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二戰，我還講了之後的一大段歷史，」我又一次打斷他，「朝鮮半島，越南，科威特，近東和以色列，六日戰爭（第三次中東戰爭），贖罪日戰爭，巴勒斯坦人。所有這些，都是我講過的素材。所以你真的不能就拿這樣的一篇關於以色列的論文來交差：寫的是那兒主要產甜橙，人們會穿著涼鞋圍著篝火跳舞，到處都是歡快幸福的人，還有沙漠裡重新開滿了花這樣的廢話。我要說的是，那裡每天都有人被槍射死，公交車被炸燬。而這裡寫的都是些什麼亂七八糟的東西？」
「她號叫著跑來找我的，保羅。」
「如果我教了一群那樣的垃圾，我也會號叫的。」
校長看著我。我察覺到了他眼神里的一些我以前從沒見過的東西：是中性的，還是說不知所云更合適，大概就跟他的魚骨西裝一樣不知所云。此時他又向後靠了靠，這回比先前還要往後。
他是在拉開距離，我想。不是距離，我馬上糾正了自己：是離去。
「保羅，你就不能跟一個十五歲的小女孩說這些事。」他說。就連他的聲音裡，也潛入了一種中性的語氣。他不想和我討論了，他在通知我他的意見。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我現在問他為什麼不能說這些事，他一定會用「就是不能說」來回答。
很快，我想了一會兒那個女孩。她有張漂亮的但是太過晴朗的臉——沒有理由的晴朗，一種歡快的但沒有性徵的喜悅，同樣歡快與沒有性徵的還有她論文中一頁半的關於摘甜橙的描寫。
「這種事在足球場上侃侃倒是有可能的，」校長繼續說，「但在學校裡無論如何不行，無論如何在我們的學校裡不行，作為老師就更不行了。」
我對那女孩到底說了什麼，現在真的一點都不重要了，我很想馬上先說這句話。但這隻會扯開話題，補充不了什麼。有時候，有些事，就這樣從嘴裡不經意地漏了出來，有些時候也許又會後悔。不，也許不該叫後悔，說得確切一點，聽話的人這一輩子都會將你說的話刻在腦子裡。
我想到她晴朗的臉。當我跟她說了那些話之後，她的臉碎了，像一隻花瓶一樣。或者更像一塊玻璃，被太高的音訊震碎了。
我注視著校長，感覺到我的手握成了拳頭。慢慢地，我覺得夠了，這個討論我已經沒有興趣再進行下去了。那句話怎麼說的來著……鴻溝不可逾越。事實就是如此，我們倆之間出現了一道鴻溝，有時對話會突然頓住。我盯著校長，腦子裡想象著我對準他陰沉沉的臉揮上一拳的情景，緊挨鼻子下方，我的全副手指骨節，不偏不倚，正中他鼻孔和上嘴唇之間的空處。牙齒掉落下來，鼻血噴湧而出，我的想法變得一清二楚，但我也有我的懷疑：是否這樣我們就能找到解決矛盾的方法了呢？我不能就停留在打一頓而已，我可以把他那不知所云的面孔也整個毀掉，即使它已經沒法變得更醜了。像人們所說的那樣，我在學校的職位是保不住了，儘管這是眼下我擔心得最少的事。仔細研究一下，其實我的職位早就讓我不堪忍受了。從我第一次踏進這個學校的大門時開始，就流傳著這個職位讓人不堪忍受的言論了。剩下的都只是緩刑。我在這兒，站在講臺前講的那麼多節課，全都是緩刑。
問題還在：我是不是該把校長打倒？該不該把他變成一個犧牲者、一個會贏得人們同情的人？我想到成群的學生會擠到窗邊，觀看他們的校長被救護車運走的情景。對，救護車會來，在那之前我不會停手。學生們一定會覺得很可惜。
「保羅？」校長一邊說著一邊在他的椅子上動來動去。他嗅到了點什麼，嗅到了危險的氣味。他在試圖找到一個姿勢，儘可能截住第一次的擊打。
假如救護車沒有急匆匆地把他帶走會如何呢？我在想。沒有開藍色的燈？我深吸了一口氣，然後慢慢撥出。我現在得趕緊決定，不然就太遲了。我可以把他打死，赤手空拳。這雖然是件相當令人噁心的事情，但是也不會比掏空某隻野味的內臟噁心到哪裡去。我改良一下，是掏空一隻火雞。他結婚了，我知道，還有幾個比較大了的孩子。誰知道呢，也許我還幫了他們一個大忙。很可能他們也已經沒法再忍受這張陰沉沉的臉了。葬禮的時候，他們還會展示一下哀痛，但在之後的有發麵糕點的筵席上，輕鬆的心情很快就會佔上風。
「保羅？」
我看著校長，微笑著。
「我可以問你一個私人問題嗎？」他問，「我想，也許有點……我是說，呃，我就直接問了。你家裡怎麼樣，保羅？一切都還好嗎？」
家裡。我繼續微笑著，其間還真的想到了米歇爾。米歇爾快四歲了。故意殺人罪在荷蘭會判個八到十年，我估計，這一點都不算多。表現好的話，比如在監獄的花園裡除除草，很可能五年後就可以出來了。那時候米歇爾九歲。
「你妻子……卡拉好嗎？」
克萊爾，我在心裡糾正他，她叫克萊爾。
「很好。」我回答。
「孩子們呢？也都好嗎？」
孩子們。這蠢貨到現在都記不住！要記住每個人的所有事也不太可能。但是法語女教師和一個女朋友同居了，這人們記得住，因為比較突出嘛。可其餘的呢？其餘的不突出。他們有個丈夫或者老婆和孩子們，或者沒有孩子，或者一個孩子。米歇爾現在騎後面帶兩個小輪子的兒童腳踏車。在那兩個輪子被拆下來的時候，我在監獄裡，就不能陪他一同經歷了，只能聽說了。
「很好，」我說，「有時候真的很驚訝，這一切都那麼快，他們那麼快就長大了。」
校長交疊起手指，雙手放到桌上，完全沒有意識到，他剛剛真是死裡逃生。
為了米歇爾。為了米歇爾我才放過他的。
「保羅，我知道，你現在可能不想聽，但是我必須要說。我覺得你去範·迪倫，我們的校心理專家那裡，去約個時間，會對你有所幫助。還有，你這段時間暫時不用上課了，這樣你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我想你需要這個，我們大家偶爾都會需要。」
我覺得自己出奇地平靜，以及疲憊。不會有武力了。那像是掀起的一陣狂風，露臺上的椅子被吹進來，窗外的遮簾被卷在一起，但更多就沒有了。狂風過去了，不過同時也蠻可惜的。我們更願意看到屋頂被掀掉，樹木被連根拔起甩到空中，關於龍捲風、颶風和海嘯的紀錄片，透出讓人平靜的東西。當然，這很可怕，我們都學過，說這有多可怕。但是一個沒有災難和暴力——自然界的暴力和人的暴力——的世界真的會讓人完全無法忍受。
這位校長馬上就可完好無損地回家去，今晚他會與妻子和孩子們一同坐在桌旁。他這個不知所云的存在，會坐到那把平時都是空著的椅子上。沒有人要去監護病房或靈堂，就因為一個簡單的原因：剛剛這些就被這樣決定了。
其實我一開始就知道了，從他問到我家裡的情況開始。家裡怎麼樣？這是他們要解僱你的另一種表達方式。大抵如同「好吃嗎」，這句也一樣不痛不癢。
見到我沒有再爭辯一句，就一口同意去看校心理醫生，校長看上去還真是挺吃驚的，是開心地吃驚。不，我不會給他任何大吵大鬧的機會，我會毫不反抗地順從。我站起身，以此向他傳遞一個資訊：這次談話對我來說結束了。到了門邊，我向他伸出手，他握了握，握了握那隻本可以將他一生徹底顛覆的手。
「我很高興，你如此……」他開口說，不過話沒說完。
「請代我問候……你的妻子……」他說。
「克萊爾。」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