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最有勢力最有錢的人怎麼會是那麼個小氣又沒良心的王八蛋呢？」
艾達·福賽思帶著茫然的眼神說出這句話。博斯看不出她在回首過去還是在遠眺慘淡的未來。可艾達正是以這種姿態開始了自己的訴說。她說博斯拜訪惠特尼·萬斯的第二天，這位老邁的億萬富翁告訴她他快要死了。
「他一夜之間就病了，」艾達說，「看上去很可怕，甚至連衣服都沒換。中午他穿著睡袍走進辦公室，說需要讓我寫點東西。說話聲細微得幾乎聽不清。他說內裡似乎有什麼東西關上了，他快要死了，需要寫份新的遺囑。」
「艾達，我告訴過你，我會當你的律師，」哈勒說，「所以沒必要對我撒謊，在我面前撒謊的話，我就馬上退出。」
「我沒在撒謊，」她說，「這都是事實。」
博斯舉起手，示意哈勒停止對艾達施壓。哈勒半信半疑，但博斯覺得艾達是在講述事實——至少從她的角度來說，博斯想好好聽一聽艾達是怎麼說的。
「繼續往下講。」博斯說。
「我們單獨在辦公室裡，」她說，「他向我口述了遺囑的條款，我握著他的手寫下遺囑。之後又告知我遺囑的處置方法。他把金筆給了我，讓我把遺囑和金筆都寄給你。只是……只是他遺漏了一點東西。」
「關於你的東西。」哈勒說。
「我為他工作了這麼多年，」她說，「他讓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我為他費盡了心力。付出這麼多年他卻什麼都沒給我留下。」
「於是你又重寫了一份遺囑。」哈勒說。
「筆在我手裡，」她說，「我帶了些信紙回家，做了正確和應當的事情。重寫遺囑是為了維持公平。相對於全部遺產，我得到的非常微小。在我看……」
艾達的聲音漸漸微弱，沒能把話說完。博斯認真觀察著她。他知道貪婪是相對的。為一個身價六十億美元的億萬富翁辛辛苦苦地工作了三十五年，想從中拿到一千萬遺產算得上貪婪嗎？有人或許會將這一千萬美元稱作九牛一毛，但為了這九牛一毛剝奪老人的最後幾個月生命就說不過去了。博斯想起維比亞娜·貝拉克魯斯在大樓前廳為紀錄片張貼的傳單。「看看在陷入貪婪的泥沼之前這地方是怎樣的！」剎那間，他很想知道艾達在決定把一千萬美元作為對自己的犒勞之前是個什麼樣的人。
「他說他收到了你留的言，」艾達似乎開始講述起事件的另外一條分支，「你說你有了他在尋找的資訊。他說這意味著他有個孩子，有了繼承財產的後代。他說他會欣然死去，之後就回房去了。我相信了他的話，心想再也見不到他了。」
艾達重新寫了份遺囑，把自己包括進去，依照指令打包寄給博斯。她說之後兩天去宅子上班時，她一次也沒見到惠特尼。惠特尼待在房間裡，只有他的醫生和護士才被允許進去。聖拉斐爾路萬斯家的宅邸沉浸在肅穆的氛圍之中。
「每個人都很悲傷，」她說，「很顯然一切都要結束了。他很快就要死了，沒多久就要見上帝了。」
博斯偷偷地看了下表。門外的警探再過十分鐘就會敲門。他希望他們別操之過急，攪了艾達的自白。
「他卻在週日給你打電話。」哈勒試著引導話題的走向。
「打電話叫我的是斯隆，」艾達說，「萬斯先生讓他打電話叫我過去。我過去的時候，他坐在書桌前，像根本沒生病似的。他的聲音和平時一樣，語氣也還是那麼公事公辦。接著我看見了桌子上放著支筆，他要我用來幫他寫信的筆。」
「這支筆是從哪兒來的？」博斯問。
「我問了他，」她說，「他說是從他曾祖父那裡繼承的。我說這怎麼可能？不是已經寄給博斯偵探了嗎？他說桌子上這支才是原件，交給我和遺囑一起寄出的是複製品。是原件還是複製品其實沒太大關係，真正起作用的是墨水。從墨水可以斷定遺囑的真偽。他說可以從墨水的原產地來驗證遺囑的真實性。」
艾達不再盯著閃閃發亮的咖啡桌桌面，抬起頭直視著博斯。
「他告訴我，他想聯絡你，廢除那份遺囑，」艾達說，「他說他的情況好了些，想撤回遺囑，請律師正式進行起草。我知道如果把遺囑交還給他，他一定會發現我做的改動，那我也就完了。我說不清……不知道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只知道心裡有什麼破碎了。我拿起坐墊走到他身後……」
說到這裡她沒再說下去，顯然不想重複殺人的細節。像殺手刻意蒙上被害者臉的行為一樣，這是種否認。博斯不知道該把她的自白照單全收，還是有所懷疑。艾達可能事先編造了一個讓人同情的理由。艾達也可能隱瞞了她的真實目的——找律師重新起草遺囑意味著一千萬美元的遺產就突然打了水漂。
惠特尼死在書桌前使她仍然有機會拿到一千萬。
「他死後你為何把筆拿走了？」博斯問。
這是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一處細節。
「我只希望一支筆存在，」她說，「我想如果有兩支筆，你所上交的那份遺囑一定會引發很多爭議。因此等人們都走以後，我就潛入辦公室拿走了那支筆。」
「那支筆現在在哪兒？」博斯問。
「在我的保險箱裡。」她說。
一陣難耐的沉默。博斯希望帕薩迪納警察局警探的到來能打破這段沉默。他們該過來敲門了。但這時艾達卻更像是自言自語地說話了。
「我沒想殺他，」她說，「我為他服務了三十五年，他也很照顧我。我不是去殺人……」
哈勒看著博斯點點頭，示意接下去的事情由他接手。
「艾達，」哈勒說，「我喜歡跟人做交易。我可以用你剛才說的這些到法庭上去做交易。我們合作，到法庭以過失殺人為名進行抗辯，然後以你的年齡和理由贏得法官的同情。」
「我不能當庭承認我殺了他。」艾達說。
「你剛剛就承認了，」哈勒說，「但從程式上講在法庭上你只需做無罪請求——對所有罪名都說‘不做抗辯’。其他法子應該都行不通。」
「說暫時性精神失常怎麼樣？」艾達問，「我意識到他會發現我做了什麼的時候失去了理智。就說當時我的腦子一片空白。」
艾達的語調裡有股探討的意味。但哈勒搖了搖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