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斯雙手戴著手套把信和遺囑從信封中拿出，並攤開在廚房桌面上。哈勒正在認真研讀，而博斯正操作電腦，看看是否能查到一九七〇年聖迭戈縣的出生記錄。惠特尼·萬斯的死瞬間改變了形勢。博斯覺得他得儘快解決惠特尼繼承人的問題。他需要在dna層面上證明繼承人的合法性。需要儘快找到多米尼克·聖阿內洛的女兒。
很不幸，人口檔案統計局的網站上最早只有二十四年前的電子檔案。博斯必須和查詢多米尼克·聖阿內洛的出生證明時一樣實地去找聖迭戈縣一九七〇年的實體檔案和人工做成的微縮膠捲。哈勒把兩份檔案看完一遍時，博斯正在抄下羅斯克蘭斯街上的人口檔案統計局地址。
「這份東西簡直太棒了。」
博斯看了看他。
「哪裡太棒了？」博斯問。
「裡面的一切都太棒了，」哈勒說，「你拿到的是份親筆遺囑，就是說是由死者手寫的。我在來這兒的路上查過，在加利福尼亞州，親筆遺囑在法律地位上要高於通過公證的遺囑。」
「惠特尼也許知道這一點。」
「哦，他的確知道不少。他在信裡附上筆也正是為此。寄筆是因為他知道驗證遺囑的關鍵就是這支筆，而不是信裡胡謅的那個理由。你說上週你在宅子裡見他時，他的思維和身體狀況都很正常——就像他信裡說的那樣，是嗎？」
「沒錯，那時他的思維和身體狀況都很正常。」
「沒有生病或身體有恙的跡象嗎？」
「只是有些年老體弱而已。」
「不知道驗屍官眼下會發現些什麼。」
「驗屍官也許看都不會去看。一個八十五歲的老人去世以後，驗屍官很少會長時間認真檢視屍體。死者已經八十五歲了，毫不奇怪。」
「你想說不會有屍檢，是嗎？」
「應該做不意味著一定會做。如果帕薩迪納警方認為這是自然死亡，除非驗屍官在屍體表面發現明顯證據，否則應該不會進行徹底的屍檢。」
「我想我們應該等等。你在帕薩迪納警察局有認識的人嗎？」
「沒有。你呢？」
「也沒有。」
哈勒到了以後，他的司機就把林肯車上的影印機搬到博斯家，然後坐回駕駛座等著。哈勒從博斯放在桌子上的紙板分類盒裡拿出手套，戴上後開始影印遺囑。
「你這裡為什麼沒有影印機？」哈勒一邊影印一邊問。
「曾經有一臺列印影印組合機，」博斯說，「但被麥迪帶到學校去了。我還沒來得及買臺新的。」
「麥迪學上得還好吧？」
「她很好。海莉呢？」
「海莉也很好。已經完全融入進去了。」
「那就好。」
之後兄弟倆就沒話可說了。他們兩個的女兒——麥迪和海莉年紀相同，是哈勒和博斯唯一的侄女——兩人都進了查普曼大學，但因為專業和興趣不同，兩人沒有像父輩希望的那樣建立起親密關係。大學一年級時兩人同住一間宿舍，但二年級分開了。海莉留在宿舍，麥迪則同心理學系的女生合租了一套房子。
哈勒影印了十來份遺囑後，把那封信也影印了十來份。
「為什麼要印這麼多？」博斯問。
「你永遠不可能知道會發生什麼情況。」哈勒說。
這話說了等於沒說，博斯心想。
「接下來我們該怎麼辦？」他問。
「什麼也不用做。」哈勒說。
「你說什麼？」
「現在我們什麼都不需要做。不必把信和遺囑公開，不必上法庭。我們只需保持沉默，靜靜等待。」
「為什麼這樣說？」
「你繼續調查。證實萬斯的確有個繼承人。證實了以後，我們再看看誰會有所行動，看看公司方面會做些什麼。等對方行動後，我們再定對策。知道對方想幹什麼後，我們再根據對方的動機行動。」
「可我們還不知道‘對方’是誰啊！」
「我們會知道的。就是他們那些人。公司裡的人、董事會的人、做安保的人，就是他們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