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剎海冰場是當年最時髦的去處，到了這裡你就別太張揚了，因為這裡可是藏龍臥虎之地，「份兒」大的主兒有的是。你要是在冰場上看見一個不起眼的傢伙向你叫板，可千萬不要輕敵，鬧不好這傢伙在他家門口那一帶就是個赫赫有名的頑主。
鍾躍民就見過一位，這位老兄每晚必到，他穿得衣衫襤褸，頭戴紹興式的破氈帽，腰上還紮了個破藍布圍裙。他的冰鞋也很奇特，居然是一雙東北地區常見的氈靴，一副黑龍牌球刀用麻繩橫七豎八地綁在氈靴上。此人的滑冰技術極好，他可以毫不費力地作出各種高難動作，引來一群群圍觀者。有一次他和鍾躍民一夥打冰球，他單手持冰球杆帶球像泥鰍一樣滿場亂竄，在鍾躍民等七八個人的圍追堵截下如入無人之境。在此之前鍾躍民從來都認為自己是高手，這回可把他打傻了，打了半天連球也沒摸著。後來他得知，此人綽號「三元子」，是西單一帶的頑主。他是個垃圾清掃工，每次冰場散場後他還要去上夜班，他的工作是用鐵鍬將垃圾鏟到卡車上，然後跟車到郊外的垃圾場卸車。此人很有些「垮了的一代」的風範，以破爛的工作裝為時髦，在一片將校呢軍裝之間顯得標新立異。別看這三元子是個垃圾工，「老兵」和流氓們都買他的賬。有一次冰場上來了一夥初來乍到的頑主，他們見三元子穿得像個乞丐，便想拿他尋開心，結果犯了眾怒，被百十號頑主打得抱頭鼠竄。
1968年的北京頑主要是不去冰場的話，那麼他就沒有資格自稱頑主。冰場除了具備玩耍和拔份兒的功能外，還有一種很重要的功能，那就是社交。頑主們既是江湖中人，總要結交四方好漢，你認識的人越多，份兒就越大。想做頑主中的成名人物，除了講義氣，結交人廣外，自己也要心毒手狠，不然誰服你？像《水滸》裡的宋江，光知道練嘴假仗義，自己沒半點兒拳腳功夫，這種人到1968年可就吃不開了。
鍾躍民每次來冰場，頭半個小時不能去滑冰，他得先應酬。他的熟人太多，禮數得盡到了，和這位握握手，和那位抽根菸，要是有他同時認識的兩夥頑主碴起架來，他得去做和事佬，給雙方說和說和。他的自尊心比較強，要是有一方不給他面子，執意要打，鍾躍民就會覺得對方不太懂事，連鍾躍民的面子都不給，這不是找揍嗎？他往往是勸著勸著就參加了戰鬥，幫助一方和另一方幹起來。
袁軍是個純粹的好戰分子，一見別人碴架他就激動得難以自抑，至於跟誰打併不重要，若干年後的那句口號「重在參與」，袁軍早就身體力行了。
鍾躍民在冰場的入口處碰見幾個住在紅霞公寓的哥們兒，正在寒暄，這時鄭桐興沖沖滑過來：「躍民，那兩個妞兒又來了。」
鍾躍民連忙向那幾個哥們兒告辭：「哎喲，對不起了，我那兒有點兒正事兒，一會兒見吧。」
紅霞公寓的李延軍開玩笑道：「你丫能有什麼正事兒呀，不就是拍婆子嗎？留點兒神，別拍炸啦。」
周曉白和羅芸互相攙扶著，正在小心翼翼地練習滑冰。鍾躍民一夥人從遠處以衝刺的速度飛馳而來，在姑娘們面前猛地橫過冰刀停下，冰刀在冰面上颳起一道道白色的冰霧。周曉白抬頭看見鍾躍民，微微一愣，繼而又露出了頑皮的笑容。上次耍了鍾躍民一把，她有些不好意思。
鍾躍民看著周曉白搖搖頭，嘆了口氣：「不夠意思，真不夠意思。」
周曉白假裝不明所以，笑著問：「怎麼啦？」
「那天連個招呼也不打就走了，好歹我也算是你們的教練吧？我的學生受人欺負，我這個當教練的能不管嗎？結果教練挺身而出，差點兒捱了一頓揍，可學生呢，卻連影兒都沒有了。太讓人寒心了，以後誰還敢做好事？」
羅芸笑道：「你們不是說要給人家辦學習班嗎？又不是去打架，怎麼會捱揍呢？」
袁軍解釋說：「我們和那幾個壞小子苦口婆心地講道理，幫助他們改邪歸正，可那幾個小子根本就油鹽不進，還要揍我們，沒辦法，我們只好奮起自衛了。」
周曉白十分不解：「說了半天還是打架嘛，我真鬧不懂，你們這些男孩子究竟是怎麼啦？簡直把打架當成一種樂趣，還特別殘忍，動手還不算，還要動刀。我想問問，你們究竟是怎麼想的？」
鍾躍民搔搔頭皮想了想：「這個問題沒想過，因為大家都是這樣，你要是老老實實的，別人就會來欺負你，你要不想打架就只能選擇捱揍。比方說，你走在大街上，對面過來一群人，你看了他們一眼，你猜他們會怎麼說？」
「怎麼說？」
「‘犯他媽什麼照，找抽呢是不是？’你聽聽，這是人話嗎？」
周曉白嘆了口氣：「真野蠻，現在的男孩子怎麼都像好鬥的公雞？我記得以前可不是這樣，那時候在學校裡大家都比誰功課最好、誰品學兼優，談得最多的是理想。」
鍾躍民心中暗笑，這傻妞兒，這都哪年的皇曆了，這年頭兒誰還談理想？他冷笑道：「那不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統治學校的時候嗎，現在誰要是說我是乖孩子，我聽著就跟罵人差不多。」
袁軍也擺出一副歷經世事的樣子：「現在講的是誰能打架、誰敢玩命、誰手黑，誰就有份兒。」
鍾躍民接著說：「當然了，打架是我們的專業，我們還是挺敬業的。業餘時間我們可以聽聽音樂、看看書。你看過《基督山伯爵》嗎？那本書寫絕了，不看一輩子後悔。」
周曉白點頭表示贊同：「我看過，我們家有這本書，是挺好看的。」
鍾躍民一聽，眼睛一亮：「你們家有？太好了，能借我看看嗎？」
「你不是剛說你看過嗎，你到底看過沒有？」
「有個哥們兒借這本書給我，只能看一夜，第二天早晨就得還。我看了整整一夜，只看了一大半，後面的故事就不知道了，急得我直拿腦袋撞牆。」
「噢，是這樣，那麼我可以考慮，要是你表現好，我就借給你。」
鍾躍民是真喜歡這本書，不過，這可不是他的目的，借書是個最好的藉口，有借就有還，這一來二去的，什麼事都能辦了。他作出興奮狀：「真的？那我一定好好表現，請黨和人民在鬥爭中考驗我。對了，《紅色娘子軍》的芭蕾舞劇要公演了，你看不看？」他使出最後一招撒手鐧，按他的推算，只要把如此緊俏的芭蕾舞票亮出來，這妞兒就算是擺平了。
果然，周曉白興奮得臉都紅了：「你有票？太好了，我從小就喜歡芭蕾舞，還去少年班學過呢。」
鍾躍民得意地說：「你看，我這個教練沒白認吧？又教你滑冰，又帶你看芭蕾舞，好事都讓你趕上啦，那本書……」
「別臭美了，不就是兩張破票嗎？不帶我去我還不稀罕呢，哼，我最煩別人和我講價錢。」
鄭桐不愛聽了：「什麼？破票，這票來得容易嗎？我們排了整整一宿隊，凍得哥兒幾個跟孫子似的，後半夜我和袁軍困得實在扛不住了，在一個商店門洞裡剛眯一會兒，鍾躍民這孫子拎著塊磚頭就過來了，一磚頭就把人家商店的玻璃……」
鍾躍民連忙打岔：「我說時間不多了，還一個小時就散場了，你們得抓緊時間練練。現在我正式授課，你們要好好學。說句不好聽的，就你們倆這水平可真夠給我丟份兒的，到時候人家一問誰是教練，有人說是鍾躍民，讓我這老臉往哪兒擱？沒辦法，就這水平我也得教，誰讓我有責任感呢？」
周曉白嘴一撇：「鍾躍民，你貧不貧呀，誰稀罕你這破教練？」
袁軍匆匆滑過來：「躍民，那邊有兩撥人碴起來了，是外交部的杜衛東和和平里的地雷他們。」
杜衛東是鍾躍民的哥們兒，他不能不管，這邊已經初戰告捷，無須留戀，他抬腳就要走。
周曉白知道他們又要去打架，連忙試圖制止：「鍾躍民，你怎麼走了，還教不教我滑冰了？」
「一會兒回來再教。」
「別去打架，好嗎？」
「不行，杜衛東是我朋友，我能不管嗎？」
「鍾躍民，你要非去，以後就別理我。」周曉白賭氣地說。
鍾躍民只當是廢話，這妞兒腦子有病，還沒怎麼著呢，就管起人來了，這會兒就是鍾躍民他爹在他也不能不去。
他沒理周曉白，轉身和袁軍等人向人聲喧鬧處滑去。
在京城眾多的頑主中，杜衛東算個另類人物，首先他的來路很成問題。在幹部子弟的圈子裡，誰家老頭兒是哪個山頭的，這很重要，這關係到你是什麼來路的問題。譬如兩個以前並不認識的幹部子弟，第一次見面要「攀道」，首先就是問問「你爸爸當年是哪部分的」，這一般都是指抗戰時期他們的父輩屬於哪個部隊。幹部子弟們把時間的座標定在抗日戰爭時期是有道理的，因為抗戰時參加革命的幹部到了新中國成立後已成氣候，到了「文革」前，他們的級別一般都在司局級以上。至於1945年抗戰勝利以後參加革命的幹部，一是年齡較輕，二是級別較低。在一些高幹子女眼裡，解放戰爭期間參加工作的幹部是不值得一提的，因為那會兒共產黨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其規模已成氣候，軍隊也達到上百萬人。幹部子弟們開口「攀道」，侃的都是抗戰或紅軍時期的家世。他們「攀道」是有些規矩的，如果你的父親是新四軍系統的，對方先要問問是幾支隊的或是幾師的。這種問法是很內行的。你要是張嘴就說「我父親1938年在新四軍五師」，那就是找捱罵呢。因為新四軍的建制以1941年的皖南事變為分水嶺。皖南事變之前軍部以下的建制為4個支隊，皖南事變後新四軍被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宣佈為「叛軍」，被撤銷了番號，是共產黨自己重建的。重建後的新四軍擴編為7個師和1個獨立旅，所以說1938年的新四軍還沒有師的建制。如果他們的父輩是八路軍系統的，則要問問是屬於哪個軍區的、幾分割槽的，原因是抗戰初期八路軍的主力部隊大多集中於晉察冀一帶，晉察冀軍區是八路軍於1938年4月在華北完成了戰略展開後組建的第一個軍區，下轄若干個軍分割槽。可別小看了這個不起眼的軍分割槽，1955年解放軍授銜時，當年的軍分割槽司令員和政委大部分都被授予了上將軍銜，成了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
老百姓家的孩子都覺得幹部子弟們腦子有毛病，兩個不認識的人一見面，張嘴就是「你爸是幾分割槽的」，這不是傻逼是什麼？由此看來，幹部子弟這個圈子不是誰都能進入的，就這麼幾句簡單的對話，你要是沒有點兒黨史、軍史的基礎知識，馬上就會露餡，大部分幹部子弟對黨史、軍史都是無師自通。
杜衛東的出身和「幾分割槽」並不搭界，他壓根兒就不是中國人，而是個純粹的日本人。他的父親杜源平五郎是外文編譯局請來的外國專家，長期在中國工作，杜衛東從小就生長在北京，說得一口京油子話。「文革」前他不叫杜衛東，叫什麼誰也想不起來了，反正是日本名字。1966年紅衛兵運動興起時，北京的大學、重點中學，都有外國留學生。這些外國學生也不可避免地捲入了「文革」。在北大附中讀初二的杜衛東表現得比他的中國同學還要激進，他把自己的日本名字給改了，改叫「杜衛東」，意思自然是要保衛毛澤東了。他很執著，不管毛澤東是否需要他保衛，反正他是打算保衛到底了。
「文革」開始後，杜衛東也和中國的紅衛兵一起造起反來。不知為什麼，他莫名其妙地把自己也劃為「幹部子弟」，愣說他爸爸享受司局級待遇，勉強也算是「高幹」。老紅衛兵的歷次活動——成立紅衛兵糾察隊、以「聯動」的名義衝擊公安部等他都參加了。
「大串聯」開始後，他聯絡了幾個日本孩子，也扛了面紅旗徒步去「長征」。在延安棗園，杜衛東向接待方提出，他們是日本左派，是來中國取經的，回去準備在東京進行武裝起義，推翻日本反動派的統治。在未來的戰鬥中，他們可能會犧牲，在犧牲之前他想在毛主席住過的窯洞裡睡一夜。對於一個馬上就要犧牲的人來說，這個要求並不算過分，接待方同意了他的要求。但由於有這類要求的外國人太多，所以作了一些限制，每人只能在毛主席住過的窯洞裡睡兩個小時。杜衛東睡了兩個小時還覺得不過癮，又花了兩天時間排隊，再度體驗了一次毛主席住窯洞的崢嶸歲月。從延安出來，他們又徒步「長征」去了韶山，他神情肅穆地對身邊的幾個日本哥們兒說：「如果毛主席當年不走出韶山去革命，中國會像今天的日本一樣，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當然，這都是杜衛東1966年、1967年這兩年的表現。他是個喜歡跟潮流的人，既然杜衛東也屬於「老兵」圈子裡的人，那「老兵」幹什麼杜衛東當然也幹什麼。時間進入1968年，當年的老紅衛兵們在政治上早已失勢，他們心灰意冷地遠離了政治，幹起了打架、拍婆子的勾當。此時的杜衛東自然也不會閒著，他也弄了身將校呢穿上。他父親杜源平五郎的工作關係歸外國專家局管理，於是杜衛東也像北京大院裡的孩子一樣，對外交談時總有個歸屬問題，所以他自稱是「外交部的」，也成了地地道道的京城頑主。
鍾躍民有時碰見杜衛東就拿他開心：「衛東，你丫怎麼還沒走？」
杜衛東說：「我他媽走哪兒去？」
鍾躍民說：「有你這麼辦事兒的嗎？咱們那東京武裝暴動的計劃可是兩年前就制訂好了，怎麼現在還沒動靜？要都像你這樣磨磨蹭蹭，世界革命還幹不幹了？咱不是最後還要到美國打白宮嗎？」
杜衛東說：「狗屁，那不是兩年前的作戰計劃嗎？早他媽改戲啦，攻打東京那樣的大城市，咱們的力量夠嗎？這分明是‘左傾’盲動主義，萬一給革命事業造成損失算誰的？咱還是得走農村包圍城市的路子，世界革命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事兒，著什麼急呀。我現在的工作性質變了，主要是發動群眾，等待革命高潮的到來。」
這些套話都是從當時的廣播中學來的，成了鍾躍民等人窮開心的語言。
杜衛東到底是大和民族的種兒，打起架來心毒手狠，骨子裡有種嗜血的渴望。他和鍾躍民合夥打過幾次群架，杜衛東總是帶著刀子，出手便見血。鍾躍民從杜衛東身上體會到老爸當年和日本鬼子打仗的確很不容易，這小鬼子真是挺強悍的，難怪當年戰爭打了8年才慘勝。
冰場的一角，兩夥青年正準備進行一場廝殺，冰場的各個角落仍然有人流湧向這裡，人越聚越多。
杜衛東穿著一件黃呢子軍裝上衣，他最近喜歡剃光頭，大冬天的故意光著颳得泛青的腦袋，顯得很是與眾不同，他正和一個穿棉軍大衣的青年對峙著。
穿軍大衣的青年從袖子裡掣出了一柄日本軍用刺刀，刺刀在水銀燈下閃著寒光，他沉著地提刀在手，問：「哥們兒怎麼稱呼？」
杜衛東接過一把手下人遞來的斧子，漫不經心地回答：「外交部杜衛東。你呢？也報報名嘛。」
那青年笑了笑說：「和平里的，人稱‘地雷’。」
杜衛東嘲諷地說：「綽號倒挺唬人的，幹嗎不叫‘原子彈’？」
地雷冷冷地回答：「哪兒這麼多廢話，咱是單練呢還是一起上？」
「隨便，我奉陪就是。」
鍾躍民帶著袁軍等人從圈子外面擠進人群，杜衛東微笑著向他點點頭打招呼：「躍民，咱們可有日子沒見了，你丫最近忙什麼呢？」
鍾躍民問：「衛東，怎麼回事？」
地雷輕蔑地上下打量著鍾躍民。
杜衛東懶洋洋地說：「誰知道怎麼回事，有個小子不長眼撞了我一下，我給他兩個嘴巴，這哥們兒就不幹了，說我打狗欺主，我打了又怎麼樣，誰讓他不長眼？」
地雷露出一臉兇相：「我看你是活膩了。」
杜衛東說：「躍民，你用不著出手，在旁邊看會兒熱鬧，等我剁了丫的，一會兒請你去老莫吃飯。」
鍾躍民伸手攔住杜衛東，轉身問地雷：「你是和平里的，吳平津你認識嗎？」
地雷繃著臉道：「別跟我提這個，我誰也不認識，就認識我這把刀。」
袁軍從挎包裡抽出菜刀：「給臉不要臉是不是？我剁了你丫的。」
鍾躍民攔住袁軍：「冰場上不是打架的地方，誰把誰放倒了也脫不了身，我看咱們約個地方怎麼樣？」
地雷把刺刀揣回袖子，無所謂地說：「好啊，那咱們就約個地方，後天上午10點在月壇公園怎麼樣？」
杜衛東收起斧子道：「就這麼說定了，誰不去誰是孫子。」
鍾躍民向圍觀的人群說：「行啦，不是說好了嗎？大夥都散散，都別紮在這兒，冰面都快被壓塌了。」
人群漸漸散去。
杜衛東鐵青著臉對鍾躍民說：「躍民，後天帶上你的人給我助助威，我非剁了這小子不可。」
鍾躍民大包大攬道：「沒問題，我肯定去。這小子叫地雷，和平里有這一號嗎？我怎麼沒聽說過？我看這孫子是欠收拾，後天你能叫多少人去？」
杜衛東回答：「有個百十號人就夠了，再多了就耍不開了。」
鍾躍民說：「人多了就打不起來了，這我有經驗，兩撥人裡肯定有互相認識的，一打招呼，得，說合吧。」
杜衛東咬牙切齒地說：「去了再說吧，我倒希望和那個地雷單練一場。」
袁軍見這場架沒打起來，覺得很掃興，便埋怨鍾躍民多管閒事：「你跟他廢什麼話？上去一菜刀剁了丫算了，還和他約什麼？沒準兒到了後天我還懶得去了呢。」
鍾躍民忽然想起了什麼：「咦，袁軍，你還欠我一頓飯呢，好像是新僑飯店吧，你怎麼連提也不提啦，裝糊塗是不是？」
袁軍一臉的無辜：「是嗎，我怎麼一點兒印象也沒有，你是把夢裡的事當真了吧？」
鍾躍民抓住袁軍的胳膊一擰，問道：「看來我得提醒你一下，再仔細想想，想起來沒有……」
「哎喲，你丫輕點兒，想起來了，我終於想起來了，好像是有這麼回事，明天……明天就去，行了吧？」
「這就對了，年紀輕輕的記性怎麼這麼差？看來提醒一下是很有必要的。」
1968年的北京，偌大一個城市，只有兩家對外營業的西餐廳：一家是北京展覽館餐廳，因為北京展覽館是20世紀50年代蘇聯援建的，當時叫蘇聯展覽館，它的附屬餐廳叫莫斯科餐廳，經營俄式西餐。中蘇關係惡化以後才改成現在的名字，但人們叫慣了以前的名字，一時改不過口來，北京的頑主們乾脆叫它「老莫」。另一家西餐廳是位於崇文門的新僑飯店，經營的是法式西餐，不過這種法式西餐已經完全中國化了。
這兩家西餐廳是當時京城的頑主們經常光顧的地方。其中的新僑飯店用餐環境還算是比較考究的，牆壁上掛著裝飾性的油畫，內容也不顯得很激進，餐桌上鋪著雪白的桌布，每張餐桌上都擺放著精緻的桌牌和一種用玻璃製成的調料容器，椅子都是帶彈簧的軟椅，椅墊和椅背都套著米黃色的布套。還有一點很重要，這裡的女服務員都很年輕，而且沒有太醜的。
袁軍自從賣古瓷瓶得了筆錢後，一直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說話都比以前氣粗了，感覺上已是一覽眾山小了。他的這種感覺得到鍾躍民、鄭桐等人的慫恿，大夥兒巴不得袁軍保持這種富人的感覺，直到這筆錢花完為止。於是大夥兒見了袁軍就拼命吹捧，都說袁軍是個仗義疏財的漢子。什麼叫頑主？首先是仗義，一擲千金，拿錢不當錢。鄭桐說他平生最煩的就是摳摳搜搜，有點兒錢就恨不得在貼身褲衩上縫個兜兒，把錢藏進褲襠裡，那叫爺們兒嗎？袁軍不是傻子，他當然知道哥兒幾個為什麼突然對他這麼客氣，但是不管真的假的，互相吹捧總比互相誹謗要好。何況這筆錢明擺著得花光了算，不然他們能饒了你？總之，無論他們是吹捧你還是誹謗你，結果都一樣，不如主動點兒，落個仗義疏財的好名聲。
鍾躍民、袁軍、鄭桐、二毛子等人圍坐在新僑飯店的餐桌前鬧鬧嚷嚷地點菜，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女服務員站在一邊準備記菜名。
鄭桐問：「同志，有滷煮火燒嗎？」
大夥兒都壞笑起來。
女服務員一愣：「對不起，這是西餐廳，不賣滷煮火燒。」
袁軍學著山東腔說：「同志，您這裡有帶料加工服務嗎？俺這兒還帶著烙餅哩，能給俺燴燴嗎？」
女服務員惱怒地盯著他們，不說話。
袁軍嬉皮笑臉地說：「同志，俺不讓你們白服務，俺給加工費，俺那地界的大車店都有帶料加工，這同志，看不起俺鄉下人。」
鍾躍民息事寧人地說：「同志，您別理他們，這都是我家親戚，從鄉下騎著毛驢來的，沒見過世面，您多包涵。我也煩他們，可誰家沒幾個窮親戚呢？不怕您笑話……」他用手指著袁軍，「這是我表弟，好幾年沒來了，您猜他給我家帶了什麼禮物？您猜不出來？我告訴你吧，他拎了一個整豬頭……」
鄭桐等人大笑起來。
袁軍笑道：「躍民，你丫就擠對我吧，這頓飯哥們兒還不吃啦。」他站起裝作要走。
鄭桐等人一擁而上把他按坐下：「別價，你走了誰結賬呀，這不明擺著威脅哥兒幾個嗎？」
鍾躍民一本正經地開始點菜：「不說了，不說了，點菜，第一道菜，嗯，奶油沙司圓肉餅。這樣吧，這肉餅每人照著半斤上。」
鄭桐等人又大笑起來。
女服務員大概是經常遭到頑主們騷擾，她一副見怪不怪的神態：「這是一道菜，不是肉餅。」
鍾躍民故作驚訝：「不可能，這明明寫著是肉餅嘛，還是圓的。」
女服務員輕蔑地瞪了他一眼扭頭走了。
鍾躍民一夥更得意了，肆無忌憚地大笑起來。袁軍迅速把一套餐具裝進挎包，然後是一副正襟危坐的樣子。鍾躍民摸摸軟椅的布面稱讚道：「這椅子不錯，坐著挺舒服的，我那兒正缺把椅子呢。」
鄭桐說：「順幾套餐具就得啦，你丫還惦記上椅子了？」
一箇中年男服務員走過來：「幾位小同志，我們如果有服務不周到的地方，請多提寶貴意見。」
袁軍若無其事地說：「沒意見，就是剛才那位女服務員太粗心，少擺了一套餐具。」
男服務員轉身去拿餐具了。
鄭桐小聲地罵袁軍：「你丫真是賊不走空，每次來都順人家東西，上次把人家桌牌都順走了。」
「哥們兒喜歡新僑，想留點兒紀念品，怎麼啦？」
桌上的菜已經上滿，鍾躍民等人開始你爭我搶，狼吞虎嚥起來。
鍾躍民嘴裡塞滿了食物，口齒不清地問：「袁軍，照這麼吃，咱們還夠吃幾頓？你還有錢嗎？」
袁軍回答：「還夠吃幾頓的，那天我和鄭桐去委託行賣東西，差點兒讓人家把我們扣下。鄭桐這孫子掛相，一看就不像好人，我好說歹說，還拿出戶口本，人家才沒把我們當賊抓起來。」
鄭桐說：「委託行那老東西真孫子，一對明代官窯瓷瓶，才給我們50塊錢。袁軍丫整個兒一農民，一聽就樂得找不著北了，緊接著高呼毛主席萬歲，我心說，毛主席要是知道你偷家裡的東西賣，非抽你丫的。」
正說著，燈突然滅了，餐廳裡一片黑暗。這是常事，這兩年城市供電不足，經常停電。
袁軍等人鼓譟起來：「怎麼回事？沒電啦？哎喲，我的嘴呢？我把麵包塞鼻子裡去啦……」
男服務員在黑暗中喊：「同志們不要亂，是例行停電，我們飯店有備用電源，馬上可以恢復供電，請耐心等一下。」
鄭桐起鬨地大喊：「退錢，退錢，我們不吃了。」
二毛子也亂嚷道：「躍民，咱找他們經理說理去，吃著好好的給咱斷電，這不是掃哥兒幾個的興嗎？躍民，你怎麼不說話？咦，鄭桐，躍民哪兒去啦？」
燈終於亮了，餐廳經理正在挨個桌子道歉。
袁軍、鄭桐、二毛子等人突然發現鍾躍民剛才坐過的地方空空如也，連椅子都沒了。
鄭桐驚訝地睜大眼睛小聲說：「我操，這孫子真把椅子給順跑啦……」
袁軍反應極快，他把刀叉一扔說了句：「哥兒幾個，快撤，一會兒人家發現了，找咱們要椅子，鍾躍民這孫子……」
袁軍等人倉皇逃出餐廳。
月壇公園的一片空地上，杜衛東從容地抽著煙，他身後已聚集了一片黑壓壓的人群。還有人流在源源不斷地湧進公園。一輛蒙著苫布的平板三輪車緩緩停下，有人迫不及待地掀開苫布，露出裡面成捆的棍棒、長矛、柳條帽……
在一棵粗大的槐樹上，鍾躍民端著一杆氣槍，正坐在樹杈上抽菸。另一棵大樹上，坐著手持氣槍的袁軍。鄭桐把碎磚一塊塊扔上樹，袁軍接住又一塊塊碼在樹杈上。
鄭桐不放心地喊：「你他媽碼穩點兒，別掉下來砸著我，別還沒打著人家，先讓自己人給花了。」
袁軍笑著說：「一會兒打起來，哥們兒的大板磚哪人多就往哪兒招呼，我管他是誰。」
杜衛東仰頭向鍾躍民喊：「躍民，你丫怎麼上樹啦？哥們兒還指著你衝鋒陷陣呢。」
鍾躍民說：「衛東，我怎麼覺著有點兒不對勁？地雷再怎麼樣也是我們中國人，我怎麼幫著日本鬼子打中國人呢？那別人還不叫我漢奸？」
杜衛東笑道：「你把我當成白求恩同志就得啦，哥們兒是國際主義戰士，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
「去你大爺的，人家白求恩是加拿大人，你是他媽的日本鬼子，這能比嗎？你算算，你們日本人幹過好事兒沒有？在明朝的時候就和我們中國犯葛，我們中國教你們這麼多文化，可你們就是不走正道兒，好人不當就喜歡當海盜，趁我們中國人一不留神，搶點東西就跑，其實也就是搶個仨瓜倆棗，還以為佔了多大便宜，我們都懶得搭理你們……」
坐在另一棵樹上的袁軍聽鍾躍民一說也越想越生氣：「操，他們日本人是挺孫子的，聽我爹說，我們老家的房子就是他們燒的。杜衛東，我操你大爺，你丫憑什麼燒我們家房子？躍民，我怎麼越看丫越不順眼，咱乾脆先打杜衛東丫一頓得了。」
杜衛東叫起屈來：「哥們兒，燒你們家房子的是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是他媽的法西斯，我可是國際主義戰士。再說了，這年頭兒也不對呀，那會兒咱們都沒出生呢。」
「那有可能是你爸乾的，或者是你爸的哥們兒乾的。那會兒你爸總該出生了吧？正是當兵的年齡，他能閒著嗎？沒燒過房子也強姦過婦女吧？你們日本人就好這口兒，連母豬都不放過。反正這筆賬得算在你頭上，你說吧，兩條道兒你挑一條，要麼讓我們捶你丫的一頓，算是我們參加抗日了，要麼你掏錢請哥兒幾個上老莫撮一頓，你挑吧。」鍾躍民威脅道。
「那麼我還是請客吧，我算明白了，哥兒幾個不就是想宰我嗎，說這麼多廢話幹什麼？又是找明朝的後賬又是說我爸強姦婦女，你們中國人也夠孫子的，想宰誰就先誹謗誰。」杜衛東樂呵呵地說。
一個青年氣喘吁吁地跑來報告：「衛東，地雷他們來了。」
杜衛東的神態凝重起來：「有多少人？」
「恐怕也有百十號人。」
「來了好，大夥兒抄傢伙。」
在公園門口，地雷帶領他的人馬浩浩蕩蕩地騎著腳踏車而來，他們將腳踏車往路旁一支，明晃晃的腳踏車頓時擺成一大片。他們紛紛從腳踏車的橫樑上、身上挎的馬桶包裡掏出了事先準備好的傢伙，其中有兩個青年居然手裡拿著日本侵華時期的軍用戰刀，一時間，戰刀抽出刀鞘的聲音、利斧等器械摩擦的聲音交織在一起。
地雷穿著件國防綠棉軍大衣，頭戴羊剪絨皮帽，他神態自若地叼著煙，就像是來公園和女朋友約會，對將要爆發的大規模血腥械鬥似乎沒放在心裡。他突然甩掉大衣一揮手，身後的百十號人頓時騷動起來，人群從公園的大門蜂擁而入。
公園裡面，杜衛東率手下也亮出家夥，一步一步迎上前來，一場大規模的械鬥就要爆發了。
這時，大門口突然有人喊了一聲：「住手！」
正準備鬥毆的兩群人都停住了，同時把頭轉向大門，只見李援朝帶著幾個人騎車闖進公園，直接插到兩群人中間。
鍾躍民嘆了一口氣，朝袁軍喊道：「打不起來了，李援朝來啦。」
袁軍抱怨地說：「真他媽沒勁，早知道這樣我就不來了。」說著，罵罵咧咧地滑下樹。
鍾躍民向人群望去，只見李援朝向杜衛東和地雷說著什麼，兩人頻頻點頭，兩人握手，兩群人紛紛收起手裡的兇器。
「李援朝這小子，哪次打架都充當說和的角色，我就沒見過他正正經經地和誰打一架。走，過去看看。」
鍾躍民和袁軍擠進人群，跟李援朝握了握手。
「我一見你李援朝來就知道完啦，天大的架也打不起來了，真沒勁。」
李援朝笑著說：「躍民，你這個人怎麼唯恐天下不亂呢？」
李援朝還真有面子，經他一說和，地雷和杜衛東的對立情緒頓時化為烏有，立刻變得有說有笑。杜衛東熱情地向地雷介紹鍾躍民：「這是鍾躍民，育英學校的。」
地雷和鍾躍民握了握手：「哥們兒，那天真對不住，你別往心裡去，以後有事你說話。」
鍾躍民客氣道：「沒事，這回認識了，以後都是朋友了。」
李援朝四下看了看，今天來的人不少，外交部的，鐵道部的，計委大院的。這些人難得聚到一起，今天李援朝趕來並不單純是為了平息這場械鬥，而是要藉此機會跟各大院的頭兒商量一件大事。
杜衛東問道：「援朝，你剛才說有事要商量？你說吧，什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