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爾站在那兒，雙手插在上衣口袋裡。很難判斷他是否被我的謊言蒙了過去。他向旁邊扭過頭，餐廳的燈光照在了他臉上。
「媽媽呢？」他問。
媽媽。克萊爾。我的妻子。媽媽跟她的兒子說，爸爸對此一無所知。而且還說，就該如此。
今晚早些時候，在酒館裡，我的妻子還問過我是否覺得我們的兒子最近有些古怪，「有所保留」是她用的詞。她還說，你們倆會聊些米歇爾跟我聊的不一樣的內容，也許關於女孩？
難道克萊爾對米歇爾表現出的關心是裝出來的？難道她的這些問題只是為了試探一下我究竟知道多少？看看我是不是對我們的兒子和侄子在空餘時間都在幹些什麼一無所知？
「媽媽在裡面，」我說，「和……」——我本要說「和賽吉伯父、芭比伯母在一起」，可考慮到最近發生的事，這聽起來有點幼稚可笑。賽吉「伯父」和芭比「伯母」已經是過去的事了——遙遠的過去，在我們還很幸福的時候，我腦子裡閃過這念頭。我咬著自己的嘴唇。我得當心，不要讓自己的嘴唇顫抖，不要讓米歇爾發現我潮溼的雙眼。「……賽吉和芭比，」我說完這個句子，「我們正在用主菜。」
是我看花了眼，還是米歇爾確實在外套口袋裡摸點什麼？也許是摸他的手機？他不帶表，在他想知道幾點了的時候總是看手機。「我負責讓我們在外面待到午夜過後。」克萊爾在語音留言裡向他保證過，「你們得今晚做。」我跟他說了我們現在正在用主菜，他這會兒就急於要知道準確的時間嗎？他是不是想知道，到「午夜之後」還有多少時間讓他們做？做什麼呢？
半分鐘前，米歇爾的聲音中透出的讓我害怕的語氣已經不見了，在他問到他母親的時候。媽媽在哪兒？「伯父」和「伯母」聽上去很幼稚，會讓人聯想到生日會上像「你將來打算幹什麼呢」這樣的問題。但是「媽媽」就是媽媽，而且始終都是媽媽。
沒有再多想下去，我決定，這會兒就是最佳時機。我掏出米歇爾的手機。他先看看我的手，然後仰視上空。
「你看過了。」他說。他的聲音早就沒有了威脅，而是筋疲力盡——甚至是順從的。
「是的。」我說。我聳了聳肩，同人們在無論如何也無法改變事實的情況下就會聳肩一樣。「米歇爾……」我開始說道。
「你看到了什麼？」他從我手裡抓過手機，推開滑蓋，然後又滑了下來。
「嗯……取款機……還有站臺上的流浪漢……」我乾笑了一下——十分傻氣，我猜想，而且完全不合時宜。可我想過，我就這樣對付過去，就這樣矇混過關：把自己弄得有點傻，讓自己當個有些天真的父親，即使兒子虐待流浪漢、燒無家可歸的女人也不會拿他怎樣的父親。對，天真最好了，對我來說，扮天真不會費多大力氣，因為說到底我就是如此。「傻驢……」我說著，還一直在傻笑。
「媽媽知道嗎？」他問。
我搖搖頭。「不。」我回答。
媽媽究竟知道什麼？我很想問他，但還太早了點。我想到電視裡第一次播放取款機監視器拍到的那些畫面的那晚。克萊爾問我要不要剩下的那些酒，還是要她再開一瓶新的，然後她就真的跑進了廚房。那會兒xy檔案的女主持人，正在堅決要求觀眾撥打螢幕上出現的號碼，一旦他們知道什麼有助於調查的資訊。「當然您也可以與當地警局聯絡。」那女人說，還用一種崇高的、驚慌失措的眼神看著我。「世上怎麼會有這種事？」那眼神在說。
在克萊爾拿著本書上床了的時候，我上樓走向米歇爾的房間。從下方的門縫裡透出一道光帶。我還記得當時在過道里站了超過一分鐘，在認真地考慮，假如我什麼都不說會怎樣？如果我像其他人一樣，就這樣生活下去會怎樣？我想到了我們的幸福——我們這對幸福的夫妻和我兒子的眼睛。
可之後，我又想到了很多其他看了電視節目的人——那天也去參加了舞會的裡克和博的同學——也許他們也看到了跟我看到的一樣的東西。我想到我們這片區域、這條街上的人：一直看著一個雖然有些沉默，但一直很友善的，揹著個運動包、穿著件棉襖、戴著頂帽子的男孩經過的鄰居和店主們。
最後我想到了我哥哥。他不能算作最聰明的一類人，甚至某種程度上稱得上遲鈍。如果民意調查資料真實的話，那麼在即將到來的選舉中，他就會被選為我們的新首相。他也看電視了嗎？芭比也看電視了嗎？外人不可能單憑監視器鏡頭拍到的畫面就認出我們的孩子，但是父母身上都有種特殊的能力，讓他們在上千個孩子中也能認出自己的孩子，無論是在人滿為患的沙灘上，還是在遊樂場，或是在不清不楚的黑白畫面上……
「米歇爾，你還沒睡吧？」我敲了敲。
他開啟門。「哎呀，爸爸！」他看到我的臉時驚訝地叫起來。
「怎麼了？」
之後一切進行得很快，反正比我預想的要快。從某種程度上說，他甚至覺得輕鬆了些，至少現在還有個知情人。「哎呀，」他說了好幾次，「哎呀，唉！我們倆說這件事還真是少見！」
從他嘴裡說出來的話，聽上去好像就是件稀奇的事：好像跟我們在探討如何在學校慶祝會上釣女孩沒什麼兩樣。說到底，他並沒說錯，這種事我到現在都沒有嘗試跟他談過。奇怪的還有，我從一開始就在某種程度上剋制自己，好像我想給他足夠的自由，不用向我——他的父親和盤托出，如果這讓他尷尬的話。
「我們怎麼可能知道，」他竭力申明，「我們怎麼可能知道油桶裡還有東西？它是空的呀，我發誓，它是空的。」
他和他的堂兄弟真的全然不知一個空油桶還有可能爆炸，這點有用嗎？還是說，在一個其實是常識的事實面前，他們在裝傻？天然氣、汽油煙霧，絕對不要扔火柴到一個空油桶附近——不然為什麼在加油站不允許打手機呢？因為空氣中的汽油煙霧有爆炸的危險。
是這樣嗎？
但這些我都沒有說出口。我沒有攻擊他，沒有嘗試去駁倒他為了給自己脫罪所發表的論調。因為他究竟有多無辜呢？是不是當一個人用檯燈砸另一個人的頭時，他是無辜的，而當他無意中把同一個人燒死了就是有罪的了呢？
「媽媽知道嗎？」對，這是他問的。那時候就問過了。
我搖搖頭。就這樣，我們倆在他的房間裡面對面站著，沉默了一陣，兩人的手都插在褲兜裡。我沒有再問下去，比如沒有問他腦子裡進了什麼，他和他堂兄弟怎麼會想出向一個無家可歸的女人頭上砸東西這種主意。
回過頭想想，我非常確定自己就在那一刻，在我們雙手插進褲兜站在那裡沉默的幾分鐘內，做出的決定。我不禁想到，有一次米歇爾把一隻球射到了一家賣腳踏車的店的窗玻璃上，那時他八歲。我們一起去找了店主，表示願意賠償他的損失。但店主覺得遠遠不夠，開始了針對這些「混球」的長篇大論，說他們天天在他的門前踢球，還「故意」把球往他的櫥窗玻璃上踢。「早都算準了，早晚有一天會砸破玻璃的！」他說，並補充道，「這正是那幫小子的居心。」
聽賣車人講話的時候，我握著米歇爾的手。我那八歲的兒子低下頭，知錯地盯著地板，還不時地捏捏我的手。
惱怒的店主把米歇爾也算作那幫混球一類，而我兒子的知錯態度如此明顯——這兩者不幸的組合讓我不自覺地轉了臺。
「啊，閉上你的嘴！」我說。
櫃檯後的店主開始表現得好像他聽錯了。「您剛才說什麼？」他問。
「你明明聽得很清楚，蠢貨！我和我兒子來這兒是為了補上你的狗屁玻璃，不是來聽你對那些踢足球的孩子尖酸刻薄的連篇廢話的。我們的主題究竟是什麼，你這蠢貨？是一塊破了的窗玻璃。這完全不代表你有權這樣喋喋不休地辱罵一個八歲的孩子。本來我是來這兒補償你的損失的，可現在我連一個子兒都不會付。你自己想辦法去弄錢吧！」
「您聽好了，我不會就這樣讓您侮辱我，」他說著，欲從櫃檯後走出來，「是這些蠻橫的小子打碎了玻璃，不是我。」
櫃檯旁邊有個立式腳踏車打氣筒，是個經典款，帶腳架的，氣筒被固定在一塊木板上。我彎下腰，抓起氣筒。
「站在那兒別動，」我很平靜地說，「到目前為止還只是塊窗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