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在時機上的相似性非常明顯。所有受害人都是在其排卵期遭到性侵的——女人們最容易受精的時段。在博斯和貝拉看來，這一點可以表明，這四起案子情況都是如此，這絕非巧合。他們的腦海中慢慢浮現出了強姦犯的身影。罪犯顯然仔細挑選了實施犯罪的具體日期。既然有關受害人生理週期的資訊都能在家裡找到，強姦犯想必已經提前知道了具體的資訊。這意味著作案人偷偷跟蹤過受害人，很可能事先潛入過受害人家中。
另外，從對強姦犯的描述來看，很容易看出強姦犯不是個西班牙裔。兩個不說英語的受害人說，強姦犯用西班牙語對她們下命令，但西班牙語顯然不是他的母語。
案子之間的聯絡令人震驚，這就引出了一個令人深省的問題，在博斯作為志願警探到聖費爾南多警察局工作之前，這裡的警察為何沒有把幾起案件關聯起來。問題根源於警察局的預算縮減。性侵案正巧發生在警察局規模縮減的時候，偵查處剩下的人有更多案子要查，處理每起案子的時間就變少。四起強姦案最初由不同的警探接手。後兩起發生時，調查前兩起案件的警探都已經離職了。沒有人對發生的這四起案件具有宏觀的理解，偵查處也缺乏持續的監督。因為沒有警督，督察的工作只能由特雷維里奧警監負責，但特雷維里奧還要負責局裡其他部門的工作，不可能知曉每起案件的情況，更別說瞭如指掌了。
三起收集到精液的案件的dna鑑證結果顯示，作案的是同一個人。博斯找到的案件關聯被證實了。毫無疑問，有個系列強姦犯四年內在聖費爾南多小城至少犯下了四起案子。
博斯相信受害人還不止這些。單單在聖費爾南多的人口中，估計就有五千個非法移民，非法移民中有一半是女人，其中許多人在遭到侵犯後不會打電話找警察。另外，這個以強姦為樂的傢伙似乎也不可能單單在聖費爾南多這個小城裡作案。四個已知的受害人都是拉丁裔，外形都很相似：棕色的長髮，黑亮的眼睛，苗條的身材——所有受害人的體重都沒超過一百一十磅。毗鄰的兩個洛杉磯警察局的分局擁有更多的拉丁裔人口，博斯相信，在那兩個分局的轄區一定能找到更多的受害人。
發現案子間的關聯以後，博斯在聖費爾南多警察局的時間基本都花費在了與聖費爾南多谷周邊芝加哥警察總局各個分局搶劫和性侵調查組的警探聯絡上。與此同時，博斯也和附近伯班克、格倫代爾和帕薩迪納的警察局一直保持聯絡。他對割破紗窗或紗門以及用到面具的懸案都非常感興趣。迄今為止，博斯還沒得到任何反饋，但他知道必須讓警探們關注這個案子並進行調查，也許要讓記事的合適警探知道。
得到局長的同意，博斯還聯絡了在聯邦調查局行為分析處擔任資深側寫師的朋友。博斯在洛杉磯警察局工作、梅根·希爾在聯邦調查局工作的時候，兩人一起合作過好幾件案子。梅根現在已經從聯邦調查局退休，在紐約約翰傑伊刑事司法學院擔任法醫學教授。梅根同時還做私人側寫顧問業務。梅根同意研究一下博斯的案子，收費優惠，博斯把「割紗工」案子的資料打包寄給梅根。博斯特別想知道強姦犯的動機和心理。「割紗工」進行跟蹤時為何要考慮潛在受害人的排卵期？如果想讓受害人懷孕，他為何會選兩個服用避孕藥的女人？博斯感覺對嫌疑人的推斷有所缺失，得找個專業側寫師幫忙分析才行。
梅根過了兩週才回復博斯。梅根對案件的評估表明，作案人並不是想讓受害人受孕而挑選的性侵日期。事實恰恰相反，他追蹤受害人及之後性侵的細節表明，他對女性懷有根深蒂固的惡意，對女性經期流血的身體特徵非常厭惡。他之所以選擇受害人排卵的日子性侵是因為他覺得這天在女性生理週期中是最為乾淨的一天。從心理上而言，這是性侵最為安全的一刻。梅根在側寫上補充道，強姦犯是個自戀的捕食者，智商比一般人要高。另外，強姦犯很可能擁有一份對智商要求不高的工作，使僱主和同事都覺得他行事低調。
罪犯對規避警察識別身份和追捕的能力有著相當的自信。在發生的這幾起案件中，其在做計劃和等待時都小心翼翼，但每次都會在受害人身上留下精液，似乎又犯下了一個嚴重的錯誤。梅根認為作案人不是想讓受害人懷孕，而是意圖奚落對方。罪犯向博斯提供了所有給他定罪的證據，博斯的任務就是要抓住他。
梅根同樣注意到罪犯在現場留下可供檢驗的證據，覺得這有些突兀——為何用面具隱藏住自己的臉部特徵，卻要留下精液呢？她覺得罪犯也許是受害人以前見過的人，或性侵後會以某種方式與她們發生聯絡，也許他想通過再次接近受害人得到些滿足。
梅根·希爾的側寫報告以一個不祥的警告結束：
如果擯棄罪犯的動機是生孩子（使受害人受孕）的想法，認定性侵是受仇恨所驅動，那麼作為一個捕食者，他的作案方式顯然還會發生演變。從強姦變成殺人僅僅是個時間問題。
梅根的警告使博斯和貝拉加快了辦案節奏。他們向地方和國家的執法機構又發了另一組郵件，在郵件裡附上梅根的側寫報告。在聖費爾南多當地，博斯和貝拉打了很多電話，試圖在有很多案子要查、時間卻相對很少的情況下，打破警探身上典型的執法惰性。
可他們得到的反饋卻很少。洛杉磯警察局北好萊塢分局一個辦理搶劫案的警探報告說，他碰到的一起懸案發生過割開紗窗的情況，但並沒有出現強姦。警探說受害人是個二十六歲的西班牙裔男子。博斯讓警探找到這位男子，問對方有沒有女友或妻子，詢問她是否因為害怕或不好意思沒有報告被性侵的事情。一週後，洛杉磯警察局的警探來了回覆，他說公寓裡當時沒有住著女人。這顯然是個無關的案子。
博斯只能繼續幹等著。強姦犯的dna不在罪犯的dna資料庫裡。罪犯從沒被提取過dna。除了精液以外，他沒有留下指紋和其他證據。博斯在聖費爾南多和其他地方沒有找到另一件相關的案子。關於是否要向公眾披露案情、向市民求助的討論被局長暫時擱置了。這是執法上的一個老問題了：向公眾披露案情能獲得破案的突破性線索，從而抓到罪犯，還是會打草驚蛇，令罪犯改變作案模式，將恐怖的魔爪伸向其他地方毫無戒備的社群？
對於「割紗工」的案子，博斯和貝拉在這個問題上意見相左。貝拉希望對公眾披露，她認為即便找不到線索，能把強姦犯趕出聖費爾南多也好。博斯希望有更多的時間暗中調查。他覺得向公眾披露的確能把作案者趕出聖費爾南多，卻無法制止受害人增多的勢頭。捕獵者在被抓前不會收手。他們會調整作案模式後繼續犯罪，像鯊魚一樣撲向下一個受害人。博斯不願把威脅轉到另一個社群。他覺得應該趁作案人活動頻繁的時候在聖費爾南多把他抓住。
可兩者之中談不上哪個是正確的，局長似乎還在等待，希望博斯在下一位受害人被性侵前取得進展破案。博斯很慶幸不必由自己來做決定。他想這就是局長能掙到大錢，而自己只能義務勞動的原因所在。
博斯檢查了郵箱，發現「割紗工」的主題欄下面沒有新的郵件。失望中他關上電腦。博斯把筆記本放回口袋，思忖著特雷維里奧在隔間裡閒蕩時是否看到了他在筆記本上記下的內容。特雷維里奧過來的時候，筆記本正翻開在記著詹姆斯·富蘭克林·奧爾德里奇的名字的那一頁。
他既沒勞神對特雷維里奧說再見，也沒有在門邊的公示板上寫下離開的時間，便離開了偵查處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