二日，東北軍與中央軍在渭南北岸發生衝突，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李宗仁又獲悉蔣介石的中央軍有可能在一月十五、十六日向陝南發動總攻之勢。訊息傳來，深為憂慮，於是急與四川軍閥劉湘聯絡……一月十五日，由劉湘領銜（原作者注：《民國大事舊志》只提「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李宗仁、白崇禧通電，請入陝中央部隊停止前進，盼蔣委員長領導抗戰」，而未提到劉湘領銜之事），李、白聯名，通電全國，表示對陝不能用兵，應和平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