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是不是那時候就已經有學生直接去投訴了，還是這些抱怨通過迂迴的方式，從家長那兒傳到了校長那兒。不管怎樣，有一天我被請進了校長辦公室。
校長是一個今天已經很少見了的那種人：側分頭，棕色的西裝上是魚骨形花紋。
「我聽到了很多關於您的歷史課課程設定的投訴。」讓我在他的辦公桌對面唯一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之後，他說。
「誰的投訴？」
校長望著我。在他頭部後面掛著一張由十二個省組成的荷蘭地圖。
「這不重要，」他回答，「更重要的是……」
「這當然重要。投訴是來自家長還是直接來自學生？家長總是比較容易來投訴，學生就沒有那麼積極。」
「保羅，最關鍵的是你說的關於戰爭犧牲者的事。如果我接下來重複錯了的話，你得糾正我。關於二戰中的犧牲者。」
我向後靠，或者該說嘗試著向後靠，但是這椅子的靠背相當硬且直，幾乎動不了。
「你以一副相當倨傲的姿態說那些犧牲者，」校長說，「你還說，他們的犧牲是他們自己的錯。」
「這我從沒說過。我只說了，不是所有的犧牲者都天生是無辜的犧牲者。」
校長看向他桌上的一張紙。
「這兒寫著……」他開始了，然後又搖了搖頭，摘下眼鏡，用拇指和食指捏捏鼻根，「你得明白，保羅，真的是家長的投訴。家長們一直在投訴。你不用跟我辯解說這些投訴的家長天生就是那種喜歡抱怨的人。大多數情況下只是些無足輕重的小事，什麼在自助餐廳有沒有蘋果啦，我們怎麼看待經期進行體育運動啦，都是些瑣事，很少有關於課堂內容的。但這一次卻是，而這對學校不好。對我們來說，最好的就是你老老實實地按照教材內容來講課。」
在整個談話過程中，我第一次感到頸背有些癢癢的。「那麼請問我哪裡沒有按照教材的內容來講？」我平靜地問道。
「這兒寫著……」校長又一次擺弄起桌上的那張紙，「為什麼你不自己告訴我呢？你當真說了什麼，保羅？」
「沒什麼特別的，我只是讓他們做了道算術題而已。如果一個社會里有十萬個人，那麼其中有多少個混蛋？有多少責罵孩子的父親？有多少笨蛋嘴巴臭得要命，但卻拒絕改正？有多少無聊愚蠢的廢物，一輩子都在抱怨他們所遭遇的但其實根本不存在的所謂的不公？你們看看周圍，我對他們說，你們希望哪些同學明天不再出現在教室裡？你們想想你們家中的某一個成員，想想惱人的叔叔和他無聊的故事，或者虐待自己的貓咪的堂兄。想一想，你們——不只你們，而是整個家庭——將會覺得多麼輕鬆，如果這位叔叔或堂兄踩到地雷，或是被高空中投下的飛機炸彈擊中。現在想一想到目前為止所有的戰爭中的所有犧牲者——我從沒特別地說到二戰，只是經常用它來做例子，因為這是講到戰爭時他們最常用來開頭的例子——想想那成千也許上萬的死者，他們可能正好是你不感興趣的人。所有這些犧牲的人都是好人，單從統計學來講，這是不可能的，但是人們也可能一直都是這樣認為的。真正的不公平，也許更多地在於那些混蛋也跑到了無辜的犧牲者的名單上，他們的名字也被刻上了戰爭紀念碑。」
我稍停了一會兒，為了喘口氣。我對這位校長的瞭解到底有多少？他讓我把話都講完，但這說明什麼？也許這些對他就已經足夠了，也許他不需要再聽下去就可以把我開除了。
「保羅……」他開口道，同時又把他的眼鏡戴了回去，但他不看我，而是看著他那張紙上的一處，「我可以向你提一個私人問題嗎，保羅？」
我沒說話。
「你是不是有點厭煩了？」校長問，「我是指上課。你不要誤會，我不是在責備你，但是或早或晚，我們所有人都會有這種感覺，我們再也沒興趣了，我們開始思考我們的工作的無謂。」
我聳了聳肩。「啊……」我說。
「我也經歷過，在我還站在講臺上講課時。那是種令人相當不悅的感覺，好像腳下被抽空了一樣，一切的根基都被搶走了，所有的，人們信仰的事情。你現在是不是也有類似的感覺，保羅？你還信仰你的職業嗎？」
「我一直是以學生為本的，」我據實回答道，「我一直都試著為他們把歷史課講得儘可能有趣。這點我主要是從自己的想法出發的。我從未試過用些陳詞濫調、符合大眾口味的歷史故事來討他們歡心，我是回想當年自己上中學時真正感興趣的是什麼。這就是我的出發點。」
校長微笑著向後靠了靠。他的椅子是那種可以往後靠的，我想。而我卻必須在這兒坐得筆直。
「說起當時中學的歷史課，我首先記得的是古埃及人、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我說，「亞歷山大大帝，克婁巴特拉，尤里烏斯·愷撒，漢尼拔，特洛伊木馬，戰象翻越阿爾卑斯山的遠征，海戰，角鬥士的戰鬥，賽車，轟動的殺人和自殺事件，維蘇威火山的爆發。另一方面也還記得那些美——神廟、競技場的美，還有露天劇院、壁畫、澡堂、馬賽克，一種永恆的美，關鍵是顏色，這也是我們今天度假仍然喜歡去地中海勝過曼徹斯特或不來梅的原因。可之後，基督教出現了，所有的一切都漸漸崩塌了。最後人們終於高興了，所謂的蠻族把一切都打得粉碎。這一切我都還記得，彷彿就在昨天。我記得的還有，之後有一段時間什麼都沒有。如果人們觀察仔細一點的話就會發現，中世紀是個令人作嘔的落後的時期，除了幾次血腥的圍攻以外，就沒有什麼太多的事情發生了。然後是荷蘭歷史！八十年戰爭，我現在還能記得，我曾經希望西班牙人能打贏。在威廉·奧蘭治被刺殺後，曾經短暫地閃過一絲微弱的希望之光，可是最終還是被這幫宗教狂熱分子把勝利抬回了家，從此，荷蘭和比利時陷入了一片黑暗。我印象最深的還有，我們的歷史老師常年把二戰當作一根肥香腸架在鼻子前。‘在高中我要詳細講解第二次世界大戰。’他說，可是當我們到了高中，他還是一直在講威廉一世和比利時的分裂，從來沒到過二戰。幾句關於戰壕的話，算是讓我們小嚐滋味。只有一戰，撇開當中的大屠殺不看，真的很無聊。這真沒勁。事件太少了。後來我聽說，歷來都是如此，二戰永遠都不會講到。過去的五百年裡最有趣的一個時期，對荷蘭亦是如此，因為自從羅馬人得出結論，這片土地不是他們的菜之後，這裡直到一九四○年五月，本土就再沒發生過什麼值得注意的事。我是說，當國外的人說到荷蘭的時候，他們可以說誰呢？說倫布朗，說凡·高，說畫家。如此說來，唯一轟動世界的人物，就只有安妮·弗蘭克了。」
校長又一次挪動他桌上的那張紙，並開始翻閱一個不知怎麼我有點熟悉的東西，它放在一個資料夾裡，是一個有透明封面的冊子，學生們一般會用它來夾論文。
「……這名字能讓你想起什麼嗎，保羅？」他問道。
他提起我班裡的一個女學生的名字，在這裡，我特別略去了這個名字。那時候我曾下決心忘記這個名字，而我也成功了。
我點點頭。
「那你還記得你對她說了什麼嗎？」
「有點印象。」我說。
他合上資料夾，並把它放回桌上。
「你給了她一個五分，」他說，「當她問你為什麼的時候，你回答——」
「給你五分完全合理，」我說，「那真的是一個相當馬虎的論文。那樣的水準在我這兒是得不到好分數的。」
校長微微笑了笑，但他的微笑很尷尬，像酸了的牛奶凍住了一樣。「我得向你承認，從質量上來說，這篇論文也沒有給我留下多深的印象，但是我們討論的是別的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