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利尼西亞的棕櫚樹下，礁湖沉靜，但這天堂般的平和並非永恆。我們才剛安全上岸，暴風雨就從藍色地平線席捲而來，與在汪洋大海中遭遇到的情形一般無二，猛烈且咄咄逼人。
在浩瀚的太平洋海浪中，「康提基號」航行過後留下的痕跡，幾乎船過水無痕了，就跟一千年前的那些水手一樣，很快就消失得無影無蹤。然而，誠如一位新聞記者所寫的，我們已經在學術界的青蛙池裡投下無數石粒，激起了一層層漣漪，產生的影響與擾動波及的範圍，已遠超過我本人研究的生物領域，囊括人類學、語言學、考古學、歷史學、社會科學，以及人類植物學。這趟航行很具挑釁意味，是對教條式獨斷之說的一種挑戰，旨在喚醒一小群民族學者，若想尋找波利尼西亞的根源，就得正視太平洋兩邊都有陸地的這個事實。他們往往只看亞洲，彷彿美洲偉大的原始文明在哥倫布發現它們之前，根本不存在。整個美洲沿海，北自白令海峽，南至火地島，對研究波利尼西亞這一民族的人，對不論老師還是學生而言，一直是既不能讀也不能寫的禁忌。「康提基號」的這次遠航，打破了這個禁忌。
科學的世界裡，除了禁忌，還要守規矩和講禮數。例如我本人學到的：學界權威有發表觀點的資格，學生後輩只有援用的資格；永遠尊重各科學之間的界限；絕不要在同儕間標新立異，也不要跨越藩籬，干預其他科學領域；只使用你的領域中為學者量身定做的詞彙，以便跟同儕受到同等的推崇，獲得與其他領域學者同等的優越感，當一個在科學上能言善道的名人（wizard）(1)，以無意義的名詞矇騙大眾！我已經打破了所有的這些規矩，而且科學家是不會親自坐上木筏的。
從表面上看，我進入學術戰場所憑藉的武器非常單薄。雖然我坐上輕木木筏從秘魯出發，但之前我甚至沒有見過輕木，也沒拉過船帆。然而，輕木卻乖乖地將包括我在內的所有隊員按計劃送到了波利尼西亞。我們只是單純地相信古秘魯人，他們建造輕木木筏已有數百年，而現代文明卻連一艘都沒試過。現在我們的航行清楚地說明，史前秘魯聰明的文盲對原始航行遠比今天博學的科學家懂得多。結果，當我們的輕木木筏將對原始秘魯的研究範圍擴大至太平洋群島時，並非每一個人都歡喜：新聞界一宣佈我們的登陸令紙上談兵的科學家受到重挫，一些覺得受到冒犯的學者就立刻展開還擊，以此自保，他們其實不知道我們是誰，也不知道我們主張什麼。一些廣為流傳的報告是這麼說的：木筏的船長認為秘魯的高山印第安人出去捕魚，最後留在了波利尼西亞落地生根。
第一場反擊是來自世界頂級的波利尼西亞人類學權威彼得·巴克爵士。紐西蘭一家報紙頭條報道說，這位爵士嘲笑「康提基號」的航行，他問，秘魯的漁夫如何能在波利尼西亞傳宗接代？秘魯印第安人又不會帶女人上木筏。
我反駁道：你也許瞭解波利尼西亞的民族學，卻不瞭解秘魯的歷史。歐洲人見到的第一批秘魯人，是二十對印加男女，他們在浩瀚大海中航行，木筏上載著三十噸貨物，正打算前往巴拿馬，後來被西班牙冒險家皮澤洛的舵手搶奪了木筏，俘虜了女人，並在征服秘魯之前，將她們訓練為翻譯。
戰場接著擴充套件到整個太平洋區域，包括美國的人類學家，以及他們在東歐與西歐的同僚，我面對的是來自四面八方的反對意見——如果不是自己親身經歷了這趟發現之旅，我早就在這群壓倒性的學術巨人大軍面前投降了，他們都是各自領域內的巨擘。然而，在自己領域中越是偉大的專家，對他們專業之外的世界就知道得越少。我開始覺得自己像極了小小的大衛，面對一整隊人類學界的歌利亞(2)，只不過我的投石是甘薯、椰子，以及其他來自生物遺傳學的鐵證。相當令人驚訝的是，地理學竟然是人類學家在討論太平洋人類遷徙時的另一條軟肋！在討論沿什麼路線橫渡太平洋時，他們談到了赤道這條「直線」，又談到夏威夷北部的「曲線」，彷彿我們的地球是平的。他們罔顧了一個事實：地球表面有一半都是太平洋，所以從東南亞到南美洲，不管是沿赤道走或穿過北極，距離都一樣，而且走的都是曲線。烏鴉也好，現代飛機也好，從印度尼西亞穿越太平洋到阿拉斯加及美洲西北部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最短的一條航線，就是日本洋流(3)流經的路線。地理學後來成為討論中跨不過去的一道檻，石器時代的人是如何從太平洋西岸，抵達太平洋東岸的呢？
這個簡單的「盲點」給了我勇氣，使我在接下來的戰爭中提早發現權威也有弱點。人類學家根本沒有料到基礎地理會成為辯論的基本議題。在大學時，為參與動物遷徙的野外考察做準備，我選了地理學作為第二主修課程。
關於波利尼西亞遷移路線的討論，已經困擾科學家一百年了。他們在紙上靜態的海洋上，畫了不知多少由左指向右，拐著各種彎的長箭頭。在任何一個地理學家眼裡，都無異於一群成年人鋪開地圖玩了一場錫兵打仗的遊戲。只是他們的地圖從印度尼西亞延伸到復活節島後，就不再繼續了。美洲並未被發現，而赤道是一條直線，所以地球這個行星要麼正反面都是扁平的，要麼就像月球一樣，有一面全是陰影，而太平洋就在那一面。
我從早期對權威專家的尊敬，逐漸縮小到對他們科學專長上的尊敬。他們為自己研究的領域畫了個圈，走出這個圈子，他們對一般門外漢熟悉的基本事實，可能也一無所知。我明白對他們而言，我就是個無名小卒，一位年輕探險家，突然闖進了只屬於他們的波利尼西亞相關研究的圈子，根本是一位不速之客。
進入這場戰爭，我並不是毫無準備。他們不知道我以前去過波利尼西亞。一九四七年，我們和波利尼西亞人一起登上土木土群島時，我並不覺得自己是個不速之客。離開十年後，再度回到波利尼西亞人群中時，我覺得就像回到了溫暖的家，我甚至可以用他們的語言與接待我們的人打招呼。一九三八年，我從塔希提島前往馬貴斯群島的途中，就曾去過那裡。那時我剛進入奧斯陸大學動物系，搭客輪來到塔希提島，準備研究到達這個孤立海洋之島的各種物種的來源和遷徙路線。我發現它們有些是人類帶過來的，有些則是被風和洋流帶來的。
對任何生物學家而言，植物、動物和人跨洋遷移到波利尼西亞的路線都是個錯綜複雜的課題，是不能孤立地討論的。當然也不能與盛行風、洋流以及在地圖上完全被扭曲的地理大圓環（great-circle）(4)的距離分開討論。奧斯陸大學贊助我前往馬貴斯群島進行第一次野外考察時，我就已經充分了解這一點了。雖然我的指導教授主要是對當地陸生貝類的來源和遷徙路線感興趣，但當時我更著迷於早期人類的生活與動向。
身體人類學和遺傳學是我們動物系課程的一部分，我們必須瞭解人類進化過程中，全身上下包括頭顱的每一根骨頭、每一個細胞的特點。頭蓋骨的表徵、血型，以及遺傳學上的孟德爾定律(5)，將人和其他物種緊密相連，然而大部分人類學家卻不準備承認這一點。
在大學期間，我有私人門路可以進入奧斯陸的克羅皮林波利尼西亞圖書館，那裡收集了所有關於波利尼西亞和波利尼西亞人的圖書。隨後幾年，我進入波利尼西亞人的世界，在他們的環境裡生活，讓我更加確信，關於這些島民起源的研究還遠未得出定論。我回到歐洲和北美洲後，決定踏上生物階梯的最後一階，從研究動物轉移到研究人類，而且打算把太平洋兩岸都納入波利尼西亞的研究範疇。不過，當我離開波利尼西亞時，並沒有料到十年後會再回來，而且我乘的會是木筏。
第一次由波利尼西亞回來時，我就已經確定了波利尼西亞人的起源包括來自南美洲的早期移民，但是當時我也確信，現在也依然相信，另有一撥東南亞的移民抵達了波利尼西亞，並與當地早期的居民混血。所以，我到南美洲建造輕木木筏的八年前，曾前往太平洋的最北邊，尋找原始航海家由亞洲航至東太平洋的可行方法。波利尼西亞人的遷移之謎，一直是地理學上的拼圖遊戲。
當時已經有大量關於波利尼西亞的民族學文獻，我也在克羅皮林波利尼西亞圖書館裡閱讀了很多這類書籍。在我第一次前往波利尼西亞進行野外考察之前，令我更為驚訝的是，我發現沒有任何民族學家對波利尼西亞人的來源持相同的理論。只有語言學家發現有力的跡象，馬來語和波利尼西亞語的某些單詞同源。但是這樣的關係與他們之前所接觸過的有關馬來區的資料並不一致，於是他們得出了一個結論，就是這兩批民族的祖先一定早在任何一方離開東南亞陸地之前，就彼此分開了。身體人類學家則否認波利尼西亞人和馬來人之間有任何身體上的關聯，這是他們將兩者的每一項人類學特徵加以對比後得出的結論。人類學家並未在馬來人的區域發現波利尼西亞人祖先的痕跡，只在菲律賓發現了一些追溯到極早年代的尖銳石斧。波利尼西亞尚未經過後來那群專業考古學家的發掘，所以波利尼西亞人遷移的年代都還以系譜學家的估計為主。十九世紀時，他們收集到了所有在波利尼西亞地區口口相傳或利用結繩記事而保留下來的皇室系譜。根據計算，他們在每個地方都發現了二十六到二十八個世代，之後系譜便中斷了，整個波利尼西亞島區都出現了一條新的皇家系譜。
在各家理論相互衝突的一片混亂中，美洲卻因此被忽略。語言學家找出的波利尼西亞與東南亞的根源相關聯，缺乏其他領域科學家的證實，而且當時所有較進步的理論都宣稱波利尼西亞人的起源至少由兩撥移民所混合，其中最後一撥在還沒來得及做任何適時適地的變化之前，就迅速將語言和文化由夏威夷傳到紐西蘭和復活節島了。這樣的說法使得這個議題更加混亂。語言學家在十九世紀前所提出的二十六到二十八世代，正好將我們帶回到西元十世紀到十二世紀，也就是鐵器時代後期、歐洲的維京人時期，以及歐洲人拜訪東亞大帝王的開始時間。於是，將我帶往美洲西北岸的這個問題就在這裡萌芽。
群居在東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亞人到達當地時，還是純粹的石器時代人類，他們曾以木棍和石棍開天闢地，征服了太平洋美洲地區的所有島嶼，如今划著獨木舟來到了這裡。當時南亞、中國和日本等地的沿海居民都已經具有高度文明瞭。當航海人從蘇門答臘到中國進行銅壺和絲綢交易時，這些波利尼西亞人甚至對陶器和紡織還很陌生。顯然，這些波利尼西亞的新居民，一定是在非常早的時代，早到連馬來和印度尼西亞海域的水手還不知道金屬、陶器和織布機時，就捨棄了他們在東南亞沿海地區的家園。
前往波利尼西亞的旅者，若想如波利尼西亞人那樣，不接觸陶器和織布機，也完全避開太平洋上的任何陸地或島嶼，實在是相當不容易。在西元一〇〇〇年的起始，波利尼西亞人正將他們早期石器時代的文化傳播到整個東太平洋時，太平洋沿岸的每一個部落和民族，都已經學會了製陶和紡織，而且這些技術已經流傳了數百年。其中只有兩個明顯的例外：一個是在美洲大陸極南端的火地島，那裡住了一個非常原始的部落；另一個卻是定居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西北沿海地區、具有高度創造力和生產力的印第安人，這著實令人驚訝。從庫克船長時期以來，早期的探險家和現代的科學家就經常指出波利尼西亞的人文，和他們居住在北太平洋沿海群島上的這個鄰居有很多相似之處，當時浮木就是從這裡往下流向夏威夷，並被古夏威夷人拿來建造他們最大的獨木舟的。
一如波利尼西亞人，在歐洲人到達之前，西北沿海地區的印第安人仍然對陶器一無所知，所以一直像波利尼西亞人般，在土製爐子上烘焙食物。他們也未見識過織布機，和波利尼西亞人一樣，他們利用錘擊某種樹木的內皮來製造布料。由於西北沿海印第安人都是偉大的航海人，體型也與波利尼西亞人類似，所以有幾位人類學家認為，也許波利尼西亞的獨木舟航行者到過美洲西北沿海。的確，正如第一批到達這兩個區域的歐洲客所指出的，兩者間最重要的相似點，就是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西北沿海的印第安人所建的獨木舟，與波利尼西亞人用於航海的獨木舟屬於同一類：都有極高的船頭、船尾鑲嵌著鮑魚貝殼、內部空間很大，足以容納一百支蹲式划槳。遇到大浪時，西北沿海的印第安人也和波利尼西亞人一樣，會將兩條船結合在一起，成為一艘雙獨木舟，以維持更好的穩定性。
在談論起源的問題時，人們往往只考慮波利尼西亞人的起源，因為在他們看來西北沿海印第安人的起源並不存在疑問。一般認為他們是從石器時代的亞洲來到美洲的最後一批移民，可以輕易搭獨木舟從亞洲沿海的任何一個地方，隨著日本洋流從菲律賓海帶來的溫暖海水而來。
對我而言，抵達太平洋海域中的另一個島嶼地區——例如，馬貴斯群島時，整個太平洋的領域又擴大了，那些地方環繞著相同的太平洋海水，然而這對波利尼西亞專家卻毫無意義。就在這些地方，我發現另一批海島人，因為大海的阻隔，他們與其他波利尼西亞島民互不相屬，然而，海水其實是使所有海島人民緊密結合的媒介。研究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學者，似乎比研究波利尼西亞的學者更瞭解將這個區域和大洋洲(6)原始人類相聯絡的明顯相同點。知名的加拿大人類學家巴爾鮑最近在一次太平洋科學大會上表示，西北沿海的印第安人跟其他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不一樣，他們不是從西伯利亞徒步橫渡白令海峽而來，而是划著獨木舟來的，也許正是隨著日本洋流由菲律賓群島直接划向海外。其他理論還包括：西北沿海的印第安人、印度尼西亞民族，以及波利尼西亞人這個三角習題中，西北沿海島上的部族和波利尼西亞部族之間，甚至遠至紐西蘭的毛利族，有著明顯的相同點。
在溫哥華和維多利亞(7)兩地的學者口中，我聽到了關於英屬哥倫比亞當地原住民生活上所有科學方面的資訊。之後，在貝拉庫拉部族和他們的鄰居誇扣特爾族中，我看到了早期從印度尼西亞遷徙出的移民，和後來遷入波利尼西亞的移民之間的聯絡。這個三角形的尖端位於太平洋半球的緯度，與來自菲律賓海的洋流轉向東太平洋島嶼之前的緯度相同。
石器時代早期，菲律賓群島的人們使用過波利尼西亞式石斧，這種尖銳石制刀刃有著獨特的「l」形彎把。我證實了自己的懷疑，就是在歐洲人來到前，這裡和波利尼西亞一樣，沒有人具有製陶和紡織的技術。最後他們也以相同的方式，克服了自己在這些幾乎已遍及全球的文化藝術領域的顯著缺失。這兩個地區的人民，都是在石頭砌成的土爐上烹煮食物，或是利用防水的「煮器」，將燒熱的石頭放進水裡來燒水；在織布機方面，西北沿海的印第安人利用樹皮製造衣料，跟波利尼西亞地區的人們一模一樣；此外，兩個地區的女人都會從樹上剝下樹皮的內層，將其泡在水裡，然後用有凹槽的木槌敲打纖維漿質。
然而，在我的研究中，這些彼此相隔萬里的民族之間，有其他幾項文化互相重疊：海產是西北沿海印第安人的主要食物，他們使用非常特殊的魚鉤，沿著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海岸到遠洋捕魚；而在太平洋區域，使用線和鉤來釣魚的方法只侷限於北部和東部地區，包括整個北美和南美沿海、波利尼西亞和密克羅尼西亞(8)沿海。在這方面，他們剛好與東南亞人相反：馬來半島和印度尼西亞的漁夫都不曾使用任何種類的魚鉤。學者一再地指出，波利尼西亞合成的木製魯維圖魚鉤，簡直就是西北沿海印第安人的特殊比目魚魚鉤複製品，而毛利波利尼西亞人的魚鉤則是將骨尖綁在有凹槽、雪茄煙形狀的石柄上，和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溫哥華島上史前貝冢裡通用的石制魚鉤柄一模一樣。
對西北沿海印第安人而言，弓與箭並不是戰鬥的武器，雖然這兩樣東西對他們北美的內地鄰居很重要。劍與鐵矛被引進東南亞沿海地區好幾個世紀之後，西北沿海印第安人和他們波利尼西亞的鄰居，仍然是手持石棒、鯨魚骨和木頭，一對一打鬥。這些棍棒的形狀非常特別，但是在上述兩個區域卻有明顯的相似處，甚至有好幾位學者認定是毛利波利尼西亞的航行者將這一類的外形帶入北美洲的。就在我前往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之前，阿根廷的民族學家殷伯隆尼在《波利尼西亞社會期刊》（ithejournalofpolynesiansociety/i）上發表了一篇論文，他認為，紐西蘭的毛利人將兩種他們作戰用的緣巖制棍棒形飾物引入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沿海地區：第一種是在鯨魚骨尾端的部分刻上鉤形鳥喙的鳥頭；第二種名為「帕土」，是使用有優雅細長曲線的磨光硬石，然後還在手柄狹長的部分巧妙地鑽了一個孔，作為穿綁皮繩之用。他排除了這些密切聯絡背後任何可能的巧合，因為他說：「只要記得波利尼西亞和美洲西北沿海的石斧、石杵、魚鉤這些東西，就足以證明整體性的移植。」
他關於毛利航行者教會了西北沿海印第安人使用小棍棒作戰的理論，並沒有說服其他學者，後來我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研究這些棍棒的形式時，知道了原因：這些東西在西北海岸群島分佈得很廣了，就算是在早期考古學的遺蹟中也都很普遍。
同樣地，殷伯隆尼的石杵理論也很容易駁倒。根據他和其他學者的觀察，所有西北沿海的印第安人和波利尼西亞部族，他們磨光的鐘形石杵特徵非常相似，甚至連優雅的把柄部分也呈現出同樣的形狀：經常是陽具的形狀，但有時也有「t」形或馬鐙形。多位學者分別指出，某些被認為是典型的波利尼西亞的文化特徵，實際只不過是美洲西北海岸島民文化特徵的副本——在很多西北海岸的部族及紐西蘭的毛利人之中尤其明顯。這一點可以用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來解釋：毛利人將祖先的傳統維持得比波利尼西亞的部族好多了。當他們在紐西蘭安頓下來後不久，就過起了與世隔絕的生活，不跟其他島嶼往來，因而對後來從斐濟漸漸傳來的美拉尼西亞文化渾然不覺，例如：用裝有舷外鐵的獨木舟取代雙獨木舟，以及飼養豬和雞等，這些文化隨後都遠播至其他的波利尼西亞島嶼。早期的旅行者和現代的民族學家經常指出：毛利人所建的要塞「琶」（pa），以及他們典型的人字板房舍，入口兩旁都豎立著刻著祖先人像的柱子，這讓人想起典型的西北海岸建築風格。另外，將鮑魚貝鑲嵌在高高的船頭上，並將船尾縫成雙獨木舟的方式，以及用蘆葦製成的奇特遮雨斗篷，還有用狗皮和樹皮內層編織而成的日常服裝，都顯示出毛利人與西北美洲沿海部族有著極大的相似性。除了上面所提出的這些相似點之外，還有其他方面在波利尼西亞也相當普遍：譬如，誇富宴(9)裡財富的分贈、使用樹皮毯子作為富有的象徵、刺青和食人慶典，等等。此外，還有不容忽視的一點，就是他們同樣擁有一位相當重要的旅行始祖，名叫坎恩的人中之神。
來到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時，我逐漸熟悉了一個又一個相似點和一致性，我訝異於以前居然沒有人試著收集這些資料！而且，任何一個提出關係說的人，總是將波利尼西亞人看作貢獻者，儘管波利尼西亞人來到太平洋時，是以未知起源的石器時代人類的身份。
告別了溫哥華島上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物館，以及陳列標本的玻璃箱，我與妻子李芙帶著我們一歲大的兒子安頓在西北沿海印第安人的領土上。和貝拉庫拉人在一起，彷彿身處波利尼西亞的郊外。這是我第二次與聰明的海濱原始人類的後代一起在兩座高山的島嶼之間操槳，划進又長又窄的海灣，來到已經廢棄的居留地，看見刻著圖騰的杆子、埋在洞穴裡的獨木舟及岩石雕刻，這些都和我在馬貴斯群島發現的極為相似。
起源自菲律賓群島的洋流，沖刷著當地的海灘和峭壁，然後才急轉直下，直接奔向夏威夷。這股洋流如此溫暖，乃至西北沿岸的印第安人全年都光著腳丫走路。而且中部地區的居民，他們就連長相也和波利尼西亞人很相似。任何一位老人都可能是法圖希瓦島上泰特瓦的手足，也可能和塔希提島的特里埃羅大酋長同出一個模子，只不過他們的語言喉音較重，和波利尼西亞柔軟的方言不同。
我在加拿大皇家學會的會議記錄上看到，查爾斯·希爾-陶特教授和坎貝爾等當地的語言學家聲稱，當地島民的語言與波利尼西亞的語言在字詞和語法上有很多類似的地方，所以這兩種語言源於同一語系。當我看到這份記錄時，實在覺得很驚訝。後來我遇到希爾-陶特時，他給我一份他曾在學會上發表的報告，標題是《誇扣特爾族、努特卡族的大洋洲淵源以及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撒利史語(10)的主幹》（ioceanicoriginofthekwakiutl,nootkaandsalishstocksofbritishcolumbia/i）；坎貝爾也將夏洛特皇后群島的海達族(11)併入同一個大洋洲族群。
「這是通往波利尼西亞的踏腳石。」我一時疏忽，脫口向一位發現我在貝拉庫拉河谷挖掘岩石雕刻的記者說了這句話。接著，一份署名瑪格麗特·米德的權威人士立即在《紐約時報》上發表文章予以駁斥：「當他從波利尼西亞來到西北沿海時，一定發現了庫克船長留下來的東西。」她不知道我發現了岩石雕刻。希爾-陶特為我辯解：「就語言之間的密切關聯而言，我們完全可以排除這項理論。」他在一九四〇年四月三日的《溫哥華省報》上刊出這段話，但是我們的話並沒有傳到紐約。很多年後，我見到這位知名的女士，她承認我們是屬於不同領域的專家時，我原諒了她——她是一位社會人類學家，也是薩摩亞人性生活的專家，但對岩石雕刻和大海洋流，顯然我比她瞭解得更多。
在希爾-陶特為我辯護後一個星期，希特勒的軍隊就侵略挪威了，當時，我與一位貝拉庫拉族的印第安人，在已無人居住的夸特那海灣尋找他們祖先的遺蹟。我和克雷頓·梅克駕著小獨木舟——上頭還有一隻他獵殺的熊——正在貝拉庫拉水道狹窄的峭壁之間划行時，有人在遠處朝我們大喊：
「挪威投降了！」
「向誰投降？」我喊回去，當時心裡並沒有意識到接下來的四年我將要停止太平洋研究，回到歐洲去打一場現代人的世界大戰。
這場以西北沿海印第安人的石器時代的成就為主題的學術戰爭很快就不了了之，而且也沒有重新開始。沒有人能否認，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島民是很棒的水手，並且已經在東南亞和波利尼西亞之間的很多島嶼上生活了數千年。真正惹惱了學者，並打亂了很多科學界平靜的，是隨後從南美洲出發的輕木木筏航行。教條就像炸彈一樣無形，非得引爆才會出現狀況。
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久，進行了「康提基號」木筏之行，並寫下這本關於我們探險過程的書，但是在戰爭期間，我已經在美國出版了遷移理論的外延理論。在《國際科學雜誌》（iinternationalscience/i，第一冊，紐約，一九四一年）裡，我提出我的論點——起源於亞洲的西北沿海印第安人，已經遷移到夏威夷和其他波利尼西亞地區，與之前來自秘魯的印加族早期居民發生了融合。因此，在我為這本描述「康提基號」遠征隊探險過程的著作撰寫前言時，我用了兩個段落提到西北沿海印第安人和我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研究，而對於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只用了兩句話來說明。我寫這本關於六個人和一隻鸚鵡在木筏上的書，主要的目的是希望獲得出版社的青睞，以謀求我另一份厚重的手稿得以出版，在建造木筏之前，就試圖將其交給出版社和科學家，但是沒有人願意看。
《太平洋上的美洲印第安人：「康提基號」探險背後的理論》（iamericanindiansinthepacific:thetheorybehindthekon-tikiexpedition/i）終於在木筏之旅結束五年後出版（斯德哥爾摩、倫敦、芝加哥，一九五二年），這時它已經變成一冊八百多頁的書籍了。前兩百頁記錄了許多從亞洲經由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再到波利尼西亞的人口遷移理論，以及在波利尼西亞三角區域裡，身體形態與文化要素混合的重要性。沒有人願意錯過前四章的標題：「波利尼西亞和舊世界」「波利尼西亞和西北美洲」「行經夏威夷的路」「波利尼西亞起源的複雜性」。
後來，我終於瞭解科學家與普通人沒什麼兩樣，但是已經太晚了——他們在自己專業領域以外的餘暇，讀書只是為了娛樂，根本不會想讀一本由其他領域專家所寫，參考、引用超過一千本書和科學報告，而且厚達八百多頁的書。這部大部頭書出版後，我們航行到波利尼西亞才打破的教條，又被新的標籤取代了，而且更難撇清「‘康提基號’的船長認為，來自秘魯的高山印第安人到波利尼西亞定居生養。他否認任何來自亞洲的影響」。
我忍受這項錯誤的指控好幾年，無論我如何強調來自亞洲北方路線的重要性。我不能否認我曾經從秘魯乘木筏航行，但那主要是要說明科學家一致認為不可能的路線其實是可能的。在我的大部頭書裡，引用了一位英國船長沃斯的話（倫敦，一九二六年），他表示駕獨木舟從英屬哥倫比亞到波利尼西亞的可能性：沃斯船長曾經駕著西北沿海印第安獨木舟「堤利庫姆號」，隨著東北信風，從溫哥華島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一直航行到湯加雷瓦島，再到紐西蘭，其後他的獨木舟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維多利亞市的雷鳥公園展出。顯然，不僅科學家不瞭解，連沃斯自己也不瞭解他這趟航行的科學價值。
第一位對我們駕駛「康提基號」安全登陸波利尼西亞發表評論的科學家，是當時在秘魯工作的美國考古學家理查德·雪德爾博士。很多年後，當我們一起在秘魯沿海地區挖掘原始航海生活的遺蹟時，他告訴我有一位記者問他「我們的木筏之旅到底證明了什麼」，他回答，「沒證明什麼，除了證明這些挪威人是好水手」。
媒體上出現的第一個強烈反對意見，是來自波利尼西亞人類學泰斗彼得·巴克爵士，他純粹就是嘲笑，他說，沒有女人秘魯漁夫要怎麼在波利尼西亞傳宗接代呢。彼得·巴克爵士寫過一本有關波利尼西亞的暢銷書，名為《日出的維京人》（ivikingsofthesunrise/i，紐約，一九三八年），在這本書中，他對波利尼西亞人的起源含糊其辭。此外，他還出版了《波利尼西亞人類學入門》（ianintroductiontopolynesiananthropology/i），在太平洋島嶼研究中，一開始就將美洲排除在外，彷彿沒有任何美洲人擁有船隻和航行能力，可以橫渡海洋到波利尼西亞。「康提基號」登陸土木土群島後，一位《奧克蘭星報》（iaucklandstar/i）的記者立即帶著「現代維京人追隨來自秘魯的印加太陽神的航跡，已經航行到波利尼西亞」這則新聞來訪問他。他的回應被登上了頭條：秘魯的漁夫不曾帶女人上木筏，他們如何在波利尼西亞傳宗接代呢？
沒有人比彼得·巴克爵士更瞭解毛利人以及他們的知識與文化，在波利尼西亞三角這個領域裡，他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權威。然而，像他這樣的專家，居然會將南美洲排除在他的研究領域之外，並且不熟悉秘魯的基本歷史。前面已經提過，歐洲人看見第一批秘魯人時，征服者(12)寫了一封信向西班牙國王報告事情經過，信中記載這一批秘魯人包括了二十對印加男女，他們從秘魯出發，打算前往巴拿馬，所搭乘的巨大輕木木筏裡裝了三十噸的貨物。皮澤洛的水手把男人扔進海里，留下女人，並加以訓練，成為最後攻佔秘魯時的翻譯員。
巴克並非唯一對南美洲偉大原始文明缺乏注意的人，其他波利尼西亞學家也跟他差不多，美洲學家向他們保證，在哥倫布來到美洲之前，沒有任何人能夠抵達或離開美洲，因為他們沒有適合在大海上航行的船隻。第一位白紙黑字聲稱輕木木筏如果不在短時間內拖上岸就會沉沒的權威人士，就是著名的哈佛大學教授洛斯羅普，他在一篇《遠離南美洲西岸的原始航行》（iaboriginalnavigationoffthewestcoastofsouthamerica/i）的報告上提出這樣的論點。然而，他另一篇刊在《皇家人類學研究所期刊》（ijournalofroyalanthropologicalinstitute/i）的了不起的報告（倫敦，一九三二年），彙集了我們建造「康提基號」木筏所需要的所有資料。但是，他犯了一個錯誤，就是引用了十九世紀英國旅行者道聽途說之語。這位旅行者只是遠遠地瞄見了輕木木筏上粗糙的船帆，就聽信別人之言，表示這種船隻在水中兩個星期就會下沉。洛斯羅普博士的同僚引用他的話，其他人也使用他的資料，認為印加木筏存在某種缺陷。因此，當這項對南美洲原始人船隻輕視的資料傳到波利尼西亞研究領域和彼得·巴克爵士手上時，這項獨斷的見解就更加鞏固了。這套理論甚至迫使他的得意門生兼繼承人，也是有名的檀香山（honolulu）主教博物館館長改變想法。一九三三年，艾摩裡報告道，他在土木土群島考古遠征期間，碰巧有一些來自南美洲的油墨滾筒漂流到岸上，這讓他懷疑復活節島、社會群島、馬貴斯群島，以及夏威夷群島上的巨型石牆有印加淵源。他提出問題：
「難道是早期印加族的一艘遠洋航線用木筏，被捲入這一波洋流，而將生還者帶到向西兩千英里遠的復活節島嗎？」
然而，後來在一九四二年，也就是「康提基號」啟航前五年，他卻在出版物中揚棄了這個觀點，他說他的美國同僚迪克森當時指出：輕木木筏會迅速浸滿水，然後下沉。
大多數人讚譽我們的航行，相當於我們在學術競技場上大勝科學家權威。在這些憤憤不平的美洲學家和波利尼西亞學家中，卻意外地有一位站出來幫我們說話。有一次拜訪哈佛大學時，我受邀來到洛斯羅普教授家中——最早提出木筏在兩星期內會沉沒理論的學者。他面帶和藹的笑容，用手指指他的鋼琴，上面擺了一個他自己做的「康提基號」模型。在其他人正宣傳他這套有關輕木木筏僵化的理論，拒絕接受印加族像我們一樣從秘魯來到波利尼西亞的事即時，他自己卻承認南美洲和波利尼西亞之間那座人為豎立的牆已經倒了。於是，他成了接受秘魯對波利尼西亞的影響是有科學根據的第一位專業人類學家。
同時，反對聲浪擴大了戰線。那年在紐約舉行了一場國際美洲學家大會（internationalcongressofamericanists），會議還附帶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一個名為「橫越太平洋」的展覽。其中的展覽品包括來自南美洲和波利尼西亞的特殊魚鉤，兩種魚鉤太相似，可能是其中一種起源於另一種。主辦這場展覽的奧地利和美國人類學家提出一個結論，既然南美洲的古代漁夫沒有適合航海的船隻，那麼他們一定是從波利尼西亞航行者的手上獲得魚鉤的；有評論反駁說，這些南美洲魚鉤的歷史必須追溯到約西元前三千年陶器時代之前，遠在任何波利尼西亞航行者之前。所以，正如我們的航行所證明的，如果這兩個地方的人真有聯絡，必然跟上述理論的方向恰恰相反。
丹麥在人類學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學者凱·畢爾凱特-史密斯教授，在大會結束回到家鄉後，被一位哥本哈根的記者問及，當我們的木筏以相反的方向橫渡太平洋時，大會作何反應。他的回答短得可以直接拿去當新聞標題：
「康提基遠征隊應該沉默至死。」
他在芬蘭的同僚拉菲爾·卡爾斯頓教授立刻打破了沉默。一份赫爾辛基的重量級報紙刊登了一則整版頭條，標題上寫著：「康提基遠征隊，一場騙局」。他指責我們的木筏並非普通的原始木筏，即使海浪把它掀翻，也能繼續航行。「只有奇蹟才能將他們活著帶到波利尼西亞。」這是他在我們出發前就說的話，因為現在已經很少有奇蹟了，所以我們的航行一定是個騙局。
這番言論激怒了木筏上的六個人，於是我們援筆為劍以自衛。同時，這位乍然成名的科學家在芬蘭的這項指控，也被挪威和丹麥的報紙引用。在一份丹麥報紙上，我被配上一張長相可怕、連我自己都不認識的長鬍須惡漢的照片。結果「康提基號」遠征隊偏偏不想沉默，我們遠征隊的影片還在影院上映，並得到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芬蘭主要的學術學會邀請我與卡爾斯頓教授對質，令人失望的是，當我出現在大庭廣眾之下時，他卻拒絕和我見面，反而邀請我私底下去他的住處喝茶。當學術會的會長將我留在卡爾斯頓教授的門口時，我沒有在裡面看見任何科學界的歌利亞，我看見的是一個坐在搖椅上的虛弱老人，他向我保證，那些報紙上的惡言惡語是報社編輯加上去的。
在新聞界，攻擊和辯護以任何外行人都懂得的語言繼續進行著，越來越多波利尼西亞研究領域的知名權威人士出現在新聞標題上。一般讀者根本不在乎波利尼西亞人從哪裡來，也不太知道波利尼西亞在哪裡，都爭相參加我們六個人當中任何一個人所舉辦的影片或幻燈片放映會，而且只要我們任何一個人願意講，大西洋兩岸的演講廳都是場場爆滿。
就在「康提基號」成員散佈在全世界時，我們每個人也開始追求不同的生涯。赫門決定回到秘魯再看一眼我們看過的、洪堡洋流中數量豐富的各種魚類，他原本是一名專業冷凍機器工程師，後來成為發展秘魯漁業的先鋒之一，並且擔任位於羅馬的聯合國漁業組織會會長多年。他最後在安第斯高原的的喀喀湖湖畔意外逝世，當時他帶領一隊同僚回到秘魯，想追尋太陽神康提基的逃亡路線，從湖邊的家前往他在太平洋海邊出發的地點。
班特也回到了秘魯，但他是回秘魯追求他在法國大使館邂逅的秘書，並娶她為妻，定居在法屬波利尼西亞。帶著剛獲得的美國社會人類學的博士學位，他成為塔希提島民族博物館的館長。有了法國妻子，他獲准在這座我們的木筏首次被拖離大海的島嶼上購買土地。他們夫妻倆後來在阻止法國在太平洋進行核試驗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他的博物館館長任期也因此結束。不過，班特和妻子住在沙灘上的一座美麗的平房裡，過著他們夢想中的生活：兩人的書從地板堆到天花板，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波利尼西亞主題私人藏書庫，其中就有隨班特漂洋過海而來的那一箱書，他們就這樣讀讀寫寫，面前是一望無際、陽光普照的海洋。
艾瑞克終其一生都帶著鉛筆和吉他流浪，彷彿想延續在木筏上的快樂時光。他出版過一本連環漫畫（裡頭也畫了我們旅程的點點滴滴），書本後面有一張他用卡通技巧描繪的跟自己孩子道別的圖畫。旅程結束後，他先回到挪威家裡去接妻子和孩子，然後他們升起船帆，搭著一艘原為殘骸、後來經他改裝的雙桅帆船，向大海前進。從進入德國與法國的運河開始，在地中海里一個碼頭接著一個碼頭航行。他與這艘流動的家一起四處雲遊了好多年：永遠不趕時間，總是有時間思考，隨時享受美、藝術、音樂和哲學。就像水手辛巴達(13)一樣，做一個說故事的人，需要錢時就演講，並且到處都有藝術家朋友。他是西班牙藝術家畢加索的座上客，畢加索把他當作值得交往的同行。他很少走下他的行動地板，一直到最後他上岸回到家鄉拉爾維克頤養天年。
托爾斯坦則前往內陸。他遠離大海，在阿爾卑斯山脈附近演講，支付他在瑞士的技術研習費用。幾年下來，他必然已經創下海洋演講的世界紀錄，因為瑞士人永遠不會厭倦聆聽他在海洋上的歷險故事。在最後一次演講結束時，他已經對擁擠的演講廳和人滿為患的觀眾席感到十分厭煩，所以他接受了一項極具挑戰性的政府職位，就是到除了他之外沒有人煙的北極圈上方的挪威熊島，擔任孤寂的無線電通訊員。生於北極光下並受訓為突擊隊軍人的他，熱愛冒險，永遠不躲避艱苦。他的最後一次探險，是在一個前往北極的挪威遠征隊裡擔任無線電通訊員。後來，他的生命終結在格陵蘭，因紐特人發現他被凍死在雪穴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他和諾特成為民族英雄後的五十週年紀念日那天，人們在挪威北部他的家鄉，為他的紀念碑舉行了揭幕典禮。
諾特由於太眷戀「康提基號」，在它從塔希提島以甲板上貨物的身份運回挪威時，不忍見它最終將成為奧斯陸峽灣裡的浮木，於是他將「康提基號」拉上岸，放置在臨時搭蓋的屋頂下遮雪避雨。在此之前，它已經在水上漂浮一年了，上面佈滿海草，像海神一樣長了大鬍子。太多人前來參觀木筏，諾特便開始收取一點費用，不久就有足夠的資金建一間大廳，後來又擴建成現在的「康提基號」博物館。有了諾特當館長，再加上一個專業科學家委員會，博物館不斷擴充，也在文化歷史上付出了很多心血。諾特擁有處理實際問題的天分，以及一般人少有的、對每個決策都執行良好的傑出能力，將這個博物館經營得很好，成為挪威最多人參觀的博物館。此外，他還建了展廳放置復活節島的展覽品，以及當代第一艘橫渡海洋的紙草船。
作為這件事的策劃人，我的第一個工作就是出版書與發行影片來償還我的債務，然後回到我那份沒有人願意讀的龐大的理論手稿中。然而，我陷入一場戰爭中，面對如洪水般湧至的評論家，不得不逆流而上——他們因我聲稱波利尼西亞人是來自秘魯的印加人而指控我罔顧亞洲——於是，我對手稿的計劃不免有很多延遲。不管是在大西洋兩岸或鐵幕的哪一邊，也不論是每天的新聞媒體或科學雜誌，評論家都沒有看見我試圖將美洲加進太平洋的世界裡，反而一味地指控我意圖將亞洲從地圖上消除。一隊又一隊的遠征隊伍持續不斷地組織起來，證明駕駛原始人的舢板直接從亞洲到波利尼西亞是可能的，但每一次的嘗試都在日本洋流的區域栽了跟斗，最後只好放棄船隻，任由空船繼續漂到西北美洲沿海。有十二艘木筏追隨「康提基號」的航跡，從秘魯和厄瓜多出發全都抵達了波利西尼亞，有的繼續往西到達美拉尼西亞，有四艘一路直到澳大利亞。對「康提基號」的贊成與反對理論吸引了許多人閱讀，但也因為太通俗，在科學界沒有造成任何衝擊，除了我自己的母校奧斯陸大學的生物系之外，沒有任何科學團體想聽聽我們遠征的目的是什麼。
接著，在瑞典發生了一個突然的轉變。瑞典的報紙有些時候會留給我很大的答辯餘地，現在爭論事項已經到達社論的程度，讓我分別與波利尼西亞和前印加時期秘魯領域的頂尖權威人士辯論。就這樣，學術界的沉默被打破了，並使瑞典有名的探險家，同時也是戈壁沙漠和喜馬拉雅山的征服者斯文·赫定(14)，說服瑞典皇家人類學和地理學學會邀請我去辯論。他說，如此一來我的對手才有機會讓我閉嘴。
我接受了。這是我第一次進入一個座無虛席的禮堂，有神情專注的科學家在場，還有赫定坐在前排微笑。我帶著第一枚科學徽章回挪威，並且結交了兩位終生摯友：一位是年輕的地理學家曼諾菲爾特博士，他是邀請我來的學會會長；另一位是古植物學系的教授塞林博士，同時也是研究波利尼西亞史前植物分佈的世界級權威，對於我對海洋遷移路線的說明，他立即給予了支援。擁有超凡知識和大量太平洋文獻的塞林博士，剛從波利尼西亞回來，在我發表演說後，他表示願意和我共同研究太平洋兩岸的遷移路線，以完成我的最後一冊書。這位瑞典最年輕的大學教授，在被升任為瑞典自然歷史博物館古植物所所長時，與年長的教授發生了衝突。年長的同事控告他，說他瘋了，他沒有服從的精神。最後他贏得訴訟，但內心的厭惡使他毅然辭去了職位。
瑞典最傑出的科學學會頒贈的這枚徽章，立刻在挪威引起迴響，彷彿這枚徽章是特別為「有科學目標的‘康提基號’遠征」而頒發的。沒多久，就有人找我去挪威地理學會演講，不久我又受邀到挪威皇家科學學院發表演說，並事先受到民族學家的警告，說語言學家準備提出決定性的證據來推翻我的理論。然而在演講後，語言學家根本不發一言，直到有人起鬨要他們評論，於是他們一個一個站起來，承認他們瞭解我對亞洲根源的傳播路線也有解釋後，對我的理論便沒有異議了。來自語言學家的敵對已然消失，又有來自民族學家的推薦，我的拜訪最後卻讓我成為科學學院的終身會員。接著又有蘇格蘭皇家地理學會跟進，我做了演講，也獲頒金質徽章，然後是巴黎地理學會。此時，我獲費城地理學會的邀請回到美國，向美國的人類學家開始我的第一場演講，並接受他們的金質徽章。然而，科學界初露曙光的鼓勵，反而大大刺激了為求生存而繼續下去的抗戰，這場與權威勢力在新聞媒體上的逆水戰爭似乎變得更加猛烈。科學徽章不但沒有造成新聞轟動，反而刺激那些沒有獲得任何徽章的人努力進攻。科學徽章讓反對者在媒體上爆發出激動的情緒，而支援者卻傾向於使用私人信件。排山倒海而來的信件讓我開始討厭看到郵差，就像他一定也很恨我，因為我們為彼此製造了許多工作。然而，在指控與讚賞的交錯中，我偶爾會得到暗示，於是也開始了一個接一個新的遠征計劃，如同把一粒粒珍珠接串起來。
第一個刺激我的反對理論將我再度帶回南太平洋，這次是在科隆群島。這個群島坐落在離南美洲沿海五百五十海里的地方，在我們前往波利尼西亞的五千海里的航程中，一開始就航經那裡了，也因此，我們證明了科學家聲稱科隆群島附近的海水會導致印加輕木吸水的理論純屬無稽之談。現在，相反論點倒轉過來指向我們，他們說輕木木筏是適合海上航行的，但在第一批歐洲人到來前，科隆群島上根本沒有人居住，所以證明了原始秘魯人是旱鴨子，害怕使用木筏深入大海，連科隆群島都沒發現，又怎麼可能發現波利尼西亞呢？
這是個合情合理的問題。西班牙人在一五三五年來到科隆群島時，發現島上沒有人。後來，他們自己也無法在這座乾燥的島嶼上定居，因為缺乏持續供應的淡水水源，而且所有南美洲沿海外的正常交通，都因他們對整個大陸沿海的征服而一片混亂。現代因為有大水槽，除了考古學家之外的其他科學家都到過那裡，沒有人有理由懷疑史前時代有人佔據過那裡，英國博物學家達爾文就曾到那裡研究物種的演進，當地有一種野生的棉花還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呢！最後卻發現，那只是墨西哥和秘魯原始文明栽培出來的雜交物種。難道在歐洲人來到前，就有人到過那裡，並利用了當地的乾燥環境？
正是這個疑問促使我迅速採取了行動。法國復活節島研究專家阿弗瑞德·梅陀克斯博士從美國回來，他帶來一個訊息，說美國的植物學家在科隆群島上發現了復活節島形式的巨型石雕頭顱。他說他在紐約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裡親眼看過那張在科學家群中傳閱的照片。
我火速追到波士頓的哈佛大學，找到那位擁有照片的植物學家。隨後，帶著一張鉛筆畫成的藏寶圖，我們來到了弗洛里斯海(15)。這次我帶了兩位專業考古學家，有了上一次的木筏基金，我要開始我的第一次考古探險，成為第一位把考古學家帶到科隆群島的人。在一九五〇年年初，沒有飛機也沒有其他直接到科隆群島的方法，就在我們還沒有找到一艘貨輪願意按照我們的地圖，載我們到弗洛里斯海的島嶼上尋找石雕頭顱之前，有人已經迫不及待地在《美國考古學家雜誌》（iamericanarchaeologist/i）上刊登石雕頭顱的照片了。
當我在樹葉間意外撞見這座石雕時，我爆發出又好氣又好笑的交錯情緒：那是個自然的石頭形狀，只是稍微修飾一下，讓它看起來成為可笑的人像，它似乎也正在嘲笑著我們。這座無人居住的島嶼上，只有一個現代的德國「魯濱孫」，他在海邊蓋了一間小屋，並動手修飾了這塊來自內地的石塊，好讓他的兩個孩子玩耍。
我的第一項考古任務原本很可能就這樣悲劇性地開始又結束了，雖說我們至少揭露了那張被認為是考古史料而刊登的照片的真相。但是這出科學劇的第二幕是場喜劇，馬上在這對德國夫婦的雞籠裡接著上演了。我們與維特摩一家在他們的小屋裡，面對著夕陽坐著吃蛋餅，我碰巧問到他們是否曾在巖群裡發現過火石或陶器的碎片。維特摩太太想了一會兒，然後起身帶我們去看她的母雞在圍牆內光禿禿的土地上，肆無忌憚地挖著地層。他們先我們一步發現了科隆群島的第一件古物——四處散置、從土地裡冒出來的這些重要的陶器碎片，手指捏塑的樣子正是美洲原始人的作品，他們是沒有塑陶轉盤的。史科歐斯·瓦爾德用他考古學家的鷹眼發現了一塊黏土，用稻草清理一下，就放到嘴唇間吹出尖銳刺耳的聲音。他已經發現了一個古典的印加陶製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