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一樣，」他說，「我們在他們的飯店吃飯，在他們的酒吧喝保樂力加，讀他們的報紙。如果沒有像賽吉以及其他很多這樣的人，可能他們的磚匠或白鐵匠都要關門大吉了。」
「更不用說那些葡萄酒農了！」賽吉說著，舉起杯子，「乾杯！」
後面的遠處，花園的陰暗角落裡，灌木叢附近，那個骨瘦如柴的芭蕾舞編舞正和那對男同性戀作家中年輕一點的那個擁抱狂吻。我看到一隻手消失在襯衫下方，立即撇過目光。
我在想，假如那些反荷的人不僅僅停留於話語會怎樣？也許把這群好吃懶做、自由散漫的傢伙嚇走，並不需要花多大的力氣。只要一點真正的暴力威脅，荷蘭人很容易就會害怕。剛開始的時候，打破幾片窗玻璃就夠了，如果還沒達到預期的效果，可以再燒掉一些二套房的玻璃。不用太多，因為此項行動的目的在於，使這些房子的所有權重新回到本來就有權利擁有它們的人的手中，比如年輕的法國人或剛結婚的小夫妻，由於現在暴漲的房價，他們只能住在父母家裡。這些荷蘭人在這塊地區把房價搞得烏煙瘴氣，甚至連個古堡廢墟都貴得嚇人。這些廢墟經過要價相對較低的泥瓦工的改建，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都空著、關著。仔細想想，還真令人驚異，到目前為止鮮有事故發生，而當地的居民最多隻是塗鴉幾下而已。
我掃了一眼草坪，此間有人放上了一張伊迪絲·琵雅芙的cd。芭比在慶祝會前就在身上裹了件寬鬆的黑色透明晚禮服，現在正嘗試伴著不確定的、微醉的舞步，放聲唱了起來：「不，我沒什麼可後悔。……」如果砸玻璃或放火都不能達到想要的結果的話，那就必須採取些更強硬的措施，我還在想。人們可以用這樣的方法把荷蘭軟蛋從他的房子裡引出來，即騙他說帶他去認識一個價錢很便宜的葡萄農，實際上是把他引到一片玉米地痛打一頓——不光是一頓拳打腳踢，還有棍棒相加。
或者隨便在哪兒看到一個荷蘭人在街上瞎逛，拎著個裝滿法式長棍和葡萄酒的籃子走在個拐彎處，或是從超市回家的路上，人們可以讓所駕車輛如避開障礙物一般突然轉向——幾乎是出於疏忽。之後人們就會一直說「突然一下他就出現在了引擎蓋上」——也許根本什麼也不說，就讓這荷蘭人像只被軋死的兔子一樣躺在街邊，然後在家裡銷燬保險槓和擋泥板上可能留下的痕跡。只要使館的人一到，所有的一切就搞定了：你們本就不該來這兒！滾回你們自己的國家去！去你們自己的地方用長棍、乳酪和紅酒扮法國好了，不要在這兒，在我們的領地上！
「保羅……！保羅……！」草坪的中央，芭比向我伸出手臂，她飄動的長裙離一根舞會蠟燭近得危險。音箱裡亮出一聲「我的上帝」——跳舞，在這片草地上和我哥哥的女人跳舞，如同上帝在法國。我絕望地尋找著克萊爾的身影，終於，在一張擺放乳酪的桌子後面，我發現了她——就在這一刻，我們的眼神交匯到了一起。
她正陷在與那個失業女演員的交談中，悲傷地看著我。在我們家鄉荷蘭，宴會上的這種眼神只有一個意思：「我們可以走了嗎？」可我們還不能走，我們已經被詛咒了，要痛苦地待到結束，明天我們就可以離開了。克萊爾現在的眼神只是在說「救命啊」。
我打了一個手勢，告訴我的嫂嫂，我剛好這會兒不能，但是過會兒一定會和她在這草地上跳舞，然後便走向乳酪桌。「微笑吧，我的上帝……！歌唱吧，我的上帝！」伊迪絲·琵雅芙唱道。當然，在多爾多涅這許多擁有第二套房產的荷蘭人當中，總是會有不聽教誨的型別，我思考著。這些人把頭埋進沙子裡，他們在這兒就是一幫不受歡迎的滲入者，這樣的意見休想滲入他們的腦袋。他們拒絕看見各種訊號，並在所有這一切——砸玻璃、放火、同胞被杖打和軋死事件發生之後，仍然堅持這只是「一小撮可以忽略不計的人」的所作所為。也許對這最後一幫荷蘭的榆木腦袋，還需要用點更暴力的手段才能把他們從幻想中拉出來。
我不禁想到《稻草狗》和《激流四勇士》這兩部每當我在農村時我的腦海中就會浮現的電影，但在這兒，在多爾多涅，在我兄嫂創造了他們自稱為「法國天堂」的山坡上，這種狀況比以往都要更糟。《稻草狗》中，對那些設想著來這片蘇格蘭的鄉村買棟漂亮的房子的新定居者，當地的居民從一開始的刁難發展到後來的血腥報復。《激流四勇士》講述的是美國的深山野人偷襲一群來自都市的泛舟旅行者的故事。兩部電影都沒有避諱施暴和謀殺場景。
在開口跟我說話之前，那女演員先把我從頭到腳打量了個遍。「您的太太剛剛跟我說，你們明天要離開我們。」她的嗓音甜得做作，就像無糖可樂里的甜味劑，或是給糖尿病患者吃的糖果的餡，這些東西按照包裝上的說明是不會使人發胖的。我看向克萊爾，她迅速地望了望繁星點點的天空。「然後還要去西班牙。」
我又不禁想起《稻草狗》裡面我最喜歡的場景。
不知這矯揉造作的聲音會變成什麼樣，如果它的女主人被幾個喝醉酒的法國泥瓦匠拖進一間倉庫裡……喝到爛醉如泥時他們會連女人和只剩外牆的廢墟都無法分辨。當這些泥瓦匠開始著手早就該做的保養維修時，這女人是不是仍舊有備好的臺詞可用？當城牆逐層被剷平，她自然的聲音是不是會重新顯露出來？
此時，花園的邊緣出現了一陣騷亂，不是在陰暗的、有灌木的、芭蕾舞動作設計者正要脫年輕一點的男同性戀作家衣服的那側，而是在靠近房子的一側，在通向鄉間馬路的石子小路附近。
大約有五個男人——法國人，我立刻就看到了，即便很難解釋我如何能這麼快就看出來：很可能是因為服裝，他們的服裝雖顯得有些鄉土氣，卻不像荷蘭人的衣服那樣裝腔作勢、隨隨便便兼邋邋遢遢。其中一個男人肩上掛著杆獵槍。
也許孩子們確實像我們的米歇爾第二天仍堅持聲稱的那樣說過點什麼，或是其間獲得過可以離開宴會「進村」的准許。另一方面，在過去的幾小時裡，我也沒有真的想過他們。賽吉的女兒瓦萊麗整晚大部分時間都蹲在廚房的電視機前；不知什麼時候她和我們大家道了聲晚安，連她的叔叔保羅也得到了兩個臉頰之吻。
現在米歇爾正被兩個法國人夾在中間，他的頭垂著——夏天時，他讓他長到了肩膀的黑髮向下順滑地掛著，其中一個男人緊抓著他的上臂。賽吉的兒子裡克也被緊抓著，也許根本沒那麼緊，有一個法國人把一隻手搭在他的肩上，好像他不會再有什麼危險舉動似的。
其實最主要的是博，那個來自布吉納法索的被領養的兒子，那個通過給他的學校捐贈白鐵皮屋頂的建築、給他帶來新的父母的「發展援助專案」，在荷蘭稍事停留後降落到多爾多涅的一群荷蘭人中的領養兒，才必須被制服，免得造成更多危害。他不停地亂跺亂揮，另兩個法國人把他的手臂扳到了背後才最終將他制伏在地，把他的臉埋進我哥哥的花園的草地裡。
「先生們……！先生們！」我聽見賽吉邊急忙大步走向這群人邊用法語在喊。但很明顯，他已經喝了不少本地區產的葡萄酒，因為正常的走路對他而言都有些吃力。「先生們！這兒到底發生了什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