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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是西安的近鄰，川康綏靖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湘，是當時四川最有勢力的實權派代表人物。他因對蔣介石1934年派參謀團入川插手川政不滿，與南京國民政府是有矛盾的。但對西安，特別是張學良則是友好的，早在張學良調到西安之初，他們就常往來，雙方不但在抗日等問題上認識比較一致，在其他方面也有一些交往。有一篇題為《劉湘請張學良吃「姑姑筵」》的文章中，提到一樁他們之間的往事，尤其這個「姑姑筵」，還有一段妙趣橫生的故事呢，原來：
成都的「姑姑筵」，在二、三十年代，確實是享負盛名，推其原由，殆在於該店主人黃晉臨頗多不類凡俗。黃原為讀書人，曾應清代科舉，民國初作過縣官，富有文才。其人平日講究飲食，對《隨園食譜》大有心得，因而所制菜餚十分精美。店之所以名「姑姑筵」，蓋廚師盡屬一家姑嫂妯娌也。黃晉臨初於店外懸出一聯，極見風趣：
右手拿菜刀，左手拿鍋鏟，急急忙忙幹起來，做出些魚翅燕窩，供給你們老爺太太；
前頭烤柴灶，後頭烤炭爐，烘烘烈烈鬧一陣，落得點殘湯剩飯，養活我家大人、娃娃。
讀之略可窺其現世之態。
記得是一九三五年秋，張學良將軍因公來成都見蔣介石（這時蔣正在川開辦峨嵋軍官訓練團）。劉湘為盡地主之誼，將設宴為張接風。張因常聞人言成都「姑姑筵」庖藝絕精，因有亟欲一試之意。劉湘認為這有何難，當即令督署副官處立為備辦。該處馬某及李某承命，急趕至「姑姑筵」店，與店主人黃晉臨說明來意，要黃當天特製一席以饗佳賓。不意黃晉臨竟斬釘截鐵地答曰：「不行！」叩其故，則雲「來不及。」經一再婉商，皆被推拒，馬、李二人正苦難於覆命，忽聞屋後操作有聲，乃排闥直入，見廚下珍饈盈案，正自忙個不停。因回身再對黃言道，「即便以此相應，有何不可？」黃答：「以我一家人力量有限，每日只能做上一桌，這是人家先行預定的，歉難從命。」看來已無商量餘地。最後試詢此席為誰所訂，答曰王元虎。於是事情有了轉機。因為王元虎是不久前才下臺的師長，馬、李二人便急去向劉湘回報。當下用劉湘名片略批數語，要王讓出此席：另派人叫名餐廳「容祿園」辦一席與王交換。王元虎心裡雖不樂意，亦不得不表示謹遵臺命。這樣，張學良將軍便品嚐了成都「姑姑筵」製作的佳餚，並對之讚賞不絕。……11
由此可見，劉湘是非常重視他與張學良的友誼。二人一直十分友善，兩廣事變期間，劉與張、楊之間也常交換意見，他們對兩廣地區實力派的正義行動是同情和支援的。西安事變發生後，劉湘感到高興，但鑑於南京對四川的壓力，起初沒有公開表態，而是暗派密使去西安，贊成張、楊的八項主張，並表示願以四川作為張、楊的後方。但在那時，南京及孔祥熙也有電報給劉，不公開表態是不行的，劉便於12月18日發出通電，提出「擁護中樞，抗禦外侮，弭息內爭，營救領袖」等問題，希望放蔣，同時肯定事變的正義性。電文中說：「國人頻年以來，因外侮日亟，禦侮雪恥之念無時或忘，主張雖有緩急，所見或有偏全，而愛國抗敵之志，實無軒輊。……各方所爭，即在抗敵之時間與方法，而不在抗敵之是非，更何忍自耗國力，使強敵坐收漁人之利？」
在綏遠的抗日將領傅作義，早在1928年就曾得到張學良的保護，從那以後，二人關係一直很好。綏東抗戰爆發後，張學良不僅在政治上給予聲援，而且還派一個騎兵師前往援助，所以對西安事變傅作義積極支援，態度鮮明。12月24日，他還親自乘飛機來西安，後來只是因為飛機迷航，在途中耽誤了時間，而這時張學良也已送蔣回南京了，二人才沒有見面。
時任太原綏靖公署主任、掌管晉、綏兩省的山西地方實力派閻錫山，則是另一種型別。在西安事變發生的前幾年，他是搖擺不定的，他一會兒與日本人勾搭，一會兒擁蔣反共；一會兒表面服從蔣介石，暗中卻積極支援張學良、楊虎城聯共抗日，甚至與共產黨也有一些秘密交往。著名的老共產黨員彭雪楓、薄一波等在此期間都曾在山西工作過，並與閻錫山有過一些接觸。可是西安事變發生後，他卻變了臉，連呼「驚痛」，一片責難之聲，如在覆電中說：「……兄等此舉，增加抗戰力量乎？抑減少抗戰力量乎？……移內戰為對外戰乎？抑移對外戰爭為內戰乎？……兄等能保不演成國內之極端殘殺乎？……」後來，根據孔祥熙的請求，擬派山西省政府主席趙戴文、山西省清鄉督辦徐永昌去西安，以調停南京政府與西安的爭端，張學良斷然拒絕了，並對部下說：「要閻錫山來做保證人，是不必要的，我們是好漢做事好漢當，自己的事兒自己了。我們不請客，更不請閻錫山那樣的客，他對我們只是滿篇責備，毫無半點同情。他把他給我們的電報還全文抄送南京，登在那裡的報紙上，向南京政府討好，這樣的人我們不同他共事，不讓他投機取巧找便宜。」12
在冀察的宋哲元、山東的韓復榘和新疆的盛世才，也都有抗日要求，但由於他們各自的特殊情況，最初不敢公開表態，等看到事變將會和平解決時，才發了通電，如宋、韓12月23日在向全國發出的聯名通電中，就主張保證蔣介石的安全，事變應政治解決，避免軍事衝突。西安事變爆發後，《新疆日報》曾發了「號外」，人們都認為盛世才一定會發通電支援張、楊的。他在當時有表示贊同之意，只是由於看到蘇聯不歡迎這一事變（蘇聯《真理報》對西安事變作了歪曲事實的報道，認為是反對中央政府的叛亂，英、美、德、意、日等國都跟著指責張學良；有的是因情況不明，有的是別有用心），對張學良有所指責，他才又改變了態度。對此人在西安事變後的急轉，周春暉有如下評述：
盛世才為了測驗部屬思想趨向，於西安事變翌日，在都署西大樓召集駐省少校級以上軍官及各機關正副首長，當場出了三個題目：一、張副司令兵諫蔣介石這項措施是否正確？二、張副司令此種舉動是否響應本督辦七項救國綱領？張副司令此種舉動是否以下犯上？給與會者每人發白紙一張，要他們記出一、二、三題號，下面按個人認識，註明「對「或「不對」，然後簽上答者姓名。收卷後，盛看過即令寫「不對」的人舉手，這些人大都是軍人。盛當場講：「你們不要以為部下扣長官都是以下犯上，這是舊觀念，不對。我以後如果反革命，你們也可以這樣對待我。」
可是就在這天晚上，他……知道蘇聯方面對西安事變持否定態度，指斥張學良行動不當。回來後立即囑排字房把已排好的社論拆掉，對西安事變不作論述，並說那天測驗的事不要再提了。……
按（原作者按語）：一九三六年張學良曾派代表栗又文、車向忱等來新疆。盛曾表明他抗日救國的主張，並希望西北各地當局在這個問題上合作。但西安事變的發動，他事前並未與聞，事後最初估計，至少西北各地會與南京決裂。所以先來測驗一下部屬心理，並進行說服。
但因蘇聯對事變的否定評價，而他個人又不能出爾反爾，只有不再評述，不表示態度了。在他公開反革命後，他對他的友人曾談過這件事，說他在西安事變時險些上了當，弄得八方不是人。並說政治領導者，尤其握有兵權的人，不能犯衝動，張學良就吃了好衝動的虧，在衝動下把蔣介石扣起來，在衝動下又陪蔣去南京，結果把偌大的東北軍都輸光了。）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