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家到運河兩千一百二十四步，從運河到工作室樓下，兩千五百三十六步，哪一次步數不對，一定是鞋子出了問題。我每天就這樣走，五個月，屢試不爽。今天步子有點多。從家到運河邊，從河邊到工作室樓下，每條路都多出了至少兩百步。我走亂了。要是腳印在大太陽底下能留下來，你就會發現我的腳印歪歪扭扭、踉踉蹌蹌。這還不算，你還會發現我的腳印有點怪，好像是倒著腳在走，我把左右腳穿反了。這是進了工作室，助理小王告訴我的。他跟我說：
「謝總，您喝多了。要不要先把事情解決了再開會？」
我就喜歡這小子的機靈勁兒，看問題一針見血。當初把他從電視臺帶出來，也是因為他的鋒利和準確。我問他，除了通州這一段運河，你還見過哪幾段運河？你猜這小子怎麼說？他說，謝老師，我生長在大西北，我們那裡連條像樣的水溝都找不到，所以我夢見最多的就是水。我沒見過別的運河，但我瞭解我身上的血管，大運河經行中國南北，就像動脈血管貫穿我全身。我有點喜歡他了，但還是誠懇地提醒他，助理的工作不好乾。他說，謝老師，那要看誰來幹；有人把助理幹成個打雜的，有人把助理幹成了副總。我一拍桌子，就你了，跟我走。實踐證明，我們倆都是對的。所以，在我的工作室，沒有副總，我不在，其他人都聽王助理的。
「喝多了，」我打了一個酒嗝。「有些事你拼了老命也解決不了。招呼大夥兒，先開會。」
真高了，自己灌自己。腿腳不聽使喚，步子才亂得這麼離譜，鞋子穿大穿小穿正穿反都不算個事兒。會得繼續開，專案也得繼續做。他們不必知道《大河譚》遇到了多大的麻煩。我去衛生間洗了把臉，小王幫我衝了一杯咖啡，一口氣灌下。酒不這樣喝，一個人喝酒我從來都是慢慢把自己放倒。窗外綠樹掩映中的運河綿延滔滔。每天總有一兩個小時我會站到窗邊，就盯著這條大水無所用心地看。我經常遙想它一百多年前的盛景，那時候帆檣林立，舟楫相接，岸上十萬人家，商鋪雲集，引車賣漿等做小買賣的，吆喝聲響徹古老的街巷。那時候的人長袍大袖、峨冠博帶，船伕和水手一身短打也利落，還有成群的縴夫光著上身，油亮的汗珠從古銅鑄成的身體上滾落下來。有辛苦也有富足，熱氣騰騰的水邊生活次第展開，完全是一幅活動的《清明上河圖》。我喜歡火熱的生活，那讓我有一種在人間的感覺。所有人都陪在你身邊，多好。我對著運河做了十幾個擴胸運動，感覺喝酒前的那個自己又一寸寸地回來了。好，開會。
開會就是他們坐著，我站著。工作室沒那麼大。我跟八個年輕人說，抱歉，中午喝了點酒，實在是因為有好訊息，又來了個財神，一筆可觀的新投資到了。八種年輕的聲音尖叫起來，歐耶。他們輕信，不是因為江湖經驗不足，你隨便挖個坑他們就往裡跳，而是因為他們擁有年輕的資本；這資本如此雄厚，足可以無畏地對任何事情抱持堅定的希望。他們沒有失敗。失敗了也不叫失敗。我跟他們說，現在《大河譚》是我們整個工作室最大的政治，除去常規專案，所有人的重心都該放在這個節目上。《大河譚》到了攻堅階段。何為攻堅階段？他們理解的是，該專案如日中天，大傢伙更得竿頭尺進，擼起袖子，在高速中再弄出個加速度。而在我，攻堅真就是攻堅，像圍攻固若金湯的城池，是身高一米七八的希望面對兩米二六的絕望。
財神沒有來，已有的一筆投資卻斷掉了。就在上午。電視臺的朋友在電話裡知會我：「哥兒們，對不住了，領導不開心。老同志對這個專案沒信心，因為沒信心，所以沒興趣。」
「當初他老先生可是鼓動我做的啊。」
「當初他還每天送李老師三朵玫瑰花呢，不照樣離了？」
「領導」也是我的領導，辭職之前我們都在他手下幹。李老師是領導的前妻，當年是臺裡的一枝花，臺前幕後，廳堂廚房，在哪兒都是一枝花。領導基本上是以不知自尊為何物的決心和意志追她，我和給我通風報信的這哥兒們當年一起幫他打下手。那時候我們剛畢業，還沒學會談戀愛，一個長期幫他買花，一個專職為他望風，李老師一齣現就提醒他，為他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好去整理西裝和三七開的大分頭。李老師有潔癖。他跟我們說，跟李老師比，天下女人只能是女人。我沒弄明白到底什麼意思，不明白的我都覺得挺高深，越發屁顛屁顛地往花店跑。電視臺周圍沒一家花店的老闆娘我不熟。「緣來是你」花店的老闆娘三十多歲，體重不下一百五，有一天羞澀地對我說，小謝啊，難得世上還有你這麼痴情的小夥子，但凡年輕十歲，我就算豁出去也要把你弄到手。嚇得我兩個多月沒敢去她店裡買花。李老師被追到手了。二十年後，李老師被離婚了。領導看上了臺裡的一個新人，小吳，比李老師年輕二十歲。我辭職前，領導語重心長地跟我們說，跟小吳比，天下的女人只能是女人。
也怪我不長記性，一個動輒就把某女人弄到所有女人之上的男人，怎麼能隨便相信呢。辭了職，我出來單幹。不喜歡臺裡的作風，一年有大半年時間在做你不喜歡做的事，一天有大半天在做你不想做的事，乾脆跳出來，老子不受這個鳥罪。還是老本行，做節目，做好了賣給電視臺；或者從臺裡拿投資和專案，小國寡民地做，等於是合作。老子愛幹什麼幹什麼。起碼做好的東西拿出來，我好意思讓它姓謝。《大河譚》就是我跟臺裡合作的專案。那天我們三個又聚一塊兒，想到哪兒說到哪兒，就扯到了葉落歸根。我說我爸最近傾向比較明顯，沒事就想回老家上墳。胳膊疼了，他說是不是得給祖宗燒刀紙了；心臟早搏了，他也說是不是得給祖宗送點錢了；霧霾遲遲不散，他也認為是祖宗不高興了。問題是，老爺子跑不動了，要去就得我去。更要命的，他老人家年輕時離開故鄉，很少回去，我祖父祖母過世時，碰巧都在北京，就近全葬了這裡。父親的祖父祖母和曾祖父曾祖母埋在故鄉的哪一塊墳地裡，他完全記不清。他只模模糊糊記得，小時候跟我祖父去上墳，要坐擺渡船從河北岸到南岸。祖宗就埋在運河邊上。運河流經我老家那一段，少說幾十公里，半個多世紀過去，就算老老實實沒改道，火熱的社會主義建設天翻地覆，這世界也早變了不知道多少茬了，我到哪裡找。領導說：
「你老家的運河？哪個運河？」
「當然是京杭大運河。」
「這事你得幹，」領導一拍大腿，咣一聲，我真聽出了銀錢落地的聲音。「大運河正申遺，上頭要求臺裡配套上檔節目。你來做。」
「怎麼做？」
「我要知道怎麼做還用得著跟你說？」
也是。領導的工作就是下命令，怎麼幹是下屬的事。「這個，可觀？」我把右手拇指和食指狠狠地捻了捻。
不必遮遮掩掩，他們都知道，我缺錢。離了。但我跟領導不一樣，領導是離了李老師，我是被人離了。美滿的家庭都是一樣的，分崩離析的家庭各有各的離法。我的特點是：被離，孩子歸前妻，我每月支付高額的撫養費。至於為什麼費用高到法庭判決的兩倍半，前妻的說法是，要把你兒子往高階人才的路上送，這點錢你就心疼了？你也可以每月只給五塊錢，那我就按五塊錢來養。她是在簡訊裡跟我說的。漢字在我前妻的簡訊裡充分顯示了象形文字的尊嚴，一個個露出了猙獰的表情，發出陰陽怪氣的嘲諷之聲。很多年裡我都沒想明白，為什麼咱們中國人一離了婚就成了仇人，完全不共戴天。這個很多年包括離婚前的很多年，我和老婆認真探討了這個問題，離了婚還能做個知己嘛，生意不成仁義在，知根知底的。我老婆完全認同，但一離了立馬翻臉，連普通朋友都沒得做，不給你機會。因為兒子要念書，我把房子給了前妻，車也給了，家產劈出了五分之四，只好從朝陽搬到了通州西上園，這裡的房子比朝陽便宜啊。這還不夠，撫養費之外，兒子隔三岔五跟我說，這個要錢，那個要錢。總之，每個月我有幸去看他幾次，不揣一兩千塊錢，基本上是近不了他的身的。我給前妻打電話，我說，就是不用了的前夫，你也不能鉚著勁兒往死裡整啊。前妻用鼻子哼了一聲，前夫不前夫關我什麼事，我只知道你是孩子他爹。
好吧，我是孩子他爹，我忍了。但忍不是一個道德、情感和態度問題，而是一個經濟問題。我必須賺錢。
領導說：「上頭的任務，還能虧待你？」
我也把大腿拍出了金銀落地的響動，「成交。」
其實我對大運河沒什麼研究。大運河通州段當然瞭解一些，那也是因為誤打誤撞搬到了這裡，沒事晚上會到河邊散步，從新華東路走到東關大橋，下橋，北運河邊修了寬闊的木頭棧道，適合飯後消食。當初房產中介一再忽悠我：仁者樂水，河景房啊謝先生，在樓上就能看見運河；往北，就是著名的燃燈塔，標誌性建築呢，北周時期建造，當年漕船跑了幾個月，看見這塔才會心生安穩，京杭運河終點已到，此行圓滿了。真住進來，哪看得到什麼運河，河邊的樹都被前面的兩棟樓擋
住了。房產中介說，不是說在樓上能看見運河嗎，你得爬到樓上啊。他說的是他媽的樓頂上。接了這個活兒，我突然覺得，看不見運河它也是河景房，我會時刻想到兩千一百二十四步之外就是讓我聽到錢響的大河，值了。工作室當初純粹為省錢，租在馬路邊上一棟樓的最頂層，也算有先見之明。我對大運河的確不熟，除了這些年從我爸、我爺爺奶奶那裡聽到的故鄉運河，我知道的不比其他任何一箇中國人多。
現在不一樣，折騰來折騰去，我差不多也成了半個運河專家。
開始我只想從這個專案裡套點錢。立項前裝模作樣召集了若干個專家會議，向老先生們三百六十度無死角地請教，如何挖掘和展示大運河的歷史，以及在今天我們如何談大運河。聽過他們的建議，工作室再根據節目收視特點和我們自身的情況，制定可行性方案。我們是小作坊，就幾條槍，必須出動集團軍才能取勝的戰役打不了，只能打游擊。所以形式一定要漂亮，四兩必須能撥得動千斤。推敲來推敲去，定下來以講述故事為主，間以影片圖片資料展示，欄目取名《大河譚》。
大河，京杭大運河；譚者，深談也。辭職之前，我在臺裡主持過兩檔聊天節目，嗓子貌似還專業，人雖然發了點福，還沒到看不下去的程度，在年輕人的鼓勵下，就買了幾身便宜的唐裝，站到了租來的攝影棚裡。站進去不麻煩，張嘴說也不麻煩，麻煩的是前期要蒐集足夠的故事和資料。計劃做十集，十個故事，把京杭大運河的歷史、當下和未來，政治、經濟、文化和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都囊括進來。我和八個年輕人分頭去打探，找線索、尋故事、查資料、做諮詢，然後我們所有人，包括有關專家，坐到一起論證、整合，指令碼、採訪和現場拍攝同時進行。說是游擊戰，真做進去，那就是曠日持久的陣地戰。
進展得不錯。但我清楚我只使出了六七分力氣。對我來說它就是個專案，立了項，拿到了前期投資，水到渠成地做下去，就成了。但行程過半時，我突然對這個專案有了感情，不由人。這當然跟父親整天在我耳邊嘮叨有關，他整天說他那十九歲就離開的故鄉，運河穿城而過。他老人家老是夢見小時候的運河：水是如何的清，兩岸人家都在河水裡淘米洗菜；撐竹排的人如何勇猛，大雨時漲水，他們舞動船篙跟漩渦搏鬥；他還夢見上學路上，那個每天清早都在水門橋上練習周信芳唱腔的白衣女人，這些年她一點都沒變老。據說，人對死亡有預感，臨近生命盡頭總會做童年的夢。問題是，父親他一頓能吃三十個餃子，趕上我一天的飯量；而且心不老，一不留神就從母親眼皮底下溜出去，到小區廣場上找中年婦女跳舞。他是如此地熱愛生活，距離油盡燈枯的那一天，不比北京到故鄉近。母親認為，這怨我，因為我整天把運河掛嘴上，老頭子才動了凡心。
父親在研究所待了幾十年，練出了強悍的職業病，凡事一上心就當科研來搞，跟廣場上的中年婦女跳舞是（據母親的情報，他在中年婦女那裡的市場沒那麼好），聊大運河也是。如果有人一天到晚跟你叨咕誰不好，那人就算是天下第一大善人，聽久了你也會覺得他十惡不赦。就像前妻整天給我兒子洗腦，他老子如何如何不堪，我兒子真就信了，每次見我都把上半身撤得遠遠的，用看刑滿釋放犯的眼光看我。如果有人成天在你耳邊嘮叨一件事，那事哪怕再乏味，長此以往你也會莫名其妙地生出感情。父親張嘴閉嘴大運河，慢慢地還真就把我說成「大運河的孫子」了，他自認是「大運河的兒子」。反正大運河成了我們爺兒倆的祖宗。
不過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的確越來越瞭解大運河了。幹這個的嘛。或者說，因為了解越來越多，開始有點理解了。我不從道理上去理解，而是從故事、細節，從血肉豐沛的運河邊的日常生活去理解它。我們採訪過一位運河專家，老先生不說大道理，就講他七十九年來如何與運河糾纏在一起，文字、圖片、聲音、影片，他自己的、親人朋友的，全媒體展示，那四十五分鐘就像他與運河共同的自傳。片尾是老先生緩慢獨行在運河邊的影片，拍攝時陰天，快收工時突然雲開日出，西半天霞光萬丈，他漫長的細瘦影子平地生長，瞬間就橫貫了半個運河。拍攝時我在現場，為自然的偉力和隱喻大大地感嘆了一番。而真正進入攝影棚錄製這一期的《大河譚》，一個多小時邏輯嚴絲合縫地講述後，最後老人的影子突然鋪到水面上，我這個以「出戲」的控制力見長的老革命，眼淚嘩地就下來了。我不能自抑地煽起情來。我從來沒有如此奢侈地用詞，好像我懷裡抱著一部正能量詞典：
「這個鏡頭讓我想起了敬業、忠貞和相依為命，讓我想起了不忘初心、方得始終，讓我想起了命運、光芒和不廢江河萬古流。」
我把送盒飯的劇務都給煽哭了。
這樣的故事我們蒐集了很多。跑船的，打漁的，在運河邊開了幾十年店鋪的，修了幾十年船隻的，沿運河邊常年堅持長跑的，專門管理運河的公務員和警務人員，專做運河河鮮的紅案大師傅，運河沿岸考古發掘的，拉過纖的，擺過渡的，罱過河泥的……但凡有點瓜葛能找到的，工作室的小朋友們都聯絡了。能成為主角當然好，成不了主角就作為補充素材備著，沒準哪一期、某句話就用上了。開頭三期相關資料我看得不多，第四期開始，我就看進去了，開始重新回頭補看，還真有很多故事和細節能救火，關鍵時候就成了消防隊員。
我開始上心了。這個行當需要上心，但這個行當又害怕上心；上心意味著可能做出好片子，更意味著必須加大投入，慢工出細活兒。我決定把《大河譚》弄成個精品。前期的投資早用光了，我把手頭能挪用的錢全塞進去了。正滿腦門激情，等著接下來的資金，電視臺的哥兒們一瓢冷水澆下來，後續的投資要黃了。就上午，手機一響我就知道沒好事。剛掛上我前妻的電話，兒子想報一個英語夏令營，相關費用外加在英國的吃喝拉撒，又是四萬。我說需要這麼多嗎？前妻說，不相信就讓你兒子拿發票回來報賬，我會叮囑他，進收費公廁也別忘了要收據。離婚對一個人改變如此之大，前妻原來寫個年度工作總結都要我幫忙，現在成了語言大師，每個字都用得涼颼颼的。幸虧是她離我，要是我離的她，還不得成就個大作家啊。
掛了電話我斜躺進沙發裡，好像前妻掏空的不是我錢包，而是我的骨頭。母親從衛生間裡出來，拎著我的黑夾克。昨天晚上洗澡前我剛扔進的髒衣籃。母親說：
「我跟你爸商量了，咱們那老房子還是租出去。什麼時候有人幫你照料這個家了，我跟你爸再把房客辭掉，搬回去。」
「媽，不是說好了空著嗎？租出去就糟蹋了。不缺那幾個錢。」
「省一個是一個。最近你也不寬綽。」
「誰說的。生活費用光了？這就給您取去。」
「行了，別硬撐著。瞞不了你媽。」母親把夾克裡子翻出來，拍拍胸前的口袋，「有陣子了，你這口袋裡一分錢沒落下。過去可不這樣。你這馬大哈，哪次洗衣服之前我不掏出三五百的零花錢。」
我細想了一下，一點沒錯。我也想起來，已經兩個月沒給母親生活費了。這依然不能阻止我嘴硬，「最近改用錢包了嘛。」
電視臺的哥兒們電話打來了。一聽見《步步高》的鈴聲，我就有種不祥的預感，果然，手機裡傳出的第一句話就是：
「兄弟，我知道你的心理素質過硬。」
「有喜事，就現在說；報憂，還是晚上吧，免得我一高興夜裡睡不著。」
「還是現在說吧，說晚了怕你損失更大。」
我清晰地感到趴在腦門上的頭髮站起來了。為了避開坐在藤椅裡看報紙的父親，我走到陽臺上。
「沒辦法，領導沒興趣了。」
「原因？」
「沒信心了。覺得大運河申遺成功可能性基本為零。據說臺裡的大領導也是這個意思。一是大運河濟寧以南還在執行，活得好好的，跟遺產扯不上關係；二是他們出差看了德州和滄州一線的運河，都成了臭水溝，有的地方連河床都找不到。消失的東西，‘遺’在哪裡？所以，不成立。」
「還在使用的那部分是‘活態線性文化遺產’啊。有點文化行嗎？當初立項時說得明明白白，每個字都是透亮的啊。臭水溝咱們可以整治，個別地方的河床只是看不見了，又不是飛了，挖幾鍬是可以找到的。」
「別跟我探討嚴肅的學術問題，頭大。我也就傳個話。就算你能要來後續資金，估計也就是個人情錢。當然，人情錢也是錢嘛。兄弟，只能祝你好運了。再見。」
掛了電話，我掄起手機轉了一個大回環，還是塞進褲兜裡。真想把它摔到領導臉上。屋漏偏逢連陰雨，說的就是我這個操蛋的上午。我進書房坐下來，把一張a4列印紙折成四半撕開。在兩張紙上分別寫上「繼續」和「終止」，團成鬮，放進毛竹做的空筆筒裡。晃兩下，停下來，我找來第三張紙片，又寫了個「繼續」，窩成一團投進
筆筒。準備將筆筒倒扣在書桌上時，還不放心，在第四張紙片上也寫了「繼續」，團好了放進筆筒。我搖啊搖，晃啊晃，倒扣在桌面上時我對著電腦旁的一摞大運河資料說：
「兄弟我盡力了。」
我拿開筆筒，閉上眼在四個紙團中捏起一個。開啟：「繼續」。這個紙團留在筆筒裡，其他的扔掉，我把鋼筆、鉛筆、毛筆、圓珠筆重新插進筆筒。聽你的。然後從書櫥裡找出存了十年的那瓶茅臺，拎到飯桌上。
父親在收拾飯桌，瞥我一眼，「黃曆改了？」
「望和歷。」我糾正他。
「嗯，望和歷。改了？」
我的工作室叫「望和影視工作室」。小朋友們為了擴大宣傳，別出心裁做了一個「望和歷」。元旦前做好下一年的日曆，某年某月某日，陰曆是哪天，該日適合幹什麼、不該幹什麼，歷史上的這一天發生過什麼大事。有紙質版，也有電子版，便於網上釋出。我帶回一份紙質版，母親掛到門後頭，每天出門前老兩口都要盯著看一看。今天上頭寫的是：宜出行；忌酒，忌決策。我搞不清每一天的「宜」與「忌」的根據何在，也懶得問，年輕人總是有辦法。
「我有個重大決定，得慶祝一下。」
「真改了。」父親說，從老花鏡後往廚房看，「待會兒我徵求一下你媽意見，看這酒能喝不能喝。」
老太太向來喜歡把重大決定往好事上想，還是用茅臺慶祝的，肯定是大事。她走到門後，把最上面的那張「望和歷」扯下來，說：「今天已經過去了。」
我跟父親放開來喝，一瓶茅臺見底了；為了最後的半杯酒，還把瓶口卸了，取出了那兩顆玻璃珠。母親也象徵性地列席了一下，喝了一杯三錢的。那頓飯吃完了也到了下午，我反穿著一雙鞋搖搖晃晃來到工作室。
八個年輕人，八張蓬勃向上的年輕的臉。我說：「現在新的資金即將注入，對《大河譚》接下來的編輯策劃，有沒有信心？」
「有——」
他們把聲音拉得跟一千七百九十七公里的京杭大運河一樣長。他們有信心，我就有信心。人到四十，我經常覺得力量並非來自深思熟慮，而是源於激情。激情沒了，想得再明白都白搭。手托腮幫一不小心就會耗掉一輩子。
「你們有，望和工作室就有，《大河譚》就有。說說，你們又有什麼新發現、好點子？」
分管美工的小鐘說，她在網上搜到兩年前的一個攝影展，主題是「時間與河流」，照片拍得非常好。小鐘畢業於中央美院，學的就是攝影，眼光極高，她說好，必是不一般的好。她把筆記本接上投影儀，將下載的照片以幻燈的方式開啟。畫素和光線在白牆上打了不少折扣，大家依然覺得美不勝收。尤其是照片中強烈的故事性，已有小朋友擊節歎賞：這就是我們想要的。沒錯，就是我們想要的。我們要的就是細節和故事，這些照片已經提前給我們準備好了。哪怕只是人物的面部特寫，你也會覺得那個人的表情裡藏著很多故事，如果開口，講上三五個鐘頭沒問題。更多的照片是生活瞬間的定格，有天地、風物和人。所有景物在攝影家的鏡頭裡都不是死的，而是處於運動中的某個環節，看得見它的承前啟後。有一組船上人家的婚禮照片，每一張都堪稱絕妙。我問小鐘，是不是擺拍？小鐘說，據攝影展的作者自序，所有照片都是隨機抓拍。根據資料介紹，她也比對過，展出的照片基本都來自京杭大運河。還有幾幅拍的是龜裂的河床，像老樹或傷口，滿腹心事，觸目驚心。如果這些也來自大運河，可能就是讓領導沒信心的濟寧以北運河的某一段了。就算這些淒厲的場景，也完全是為我們量身定做。
「作者資料有麼？」
「查過了。孫宴臨，女，三十二歲，淮安某大學美術學院副教授。照策展方提供的座機電話，打了多次沒人接。」小鐘摁了下一張幻燈片，一個低頭的年輕女人照片。一頭烏黑油亮的短髮，頭形很好，整張臉只能隱隱看見一個圓潤的下巴尖。「這是作者。已經是露臉最多的一張照片了。」
是個好題材，但得做好打硬仗的準備。對絕大多數人，辦個大型攝影展肯定是光宗耀祖的大事，恨不能把自己照片也掛半個展廳，她只勉強露出一個下巴，我預感會比較難纏。會議結束，我讓小鐘和另一個擅長寫指令碼的小夥子到我辦公室。一要繼續聯絡作者；二是繼續蒐集相關材料，照這題材必上來準備。先預備兩種方案：作者能聯絡上，且願意配合錄製這期節目，當然是上上之選；倘若作者遍尋不遇，或者找到了但不配合，那就以「尋找攝影家」為線索展開這一期節目，此為第二套方案。我囑咐他倆，籌備的過程中腦子要經常分分岔。臨出門，我讓小鐘把她的ppt發我一份，我也琢磨一下。
孫宴臨果然難纏。小鐘從她執教的美術學院得到電子信箱，發郵件過去，過了兩天回過來八個字：在荷蘭，回國後聯絡。按學院提供的課表，三天後她有課。第四天，小鐘又去郵件，詳細說明來意，言辭懇切。這次動作倒是挺迅速，當天晚上就回復了：諸事繁雜，也沒興趣。若照片合用，儘可網上自取，無版權之虞。小鐘把郵件轉我，問接下來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我坐在書桌前，一遍遍翻著電腦上孫宴臨的攝影作品和她本人照片。拍得是真好。有幅黑白照片，岸如石壁，水如月光，剛把竹排撐到岸邊的漁人，褲腳高卷，一高一低，乾瘦的上身赤裸，背起正在滴水的漁網猛一回頭，看見了她的鏡頭。胡楂參差的漁人叼著燒了一半的菸捲，半截菸灰在他回頭的一瞬間掉下來，落到胳膊肘的位置被相機截住。菸灰拉出一條線，水滴拉出很多條線，水波更多，曲曲折折扯出半個畫面的線，而漁人的眼神里扯出的線，覆蓋了整張照片。照片取名《輓歌》。漁人忙活了一天，腳邊的鐵皮桶裡空空蕩蕩，半條魚都沒打上來。看得我心傷，順手點了根菸。父親進來時，我剛抽第三口。
「忙啥呢？」老爺子說，「你媽命令咱爺兒倆吃飯。」
「看運河照片。」我按了個下行鍵。
父親用下巴指指電腦螢幕。是隻露出下巴的孫宴臨。
「哦，我在找這個攝影家。」
「那就去找啊，還坐著幹嗎？心動不如行動。」老頭子嘿嘿地笑。
是啊，為什麼不去找呢？我突然想起來，這個孫宴臨，不就是在父親心心念唸的老家淮安嘛。我把照片往前翻，讓老頭子看。
父親湊上去，一張張翻，偶爾停下來，猶疑著不敢下判斷。「就是咱們老家啊！」他說，轉眼又說，「像。有點像。到底是不是呢？」最後說，「唉，人老了就是麻煩，連記憶力都不聽你的了。」父親精通指桑罵槐的技藝，他這麼一說，我就知道他在提醒我，該替他回一趟老家了。但我就是裝傻。母親在客廳下通牒，再不吃飯菜就直接倒掉了。爺兒倆往客廳走。坐到飯桌前，父親詭秘地對我說，「兒子，我覺得那姑娘長得挺漂亮，你抽空可以去咱們老家找找。」
「人家也可能不在咱們老家啊。」
「沒去找，你怎麼知道不在？」
母親敲響筷子，「飯也堵不住嘴。」
「說上墳的事呢。」父親說，扭頭看掛鐘，「從現在開始，晚上六點十六分，這頓飯不再說一句話。吃飯。」
找漂亮姑娘突然扯到了上墳，瘮得我差點被稀飯噎住。老頭子這邏輯，不知道他這輩子科研是怎麼搞過來的。不過倒是個好建議，一箭雙鵰，為什麼不呢？
第二天去了工作室，忙活一整天，諸項工作一一交代清楚，次日一早，趕六點多的飛機去了淮安。
父親給了我堂叔堂伯的姓名和地址，也就是我祖父的哥哥家的兩個兒子。堂叔是清江拖拉機廠的工人，堂伯在淮海劇團唱戲，多年前就該退休了。我上網查了，淮海劇團還在，一度與上海拖拉機—汽車聯營廠、天津拖拉機制造廠齊名的清江拖拉機廠產值為零。茫茫人海，這老哥倆未必比孫宴臨好找。我在大學附近找了一家酒店住下。
這兩天孫宴臨沒課，沒課不會去學校，課堂才是找到她的最佳地點。我決定用這兩天把淮安這一段運河認真看看，跟孫老師聊起來也有談資；見到我的堂叔堂伯，也不會露怯。我可以告訴他們，這些年我和父親身在北京，心繫故土，時刻關注運河的風吹草動。在這座城市，除了gdp，最重要的肯定是運河。千年大河穿城而過，它是它的血脈，也是它文化的源頭。我給旅行社打電話，找懂行的導遊，一對一運河文化兩日遊。
導遊是個小夥子，姓胡，叫他小胡或者胡導都行。胡導不「胡導」，這小子有兩把刷子，據說參與了本市文廣新局大運河申遺的材料撰寫，講起運河心裡有一本大賬。從吳王夫差開鑿邗溝一直到眼下的申遺，溝溝坎坎，每個拐點都門兒清。他把司機也省了，開車帶著我，兩天裡把大運河淮安段的六十八公里一釐米一釐米地跑遍了。
大運河與淮河入海水道交匯的「水上立交」。裡運河。裁彎取直後的
新闢大運河。淮安船閘。漕運總督府。漕運博物館。鎮淮樓。文通塔。河下古鎮。板閘。大閘口。老壩口。清江浦樓。御碼頭。若飛橋。南船北馬碑。水門橋。北門橋。都天廟。慈雲寺。石碼頭。花街。文廟。大王廟。豐濟倉。西長街水龍局。清晏園。廢黃河。碼頭鎮。洪澤湖大堤。仁義禮智信五壩……
因為做《大河譚》，斷斷續續瞭解一些淮安段運河，沿河走一圈，紙上談兵的侷限就出來了：思維老是跟不上，慢半拍。我跟小胡說，年紀大了，記憶力開始拖後腿了。他跟我一樣清楚這就是個掩耳盜鈴的藉口，但他只笑，不說破。小胡本地人，運河邊長大，河邊一棵草的榮枯他也看了三十茬，所以張嘴就有「事」。他看得如此明白，大河彷彿一直流在他的眼皮子上。我約他，沒準節目裡需要他露個面，小夥子對我做個v字手勢。
「必須的，」他說，「就是條臭水溝，在你家門口流了上千年，也成了母親河。」
一教室的註冊生和旁聽生裡，我年齡最大。有句俗話說，羊群裡跑出頭驢；我坐在最後一排，大部分時間低著頭。孫宴臨講課用ppt，也用黑板和粉筆，她講《郎靜山集錦攝影研究》，是門選修課。當她點ppt播放郎靜山的照片和中國傳統的水墨畫，或者轉身在黑板上分析兩者山水、人物構圖的層次時，我就抬起頭，看這個小我八歲的女老師。她比照片上好看，尤其眼睛和嘴唇。雙眼皮，眼大大的；唇形很好，很多女人化了妝也未必有她素顏時的唇線飽滿清晰。這節課她講的是郎靜山集錦攝影中的「非時間性」問題。該概念源於法國作家安德烈·馬爾羅的藝術史論著《非時間性：眾神的變形》，所以，她從這本書說起。真正生動的藝術不應被當作簡單的物體般來看待，它具有把瞬間「非時間化」的能力，使之成為非主觀的時間。這是藝術形而上學的概念，而非永恆的範疇；或者說，是用「反命運」的方式來抵抗時間，時間是所有藝術的敵人。
有點繞。不知道這段高論是馬爾羅老師親自說的，還是孫老師的理解，或者別的研究者的論述。當然，可能是我沒能力聽懂。我看見很多學生都露出會心的微笑，越發讓我這個老學生慚愧。馬爾羅我還是讀過幾本的，《人的命運》《王家大道》《反回憶錄》。郎靜山的照片我也看過一些，有些照片非常喜歡，特地囑咐過小鐘，收集素材時，把郎靜山跟水有關的照片整理好備用。比如《曉汲清江》《風雨中的寧靜》《沼沼秋水》《寒江獨釣》《樹影湖光秋氣爽》《煙江晚泊》《吳門歸棹》等。
「郎靜山的‘集錦攝影’，將不同底片疊置，把不同的景物並行、插入，多次曝光，由此製作出的‘攝影風景’給後來的攝影者提供了很多啟發。」孫宴臨說。她穿一件黑色薄皮夾克，戴一條白底藍星的縐紗圍巾。「至少對我個人產生了重大影響。小時候，神秘的郎家大院激發了我對攝影的好奇；現在，‘集錦攝影’的方法又讓我對繪畫和攝影藝術有了新的思考。」
郎家大院！我差點舉起手。趕緊用手機上網搜尋：郎靜山，清光緒十八年（1892）生於江蘇清河清江浦（今淮安市區），祖籍浙江蘭谿遊埠鎮裡郎村人。在清江浦生活十二年後，郎靜山赴上海南洋中學求學。後來我問孫宴臨，郎靜山對你的影響真有這麼大？孫宴臨斜我一眼，那還用說？你們家出門右拐走兩百步，就是傳說中的攝影大師故居，你會沒感覺？我想了想，應該也會有。
但是那天孫宴臨連斜我一眼的機會都沒給。兩堂課連上，課間休息十分鐘，給學生接開水和上廁所。我瞅著講臺前沒人，湊上去恭恭敬敬地叫聲孫老師，我是謝望和，為《大河譚》，千里迢迢從北京專程來拜見孫老師。孫宴臨眼皮都沒抬，盯著中國攝影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的《攝影大師郎靜山》一書，那頁上印著郎靜山創作於1963年的攝影作品《松蔭高士》。她對著張大千扮演的高士說：
「你們工作室有個姓鐘的姑娘聯絡過我。抱歉，真的沒興趣。」
「不好意思，打擾了。如果方便，能否課後單獨請教，就耽誤您半小時。」
「下課再說。」她還是沒抬頭。
上課鈴響了。我回到座位上，聽孫宴臨講郎靜山時，腦子開岔，琢磨如何把郎靜山有機地融入到這期節目裡。沒做過專門研究，但我一廂情願地認為，在清江浦度過童年的郎靜山，一定受到了運河的影響，與水有關的諸多作品即為明證。孫宴臨把郎靜山的攝影作品與中國古典文學和繪畫做了詳盡的比較研究，在虛和實的處理、抽象與具象的轉化、攝影與繪畫意境的融合、傳統與現代的破和立等問題上，藉助現代傳媒，進行了操作演示，深入淺出地闡釋了郎靜山，讓我這個外行都覺得自己把大師弄明白了。
五十分鐘很快，中間回了助理小王兩條簡訊，在速記本上給孫宴臨畫了一幅不太像也不太不像的肖像，重點是她的頭髮、眼睛和嘴，下課鈴就響了。我迅速堵到前門口，防止她跑掉。這想法純屬多餘，一大堆學生擁到講臺前跟她討論。我倚著門框等。很多年沒有認真坐下來連聽兩節課了，累壞了。這個倚門而立的動作，在孫老師看來相當的輕佻，不像四十歲的中年男人該乾的事，所以那天她在解答學生疑問時，抽空狠狠瞟了我幾眼，覺得這個人高馬大的男人挺討厭。所以她一點都不想理我。所以，在我發現還有四個同學排隊等她回答問題，決定先去個衛生間，然後又飛快地從衛生間回到教室門前時，她趁機提前溜走了。她跟那四個同學說，非常對不起，有急事，下週同一時間繼續討論。
對她的這種行為我也很生氣。副教授也要為人師表嘛，學高為師，德高為範，起碼你得守信。我直接去了美術學院教務辦公室，不是投訴，是打聽她的電話號碼。教務員是個慈祥的老大姐，她說剛剛小孫交代了，凡索要聯絡方式者，一概堅拒。
「不是婉拒。」老大姐特地補充，「小孫的意思，堅決拒絕。」然後老大姐壓低聲音，附到我耳邊，「年輕人，要有耐心。」把我當成求愛的了。
好吧。我說：「謝謝大姐，找到了一定請您吃糖。」
老大姐很潮地「歐耶」一聲，「到時候可得給大姐雙份啊。不要巧克力，只要上海的大白兔。」
我也回她「歐耶」。這都什麼事。
跑了和尚跑不了廟，後天孫宴臨還有課，就不信抓不住你。出了大學，我攔了輛計程車。司機問去哪兒，我說清江拖拉機廠和淮劇團，哪個近去哪個。司機就把我拉到了一品梅路4號。剛進淮劇團大門，工作人員一隻胳膊擋在我面前。
「我找謝仰止。」
「謝仰止？誰啊？」應該是門衛，用的是跟我祖父祖母一樣的方言。
「退休演員。」
「退休了我哪知道。」
「唱過《樊梨花點兵》和《皮秀英四告》。」
「這兩出戲我也會唱。」
「你們的退休職工，聯絡方式總該有吧？」
從大廳裡走出來個領導模樣的中年男人，跟我說辦公室的人出去開會了，換個時間再來。退休人員的聯絡方式在辦公室那裡。聽說我找謝仰止，說：「老謝啊，去古虹橋邊的周信芳故居找。這老傢伙改唱麒派了。都天廟街隔壁。」
打車去周信芳故居。想起我祖父祖母兩人在北京，吃過飯就往機器前一坐，雷打不動聽周信芳。周先生中氣十足略帶沙啞的嗓音，聽得老兩口搖頭晃腦、摩拳擦掌。開始是唱片機，後來是轉磁帶的錄音機，然後是影碟機，恨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時單曲迴圈。《徐策跑城》《蕭何月下追韓信》《鴻門宴》，聽多了我都會唱了。小學五年級，跟同學打賭，夏天晚上鑽進北大，從未名湖博雅塔那頭往翻尾魚石處遊。看誰先抓到魚尾，輸了在聯歡會上表演節目。我輸了，就唱了《追韓信》經典的那段，從「我主爺起義在芒碭」到「撩袍端帶我把金殿上」。唱的時候心裡還打鼓，擔心順不下來，過去只是聽，從沒試過。竟然沒怎麼走板就唱下來了。為達到周先生的效果，我粗著嗓子吼，唱完了再說話，嗓音更像周先生了。
周信芳故居在河邊上。轉過一座小橋，一個古樸典雅的小院，院門上方的匾額上題寫著「周信芳故居陳列館」。1895年1月14日，周信芳出生於此。六歲離開這裡，隨唱青衣的父親周慰堂去杭州，師從陳長興練功學戲。故居里藏品不多，以圖片資料為主，陳設也簡單；院子前後植了豐肥的芭蕉和藤蘿，顯得蓬勃興旺。現在主要是京劇票友雅集和日常吊嗓子的好所在。都傍晚了，聞得到街巷裡晚飯的香味，小院裡還在咿咿呀呀地唱，京胡、板胡交替響。有唱《貴妃醉酒》的，有唱《借東風》的，有唱《四郎探母》的。有唱的就有聽的，時不時一團叫好。
我問了一個看熱鬧的大爺，說謝仰止剛走，晚飯後還會再來。他們像上班一樣每天來，只是上班時間各有講究。大爺說，我堂伯每天半下午來，聽一陣唱一陣，回家吃晚飯，飯後遛一圈，拐個彎又來了，一直到故居小院關
門。我堂伯是個人才，唱了一輩子淮海戲，退了休改唱京劇了，還專攻麒派。要不說那劇團領導提起他，五味雜陳地「老謝」呢。在淮海劇團裡潛伏了幾十年。我找了個馬紮坐下，等。
一等不來，二等還不來。我又問那大爺，大爺說，這就該來了。再問；應該很快就到了。弄得我也不敢走，怕前腳走，我堂伯後腳來了。實在餓得心抖肝顫，那會兒天黑過好幾個鐘頭了，我打算第四次問那大爺，大爺早回家了。票友只剩下四個：一個唱的，一個拉二胡的，外加倆看客。我連看客都算不上，就是個找人的。謝仰止這會兒沒準已經睡著了。我出了小院，哪裡燈光亮堂就往哪裡走，見到頭一家小飯館就進去：一碗長魚面，兩瓶啤酒，半斤豬頭肉。
吃舒坦了，跟麒派京戲聽舒坦了，是同樣的舒坦。我抱著肚子出了小飯館的門，找塊石頭坐在路邊，抽了兩根菸。
這是我祖先的城市。父親說，落戶淮安的第一代先祖叫謝平遙，在漕運總督府衙門裡當翻譯，相當於現在的公務員。後來這位平遙公去了清江造船廠，這地方現在連遺址都找不到了。平遙公在造船廠也沒待幾年，辭去公職，沿運河北上到了京城。也沒待多久，開始跟一群士人舉子追隨康梁改良的餘緒，其後擁護革命黨，接下來反對袁世凱。在北京待了十幾年，袁世凱稱帝前，點名要滅掉他。平遙公地位名望應該很一般，反正我在相關的史料中沒見過「謝平遙」這個名字。但謝平遙英語好，據說後來自學了義大利語，法語、德語也通一點，起碼吃喝拉撒日常交流應付得過去，這在一百年前絕對是難得的人才。那時候的清政府和袁世凱不怕中國人，怵的是外國人，就怕洋人說三道四。我先祖平遙公有能力把洋人的說三道四翻譯成漢語給中國人聽，所以他們很討厭他，覺得他也挺重要，懸了賞金要他的人頭。這都是我祖父說的。說起自己祖父的腦袋很值錢，我祖父十分得意。
但是平遙公最終還是回了清江浦，至於原因，我祖父語焉不詳。有時候說為了逃命，人家懸賞了嘛，在北京混不下去了；有時候又說受了刺激，心灰意懶，回老婆孩子身邊養老了。究竟什麼刺激他又說不清，但是有一件事我祖父言之鑿鑿，那就是平遙公寫過不少關於運河的文章，用宣紙和毛筆，豎著從右往左寫，他小時候親眼見過。我認為有一定的可信度，首先有目擊者，我祖父；其次，寓居北京的那些年，平遙公隔三差五會回清江浦，大河上下來來回回總得有個一二十趟吧，一連數日困在船上，書讀累了只能盯著水看，想不成專家都難。回淮省親的次數，有平遙公的兒女數量為證；我祖父回憶，他祖母前後懷過十二個孩子，雖然活下來的沒幾個。就算高祖母土地肥沃，那也得高祖父去播種啊。
問題是，依然沒有什麼資料可以證明平遙公是研究運河的專家。我祖父到老了，某日在家看電視裡周信芳的錄影。抗日期間，周先生為救亡募捐，到北京演出，一路有義大利記者隨行採訪，我祖父突然冒出來一句：
「哎呀，我爺爺當年陪過一個義大利人來過北京！那是個運河專家！」
那又怎樣？陪義大利運河專家來北京，不等於他也是運河專家。
「也是啊。」我祖父抹著他那已經掉光了頭髮的腦袋，想得十分用力，「可是，你太爺爺寫的那些文章跑哪兒去了呢？」這話是跟我父親說的。
那時候我父親還是研究所裡的科研骨幹，尚未培養起跟年輕婦女跳舞的興趣，回到家就在草稿紙上列各種奇怪的算式。我父親說：「沒準‘文革’時被抄家抄沒了。」
「當時咱們家住在偏遠的河邊，周圍一大片野地。」祖父又使勁兒想了想，「沒抄出啥啊。他們嫌遠，不願去。那時候你太爺爺八十了吧，每天坐在太陽底下，守兩塊碑，有人求字，他就拓一張給人家。像個慈祥的彌勒佛，人緣好極了。」
「拓碑幹嗎？」我問。
「你高祖父字好，街坊鄰居沒事就來求一幅，裝裱後掛家裡，或者當禮物送人。老爺子來者不拒。八十歲寫不動了，就寫了龔自珍的兩首詩和一篇文章，找人刻到碑上，誰再要字，他就拓了送人。」
「免費？」
「當然。奇怪的是，碑刻好後，求字的人卻少了。經常在太陽底下坐兩三天，也送不出一幅字。」
「碑呢？」
「早不知被誰砸了。沒人求字也有原因，亂了，運動了，誰還有心情看字。」
「那我高祖父後來呢？」
「死了。中午我去叫他吃飯，他坐在太陽底下的藤椅裡，頭歪在右邊的肩膀上，氣都沒了。醫生說，嗓子眼裡有痰，堵上了，一口氣沒上來。旁邊就是寫了龔自珍詩文的兩通石碑。」
我和父母都不吭聲。老祖宗死了，我們覺得應該沉默一下，以寄哀思。祖父對我們安靜表示詫異，問我們怎麼了。
「高祖父死了啊。」
「死了就死了。誰不死？」祖父說，「我跟你說，望和，我最高興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麼嗎？」
我們都看著他。我們知道他馬上就會公佈答案。自問自答是祖父老了以後最重要的交流方式。
「就——是，」祖父的聲音像坐上了鞦韆，「你爸爸跟你高祖父一樣，也來到了北京！」
坐在淮安的街頭上，我還能想起祖父說這話的表情，兩眼突然變得比光腦門還亮。好像他兒子來北京不是普通的求學和工作，而是跟一群人平地建起了一座北京城。
祖父已經故去有年，如果他老人家還在，知道我現在正做《大河譚》，成了半吊子的紙上運河專家，沒準這會成為他「最高興的第二件事」。在他老人家看來，能在運河的問題跟高祖父保持一致，那也是驚天動地的大事，差不多等於運河是咱們謝家人開鑿出來的。
坐在祖先的城市裡，我不覺得陌生，當然也不覺得熟悉。很小的時候來過，被大人抱在懷裡，黑眼珠也滴溜溜地亂轉，什麼都沒記住。我又抽了兩根菸，決定明天去找清江拖拉機廠。
第二天睡到自然醒，打了114電話查詢，又上網搜尋，確定清拖萎縮成一個小企業，遷到了城東南的開發區。在北京生活慣了，到哪個城市打車都不覺得遠，安心地看計程車計價器上的數字在跳。跳到三十八塊錢時，停下來。當年中國拖拉機制造業的三大巨頭之一，如今變成了一個袖珍的門臉。我在門口抽了一根菸才進去。在祖父和父親的描述裡，清拖何等風光，大得足以自成一個帝國，你可以三百六十五天在廠區裡不出門，社會主義的美好生活一樣也不會落下你。必須抽一根菸才能彌合這個心理落差。
留守處的工作人員也在抽菸。五十歲左右，上個星期的鬍子到現在都沒刮，煙霧從胡楂中間穿過，給我一種生活兵荒馬亂的感覺。他對每一口煙都無比迷醉，吸入時用力，像在吸世界上最後一口氧氣；吐出時嘴巴大張，每一顆黑燈瞎火的壞牙都數得出來。他坐在一把木椅上，讓我寫出堂叔的名字。
謝仰淳。
他把嘴撇開來，歉疚地搖搖頭，沒印象。
「退休了。」
「退休了啊，我說呢。」他如釋重負，狠狠地抽一口煙，好像退休了不認識不算瀆職。
我遞給他一根蘇煙。到了江蘇要抽老家煙。
「我幫你查查，」他起身去背後的一個櫃子裡翻找。半根菸工夫，他說，「想起來了，想起來了。謝仰淳，就是被車軲轆砸死的那個。」
頭腦嗡一聲就響了，「您說的是那個謝仰淳嗎？」
「咱們清拖歷史上只有一個謝仰淳。」他坐回原位，可能覺得我堂叔死了，我需要安慰一下，問我要不要從窗戶那邊繞過去，進門到房間裡坐一坐，我說站在這裡就很好。我只想把堂叔的死因聽清楚。「原來死的是他啊。」他點上我給他的蘇煙，我隨手又遞給他一根。「好多年前就聽說了。那會兒你堂叔還沒到退休年齡吧，下班路上被車軲轆砸死了。你說世界上就有這麼巧的事，出門撞見鬼。一輛卡車正踩著油門掛在四擋上跑，一個軲轆脫落了，車子在這邊繼續跑，軲轆往那邊跑，一邊跑一邊跳，遇到個坎，跳得更高，落下來，砸到騎著腳踏車的你堂叔，腦袋都砸扁了，腦漿崩了一地。」
我趕緊又遞一根菸，沒必要再說了。我轉身來到大街上，謝謝都忘了。沒見過謝仰淳，但他是我堂叔。覺得胃裡有東西往上翻，必須親自抽一根菸才能平息這噁心。一個製造車軲轆的人，最後被車軲轆砸死了。
在開發區寬闊的馬路上踢踢踏踏地走，突然有種無所適從的空寂。閒得慌，閒得發慌。在北京天天忙得腳不點地，電話、微信、簡訊、郵件，各種提示鈴聲，一天到晚就沒斷過響，好像我是多重要的人，被全世界人緊急地需要著。到這裡，手機突然失聲了，所有人集體約好了似的放我一馬。夢寐以求的空白終於到手，我卻不知道幹什麼了。這就是傳說裡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麼？我像個二流子在祖先的土地上晃盪，晃得身心空空蕩蕩。突然電話響了，我得救一
般趕緊摁了接聽鍵，就是個騷擾電話，我也打算跟對方認認真真地聊上一會兒。
助理小王打來的。網上署名「瑞拍客」的瑞典小夥子找到了。西蒙·格朗瓦爾，二十六歲，哥德堡人。在蘇州學了幾年漢語，畢業後找了份給歐洲報刊自由撰稿的工作，繼續待在蘇州。此人閒下來喜歡到處亂逛，邊逛邊拍，覺得好玩的就發到網上，自命「瑞拍客」。他的短影片中，有一個大運河系列，從南到北，「一個歪果仁眼中的水邊中國」。工作室的小朋友在網上偶然發現的，覺得有點意思，前些天跟我說過，我說好，跟進，該蒐集的蒐集，該整理的整理，然後尋找作者。小王說，找到了。西蒙·格朗瓦爾剛娶了一箇中國女孩，成了蘇州的女婿，他對我們的節目很有興趣，如果需要，隨時可以出鏡。不過最近他想帶媳婦回老家待一陣子，見見父母，看看瑞典，我們得給他個確切時間，要不就等他回來再說。小王擔心等他回來黃花菜都涼了，問我怎麼辦。我說當斷就斷，讓他們把手頭的材料先發給我，現在就回酒店看。做不做下午就給他個準話。
有事做的感覺真他媽好，我攔輛計程車直奔酒店。進了房間，開啟電腦，小王已將相關材料發過來了。看完挑選出來的三十九個影片，以及小朋友們草擬的方案，覺得可行。影片裡的西蒙·格朗瓦爾給了我一個好印象，面對運河，他的眼睛裡閃動著真誠的光。這一點很重要，他是真心喜歡這條浩浩蕩蕩的長河。這傢伙貪玩，在拍攝運河人家的生活時經常搞怪，努力用不同的方言跟當地人瞎聊，搞得大家都很喜歡他，積極配合他的拍攝。有一個影片裡，他指著一條張大嘴活蹦亂跳的鯉魚說，這條魚我不敢吃。人問為什麼，他一本正經地說，它是活的，我怕它咬我。缺了門牙的賣魚大爺被逗得咧開嘴笑。
看完影片，整理出一個思路，把方案又給完善一下，發過去，已經下午三點。到酒店附近一家老字號麵館吃了碗麵，又去禮品店買了些禮品，打車再去周信芳故居。
下午四點半鐘的故居最熱鬧。午睡都起了，晚飯還遠，不上班的票友全來了。整個院子裡三五成群，咿咿呀呀此起彼伏。唱老生、唱青衣、唱花旦、唱老旦、唱花臉的都有。院門敞著，我從院子裡最近的一撥看過去，希望能在哪位老先生的臉上認出老謝家的表情來。轉到第二撥人時，昨晚那個大爺看見我，對我招手。他和一群人圍在一個亭子下，他還是個聽眾。我走過去。他對一個蹺著二郎腿坐在躺椅上的老人說：
「老謝，有人找。」
老謝扭過臉來。我能肯定這就是我堂伯謝仰止，他對陌生人的警惕和猶疑，可能是謝家祖傳的，反正在四目相對的那一瞬間，我在他的臉上看見了我祖父的表情。他是我祖父的親侄子。我堂伯在這一群人裡顯然鶴立雞群，他就是幹這個的，雖然退休之前唱的是淮海戲。他的專業身份和地位，他在多年的表演生涯中養成的做派和優越感，就連多年經營和保養的皮膚和身段，也讓他在一群中老年票友中佔據了絕對優勢。只有他一個人半躺在椅子上，唯一一架躺椅。別人坐的是木椅子、條凳、自帶的小馬紮，或者站著。謝仰止穿一身黑，對襟盤扣外套，方口的北京黑布鞋，素淨，低調的深沉和奢華。他用力看我一眼，沒說話，用眼神問我誰。
「伯伯好，」我盡力走到他面前，彎下腰，「我是望和，我爸謝仰山，您兄弟。」
謝仰止還是不說話。但我能看出他的胸脯在起伏，他在控制自己。
「這次來淮安出差，爸媽囑咐我一定過來看看您老人家。」
「你，真是謝仰山的兒子？」我堂伯慢悠悠地終於開口了。
「千真萬確。做過親子鑑定的。」
「謝仰山頭上有幾個旋？」
把我問蒙了，沒見過這種查戶口的套路。「一個都沒有。」
「瞎說。沒有沒旋的人。」
「對不起，伯伯，我還真不知道我爸頭上有幾個旋。他早謝頂了，能長旋的地方一根頭髮都沒有。」
「先別叫伯伯。」他依然半躺在椅子上，二郎腿也沒放下。
亭子裡的演出停下來，都看我們爺兒倆。這一段認親肯定比戲裡的認親要精彩。
「這是我的身份證。」我把身份證從錢包裡掏出來，遞過去。
「這個只能證明你是你，不能證明你是謝仰山的兒子。」
我倒是想起父親和祖父說起的謝仰止小時候的幾樁糗事，但那些年少的惡作劇要在大庭廣眾之下講，等於當眾扒我堂伯的褲子，還是算了。廳堂裡的那撥人在唱《徐策跑城》，我心生一計，也來一段《徐策跑城》吧。我選的這段，用我祖父夾雜清江浦方言的聲音唱：
老徐策我站城樓，我的耳又聾，我的眼又花，我的耳聾眼花，看不見城下兒郎哪一個跪在城邊。我問你：家住哪府哪州並哪縣？哪一個村莊有你家門？你的爹姓甚？你的母姓甚？你們弟兄排行第幾名？說得清，你道得明，放下吊橋開城門，放你進城。你若是說不清來道不明，要想開城萬不能。你報上花名。
唱到「說得清，你道得明」，我堂伯擺擺手，「不必唱了，你就算不是謝仰山的兒子，也一定是我叔叔的孫子。」
「那，伯伯，您認下我這個侄子了？」
我堂伯站起來，轉身往外走。「就因為你是謝仰山的兒子，我才更不想認了。」
一夥人全傻了。幾秒鐘前他們和我一樣開心，千里尋親，多好的事啊，而且成了。他們剛剛給我鼓過掌，還希望我接著往下唱。京腔裡夾著淮安方言唱周信芳，他們覺得別緻。招呼我過來的大爺把手越伸越長，急急說：
「老謝，老謝，別走啊老謝！」
謝仰止已經出了院門。
「這個老謝！」他們說，半天才反應過來，「追啊，小夥子，你去追。」
我把禮物找到，拎著就往外跑。剛才展示給堂伯的笑，還原封不動地掛在臉上，尷尬讓我的表情都僵了，費了好大的勁兒才把臉弄平整。
故居門前有好幾條路，我站在旁邊的橋上，哪條路上都見不到謝仰止的影子。父親曾說，堂伯家原來在花街附近。憑前兩天遛一圈花街的印象，就往西北方向追。一條條彎曲的巷子，間或一道流水穿過房前屋後；不少老房子在拆遷，房梁斜架在殘垣斷壁上，走道上不時冒出來一堆廢墟，通往花街的地形由此變得極為複雜。陰天，下午五點多的空氣中就有一種灰暗瀰漫開來，我拎著禮品盒，既要顧著遠處，又要盯緊腳底下。
路過一處廢墟，拆掉了屋頂的門框兩邊，自上而下各鑲了一溜石頭，石頭上陰刻了手寫的行書對聯：月來滿地水，雲起一天山。這副聯我在別處見過，但石刻後嵌在普通民房的門邊，還頭一次遇到。此聯甚美，也很有些境界，字和刻工都不錯，我就多看了幾眼，還暗想該怎麼把它們摳下來帶走。就跑了這麼一下神，被腳底下的半塊磚頭絆倒了，禮品摔出了老遠，左胳膊肘和右手掌同時撐地。水泥勾縫的石板路，這一跤摔得結結實實，半天爬不起來。等起來站直了，才覺出胳膊肘和手掌疼。手掌擦破了皮，血珠子一顆顆滲出來；胳膊肘青紫了一塊。我找到塊石頭坐下，看看手掌，再看看胳膊肘，用紙巾擦掉血，嘴裡噝噝啦啦地出氣。然後摸出一根菸點上，對著路上的碎磚頭踢了兩腳。媽的，讓老子先疼一會兒。
抽了半根菸，視野裡出現一雙穿布鞋的腳和牛仔褲的兩隻褲腳。我從下往上慢慢看，小腿，膝蓋，大腿，腰，肚子，胸部，雙肩，脖子，然後臉，孫宴臨冷冷地看著我，手裡拎著我甩出去的禮品盒。
「看夠了？」孫宴臨說。
「對不起，」我舉著右手站起來，「要知道是孫老師大駕，打死我也不敢這麼看。」
「你的東西。」她往前走兩步，「呀，流血了，得找醫生處理一下。」
「去你拍過的那個大和堂？」她有一張照片，拍的是運河邊的一家診所，名叫「大和堂」。
「早關張了。初醫生全家搬走了。」她把禮品袋放到地上。
「你怎麼在這裡？」
她往二十米外的橋上指，橋上有個畫架，她在寫生。想必她看見了我摔個大馬趴的全過程。
「跑這裡寫生？」
「我家在這裡啊。」
我往四周看了看。廢墟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人家還在正常生活。「哪一家？」
「不在跟前。附近。」
想起來了，郎靜山故居附近。
「都天廟前街？」
「那是我爸媽家。這兩年我主要住在工作室。」她用手向東南方向畫了個圈。
她在「工作室」上停了一下，大概是為了區別於我的那個工作室。現在好像要是沒有工作室，你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是個藝術家。其實就是個寫字畫畫的地方，跟書房的區別，一是更大，二是更亂。孫宴臨主業是畫畫，那的確需要個大場子。
「如果方便，能否給個機會，參觀一下孫老師的工作室
？」
「你得先處理傷口。」
「無所謂，就是個皮外傷，水龍頭底下衝一下就好了。」傷口隨他去，能搭上話才最重要。我就不信搞不定你。我對這一期的《大河譚》相當有信心。
她默許了。「約法三章：房間裡再亂，也不許說。」
「我不相信還有比我更亂的人。另外兩條呢？」
「想到了再說。」
孫宴臨幫我拎著禮品盒和她的筆墨顏料。我用左胳膊夾著她的畫架，右手舉著，像個投降派，跟在她身後朝著東南走。孫宴臨讓我離她遠一點，免得她總得跟碰到的熟人解釋我是誰。也好，我和她保持著二十米的純潔距離。我發現這個貌似純潔的距離其實最色情，我可以把她的背影看得清清楚楚，看到她被牛仔褲包裹的屁股每一點動態，看見她小腿肌肉在運動中細微的變化，甚至，請原諒，通過她外套的擺動看見上身在行走中的形狀。一個勻稱、結實、符合一定美學標準的好身體。當然，這是因為我視力好。一個忙得跌跌爬爬的離婚三年的四十歲男人，第一次發現，多年來被視為缺陷的遠視竟然是個獨門法寶。
在一個庫房一樣的大房子前停下來。孫宴臨放下提盒，開啟雙層防盜門。開燈，室內空間比從外面看起來要大不少，並排停下八九輛卡車問題不大。這個空間還不包括貼著西邊隔離出來的一間臥室、一間廚房和一個衛生間。工作室裡靠牆擺滿了大大小小尺寸不一的油畫和水粉畫。四五個尺寸不同的畫架分散房間各處，畫架前放著筆和油彩。水泥地板，落滿了油彩。沒那麼亂。
「這就是傳說中的藝術殿堂吧？」我恭維說。
孫宴臨不吃這一套。她讓我把寫生的畫架放到東南角的空地上，「原來針織廠的廠房，留下來幾間，區裡改造成文創基地，有點像你們北京的798，我租下來一間。你把傷口周圍洗一洗，我去找消毒碘酒。」
「你這裡能消毒啊，那還讓我去找醫生。」
「你挺討厭的你知不知道？這是我私人地盤，又不是醫院，沒義務招待你。」
「對不起孫老師，我錯了。請問，可以用您的衛生間嗎？」
「討厭！」
我洗好手從衛生間出來，孫宴臨也剛找到碘酒和棉籤。我剛想伸頭往她的臥室看，她砰一聲把門關上了。
「閨房重地，非禮勿視。」我說，「我懂。就是好奇一下。」
「不必好奇。被子沒疊。」
孫宴臨讓我在椅子上坐好，她把棉籤蘸上碘酒，從中心向外圍畫圈塗。大房間裡有點涼。碘酒殺入傷口，比擦破時還疼，我覺得肚皮都抖起來。
「受不了就吭一聲。」
「那不行，咬碎了牙也得往肚子裡咽。男人嘛。」
「喲，真勇敢。」她用鼻子哼了一聲，拿起一根新棉籤蘸好，作勢要往傷口上猛按。我叫一聲迅速抽回了手。孫宴臨譏諷說：「這麼沒有安全感？」
「別亂扣帽子，沒有安全感的人是你孫老師。」我把手伸過去，隨她怎麼折騰了。她倒塗得更小心了，「出個鏡就這麼難？藝術要為人民服務，藝術家也要為人民服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