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好。」博斯說。
「早上好，」她說，「你在哪兒？」
「我還在家呢。今天你得獨自處理那件案子了。」
貝拉低吟一聲，問他這是為何。
「我私下辦的案子出了點情況，」他說，「事情很急，一刻也不能等。」
「就是和出生證明有關的那個案子嗎？」貝拉問。
「你怎麼——」
博斯想起貝拉看見過他放在小隔間桌子上的那沓影印件。
「別介意，」他說，「只要別跟人提就行了。我過幾天再來。」
「要過幾天才能來嗎？」貝拉大聲問，「哈里，這正是需要趁熱打鐵的時候。那傢伙八個月來第一次又要出手。我們已經找到了他的面具。調查需要人手，我們這裡真的很需要你。」
「我知道，我知道，但現在手頭的事一刻也不能耽擱，看來我還得到聖迭戈去一次。」
「哈里，你太讓人失望了。你辦的是什麼案子？」
「現在不能告訴你。等能說的時候，我一定會說的。」
「你真是太好了。看來你手裡的案子比那個四處強姦墨西哥裔女子的傢伙要重要得多。」
「兩個案子沒有重不重要之分。可我們都知道，警察加強關注以後，那傢伙已經躲起來了。除非他自我暴露，否則我們暫時還抓不住他。如果他自我暴露，我們再抓他不遲。」
「好吧，我會告訴警監，我相信如果他知道你不來一定會很開心。他可不想看你破案呢！」
「那你來破吧。」
「不，還得由你來破，別想甩開這件案子。」
「我沒想甩開。我手頭的案子馬上就能結。另外，你只要一通電話就能找到我。事實上，我今天原本想查些線索來著，現在只能讓你去查了。」
「是什麼線索？」
「引導我找到面具的舉報人說，那傢伙一邊跑，一邊在檢查路旁有哪輛車忘了鎖門。」
「你想說什麼？」
「他逃跑時出岔子了。」
「你是說比阿特麗斯用笤帚打他，是嗎？」
「不，我想說他用來逃跑的車不見了。」
「你覺得他有個接應的司機，是嗎？我們要找的也許不止一個嫌疑人。不同的面具代表不同的強姦犯，卻是分工合作的——你是這個意思嗎？」
「不，dna來自同一個人！」
「那你是說強姦犯有司機接應，是嗎？」
「我考慮過這點，但想想又不太可能。屢次作案的人大多獨自犯案。其中有例外，但例外相當少。大多數時候還是要依常理來看問題。」
「那你想說什麼？」
「我想你應該去比阿特麗斯家再搜一次。局裡有金屬探測器嗎？」
「要金屬探測器幹什麼？」
「去‘割紗工’跳窗逃跑的地方查查。我琢磨著，他興許在跳窗往逃跑的車那邊跑的時候丟了鑰匙。那裡有塊長滿葡萄藤和地被植物的地。」
「明白你的意思了，我這就去查。」
「鑰匙是在他驚慌失措時掉下的。被笤帚打得暈頭轉向後，他手裡的刀掉落在地，於是跳過窗子。鑰匙很可能在這時飛到地上去了。他得儘快離開，無法專心在藤蔓裡找鑰匙，只能拔腿就跑。」
「聽上去似乎有點道理。」
「那傢伙是個精於計劃的好手，但這次卻失了心智沿街狂奔，想找輛沒上鎖的汽車逃。掉了鑰匙完全有可能。」
「說得沒錯。」
「再說，你又有什麼事可做呢？你準備把一天耗在給線索提供者打電話、聽她們嘮叨誰像強姦犯上面嗎？」
「你又看不起市民報上來的線索了，但金屬探測器的事倒是說到點子上了。市政管理局那邊有把尋找地下管道和電線的金屬探測器。有一次，我們用這把金屬探測器找到了一個黑幫成員用塑膠袋包好後埋在他家後院裡的槍，找到了他和一起致命的襲擊案的關聯。如果我找得到多克韋勒，而且他心情不錯，他會讓我們用的。」
「拿上金屬探測器，用它在窗戶底下的樹叢和地上好好找一遍。」
「那是臺像除草機一樣的帶輪機器，根本拿不了。」
「帶上西斯托。給他個自我救贖的機會。」
「讓他救贖什麼？」
「那天他的心思根本不在現場。他一直在玩手機，精神完全不集中，像是在案發現場為我們做保姆似的。他認為這不是他的案子，不必多花精力。私下裡跟你講，他找東西也三心二意，他找到刀子時幸好沒割傷自己。」
「別去評判人好嗎？」
「要是在過去，我們會說他那種人連用梳子在鬍鬚裡找鼻屎都找不到。」
「這麼說太刻薄了！」
「眼見為實，很高興跟我搭檔的是你不是他。」
貝拉半晌沒說話，博斯知道她暗地裡很高興。
「我想這其中包含恭維的成分，」過了一會兒貝拉說，「從偉大的博斯口裡說出來那就更了不起了。不管怎麼說，去那兒看看也好。有結果我會告訴你的。」
「找到鑰匙的話，你得請我喝杯啤酒。你還得找西斯托問問麥克萊街有沒有汽車失竊——‘割紗工’也許在那兒弄了輛汽車。」
「你今天怎麼這麼多主意啊？」
「這就是我總能撞上好運的原因。」
「所以你才會說給舉報人回電話完全是浪費時間。」
「錯了就是錯了，我承認這話我說錯了。」
「夥計，沒事，只是跟你鬥個嘴罷了。」
「貝拉，我得掛電話了。去那兒小心點。」
「你也小心點——辦你那個絕密的案子的時候一定要多加小心。」
「我會小心的。」
兩人同時結束通話了電話。
[1]美國著名商業大亨。
[2]哈勒是作者同名小說《林肯律師》中的男主角，因其座駕為高雅豪華的林肯車，因而人稱「林肯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