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偉沒提防，被女人一頭撞在腹部跌倒……
寧偉這次的禍惹大了，那個打老婆的丈夫被他一腳踢斷了3根肋骨，內臟也受了傷。這件事是牽扯到軍民關係的重大問題，地方政府和軍政治部都很頭疼，因為那個挨慣了丈夫毒打的女人不依不饒，非要部隊領導給個說法不可。鍾躍民和營裡的孫教導員這幾天就像孫子，每天提著水果去醫院看望傷員，任憑那女人沒完沒了地數落。他和孫教導員賠著笑臉，已經把好話說盡，卻仍然得不到諒解。鍾躍民沒受過這種鳥氣，他私下對孫教導員說：「我終於明白她為什麼捱揍了，這娘們兒是欠揍，連我都想揍她。」
孫教導員說：「行啦，鍾連長，本來這事就夠棘手的了，你就別跟著添亂了。從明天起，你就別跟我去醫院了，我早就看出來了，你賠著笑臉和那女人說好話時，拳頭都攥緊了，我真擔心你控制不住。哼，寧偉可真是你帶出來的好兵。」
在經過一輪艱苦的談判後，事情終於解決了，由地方政府斡旋，部隊賠償了一大筆錢，那女人還提出兩個額外的條件：一是要把住房翻新一下，二是要部隊給寧偉判刑。第一個條件倒好解決，讓鍾躍民帶著一連的戰士去蓋房就是了。第二個條件就難辦了，按理說，寧偉的行為是見義勇為，從法律角度看，即使是打老婆也是違法行為，寧偉作為一個軍人，在他人的生命受到威脅時，理應站出來制止，部隊也應該提倡和鼓勵這種行為，關鍵在於寧偉那一腳太厲害，竟把人踢成了重傷，這樣就使問題複雜化了，要是僅憑這一點把寧偉判了刑，部隊幹部戰士的工作就很難做了，今後誰還敢見義勇為？總不能要求軍人們在制止不法侵害的時候，還要求對方出示結婚證吧。
最後政治部的李主任親自出馬調解，雙方都作了讓步才把此事擺平。部隊的承諾是將寧偉作復員處理。受害人一方表示可以勉強接受，不再追究了。
寧偉的命運就這樣被改變了。
處理決定下來的那天，鍾躍民拒絕由他來宣佈，否則他也要求轉業。一連的指導員吳滿囤陣亡後，新的指導員還沒有派來，指導員的工作一直由鍾躍民兼任。孫教導員百般無奈，只好自己來一連向寧偉宣佈處理決定。
對寧偉的處理決定還沒宣佈完，一連的戰士們就炸了窩。他們轟的一下全站了起來，把孫教導員嚇了一跳。這些剛從戰場上回來計程車兵脾氣暴躁得很，威信稍差些的幹部根本約束不了他們，孫教導員求救似的看著鍾躍民，鍾躍民只好吼了一嗓子，這才壓住陣腳。
在一連連部，寧偉雙手抱頭，沮喪地坐在桌子前，一聲不吭。
鍾躍民和連裡的幾個排長站在一旁。
孫教導員怒氣衝衝地說：「寧偉，我知道你委屈，可你也不想想，就算你是見義勇為，你也得問清楚再管呀。這下可好，一腳把人家3根肋骨都踢斷了，人家不依不饒的，政治部李主任親自去做工作，嘴皮子都磨破了，人家還是不幹。你這個寧偉，怎麼一點兒腦子都沒有？一齣手就這麼狠，你那一腳能踢斷一棵小樹，能隨隨便便踢人嗎？你這禍可闖大啦。」
鍾躍民話裡有話地說：「那娘們兒就是捱揍挨慣了，不捱揍都不舒服，你非要去管閒事，這下管出麻煩了吧？」
二排長說：「教導員，這事兒我也想不通，要是讓我碰上了我也得管，那傢伙拿棍子把人打得滿地亂滾，簡直就是行兇殺人，稍微有點兒正義感的人都會管的，誰知道人家是兩口子呀？」
孫教導員說：「行啦，二排長，你就別跟著添亂了，上級要是聽咱的，不就沒事了嗎？問題是這件事咱們誰說了也不算，是政治部決定的。」
寧偉突然傷心地哭了：「連長、教導員，我求求你們，替我向上級說說，別讓我復員，我實在捨不得離開部隊，哪怕不提幹，繼續當兵我也願意。」
鍾躍民不忍地說：「教導員，咱們一起去政治部找李主任求求情行不？寧偉是我們連最好的代理排長，各項軍事技術都過硬，這次作戰又立了二等功，提幹的命令也快下來了，不能就這麼把前程給毀了呀。」
孫教導員神色黯然：「寧偉，我何嘗不想留你，該說的我都說了，我甚至拿黨籍、軍籍擔保，求政治部放你一馬，我保證寧偉會吸取教訓。可這沒用，政治部的決定是不可能更改的，李主任還把我批了一頓。」
鍾躍民情緒激動地嚷道：「那就這麼完啦？好好的一個兵，犯了這點兒事，就把人家轟出部隊了？」
二排長小聲罵道：「這個李主任真他媽的……」
孫教導員喝道：「住嘴！二排長，我看你嘴上也缺個把門兒的。」
鍾躍民難過地說：「寧偉，這件事怨我，我要是不批你假，就不會有這事了，我對不住你呀……」
寧偉擦乾眼淚站了起來，神色平靜地說：「連長，是我命不好，趕上這件倒霉事了，我沒什麼可抱怨的，復員就復員吧，我認命了，謝謝各位。」
大家都不說話了，所有的人都表情複雜地望著寧偉。
這年年底，寧偉等一大批老兵都復員了，隨之又是一批新兵擁進軍營。此時鐘躍民也向上級遞交了轉業報告，誰知被上級駁回，還捎帶著一頓批評，這使他很惱火。
有一次，他去司令部大樓找張海洋，結果在樓道里碰見政治部的李主任，李主任和鍾躍民很熟，他見到鍾躍民很高興，還熱情地邀請鍾躍民去他辦公室坐坐。鍾躍民一見李主任情緒不錯，便以為有機可乘，於是舊調重彈：「李主任，我還想和您談談關於轉業的問題。」
李主任一聽就收斂了笑容：「誰想轉業？」
「我想轉業。」
李主任火了：「胡鬧，這會兒和我談轉業的事，虧你想得出來。當兵不是逛公園，想來就來，想走就走。轉業不轉業不是你說了算，是組織說了算，想在部隊長期乾的，組織未必讓你幹，不想幹的，組織未必同意你走。鍾躍民，我現在就可以代表組織向你明確表態，想走？沒門兒，你就給我老老實實在部隊幹吧。」
李主任轉身走了，鍾躍民站在那裡發愣。
張海洋在一旁幸災樂禍地說：「得，捅了馬蜂窩吧，這身軍裝就這麼好脫？李主任的意思你明白嗎？想走的，部隊偏不讓你走，等你不想走了，部隊就該轟你走啦。」
鍾躍民在李主任那兒碰了一鼻子灰，自然沒好氣：「你幸災樂禍什麼，你不是也要調到北京總部機關去嗎？」
張海洋說：「沒戲了，自從去年我父親去世以後，調北京總部的事就黃了，人一走茶就涼，以前答應幫忙的人現在連電話都不接了。算了吧，我也不想調了，湊合著混吧。」
鍾躍民一聽便興奮起來：「不調了？那好，明年跟我一起打報告，咱倆一起轉業，這回你得聽我的，當初要不是你和滿囤藏起了老子的褲衩，我何至於現在求爺爺告奶奶……」
一提起吳滿囤，兩個人都沉默了。滿囤陣亡後，鍾躍民和張海洋費了不少周折，他們把滿囤的大弟弟滿倉弄到部隊當兵，不過滿倉可沒有哥哥幸運，他只能當幾年兵就復員，永遠沒有提幹的可能。本來鍾躍民打算把他安排在自己的連隊，也好照顧一下，但滿倉只上過一年學，基本上是個文盲，要不是沾了烈士親屬可以破格入伍政策的光，他連兵都當不成。偵察分隊對士兵的要求比較高，滿倉實在不適合留在一連，於是被分到工兵營。鍾躍民和張海洋還定期地給滿囤的父母寄些錢和軍裝，他們能做的也只有這些了。
情緒歸情緒，但工作是不能不幹的，而且還要幹好，鍾躍民不會因為鬧情緒就把連隊的工作扔在一邊不管。結果是他幹得還不錯，偵察營的3個連隊裡，一連的各項工作總是第一。上級認為，鍾躍民帶兵還是有一套的，雖然這個連長毛病很多。
在上級主官的眼裡，這傢伙是個典型的另類人物，他很少對士兵進行傳統教育，有時還嘲笑指導員的工作方法。如果戰士們對上級領導有什麼不滿的話，鍾躍民不但不制止，還會和戰士們一起大發牢騷。1979年的戰爭結束後，鍾躍民被前指首長指定授予二等功。誰知過了些日子，政治部聽到有人反映，鍾躍民竟把軍功章給一個來隊家屬的孩子玩，那孩子玩著玩著居然把軍功章給玩丟了。指導員當時就急了，要發動全連戰士去找，鍾躍民卻輕飄飄地說：「丟就丟了，誰戴不是戴？‘文革’那會兒的紀念章都是搶來搶去的，我就沒少搶人家的紀念章。」
指導員說：「這是紀念章嗎？這是榮譽，而且是最高的榮譽。」
鍾躍民說：「扯淡，就是紀念章，你要喜歡，找著了你就留下，我送你了。」
政治部李主任聽到這些事的時候氣得渾身哆嗦，把鍾躍民叫到政治部大罵了一頓。鍾躍民一臉無辜：「李主任，這好比我丟了錢包，結果警察沒抓著小偷倒把我抓了，要我承擔責任，這不是不講理嗎，我招誰惹誰了？」
鍾躍民也覺得奇怪，命運總和人開玩笑，那個倒霉的寧偉如此熱愛軍人這個職業，可到頭來軍隊卻不能留他，而自己數次要求轉業，偏偏軍隊卻不放，不但不放，職務還不斷地變動，先是當了副營長，後來又扶了正，成了偵察營的營長。在這期間，鍾躍民還數次帶領偵察分隊去邊境地區參加輪戰。
鍾躍民的職務最後一次調整是因為軍偵察營的建制撤銷，他指揮的原軍偵察營改為軍區直屬特種偵察大隊，鍾躍民被任命為大隊長。雖然他的職務還是正營職，但他所指揮的部隊性質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它不是以前的普通偵察分隊了，而是一支地地道道的特種部隊了。
特種偵察大隊成立後，特種兵的裝備及訓練科目也有了很大變化，以前的偵察營連鍾躍民都算上，誰也沒受過傘降和機降訓練，而現在這些訓練專案是每一個成員都必須掌握的。不只這些，部隊還裝備了火箭式單兵飛行器和動力翼傘，這些新式裝備是老偵察兵們以前聽都沒聽說過的。身為大隊長的鐘躍民不光要訓練部隊，連他自己也需要重新接受訓練，轉業的事只好先放下了。
1977年年底，鄭桐以絕對的高分考入了北京大學歷史系。蔣碧雲的成績也不錯，她如願考上了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
到了1981年，鄭桐和蔣碧雲經過4年的大學生活順利地畢了業，鄭桐被分配到社會科學院歷史所，蔣碧雲被分配到一所中學當語文教師。
鄭桐到單位報到後，人事部門按慣例告訴他，新分配來的大學生報到後有一個星期的假期，可以處理一下個人的私事。鄭桐打算利用這段假期和蔣碧雲好好親熱一下，這幾年兩人離多聚少，又不在一個學校，很難有時間在一起。鄭桐覺得實在難熬，他曾和鍾躍民通過長途電話，鄭桐在電話裡發牢騷，說自己簡直成了和尚，過著晨鐘暮鼓、清心寡慾的生活。電話那邊的鐘躍民一聽就火了：「你還是和尚，那我他媽成什麼啦？我他媽的快變成中性人了，軍營裡連母豬都看不見，就別提女人了。孫子，你知足吧。」
鄭桐告訴妹妹：「咱們都對對錶，現在是上午9點，從現在起，直到22點之前，家裡就是出了人命也不許回來，聽見沒有？」
妹妹鄭嵐挖苦道：「哥，我看你眼裡都發綠光了，就像一隻餓了很久的老狼一樣。」
鄭桐坦然道：「沒錯，你哥我餓了十幾年了，眼睛當然綠了。」
鄭桐為今天的幽會作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可到底也沒能如願。蔣碧雲打來電話：「鄭桐，有興趣看看畫展嗎？」
「那要看看是什麼級別的畫展，要是年畫、剪紙什麼的就算了。」
「告訴你，這可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法國羅浮宮藏畫展，再有兩天就結束了，你去不去？」
「去！」鄭桐立刻從沙發上蹦了起來，「本來我打算今天和你好好親熱一下，沒想到趕上了羅浮宮的藏畫展。罷了，罷了，還是去看畫展吧，那種事以後還可以補，要是錯過了羅浮宮的藏畫展，可是沒地方補去。」
羅浮宮的藏畫展不知什麼原因沒有辦在美術館，而是辦在北京展覽館，看畫展的人在售票視窗前排成長隊。鄭桐和蔣碧雲到的時候，長隊排出足有500米，兩人排上隊以後，鄭桐就想起了1968年他們排隊買芭蕾舞票的往事，回憶起當年的情景，鄭桐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展覽廳里人很多，看來都是些比較懂行的人，他們知道羅浮宮藏畫的藝術價值，也知道機會難得，也許這輩子只有這一次機會，畢竟能去巴黎參觀羅浮宮的人不多。鄭桐和蔣碧雲看得很仔細，鄭桐看著看著竟罵起人來，他認為羅浮宮的管理機構在糊弄中國老百姓，最有名的畫都沒拿來，只展出了一些二三類作品，比如最有名的《蒙娜麗莎》居然是複製品，還展出了一座米開朗琪羅《大衛》的複製品雕塑，說是複製品都高抬它，原作是用花崗石雕成的，你哪怕是用花崗石照原樣再雕一個，也讓咱沒話說，可這件複製品竟然是用石膏澆鑄的。鄭桐大為惱火，這座雕塑的真跡在義大利佛羅倫薩的一個廣場上豎著呢，又不是你羅浮宮的藏品，你跑到這兒充什麼大尾巴鷹？你哪怕是把路易十六的馬桶拎來，只要是真跡，也好歹是個文物，有這麼糊弄人的嗎？
這次畫展中，只有法國新古典主義畫家大衛的名作《馬拉之死》是最有名的油畫，是不是真跡不好說，但至少沒有標明是複製品。畫面上的馬拉赤身躺在浴盆裡，鮮血從創口中湧出，已經死去的馬拉臉上帶著一種絕望的表情。
一個穿西裝的中年男人帶著幾個年輕人站在油畫前評頭論足，聽他的口氣，好像是美術學院的老師在給學生講解。於是鄭桐和蔣碧雲也成了他的學生，兩人老老實實地站在一旁聽這位老師講解。
「我認為畫面上馬拉的形象是作者按照馬拉真實的相貌創作的，因為大衛和馬拉是同時代的人。大衛生於1748年，到1793年馬拉遇刺時已經45歲了。注意，他只比馬拉小5歲，而馬拉當時是巴黎的名人，經常在群眾集會上講演，巴黎的市民幾乎都見過他，畫家大衛顯然也熟悉馬拉的相貌，也幸虧是大衛把他畫下來了，不然我們今天怎麼會知道馬拉到底長的是什麼樣子呢？那時還沒有發明照相機嘛。大衛是法國新古典主義的代表，皇家學院院士，早期作品還帶有洛可可風格，後來轉為古典主義，這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同學們請看，這幅油畫以極為簡潔的古典手法成功地將肖像的描繪、歷史的精確性和崇高的悲劇性結合在一起，有力地突現了這位‘人民之友’的英雄主義特徵，成為紀念碑式的現實主義歷史畫名作……」
鄭桐突然小聲說了一句：「誤人子弟……」
那位老師和幾個學生都把目光投向鄭桐，從他們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們對這位戴著眼鏡、文質彬彬的人出口不遜表示出一種無聲的憤怒。
鄭桐若無其事地對蔣碧雲說：「走吧，這兒的空氣令人窒息。」
兩人剛走出幾步，後面那位老師說話了：「那位先生，請留步。」
鄭桐和蔣碧雲停住腳步轉過身來。
「這位先生，請您對剛才的話作出解釋，我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冒犯了您，使您作出如此粗魯的反應。」
鄭桐扶扶眼鏡：「您真想知道？」
「當然。」
「那好，首先我得向您道歉，請原諒我出口不遜，對不起。不過您剛才對您的學生講到的對馬拉的評價很不入耳，坦率地說，您在誤人子弟。」
「哦，願聞其詳。」
「您憑什麼認為馬拉是個英雄？我看他不過是個嗜血者，除了被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暴民所愛戴，稍有理性的人都認為馬拉是個劊子手。說到英雄，我認為恰恰應該是刺殺馬拉的人——夏洛蒂·科黛，她才是英雄。」
一個女大學生說：「先生，我對法國大革命不太瞭解，教科書上說它是最徹底的一次資產階級革命，而馬拉是當時雅各賓派的領袖之一，是被稱為‘人民之友’的英雄。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和我們探討一下。」
「可以，首先我要講明的是，‘人民之友’並不是馬拉的稱號，而是馬拉在1789年創辦的一份報紙。不錯，《人民之友》是為底層民眾說話的，但是由於它的非理性，也將底層民眾的破壞慾煽動起來，最後演變成暴民政治。1790年以後，馬拉開始拋棄自己原先標榜的自由平等理念而倡導獨裁，並且鼓吹革命恐怖，此時殺戮成了主要目的。1793年是法國大革命的一道分水嶺，雅各賓派的領袖羅伯斯庇爾、馬拉、丹東等人開始著手清洗反對派，推翻吉倫特派，由馬拉自任主席，成立了公安委員會，開始了血腥的恐怖統治時期。在這一時期，大約有40萬人被處死，沒有正常的審判程式，任何人的一句誣告都可以將一個無辜的公民送上斷頭臺。諸位應該感到慶幸自己沒有生活在那個時代，不然憑諸位先生小姐的氣質、談吐、衣著及所關注的問題和談話方式，就可能會被當作貴族送上斷頭臺。如果僅從底層民眾對事物的好惡來決定一個人的生死，那就太可怕了。我們可以作一個荒唐的假設，假如馬拉先生復活了，而且嗜血的惡習未改，他現在正藏身於北京某個衚衕裡為《人民之友》撰寫文章。馬拉先生固執地認為，今天來參觀畫展的人都是人民的敵人，因為他們的這種愛好和底層民眾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並且出身可疑，即使不是貴族，也不會來自底層民眾。如果殺掉這些倒霉蛋就可以使人類獲得幸福的話，那何樂而不為呢？不知各位是否願意為了人類的幸福做那被獻上祭壇的羔羊。」
那個老師不以為然地反駁道：「對待歷史，要看它產生的後果，您不覺得馬拉和羅伯斯庇爾給世界帶來民主和自由的聲音，促進了未來整個歐洲民主化的程式？」
鄭桐說：「對不起，您混淆了概念，是法國大革命促進了歐洲民主化程式，而不是馬拉等人，他們不過是法國大革命時期一段血腥暴政的代表人物而已。雅各賓派的暴政統治只維持了一年多，馬拉等人已經成為一個血腥的集體犯罪集團。他們號召人們起來屠殺，點燃人們的仇恨之火，煽動人們的極端無政府主義狂熱，他們以自由的名義剝奪無辜公民的自由，以平等的名義屠殺貴族，以國家安全的名義踐踏法律，踐踏人類的尊嚴，踐踏人類至高無上的生命權。至於對法國大革命的評價，我同意一位歷史學家的觀點，他認為：就當時的法國而言，它是反人權的暴政。我們評價一個歷史事件不應看它是否給未來和旁觀者帶來福音，而應看它是否給當時其本地域和當時代的人們帶來福祉，因為人權是指當時當地的人權，而不是指未來的人權，也不是旁觀者的人權。」
那位老師說：「可是……先生，從我接觸到的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歷史資料來看，它絲毫沒有表現出您所說的血腥氣，只是說到群眾把國王路易十六和王后送上了斷頭臺……」
鄭桐不客氣地打斷他的話：「所以我覺得您在誤人子弟，您要明白，教科書只能代表一種觀點，而未必是歷史的真實。您為什麼不多看一些資料？像米涅的《法國革命史》、霍布斯的《利維坦》、博洛爾的《政治的罪惡》這些書，國內都有譯本呀。」
「等等，請允許我把書名記下來，我要讀過以後再得出自己的觀點，因此您剛才說的也只能是您的一家之言。」
「我欣賞您此時的治學態度。順便問一句，看您的歲數，‘文革’初期您已經當教師了吧？」
「那時我剛參加工作兩年。」
「您是否被運動觸及了靈魂？遭到過暴力攻擊嗎？」
「當然，那時候當教師的大都在劫難逃，挨鬥和捱打是免不了的。」
「那我提醒您注意，如果您還認為暴民政治的鼓吹者和嗜血者是英雄的話，並且繼續把這種觀點灌輸給學生，那麼您將來免不了還要捱揍。一個健全的社會應該是一個法治社會，一個重視人的尊嚴和生命的社會。對不起，我的話有點兒尖刻，請您不要介意。」
鄭桐和蔣碧雲走開了。
正當鍾躍民忙著鬧轉業的時候，袁軍卻意外地發現，有時天上也會掉下餡餅。
坦克三營營部的電話突然在夜裡兩點的時候響了，袁軍猛地從床上坐起來，這麼晚的電話肯定是有大事。他抓起電話：「喂，我是三營營長袁軍。」
電話裡傳來周曉白低低的聲音：「袁軍，我是周曉白。」
袁軍驚訝地問：「你在哪兒？」
「我在醫院值班室，袁軍，我想問你一句話。」
「你說吧。」
「以前你對我說過，想把咱們之間關係再向前發展一下，這句話現在還有效嗎？」
袁軍嚴肅起來：「當然，永遠有效。」
「那好，現在我同意，袁軍，咱們結婚吧。」
袁軍驚訝地張開嘴：「結婚？馬上？是不是太急了些？」
「你不願意嗎？不願意就明說。」
「不是這個意思，我當然求之不得，問題是我一點兒心理準備也沒有，因為在幾分鐘之前你我的關係還是一般朋友，而你突然提出要做我的未婚妻，連讓我適應一下的時間都不給，我怎麼有點兒做夢的感覺？」
周曉白輕聲說：「咱們認識多少年了，還用再瞭解嗎？以前你向我提出過，我說要好好考慮一下，現在我考慮成熟了，你又覺得突然了，要不咱們就假裝剛剛認識，再接觸它幾年？」
袁軍忙不迭地說：「我又沒說不願意，你怎麼又不高興了？總得讓我請假吧？我是一營之長啊，能說走就走？我馬上去找團長請假，應該沒問題，我今年的探親假還沒休呢。」
「那好，你馬上請假，我等你。」
袁軍放下電話，一陣發愣。
剛被吵醒的營教導員揉著眼睛問：「怎麼了？家裡出事了？」
袁軍若有所思地回答：「是出事了，出他媽大事了。」
蔣碧雲走出很遠後回頭看看，發現那位老師和幾個學生還在望著他們。
「鄭桐，剛才我怕露怯，沒好意思問。我也看過《法國革命史》，怎麼對刺殺馬拉的那個夏洛蒂·科黛一點兒印象也沒有？」
「那是個24歲的姑娘，她受的是傳統教育，熟讀伏爾泰和盧梭的經典著作，她認為共和制是改造法國的唯一途徑，而雅各賓派製造的血腥恐怖正在破壞革命，所以她決定幹掉馬拉。當她來到馬拉的寓所時，馬拉正坐在浴盆裡洗藥浴，這哥們兒也不像話，赤條條地就讓人家一個大姑娘進了門，是不是還有點兒別的想法，史書上沒說，科黛可是個美麗的女人。結果科黛一刀就幹掉了馬拉，最後自己也被送上了斷頭臺。」
蔣碧雲沉思道：「關鍵是科黛的刺殺行動對歷史本身的作用有多大。」
鄭桐說：「確實作用不大，她認為刺殺了馬拉就可以拯救共和國，其實於事無補，因為暴政不是繫於一個人，而是繫於一個黨派和共和國的暴亂形勢。但科黛的動機和行動無疑是一種捨生取義的英雄壯舉。」
「這姑娘很漂亮嗎？」
「據說很漂亮，當科黛站在將她載往刑場的馬車上時，在沿途觀看的人群中有個叫皮埃爾·諾特萊特的男子目睹了這一幕，科黛的形象在他腦海中縈繞了很久都沒有消失。他後來回憶道：‘科黛美麗的臉龐平靜得像一尊雕像，我已經愛上她了。’你看，是不是很浪漫？在一片腥風血雨中，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浪漫愛情。」
蔣碧雲喃喃道：「血色浪漫，很令人震撼啊。」
「是啊，血色浪漫，我們好像都經歷過那個時代。」鄭桐耳語般地輕聲回答，他的身體有些顫抖。
「鄭桐……」蔣碧雲輕輕叫了一聲。
「嗯，怎麼了？」鄭桐回過頭來問。
「我們結婚吧。」蔣碧雲的眼中淚光閃閃。
鄭桐的眼睛也溼潤了，他張開雙臂摟住蔣碧雲低聲道：「親愛的，我早盼著這一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