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兩年，我回想起那天下午剩餘的時間、那一晚以及第二天，只記得一撥又一撥警察、攝影師和新聞記者從蓋茨比家的前門進進出出。外面的大門口拉起一根繩子，旁邊站著一名警察攔住看熱鬧的人，但是小男孩們很快就發現可以從我的院子裡繞進去，因此總有幾個孩子目瞪口呆地擠在游泳池旁邊。那天下午，一個胸有成竹的人，大概是個偵探，俯身檢視威爾遜的屍體時用了「瘋子」這個詞，由於他的語氣頗顯權威，第二天早上的報紙便以此為基調作了報道。
大多數報道都如同噩夢一般——古怪離奇，捕風捉影，用詞誇張，內容失實。驗屍時，米凱利斯在證詞中透露了威爾遜對他妻子的懷疑，我以為整個故事很快就會被黃色小報添油加醋地刊登出來——沒想到凱瑟琳，這個本來可以信口胡言的人，卻保持了沉默。她表現出一種驚人的魄力——她用描過的眉毛下面那雙堅定的眼睛看著驗屍官，發誓說她姐姐從沒見過蓋茨比，她姐姐跟丈夫生活在一起非常幸福，從來沒有過不正當的行為。她說得連自己也信以為真，用手帕捂著臉哭了起來，就好像提出這種疑問都讓她無法忍受似的。威爾遜就這樣被認定為一個「悲傷過度、精神錯亂」的人，整個事件也因此而簡單明瞭。案子告一段落。
然而這些過程全都顯得那麼遙遠而無關緊要。我發現自己形單影隻地站在蓋茨比這一邊。從我打電話到西卵村報案的那一刻起，每一個關於他的揣測，每一個實際的問題，都會向我提出。起初我感到驚訝而困惑，後來一個又一個小時過去，他躺在他的房子裡，沒有動靜，沒有呼吸，沒有言語，我才漸漸明白自己負有的責任。因為除我以外沒有人對他表示關心——我的意思是說，每個人死後或多或少理應得到別人真切的關心。
發現蓋茨比的屍體半個小時之後，我就打電話給黛西，出自本能、毫不猶豫地打電話給她。但是她和湯姆那天下午很早就出門了，還帶上了行李。
「沒留地址嗎？」
「沒有。」
「說什麼時候回來了嗎？」
「沒說。」
「知道他們去哪兒了嗎？怎麼才能找到他們？」
「我不知道。說不上來。」
我想為他找個人來。我想走進他躺著的房間去安慰他說：「我會給你找個人來的，蓋茨比。別擔心。相信我，我會給你找個人來——」
邁耶·沃爾夫山姆的名字不在電話簿裡。管家給了我他在百老匯的辦公室地址，我又打電話到電話局問訊處，但是等我拿到號碼已經過了五點，沒有人接電話了。
「請你再接一次線好嗎？」
「我已經接過三次了。」
「我有很要緊的事。」
「對不起，那兒恐怕沒人。」
我走回客廳，屋裡突然擠滿了人，開始的一剎那我還以為是些偶然來訪的客人，但實際上他們都是官方人員。他們掀開被單，用驚恐的目光看著蓋茨比，可我耳邊不斷迴響的卻是他的抗議聲：「我說，oldsport，你一定得給我找個人來。你得想想辦法。我一個人扛不住啊。」
有人開始向我提問，但我脫身跑上樓去，匆匆翻了一下他書桌上那些沒鎖的抽屜——他從未明確告訴過我，他的父母已不在世。但是我什麼也沒找到，只有丹·科迪的那張照片，一段被人遺忘的狂野生活的象徵，從牆上向下凝視著。
第二天早上，我派男管家去紐約捎封信給沃爾夫山姆，向他打聽一些情況，請他馬上搭下一班火車過來。我寫的時候覺得這個要求似乎是多餘的。我相信他一看到報紙肯定會趕過來，正如我相信中午之前黛西一定會發來電報——但是電報沒來，沃爾夫山姆先生也沒到。除了更多的警察、攝影師和新聞記者，什麼人都沒有來。當男管家帶回沃爾夫山姆的回覆，我開始有一種藐視一切的感覺，感到蓋茨比和我之間的情誼可以對抗他們所有人。
親愛的卡拉韋先生，
這個訊息讓我萬分震驚，我簡直難以相信。那個人做出如此瘋狂的舉動，很值得我們深思。我現在無法前往，因為我有重要的業務在身，不能跟這件事發生牽連。過些時候，如果有我能幫上忙的事情，請派埃德加送信通知我。聽到這件事之後，我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只感覺天昏地暗。
您忠實的，
邁耶·沃爾夫山姆
下面又匆匆添了一句：
請告知關於葬禮的安排。又及：我根本不認識他家裡人。
那天下午電話鈴響，長途電話局說芝加哥有電話來，我想黛西終於打過來了。但是接通之後卻是一個男人的聲音，又輕又遠。
「我是斯萊格……」
「什麼事？」這個名字很陌生。
「那封信真糟糕，對吧？收到我的電報了嗎？」
「沒收到什麼電報。」
「小派克有麻煩了，」他語速很快，「他在櫃檯上遞證券的時候被逮住了。五分鐘前他們剛從紐約接到的通知，給了證券號碼。這事你想得到嗎，嗯？在這種鄉下地方根本想不到——」
「你好！」我氣急敗壞地打斷了他，「我說，我不是蓋茨比先生。蓋茨比先生死了。」
電話線那頭沉默了好久，接著是一聲驚叫……然後咔的一聲，電話就結束通話了。
我想大概是第三天，從明尼蘇達州的一個小鎮發來了一封署名為亨利·c.蓋茲的電報。上面只說發報人馬上出發，要求等他到達後再舉行葬禮。
來的是蓋茨比的父親，一個肅穆的老人，非常無助，神情沮喪，在這暖和的九月裡，裹著一件廉價的長外套。他激動得眼淚不住地往下流，我從他手裡接過旅行包和雨傘的時候，他不停地用手去捋那稀疏的灰白鬍子。我好不容易才幫他脫下外套。他快要挺不住了，於是我把他帶到音樂廳，讓他坐下，派人去拿了點吃的東西。但是他不肯吃，杯裡的牛奶從他顫抖的手中潑了出來。
「我在芝加哥的報紙上看到的，」他說，「芝加哥報紙上全都登了出來。我馬上就出發了。」
「我不知道怎麼聯絡您。」
他的眼睛一片茫然，卻不停地朝屋裡四下張望。
「是個瘋子乾的，」他說，「一定是個瘋子。」
「您要點咖啡嗎？」我勸道。
「我什麼也不想要。我現在很好，您是——」
「卡拉韋。」
「哦，我現在很好。他們把吉米為這個國家做出貢獻。」
「是這樣的。」我不自在地說。
他笨手笨腳地拉著繡花床罩，想把它從床上拽下來，接著直挺挺地躺下去——很快就睡著了。
那天晚上，一個明顯擔驚受怕的人打來電話，一定要先知道我是誰才肯說出他的名字。
「我是卡拉韋。」我說。
「哦！」他聽上去鬆了一口氣，「我是克里普斯普林格。」
我也鬆了一口氣，因為蓋茨比的葬禮上似乎可以多一位朋友了。我不願意登報，引來一大群看熱鬧的觀眾，所以就自己打電話通知了幾個人。他們可真是難找。
「葬禮明天舉行，」我說，「三點，在他家這邊。我希望你轉告有意參加的人。」
「哦，我會的，」他慌忙說道，「其實，我不太可能見到什麼人，但如果見到的話我會轉告。」
他的語氣讓我有點懷疑。
「你自己肯定是要來的。」
「嗯，我一定想辦法去。我打電話是——」
「等等，」我打斷他，「先說好，你一定會來，怎麼樣？」
「呃，事實上——是這樣的，我現在在格林威治的一個朋友家裡，他們想讓我明天一起出去玩，去野炊或者什麼的。當然，我一定會想辦法走開。」
我忍不住發出一聲「哼」，他一定也聽見了，因為他緊張地繼續說道：
「我打電話來是因為我把一雙鞋落在那兒了。不知道能不能麻煩你讓管家給我寄來。你知道，那是雙網球鞋，我離了它簡直沒辦法。我的地址是——」
我沒聽他說完，就把電話掛了。
從那之後，我為蓋茨比感到羞愧——還有一個人我打電話去找他，他竟暗示蓋茨比是死有應得。不過，這是我的錯，因為他當初就是那種喝了蓋茨比的酒就大罵蓋茨比的人，我本不應該打電話給他。
葬禮的那天早上，我到紐約去找邁耶·沃爾夫山姆，似乎沒有別的辦法能找到他。我在一名電梯工的指點下，推開了一扇寫著「萬字控股公司」的門，一開始裡面好像沒有人。但是我高喊了幾聲「喂」沒人答應之後，一扇隔板後面突然傳來一陣爭論聲，一個漂亮的猶太女人出現在裡屋的門口，用帶有敵意的黑眼睛打量我。
「沒人在，」她說，「沃爾夫山姆先生去芝加哥了。」
前一句話顯然是撒謊，因為有人開始在裡面哼起不成調的《玫瑰經》。
「請告訴他卡拉韋先生想見他。」
「我不可能把他從芝加哥叫回來，對吧？」
正在這時一個聲音，毫無疑問是沃爾夫山姆的聲音，從門那邊喊道：「斯特拉！」
「你把名字留在桌上，」她很快說道，「等他回來我告訴他。」
「但我知道他在裡面。」
她向我面前邁了一步，兩隻手氣沖沖地在臀部上下搓動。
「你們這些年輕人，以為隨時可以闖進來，」她厲聲說道，「我們都煩透了。我說他在芝加哥，他就在芝加哥。」
我提到了蓋茨比的名字。
「哦……啊！」她又打量了我一番，「請稍等——你叫什麼名字來著？」
她轉身不見了。過了一會兒，邁耶·沃爾夫山姆一臉肅穆地站在門口，伸出了雙手。他把我拉進他的辦公室，用恭敬的語氣說，這種時候我們大家都很難過，邊說邊遞給我一支雪茄。
「我還記得第一次見到他的情景。」他說，「他當時是剛離開軍隊的一名年輕的少校，衣服上掛滿了在戰場上贏得的勳章。他手頭十分拮据，買不起便服，只好一直穿著軍裝。我第一次見到他，是他走進四十三號街瓦恩佈雷納開的檯球廳找工作的那天。他已經兩天沒吃飯了。‘跟我一起吃午餐去吧。’我說。他半個小時就吃了四美元的東西。」
「是你讓他開始做生意的嗎？」我問。
「讓他！我是造就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