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接到電報，還沒來得及與張學良商量，張學良已經陪蔣介石回南京」7了，實在遺憾得很。
那天，張學良離開金家巷不久，孫銘九就得知張、楊二將軍去機場送蔣的訊息，他立即向周恩來報告了這個緊急情況。張學良對周恩來是敬重的，他對他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的艱苦卓絕的工作，是懷著由衷的敬佩和感激之情的。但他也總認為，他們此次舉事雖帶有一定的軍事陰謀的性質，可卻完全是為了抗日，是以國家民族利益為最高準則的，也關係著國民黨的興亡絕續，而絕非出於私利，或欲與誰去爭一日之短長，因而覺得踏實，心安理得。而對於蔣介石會背信棄義，對他們進行報復這一點，卻估計不足。周恩來曾對他多次相勸，讓他不要對蔣介石抱很大的希望，特別是對他的陰險多加提防。可是，他有點忠言逆耳，未加重視，加之蔣的回寧提前了，事出倉卒，所以未與周恩來再作協商，現在周恩來得知此事，也不禁一驚，不無責備地說：「這麼重要的事，為什麼不早點報告？」孫說：「我以為他同你們商量過的，他走也沒有告訴我啊！」另據張學良的副官張沛漢談，1936年12月25日下午，當蔣介石回南京去機場時，「周恩來來到了張公館，只有我在家值班。他進屋後，十分著急地說：‘張將軍要送蔣先生回南京，我馬上到機場去，勸阻張先生不要去南京。’我們來到車庫，要了一臺車，就駛向機場。
「周恩來幾次讓司機快點開，車子幾乎飛了起來。車中，有周總理、我和他的一個隨行人員，周總理對我說：‘這麼大的事情，張將軍事前一點也沒有和我說（這顯然指的是提前放蔣——引者）。我們無論如何要勸他不要去。’可是已經晚了，車子到機場時，蔣介石專機的螺旋槳已經轉動了。在回來的路上，周恩來沉默不語，心情十分沉重。」8
第二天，「周恩來在長安縣禮堂向東北軍的軍、師、團長講了話。他臉色嚴肅，語調深沉，他說：‘革命的同志們，換一句話說，就是親密的戰友們，我馬上就要回陝北啦。張將軍送蔣先生回南京，同志們大多數還不知道，昨天走的，張將軍就可能要晚回來。……同志們，你們要記住，你們有個朋友，就是中國共產黨。在張將軍回來之前，你們有什麼困難，就來找中國共產黨，共產黨對你們負完全責任。’周總理的講話，深深打動每個人的心。他的語音一落，立刻就響起了掌聲。」9
作為中國近代歷史的一個轉折點的西安事變，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對於它在停止內戰、推動第二次國共合作、成功地實現了由國內階級戰爭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轉變、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發動全面抗戰奠定了基礎這方面，可以說是舉世公認，對國內外大多數史學工作者來說，是沒有什麼異議的。但對於張、楊兩將軍的評價，對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張學良的南京送蔣等問題的看法卻不盡相同，如張、楊兩將軍的行動，明明是出於愛國的赤誠，善良的願望，是順應人民公意和歷史潮流，真正「大有功於抗戰事業的」，然而，有少數自稱「不務華美，但求真實」，「品評是非，一本良知」的學者，恰恰在有關西安事變的一些關鍵問題上顛倒了是非。如有本書裡就說張、楊發動西安事變是「冒天下之大不韙」，是「劫持最高統帥」，是「不明時勢，不通事理，不守綱紀，不顧民意」之舉等，恐怕失之偏頗，不論是與史實、民心，亦或歷史的公斷，都是相距甚遠，甚至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當然，也有些分歧是因學術觀點的不同引起的，這是可以研討的。如關於張學良的南京送蔣，長期以來，人們一直持否定態度，認為他出於民族大義，不顧個人安危，親自陪送蔣介石去南京，精神固然可佳，但由此卻也帶來嚴重的損失。他的南京被扣，終身失去自由，便是因此而引起的。王以哲將軍的被槍殺，東北軍的衰落，西北「三位一體」的解體等，更是嚴重的後果，所以此舉實屬重大失策，是一個難以彌補的錯誤。個別西安事變研究者甚至發出了「假如我是張學良」這樣的唉嘆！
有道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一個問題有各種不同的看法是不奇怪的，這無礙大局，也正象俗話所說的：「人間自有是非，公道終在人心。」對此有所非議者，歷來人數不少。但對此舉肯定，認為它真誠、悲壯，把它看作是「張學良愛國主義思想指導下逼蔣抗日和擁蔣抗日的繼續，是張學良謀求全國一致抗日的又一愛國義舉，是張學良處理事變後期複雜局面的一種果斷措施」的，也越來越多了。前面提到的魚汲勝的文章，就具體引述了五十年前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此事的評論，那才真正是高瞻遠矚的真知灼見：
1936年12月25日，也就是張學良送蔣走的當天，周恩來、博古在致黨中央的電報中分析張去蔣走的形勢時指出：「……故蔣走張去雖有缺憾，但大體是轉好的。」
1937年1月1日，在張學良送蔣抵寧橫遭審判的第二天，劉少奇在《西安事變的意義及其以後的形勢》一文中指出：「有些同志當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張學良跑到南京請罪時，表示悲觀，認為張學良是投降了蔣介石。
這一種認識是不對的。張學良的認錯與請罪，對於南京與各地的左派有很大的幫助。對於爭取中派也有很大的幫助，而對於右派藉以鼓動內戰的口實，則給以取消。張學良在南京的行動，是有助於團結全國抗日，停止一切內戰的方針之實行的。這不是表示張學良的無恥與投降，反而表示張學良為著團結全國抗日停止內戰而不惜犧牲個人的忠誠。張學良是請罪了，西安事變的一切責任他擔負了，剩下來的還有什麼呢？那就只有南京政府要執行真正足以滿足全國人民願望的抗日救國政策。」
兩個月後的1937年3月1日，美國女作家史沫特萊訪問陝北蘇區，在延安府會見毛澤東，就中日問題和西安事變進行了談話。當時的《新中華報》全文連載了這個長篇講話。毛澤東在談話中回答史沫特萊關於「共產黨為什麼主張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的提問時說：「西安事變中，國內一部人極力挑撥內戰，內戰危險是很嚴重的。如果沒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張漢卿先生送蔣介石先生回南京之一舉，……則和平解決就不可能。兵連禍結，不知要弄到何種地步，必將給日本一個最好的侵略機會，中國也許因此亡國，至少也要受到極大的損害。」10
據此精闢見解，作者認為下列問題是明顯的，是題中應有之義：
1．從感情上說，張學良到南隻身陷入囹圄，確實是一個我們難以接受的極大的個人悲劇。
2．從個人命運看，張學良的這一選擇無疑是失誤，值得深切同情。
3．從國家命運看，張學良的這一抉擇無疑是正確的，值得充分肯定的。
4．張學良突然出走，準備不足，的確有些欠妥，以致造成了東北軍的紛爭和解體以及西安方面的被動局面，但從維護統一戰線的全域性看，這只是一個居於次要地位的小錯，無損於張學良這一行動的意義、價值和光輝。
5．從當時的社會輿論看，張學良此舉有效地消除了那時國內外大多數人對西安捉蔣的種種誤解和疑慮，在政治上是必要的。
6．從張學良的主觀願望和當時的客觀效果看，親身送蔣回寧這一光明磊落的仗義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有力地緩解了西安與南京的尖銳矛盾，避免了一場新的內戰的爆發，在做法上是明智的。
7．從張、楊、蔣的本質和當時特定的複雜的歷史條件看，張、楊個人的厄運及其部隊的瓦解是必然的。這不能全部硬算在張學良去南京的賬上。正如周恩來所說：
「因為既捉了蔣，又在蔣的統治下，張、楊兩將軍要犧牲是不能避免的。
8．「為了抗日就要付代價」（周恩來語）。從抗日大局看，張、楊為西安事變逼蔣抗日所付出的慘痛代價和無私貢獻是必須的。如果他們不付出，別人也會去付出這種代價。張學良的重大歷史功績不僅在於捉蔣，而且在於放蔣，在於他為了抗日救國這一崇高目標，「把個人的榮辱生死完全拋開」，親自陪蔣回寧，以個人的失，換來了民族的得。
總之，無論何人對此做出何種評價，他都應尊重和承認這樣的事實：在張學良送蔣回寧承擔全部捉蔣的責任以後，歷史的發展實現了張學良的願望和主張，內戰結束了，抗戰開始了，並且取得了最後的勝利。這一點勝過任何雄辨。11
很明顯，前面引述的中共著名領袖對西安事變的一些看法，是客觀的，富有遠見的。作者以此為根據，對於史學界長期存在的某些不免偏頗的傳統觀點提出了質疑，亦是難得的。當然，我們也不否認，張學良的南京送蔣，是帶有「負荊請罪」的用意的，也是對時局造成了重大影響的，這是不是張學良的倒退和妥協呢？還不能這麼看，因為這與他只要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就仍擁護他做領袖的初衷是一致的。他這樣做，正表明了他識大體，、顧大局和維護團結的真誠，正表明他無私無畏的坦蕩胸懷。後來，他雖然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但他仍然以大局為重，不計較個人得失。1937年1月8日，他在致楊虎城及各將領信中說：「盼兄等切實體諒中央及委座之苦衷，及本我等救國之初旨，切不可引起內亂苦我國家民族之外，更使我仇鄰鼓掌稱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