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吉和芭比在多爾多涅有一處房產，每年都會帶著孩子們去那裡。他們屬於那種荷蘭人，認為只要是法國的，就是一等一的：從法式羊角包到塗有金銀畢乳酪的法式長棍，從法國轎車（他們自己開的就是輛高階標緻）到法語歌曲，再到法國電影——全然不顧居住在那兒的法國人對荷蘭人的仇視。多爾多涅的房子，每兩棟就有一棟上面塗著反荷蘭人的標語，但據我哥哥所言，那只是「一小撮可以忽略不計的人」的行為，商店裡所有的人都對他們很友好。
「噯，要看情況，」賽吉說，「還沒有完全確定。」
一年前我們在去西班牙的途中順道去了那裡，三個人，第一次。「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我們待了三天，離開的時候克萊爾說的。我的兄嫂已經苦苦哀求了那麼久，讓我們實在不得不去一次，如果還要再推下去就幾乎可以稱得上無禮了。
房子坐落在一個山丘上，掩映在樹叢中，穿過樹枝可以看到遠處的山谷，多爾多涅河靜靜地流淌著，河灣處閃閃發光。我們在那兒的幾天，天氣悶熱，沒有一絲風，甚至在屋子背面靠牆的背陰處也熱得讓人無法忍受。在荷蘭從來沒見過的巨大的甲蟲和綠蠅，在樹葉間嗡嗡嗡地大聲來回騷動，或是以同樣的吵鬧聲啪啪地撞擊著玻璃，弄得玻璃都在窗框裡晃動起來。
我們被介紹給「咱們的泥瓦匠」，是他把外面的廚房和主屋連成一體的；麵包師的「夫人」，她丈夫是一家「很普通的、只有附近的人才去的餐館」的老闆，餐館坐落在多爾多涅河的一條分支的河畔。「我的弟弟。」賽吉向某人介紹我。身處法國人當中，他似乎自我感覺相當良好，畢竟都是些最普通的人，在荷蘭，普通人是他的最愛，有什麼理由不算上這兒的呢？
不過他似乎一點都不清楚，這些普通人可以從他這兒、從這個荷蘭人身上和他的第二套房子上賺到大筆的鈔票，這至少可以成為他們顯示出最低程度的禮貌的原因之一。「如此友善，」賽吉說，「如此質樸。在荷蘭哪裡還有這樣的人呢？」他似乎沒有注意到，又或者他根本不想看見，在他說出了擴建廚房加頂所需的幾片真正的鄉村屋瓦的價錢之後，「咱們的泥瓦匠」讓一大坨綠色的、混有鼻菸的泥糊拍在了他們的露臺的地磚上。還有這位麵包師的「夫人」，在賽吉介紹他的弟弟時，她其實很想繼續服務她那些正排著長隊的其他客人，就是這些客人，他們正互相眨著眼，交換著意味深長的眼神：所有的眼神都在訴說著對這些個荷蘭人的蔑視。平易近人的餐廳老闆在我們的桌邊蹲了下來，像是在搞什麼陰謀似的嘀咕道，他今天從一個農民手上弄到了些新鮮的葡萄蝸牛，這種蝸牛，那個農民一般不會輕易出手，但是現在卻專誠以「特價」供給賽吉和「他可愛的家人」，不過即非如此，也能吃到別的地方吃不到的東西。其間似乎已經沒有什麼事能影響我的哥哥了，哪怕隔壁桌的法國客人拿到送上來的選單，上面就有每日特惠，一個簡單的每日套餐，包含三道菜，總價只有一份蝸牛的一半。至於在該餐廳嘗酒之事，我已不願再多說了。
我和克萊爾在那兒待了三天。在這三天裡，我們還參觀了一個酒莊。在那裡，我們和其他上百個外國人——最主要是荷蘭人——一樣要排隊等候，直到一位嚮導領著我們，穿過十二間裡面擺著老式的架子床和低矮的小蟾蜍沙發椅的、熱得快要沸騰起來的房間。剩下的時間，我們都坐在花園裡，這個花園最大的特點就是熱。克萊爾還試著讀點東西，我則感覺實在已經熱到連書都不能開啟的地步了，因為書的白頁會刺痛我的眼睛。但是要什麼事都不做也很困難：賽吉總有些事忙，有些房屋整修的事，他是自己搞定而不需要別人幫忙的。
「如果你自己動手整修房屋，就會贏得這兒的人的尊重，」他說，「這一點是可以感覺到的。」
因此，他不辭辛苦地親自給手推車裝上屋瓦，推到公路邊把貨卸下來，又在公路和廚房之間來來回回奔波四十幾趟。他一定沒有想過，他這種自我證明的方式，是否也許會剝奪本應屬於「咱們的泥瓦匠」的部分有償工作時間。
就連煙囪的木頭他也自己鋸，有時會讓人覺得這是他競選照片中的場景：賽吉·羅曼，這位人民的候選人與手推車、鋸子、大木塊為伍，一位與眾人無異的普通人，只有一點不同——普通人無法在多爾多涅購置第二套房。這很可能是他為什麼從不讓新聞界的人來到這個被他稱為他的「農莊」的地方的最主要原因。「這裡是我的地方，」他說，「我和我的家人相處的地方。這與其他任何人無關。」
要是他有一刻正好不在運瓦或是鋸木頭，那麼他就在忙著摘漿果啦、醋栗啦、黑莓啦，然後芭比用它們來做果醬：頭上包一塊農民的頭巾，整天忙著把熱騰騰、黏糊糊、聞起來甜甜的東西，大把大把地塞進上百個儲藏罐裡。對克萊爾來說，除了詢問是否需要她幫忙以外沒有別的可做，正如我覺得有義務幫賽吉弄屋瓦一樣。「我能不能幫忙？」在他推了七趟車之後我問他。「那，我就不客氣了。」他回答。
「我們什麼時候能離開這裡？」當晚上我們終於可以一起躺在床上，相互依偎靠近對方時，克萊爾問我——不能靠得太近，否則實在太熱。她的手指被黑莓染得藍藍的，她的頭髮上也有更深的藍色，甚至臉頰也有幾條。
「明天，」我說，「哦不，我是說後天。」
我們在那兒的最後一晚，賽吉和芭比請了一些朋友和相識在花園裡共進晚餐，全是荷蘭的朋友和相識，沒有一個法國人，他們都在這附近擁有第二套房。「別擔心，」賽吉說，「只是一個小圈子，都是很好的人，真的。」
十七個荷蘭人，還沒算上我們三個，晚上就拿著酒杯、端著盤子站在花園裡。其中有一個年紀較大的女演員（「沒工作沒男人。」第二天早晨克萊爾對我說）；還有一個骨瘦如柴的退了休的芭蕾舞動作設計者，這人只喝他自己帶來的半升裝的偉圖水；另外還有一對不停地挑剔對方的男同性戀作家。
芭比擺了個自助餐，有沙拉、法國乳酪、小香腸和法式長棍，賽吉則獻身於燒烤，他弄了個紅白格子的圍裙系在胸前，烤著漢堡包和吉卜賽串。「燒烤的藝術就在於火要恰到好處，」晚飯前的幾個小時他對我說，「其他的都是芝麻綠豆。」我接到個任務：收集幹樹枝。賽吉喝得比往常都要多，烤肉架邊立著一瓶外面套著簍子的葡萄酒，也許他腦子裡想的都是這個夜晚的成功，比他肯承認的還要多。「在荷蘭，他們現在這會兒就只會蹲坐在他們的土豆加醬汁前，」他說，「這簡直不能去想。這兒的一切才叫生活啊，夥計們！」他用肉叉指向那些保護著花園不受貪食之人侵犯的樹叢和灌木。
今晚所有我與之交談過的荷蘭人，都或多或少有同樣的故事要講，甚至經常是用同樣的言辭。他們一點都不羨慕嫉妒他們因貧困或其他各種責任而留在家鄉的同胞們。「我們在法國這兒過著如同上帝一般的日子。」一個按照她自己的說法在減肥產品領域工作了很多年的女人如是說。我開始還以為，她可能是想讓自己顯得幽默風趣，但後來我明白了：她確實是認真的！
我看著那些人，他們手中執著葡萄酒杯，映照在金黃色的光線之下，那是由賽吉安排在花園的戰略性位置上的眾多火把和舞會的燈光交織而成的光線。我的耳邊傳來了電視廣告中那個老演員的聲音，十年前——還是二十年前？「沒錯，在法國的生活真的如同上帝一般。喝著干邑白蘭地，吃著正宗的法國乳酪……」
我的鼻子裡又鑽進了波爾斯因乳酪的氣味，彷彿恰恰在這一刻，有人正用所有法式乳酪仿製品中最噁心的一種，塗抹了一片吐司，然後遞給我。受燈光和這種惡臭的混合影響，我兄嫂的花園慶祝會使我覺得，它就好似一則腐敗了的過時廣告：一則二十年前的乳酪仿製品的廣告，裡面一克法國乳酪都沒有，正如這兒——多爾多涅的中心的乳酪一樣，在這兒，他們所有的人只是在扮法國人，真正的法國人恰恰通過他們的不在場而顯目。
對一些反荷蘭人的話語，他們所有人只是聳了聳肩。「這些頑劣的年輕人！」那個失業的女演員說。廣告公司的一個文案員賣了「店」，打算在多爾多涅永久定居，他認為這些話主要是針對從荷蘭來這兒度假的人，那些人所有的食品都是從家裡帶的，不會為當地的零售業花一個子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