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彼得和蘇珊·斯陶伯
1俱樂部
我承認，在那個颳風下雪、寒風刺骨的晚上，我穿衣服的動作比平常都快；那是一九七幾年的十二月二十三日，我相信俱樂部其他會員大概也跟我差不多。每逢這種風雪夜，紐約的計程車是出名的難等，因此我打電話叫了電招計程車；我打電話的時間是五點半，請車子八點來接——我太太揚了揚眉毛，但沒說什麼。我與愛倫自一九四六年起，就住在東58街這棟公寓大廈裡。七點四十五分，我已經到樓下等計程車，過了原定時間五分鐘，計程車卻還不見蹤影，我忍不住心急地踱來踱去。
八點十分，計程車終於到了，我鑽進車子，真高興能躲開寒風的侵襲，我高興得忘了為計程車遲到發脾氣，司機原本罪有應得。昨天自加拿大長驅而下的這股冷風可真是厲害；刺骨的寒風在車窗外呼呼作響、嗚嗚哀號，偶或淹沒車裡收音機的聲音，也令車子不住晃動。許多商店都還開著，但人行道上幾乎已看不見趕在最後一刻採購的客人，仍然留在街上的行人看來很不舒服，幾乎是滿臉苦相。
一整天，雪都時下時歇，此刻又開始下雪了；起初是一片片薄薄的雪花，不久即越下越劇烈，前面的街道皆籠罩於疾風勁雪之下。當天晚上回家後，想到混合了風雪、計程車的紐約夜晚，我的心情會更加不安……不過當時我當然無從得知。
第2街與第40街的角落，一個金光閃爍的大聖誕鈴像幽靈似的滾過交叉路口。
「壞天氣，」司機說道，「明天一定又會出現二十幾具無名屍等人認領，一個個凍成冰棒的酒鬼和街頭流浪的女遊民。」
「大概吧！」
計程車司機沉思道：「唉，這樣解脫了也好，」他說，「可以為政府省下一點福利金，是不是？」
「你的聖誕精神還真叫人吃驚！」
司機想了想又說：「你也屬於那種熱血自由派嗎？」
「我拒絕回答可能會陷我於不義的問題。」我說道，那位司機哼了一聲，彷彿心裡在想，我怎麼老是碰到這種自作聰明的傢伙……但沒有再開口。
他在第2街與第35街口讓我下車，我得走半條街才到得了俱樂部，我手上戴了手套，一手按著頭上的帽子，彎著腰迎著呼嘯不已的寒風向前走去。沒多久，我就覺得體內的生命力大大萎縮，只剩下有如瓦斯爐母火的藍色火苗一般微弱。高齡七十三的人對於寒冷的感覺總是更敏銳、更深刻些；我應該待在家中爐火前……至少是電熱器前。七十三歲的人對於熱血沸騰是怎麼回事，已不復記憶，比較像是學術報告上說說罷了。
剛才的一陣風雪聲勢稍歇，不過幹如沙子般的雪花仍舊打在我臉上。我很高興看見通往249號b門口的階梯鋪了沙子——這當然是斯蒂芬弄的——他知道老年人的身體不像鍊金術那樣從鉛變成金，而是全身骨節變成玻璃般脆弱，想到這些事時，我就覺得上帝大概很愛開玩笑。
不久斯蒂芬來開門，於是我走進去，穿過桃花心木鑲嵌的走廊，經過一道半開的雙重門，走進了圖書室兼閱覽室兼酒吧。這是一個陰暗的房間，偶有光線閃爍——是檯燈散發的光芒；橡木鑲花的地板輝映著爐火，可以聽見巨大火爐裡燃燒的樺木條不斷髮出嗶嗶剝剝的聲音，整個房間暖烘烘的——當然天底下對客人最好的歡迎莫過於溫暖的爐火了。我耳邊傳來紙張翻動的沙沙聲——冷冷的，有點不耐煩，一定是尤漢生在翻閱《華爾街日報》；十年了，竟然僅由他閱讀股市行情的方式，仍能察覺到他在場。有趣……另一方面，也令人稱奇。
斯蒂芬幫我脫了外衣，嘴裡喃喃抱怨著壞天氣，電臺正在預報大雪將一直落至明晨。
我也附和著說天氣真是壞透了，又回頭望著那間又大又高的房間；風雪交加的夜晚、熊熊的爐火……與鬼故事。我是不是說過熱血沸騰對七十三歲的人已成過去式？或許真是如此，但我突然覺得胸中湧起一股暖意……而且並非因為爐火或斯蒂芬一貫彬彬有禮的歡迎。
我想是因為輪到麥卡朗講故事了。
十年來，我不斷來到位於東35街249號b的這幢黃褐色砂石建築物報到——斷斷續續的，幾乎可以稱得上規律。我私下覺得這是一個「紳士俱樂部」，沿襲了女權運動興起之前的傳統。但即使是現在，我還不敢確定是否真是如此，以及當初俱樂部究竟是如何成立的。
麥卡朗講呼吸方法故事的那天晚上——我們俱樂部總共有十三位會員，不過在那個強風怒號的雪夜，只有六個人如約前來。我記得有些年，俱樂部只有八位常任會員，有些年則有二十位，或許還不止。
我猜斯蒂芬大概知道俱樂部是如何成立——可以確定的是，無論俱樂部成立了多久，斯蒂芬從一開始就在那兒……我相信斯蒂芬的年紀一定比他外表看起來大得多。他講英文帶了點布魯克林腔，然而除此之外，他辦事精準，無懈可擊，堪與訓練有素的英國管家相媲美；他的沉默含蓄令人惱怒，但這也是他獨特魅力的一部分，而他的淺笑更像一道上了鎖又閂住的門，難窺其中之奧妙。我從未見過俱樂部的記錄——如果有的話，也從未接到會費的收據——因為我從來沒有繳過會費，俱樂部秘書也不曾打電話給我——俱樂部沒有秘書，東35街249號b也沒有電話，還有，這俱樂部——如果真是個俱樂部的話——也一直沒有名字。
我第一次去俱樂部（我只能這麼稱呼了），是喬治·華特豪斯先生請我去的。自從一九五一年以來，我就在華特豪斯先生的法律事務所工作——這是紐約三大法律事務所之一；我在事務所中的發展雖然稱得上穩定，卻慢得不得了。我是個刻苦實幹的人，工作相當賣力……但不具備足以傲視群倫的天分；我見過一些跟我同時起步的人平步青雲，而我仍然按部就班地一步步慢慢往上爬。但我對這一切，並不真的感到訝異。
華特豪斯偶爾會和我開開玩笑，每年十月，我們都會參加事務所主辦的晚餐會，除此之外，就沒有什麼交往了。一九六幾年的秋季，十一月上旬有一天，他突然造訪我的辦公室。
光是這樣就夠不尋常了，我不禁往壞處想，（我被開除了？）又往好的方面想，（也許我得到意外的升遷？）他的來訪真是令人困惑。華特豪斯倚在門口，別在背心上的大學優等生榮譽徽章散發著柔和光芒，他嘴裡隨便東拉西扯——都是些無關緊要的事，我一直在等他說笑完畢，直接切入手邊正在處理的案子，例如：「關於凱西這個案子——」或「我們得研究一下市長任命索卡維茲去——」但他好像壓根兒不想這麼做。他瞥了一眼手錶，表示跟我談得很愉快，現在他得走了。
我仍然一頭霧水，然後他又回過頭來順口說道：「我差不多每星期四晚上都會去一個地方——俱樂部之類的地方，裡面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紀的老頭，不過有些人倒不失為談天的好物件。如果你對品酒有興趣的話，那裡的酒窖很不錯，而且偶爾還會有人說好聽的故事；哪天晚上過去看看如何？算是我的客人。」
我結結巴巴地回答了一些話——直到現在我還不確定自己說了什麼，他的邀請完全把我弄糊塗了；他的建議乍聽之下似乎是偶發之論，然而只要看看他兩道灰色濃眉下一雙冷冰冰的藍眼睛，就知道這絕非偶發之論。如果說我不記得自己究竟是如何回答的，那也是因為我突然覺得這個建議——儘管語焉不詳又莫名其妙——就是我一直等著他說出的正題。
那天晚上，愛倫的反應是又好氣、又好笑。我在華特豪斯手下已工作了大約十五年，顯然我不可能升到比現在的中級職位更好的位子，她認為這是事務所安撫資深員工的新花招，可以省下買金錶的花費。
「一群老人家說說戰時的故事，玩玩撲克牌，」她說道，「過了這樣一晚，他們就認為你應該安於在公司裡坐冷板凳，查查資料，直到他們給你一份養老金，打發你走路，我猜……喔，我幫你冰了兩瓶啤酒。」接著她親吻著我，我想她在我臉上看出什麼了——在一起過了這麼多年以後，她可以一眼看穿我的心事。
過了幾個星期，什麼事也沒發生；每當我想到華特豪斯奇怪的建議——當然奇怪啦，我一年見到他的次數不會超過十二次，我們在社交場合見面的機會一年頂多也只有三次，包括事務所在十月份辦的晚宴在內——我想我大概會錯他眼神中的涵意了，或許他真的只是隨便提提，不久就忘了，或許事後還頗後悔。後來有一天傍晚，他走到我面前；雖然他已年近七十，但肩膀仍然又寬又厚，一副運動家的架子；當時我雙腿夾著公事包，正穿上大衣。他說道：「如果你還想去俱樂部喝酒，何不今晚就去？」
「我……我……」
「很好，」他塞了一張紙到我手裡，「這是地址。」
那天晚上他在俱樂部的階梯底下等我，斯蒂芬為我們開門。俱樂部的酒正如華特豪斯說的那麼好；他一點都不打算介紹我給大家認識——我原以為是因為他很勢利，後來才不作如是想——不過有兩三個人主動向我自我介紹，其中之一即是麥卡朗，當時他也已經坐六望七了；他伸出手，我匆匆握了一下，他的皮膚又幹又粗，幾乎像龜皮一樣。他問我會不會玩橋牌，我說不會。
「他媽的好東西，」他說道，「本世紀以來，這種他媽的遊戲取代了不少賣弄知識的飯後閒聊。」說完他便走到陰暗的圖書室，裡面滿是一列列高大的書架。
我四下張望，想看看華特豪斯在哪兒，可是他卻不見了。我有一點不安，覺得格格不入，於是就慢慢踱到火爐旁；相信我在前面提到過，這個火爐極其巨大，尤其在紐約似乎更顯得是龐然大物，因為像我這種住在公寓裡的紐約客，實在難以想象這麼大的壁爐是打哪兒來的，一般人的壁爐可以爆米花與烤麵包就很不錯了，而東35街249號b的壁爐卻足以烤一整隻牛。這壁爐沒有壁爐架，只有一塊堅固的弧形石拱覆於其上；石拱的中間是一塊微微凸出的拱心石，恰好與我的眼睛平行，儘管燈光昏暗，我仍然可以毫不費力地看見刻在石上的字：故事本身才是主角，而不是說故事的人。
「你的酒，大衛。」華特豪斯在我身邊說道，我驚跳一下；他畢竟沒有棄我而去，只是到什麼地方拿酒去了。「你喝威士忌蘇打，是嗎？」
「是的，謝謝你，華特豪斯先生——」
「叫我喬治，」他說，「在這裡叫喬治就行。」
「好，喬治，」我說道，雖然我還是覺得直呼其名有點瘋狂，「這些都——」
「乾杯。」他說道。
我們喝酒。
「斯蒂芬負責調酒，他的酒調得棒極了，他總愛說調酒雖是雕蟲小技，但卻非常重要。」
靠著威士忌的威力，我不再覺得那麼格格不入。（我為了這個約會，在衣櫥前面整整站了半個鐘頭，不曉得該穿什麼衣服，後來終於決定穿深棕色的西褲，與一件勉強可搭配的軟呢上衣，暗自希望我要見的一群人既不會穿燕尾服，也不作短夾克、牛仔褲打扮……不過在衣著方面，我穿得還不算太離譜。）新的社交場合總會使人非常留心每一個禮儀小節；禮貌性地幹了一杯之後，我非常希望確定自己沒有疏忽任何禮節。
「我是不是應該在來賓冊上簽名？」我問道。
他看來有點詫異。「我們沒有那種東西，」他說道，「至少我不認為我們有。」他環視著陰暗安靜的房間；尤漢生把他的《華爾街日報》翻得刷刷作響，我看見斯蒂芬從房間另一頭走過來，他穿著白色上衣，真如鬼魅一般。喬治把酒杯擱在茶几上，然後將一根木條丟進火裡，火花衝上了煙囪黑漆漆的頸部。
「那是什麼意思？」我指著拱心石上的文字問道，「你知道嗎？」
喬治細心讀著，彷彿他是第一次看到這些文字。故事本身才是主角，而不是說故事的人。
「我大概知道，」他說，「如果你以後再來，可能就會明白；嗯，到時候你大概就明白了。好好享受一番吧，大衛。」
他走開了。雖然好像有點奇怪，人生地不熟的，他竟然把我一個人丟在這裡自生自滅，但我的確好好享受了這一晚。一來我向來喜歡看書，這裡有許多有趣的書可看；我沿著書架緩緩走著，在微弱的燈光下，費勁檢視每一本書，時而抽出一兩本來瀏覽，其間我還停了片刻，站在狹窄的窗前，望著第2大道的十字路口。我站在那兒，從結了霜的玻璃窗望出去，注視十字路口的紅綠燈來回變換，先從紅到綠轉黃，然後又恢復紅色，驀地我有一種怪異至極——但卻非常可喜——的祥和感，這種感覺並不是猝然湧到，而好像是偷偷襲上心頭。喔，是的，我可以聽見各位在說：你說得太美妙了，大家只消對紅綠燈望上兩眼，就會有一股祥和感了。
好吧，就算我在胡說八道，我不介意你這麼想，不過我還是照樣有這種感覺；它使我多年來第一次回想起小時候在威斯康星州的農家度過的冬夜。冬天的晚上，我躺在二樓一個會漏風的房間裡，屋外的寒風夾著乾透沙子般的白雪呼嘯不斷，我緊緊裹著兩層被子，身上暖呼呼的。
書架上有一些法律書，但是每一本都相當奇怪，《二十大肢解案在英國法律下之判決結果》是我記得的書名之一，《寵物案》是另外一本。我開啟這本書，內容果然是針對寵物相關案件的法律論述（這本探討的是美國法律），從繼承大筆遺產的家貓，一直到掙斷頸鍊、嚴重咬傷郵差的豹貓都有。
還有一套狄更斯的作品、一套笛福的作品，特洛普的作品更是數不清，還有一套小說——共十一本——作者叫施維裡，書殼是漂亮的綠皮，燙金的字寫著出版商為「斯德罕圖書公司」，作者與出版商的名字我都沒有聽過，其中第一本小說《他們都是我們的兄弟》出版於一九一一年，最後一本《暗礁》則出版於一九三五年。
施維裡小說再下去兩排有一部對開的大書，是教建構式玩具迷如何組裝玩具的詳細指南，在它旁邊，又是一本對開的書，裡面都是著名電影中的著名畫面，每張照片皆佔一整頁，旁邊那頁則是散文詩，這些詩有的是在描繪同一個跨頁中的電影畫面，有的則是受電影畫面啟發靈感而寫下的詩作。這倒不算什麼了不起的想法，不過其中有些詩的作者卻很有名，包括羅伯特·弗羅斯特、瑪麗安娜·莫爾、威廉斯、史蒂文斯、朱可夫斯基、艾瑞卡·瓊等等；翻到一半時，我發現一首阿吉濃·威廉斯的詩，旁邊是瑪麗蓮·夢露站在地下道鐵格蓋上按住裙子的那張著名照片。詩的標題是《鍾》：
裙子的形狀
——我們會說——
是鐘的形狀
兩條腿則是鍾舌
下面還有一些類似的詩句；這首詩不算太差，不過當然不是他最好的作品。我之所以自覺有權這樣批評，是因為多年來我讀了不少威廉斯的作品，不過我不記得他寫過這首關於瑪麗蓮·夢露的詩。此後我不斷尋找這首詩的出處，但是一直沒找到……不過這當然沒什麼重要。詩不像小說或法律論述，倒像被風吹走的樹葉，如果有人出了一本《×××全集》，那一定是滿紙謊言。詩就有辦法不翼而飛——這正是詩的魅力所在，也是詩能流傳久遠的原因之一，但是——
斯蒂芬走過來給我第二杯威士忌（這時我已獨自坐下來，埋首閱讀龐德的作品），這杯威士忌跟第一杯一樣可口；我慢慢喝著酒，看見兩位在場的會員——葛裡遜與史坦（麥卡朗講「呼吸方法」的時候，史坦已過世六年）從一扇只有一公尺高的門走出去，頗像愛麗絲跳進兔子洞的那扇門。他們把門開著，沒過多久，我就聽見打撞球的撞擊聲。
斯蒂芬從我身邊走過，問我要不要再喝一杯，我說不了，心中卻懊悔不已。他點點頭說道：「很好，先生。」臉上的表情毫無變化，但我卻隱約有一種感覺，覺得我好像讓他很高興。
過了一會兒，笑聲驚得我從書中抬起頭來；不知什麼人把一包化學粉末丟進火裡，火焰一時之間色彩斑駁。我又想到小時候……但我的心情絕不是渴望或是感傷、懷舊，我覺得有必要強調這一點；我想到我小時候也常常做這種事，但我的回憶是鮮明而愉快的，毫無遺憾的成分。
我看到幾乎所有人都拉張椅子，圍成半圓形，坐在火爐前；斯蒂芬拿出一大盤熱氣騰騰的香腸。史坦從兔子洞口出來，迅速但愉快地向我自我介紹；葛裡遜還在打撞球——聽聲音是在練習。
我猶豫片刻，便加入進來。司徒講了一個故事——聽了並不挺舒服，我不打算在這裡重述，要是我告訴你故事內容是描述一個人怎麼樣在電話亭裡淹死的話，你大概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等司徒——他現在已經去世了——說完之後，有人說道：「你應該把故事留到聖誕節再說。」於是響起一陣笑聲，我當然不懂有什麼好笑的；至少當時還不懂。
隨後由喬治講故事；我就是做一千年的夢，也想不到他有這一面。他是堂堂耶魯大學的高材生，滿頭銀絲，穿著筆挺的三件頭西裝，是鼎鼎大名的法律事務所的頭號人物；而「這位」喬治·華特豪斯竟講了一個學校老師被困在廁所裡的故事。這廁所位於學校的後面，那天她去上廁所的時候，正好他們要把廁所拖走，供波士頓保德信中心舉行的新英格蘭懷舊展覽會使用。卡車把廁所吊上去的時候，女老師一聲也不敢吭，華特豪斯說，因為她覺得實在是太可怕、太尷尬了。偏偏當卡車在交通高峰時刻開上128公路時，廁所門突然鬆開了——不過今晚我所要說的也不是這個故事。斯蒂芬不知何時又拿出一瓶白蘭地，這酒不僅好，簡直是絕妙佳釀，大家舉酒乾杯。
不到一會兒，大家開始一一告辭；時間並不晚，還不到半夜，不過我注意到，對即將邁入六十大關的人而言，「晚」的定義變得越來越早。我看見斯蒂芬幫著華特豪斯穿外套，認為這是他要告辭的訊號，奇怪的是他竟然不告而別，連一句話也不說，就這麼開溜了（他的樣子看起來真像是開溜，要不是我及時從書裡抬起頭來，就見不到他的人影了），不過比起那天晚上發生的其他事情，倒也不算太奇怪。
他前腳才剛跨出門，我後腳便跟了出去；華特豪斯四下張望，見到我，彷彿很意外我跟了出來——彷彿他原本在打盹，突然被嚇醒似的。「一塊兒坐計程車？」他問道，口氣真好像我們只不過是在冷清的街道上不期而遇的樣子。
「謝謝。」我說道；我覺得我的語調應該表達得很清楚，我不僅僅是單為他願意跟我一塊兒坐計程車而道謝，但他卻點點頭，好像我話裡的涵義僅止於此。一輛閃著「空車」燈光的計程車緩緩開來——在這種颳風下雨的紐約夜裡，一般人就是找遍了曼哈頓島，大概也叫不到一輛計程車；而華特豪斯這傢伙似乎就是有這種運氣——他對車子招招手。
溫暖的車子裡響著計價器跳錶的聲音；我告訴他，我很喜歡他的故事，還說自從十八歲以來，我就不曾笑得那麼厲害、那麼舒暢，這些話都是實情，絕不是拍馬屁。
「哦？你太客氣了。」他的口氣禮貌而冷淡，我的心涼了半截，覺得兩頰一陣發熱；有時候不一定非得聽見「砰」的一聲，才知道門已經關上了。
車子開到我住的大廈前面時，我又謝了他一次，這一回他比較有人情味。「謝謝你在這麼倉促的邀請下還能如約趕來，」他說道，「如果願意的話，歡迎你隨時再來，不必等別人邀請，我們在249號b都不講究客套。星期四可以聽故事，不過俱樂部天天都開放。」
那麼我是正式會員了？
我很想問這個問題，問題幾乎脫口而出，好像也有必要問個清楚；我左思右想，腦子裡再三斟酌（這是律師的職業病），看看是否措詞得當——或許我的問法太唐突了一點——這時華特豪斯吩咐司機開車，於是車子便朝公園急駛而去。我在路邊站了片刻，外套的衣襬拍打著我的小腿，心想：他知道我要問那個問題——他知道，所以故意不等我開口，就叫司機把車開走。然後我又告訴自己，這麼想實在太荒謬了——甚至有點偏執狂，但事實的確如此；我高興怎麼嘲笑自己，就怎麼嘲笑好了，不過卻改變不了基本的事實。
我緩緩踱向大門，走進屋裡。
我坐在床上脫鞋的時候，愛倫已有六分睡意；她翻過身子，喉嚨裡發出詢問的聲音，我叫她繼續睡覺。
她又發出一陣模糊的聲音，這一次比較清楚：「怎麼樣？」
我猶豫了一會兒，襯衫扣已解開一半，心裡清清楚楚知道：如果我告訴她，以後就再也別想去那邊了。
「還好，」我說，「一群老人家，講講戰時軼事。」
「我就說吧？」
「不過還算不賴，我也許還會去，也許對我在事務所的工作有幫助。」
「‘事務所’，」她輕聲諷刺道，「你真是個老沒用的。」
「彼此彼此。」我說道，但她已經又睡著了。我脫了衣服，淋浴，擦乾身體，換上睡衣……然後我卻不像往常那樣上床睡覺（當時已經一點多了），反而穿上浴袍，又喝了一瓶啤酒；我坐在廚房慢慢喝著，眼睛望著窗外兀自冥想。晚上酒喝多了——對我而言算是過量——頭有點嗡嗡作響，不過卻沒有不舒服的感覺，也不覺得有宿醉未醒的昏暈感。
剛才愛倫問我晚上過得如何時，我竟有那種想法，簡直跟華特豪斯的車子開走時我那些胡思亂想一樣荒謬，其實如果我實話實說，告訴她我在老闆的俱樂部裡過得很愉快，又有什麼不對？即使有什麼不對，誰又會知道呢？不行，我越想越荒謬，越來越偏執了，就跟剛才的胡思亂想一樣，然而內心的聲音又告訴我，每一部分都和剛才一樣千真萬確。
第二天，我在會計室與閱覽室之間的走廊上碰到華特豪斯；碰到？擦身而過還比較正確！他向我點點頭，一句話也沒吭……就像他幾年來的一貫作風一樣。
我的胃疼了一天，這也是令我相信昨晚的一切並非做夢的唯一原因。
三個星期過去了，接著，四個星期、五個星期，華特豪斯再也沒邀請我。我一定有什麼地方做錯了、太格格不入了，我這麼告訴自己。這種想法令我很失望、很沮喪，我猜想只要假以時日，或許就不會覺得這麼不舒服了，因為一切的失望終將逐漸被淡忘，消失無蹤。但我總會在最奇特的時刻裡，回想起那天晚上：圖書室一盞盞孤燈下的安靜平和及濃濃書香，華特豪斯那個荒誕不經的故事，窄窄的書架間散發的濃厚皮革味；不過大部分時候，我想到的都是自己站在那扇窄窄的窗前，盯著手上的酒杯由綠變黃轉紅，想到那時感覺到的一股祥和。
在那五星期中，我到圖書館借了四本威廉斯的詩集（我自己有另外三本，都已經仔細看過找過了），其中一本稱為《威廉斯詩歌全集》；我重新溫習了過去喜歡的幾首詩，但卻怎麼也找不到一首名為《鍾》的詩。
在這趟紐約公立圖書館之行中，我也沿著小說類的書目卡尋找施維裡的作品，結果也是一無所獲。最接近的搜尋結果是，有個名叫露絲·施維裡的女作家曾寫過一部推理小說。
歡迎你隨時再來，不必等別人邀請……
不過我當然還是在等待邀請，母親從小教我不要相信別人「請隨時來玩」的客套話；我並不是說希望得到一張燙金字的邀請函，放在鍍金的托盤上由僕人送來，但我確實希望有少許暗示，即使是隨隨便便一句：「大衛，哪天過來玩玩？希望我們沒有讓你覺得太無聊。」都可以。
可是連這小小的願望也無法實現時，我開始認真考慮管他有沒有受邀都再去一次的可能性。畢竟有時候人們說「請隨時來玩」這句話時，是很有誠意的，媽媽說的話也未必永遠都是對的。
……不必等待別人邀請……
無論如何，事情就是這麼發生了；那年的十二月十日，我發現自己又套上了軟呢上衣與深棕色西褲，找到了深赭色領帶，我還記得那天晚上的心跳好像比平常明顯些。
「華特豪斯終於投降，又邀請你了？」愛倫問道，「再到那個豬窩，跟一群男性沙文主義的豬在一起？」
「沒錯。」我說道，心想這大概是十幾年來第一次對她撒謊……後來才記起上一次聚會之後，她問我情形怎樣時，我就沒有照實說，只說是老人家談談戰時軼事。
「嗯，也許你真要升官了。」她說道，儘管她並沒有抱什麼希望，不過她總算仁慈，話中倒沒有挖苦的意味。
「再奇怪的事也發生過。」我向她吻別。
我出門時，她笑著學了兩聲豬叫。
那天晚上，在計程車上彷彿坐了好久；天氣嚴寒，沒有風，滿天星斗。我覺得自己坐在計程車中，似乎變得好小，好像第一次親眼見到紐約市的孩子。車子停在黃褐色建築物前，我懷著滿心的興奮，可是這種單純的興奮之情，好像是最容易在不知不覺中消失不見的生命特質，等到我們年近古稀再重拾這種心情時，總會感到幾分意外，就好像滿頭白髮多年後，你在梳頭時，竟然在梳子上發現一兩根黑髮一樣驚喜。
我付了車錢，跨出車子，朝向門口的四級階梯走去；走上階梯的同時，我的興奮之情頓時凝結為憂慮（老年人最熟悉這種感覺），我究竟到這兒來做什麼呀？
大門是厚實的鑲嵌橡木，在我眼中，這扇門不啻城門一樣牢不可破。我看不見門鈴，也找不到門扣，黑乎乎的門簷下面也沒有閉路電視的攝影機，當然華特豪斯也沒等在那兒帶我進去。我在門口停下來四下打量；東35街好像驟然變得更暗、更冷、更嚇人了，黃褐色建築物看來很神秘，好像隱藏著什麼不想為人知的秘密，每一扇窗戶都好像它的眼睛。
也許在其中一扇窗戶後面，有人正在密謀殺人，我想著，驀地脊背一陣發麻，密謀殺人……或是正在進行謀殺。
這時候，門突然開了，斯蒂芬站在門口。
我如釋重負，我不是想象力特別豐富的人——至少平常不是——但剛才閃過腦際的念頭卻令人毛骨悚然，彷彿我能預知這件事必將發生似的，要不是我先瞥見斯蒂芬的眼睛，我還真會向他喋喋不休一番呢！看來他不認得我，一點也不認得。
於是我那可怕的第六感又發生作用了，我可以預卜這個晚上的每個細節：在安靜的酒吧裡待三個鐘頭，三四杯威士忌下肚，沖淡了我不請自來的尷尬感；誰叫我不聽母親的忠告，如今自取其辱，活該。
我看見自己帶著微醺回家，腳步還不算太踉蹌；我看見自己呆坐在計程車裡，而不是孩子似興奮而滿懷期待地望著街景；我還聽見自己對愛倫說：越來越沒意思了……華特豪斯還是講同樣的老故事……然後他們玩撿紅點，一點一塊錢，你相信嗎？……再去？……也許吧，不過我很懷疑。於是一切到此為止，除了我覺得很丟臉以外。
我在斯蒂芬冷冷的眼神中，竟然看見了這麼多；這時他的眼睛溫暖起來，他微微笑道：「艾德利先生！請進，把外套給我。」
我走進去，斯蒂芬把門穩穩闔上，走進溫暖的屋內，充分感到門裡門外的差別是多麼大啊！斯蒂芬接過我的大衣走開了，我在大廳中站了一會兒，對著玻璃角柱望著自己的身影——一個六十三歲的男人，瘦削的面容很快就不像中年人了；但我看了還挺滿意的。
我溜進圖書室。
尤漢生在看《華爾街日報》，麥卡朗與安德魯面對面地坐在另一盞燈下下棋。麥卡朗總是面容憔悴，鼻子窄如刀鋒；安德魯塊頭很大，肩膀斜斜的，個性暴躁易怒，薑汁色的濃密長鬚蓋到背心上。兩人面對面望著象牙與黑檀木製的黑白兩色棋子，簡直像印第安人的圖騰：老鷹與熊。
華特豪斯也在，對著當天的《紐約時報》大皺其眉；他抬頭瞥了一眼，毫不詫異地對我點點頭，又埋首報中。
斯蒂芬也沒問我，就為我端來一杯威士忌。
我拿了酒走到書架前，又看見那一套誘人又令人困惑的綠皮書，從那天晚上起，我開始讀施維裡的第一本作品《他們都是我們的兄弟》；此後我讀了他的每一部作品，並且深信那十一部小說是本世紀的上乘佳作。
那天晚上聚會快結束的時候，又有人講了一個故事。斯蒂芬端著白蘭地走來走去，故事講完後，大家陸續站了起來，準備離開。斯蒂芬站在通往走廊的門口，以低沉但愉快的聲音問道：「那麼聖誕節時由誰講故事？」
大家都停止手邊的動作環顧四周，有人低聲談話，還有人發出一陣爆笑。
笑容滿面但不失嚴肅的斯蒂芬拍了兩下手掌，好像小學老師在叫一班調皮搗蛋的學生安靜下來。「快啊，各位——誰要講故事？」
安德魯清了清喉嚨。「我想到一個故事，但是不知道適不適合，我是說不知道——」
「太好了。」斯蒂芬打岔道，於是又是一陣笑聲，許多人和氣地拍拍安德魯的肩膀，不久會員一一離開，大廳裡捲進陣陣冷風。
然後斯蒂芬彷彿變魔術似地來到我身邊，手裡拿著我的大衣。「晚安，艾德利先生，隨時都歡迎你來。」
「你們真的要在聖誕夜聚會嗎？」我一邊問一邊扣扣子，心中為聽不到安德魯的故事而有點失望，但我跟愛倫早已計劃好，要開車到她姐姐家過聖誕。
斯蒂芬露出又驚愕、又好笑的神情。「當然不可能啦，」他說道，「每個人都應該跟家人一塊度過聖誕夜，不管其他晚上怎麼樣，但那天晚上應該和家人一起度過，你說是不是？」
「當然。」
「我們都是在聖誕節之前的星期四聚會，其實那天晚上也是一年中大家來得最齊的一次。」
他沒有用「會員」兩個字——是不經意的疏忽？抑或靈巧地避開這個字眼？
「客廳裡一直都有許多人講故事，艾德利先生；各種故事都有，從好笑的到可悲的，從諷刺的到感傷的都有。不過在聖誕節之前那個星期四，說的都是神秘故事，一向都是如此，至少就我記憶所及總是這樣。」
這至少使我瞭解第一次來時聽到的一些話，也就是為什麼大家都說司徒該把故事留到聖誕節再講。還有許多疑問一直在我腦中盤旋不去，但我看出斯蒂芬審慎的眼神，倒不是警告我他不會回答問題，而是警告我最好連問都不要問。
「艾德利先生，還有什麼事嗎？」
此刻大廳中只剩下我們兩人，其他人都已離開，驀地走廊好像陰暗了許多，斯蒂芬的一張長臉也更加蒼白，嘴唇更紅了。壁爐中的木柴爆出一陣火花，一時之間，光可鑑人的地板映著紅光，我彷彿聽見某個我還沒去過的房間裡傳出東西滑動的碰撞聲。我不喜歡這種聲音，一點也不喜歡。
「沒有，」我說道，聲音有些不穩，「我想沒事了。」
「那麼，晚安。」斯蒂芬說道，我跨出門檻，聽見身後的門沉重地闔上，緊跟著是上鎖聲，之後我朝著第3大道的燈光走去。我沒有回頭看，有點害怕回頭看，好像惟恐這麼做，就會看到什麼怕人的魔鬼亦步亦趨地跟在我後面，或是目睹什麼最好不要揭開的秘密。我走到轉角，看見一輛計程車，便舉起手來。
「又聽了幾個戰時故事？」那晚愛倫問我；她捧著一本菲利普·馬洛的書躺在床上，那是她唯一心愛的作家。
「一兩個，」我說著掛起外套，「多半時間裡，我都在看書。」
「當你沒有在大發議論的時候，是不是？」
「是的，沒錯。」
「你聽聽這個：‘我第一眼看見泰瑞·藍諾士的時候，他正醉倒在一輛勞斯萊斯里，’」愛倫讀道，「‘他相貌年輕，不過頭髮卻已花白；你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醉得一塌糊塗，否則乍看之下，他和一般身穿晚禮服、流連賭窟、揮霍無度的年輕人沒有兩樣。’真好，是不是？這是——」
「《漫長的告別》，」我說著脫下鞋子，「每過三年，你都會念那一段給我聽，這就是你的生活，週而復始，總是一再重複。」
她朝我皺皺鼻子，學著豬叫。
「謝了。」我說道。
她又回到書上，我走到廚房去喝我的啤酒，等我回來時，她已把《漫長的告別》攤在床上，仔細打量我。「大衛，你會不會加入這個俱樂部？」
「大概會……如果有人邀請的話。」我覺得不安，也許我又對她撒了謊，如果真有東35街249號b的會員資格這種東西的話，那麼我已經是會員了。
「我很高興，」她說道，「長久以來，你一直需要一些東西，我想連你自己都沒有察覺這點，不過我看得出來。我參加了救濟會、女權委員會，還有劇院會，你也需要一些東西，我想你需要可以跟你一起邁入老年的朋友。」
我走到床前在她身邊坐下，拿起《漫長的告別》，那是一本重新出版的平裝本，我還記得一九五三年愛倫生日時，我曾經送給她一本原版精裝本。「我們老了嗎？」我問她。
「我想是。」她說著，對我粲然一笑。
我把書放下，摸著她的胸部。「連這樣也不行了？」
她十分淑女風範地拉起被子……然後又咯咯笑著，用腳把被子踢至床下。
聖誕節前的星期四終於來臨了。那天晚上和其他晚上沒什麼兩樣，只有一件事明顯不同。出席的人比較多，大概有十八位，而且有一股強烈而難以言喻的興奮氣氛；尤漢生只隨便瞄了一眼報紙，就加入麥卡朗、畢格曼與我的談話。我們坐在靠窗處，談談這，說說那，最後才熱烈討論一個話題：戰前的汽車。
如今我才想到還有第三件例外的事——斯蒂芬釀了可口的蛋酒，酒並不烈，不過由於其中的甜酒與香料，喝下去喉嚨會辣得發燙；蛋酒盛在如冰雕般美麗的玻璃盆中。大家幾杯黃湯下肚後，嗓門也越來越大。
我望了望通往撞球檯的小門，看見華特豪斯與司徒把棒球卡堆成像海獺帽一樣，兩人大聲笑著。
人群聚了又散，散了又聚，時間越來越晚……到了平常大家紛紛離開的時候，我看見安德魯手拿個紙袋坐在火前，隨即把它丟進爐內，也沒開啟封口；不一會兒，七彩繽紛的火焰開始舞動，然後才恢復為原來的黃色，這時大家把椅子拉近，我可以看見安德魯背後拱心石上的字：故事本身才是主角，而不是說故事的人。
斯蒂芬靜悄悄穿過我們中間，拿起空酒杯，注入白蘭地，一聲聲「聖誕快樂」響起，這時我才頭一次在這裡看到給錢的動作——這裡十塊，那裡五十，我看得很清楚，還有一張是百元大鈔。
「謝謝你，麥卡朗先生……尤漢生先生……畢格曼先生……」斯蒂芬有禮貌地悄聲道謝。
我在紐約住了許久，深知聖誕節是一年一度的「小費大典」；一點小意思給肉商，一點給麵包店和燭臺店，至於門房、管理員、清潔女工等就更別提了，與我同階層的人個個都覺得這是一種陋習。但那天晚上，我卻看不到任何人吝於付出，每個人都心甘情願，甚至熱心十足地掏出錢來。突然之間，我莫名其妙地想到（在249號b時似乎經常如此），在冷冽的倫敦聖誕節早晨，《小氣財神》中的小男孩對著施顧己大喊：「什麼？和我一樣大的那隻火雞嗎？」而樂翻天的施顧己咯咯笑著說：
「好孩子！好孩子！」
我在皮夾裡摸索著，在愛倫的照片後面總是夾著一張五十塊鈔票，以備不時之需。斯蒂芬替我倒白蘭地時，我手不抖、心不顫地把鈔票塞進他手裡……雖然我並不富有。
「聖誕快樂，斯蒂芬。」我說。
「謝謝你，先生，你也一樣。」
他倒好酒，拿著謝禮走開了。安德魯的故事正講到一半，我四下瞧瞧，看到一個模糊僵直的男人身影，斯蒂芬安靜地站在門邊。
「各位大概已經知道我是律師。」安德魯啜了一口白蘭地，清清喉嚨，又喝了一口之後才說，「這二十二年來，我一直在公園大道的法律事務所執業；可是在當律師以前，我只是一個小小的法律助理，在華盛頓特區的法律事務所工作。七月的一個晚上，公司要求我留晚一點，把法律案件的傳票索引編好再走，這部分跟故事無關；不過不久有個男人走了進來——這個人是當時最著名的參議員，後來還幾乎當上總統。他的襯衫上滿是血跡，兩隻眼睛整個凸出來。」
「‘我必須見喬瑟。’」他說道。各位知道喬瑟·伍茲就是我那個事務所的老闆，他是華盛頓最具影響力的律師之一，也是這位參議員的密友。
「‘他好幾個小時以前就下班了。’我回答。我可以告訴你們，當時我真是害怕極了——他的樣子好像剛剛離開車禍現場似的，也可能是剛剛經過一場廝殺；不知怎麼搞的，一看他的臉——我在報紙與電視上看過他的臉孔——看見他臉上一道道凝結的血塊，半個臉頰斷斷續續抽著筋，狂亂的眼神……看到這些，使我更害怕。‘我可以打電話給他——’我已經在摸索著話筒，只想儘快把這個燙手山芋丟給別人，然後我朝他身後望去，可以看見他踩在地毯上的血腳印。」
「‘我要跟喬瑟說話。’他又說道，彷彿根本沒聽見我剛才的話。‘我車裡有個東西……我用槍射它，也用刀子刺它，可是還是殺不死它，它不是人類，我怎麼殺，都殺不死它！’」
「他開始吃吃笑著……然後變成放聲大笑……最後是聲嘶力竭的尖叫；我終於接通伍茲先生，請他儘快過來一趟時，他仍然尖叫個不停……」
我不打算說完安德魯的故事，老實說，我不確定自己敢不敢說這個故事，我只消告訴你，聽完故事之後的幾個星期，我不斷做夢，你就知道故事有多恐怖了。有一次我和愛倫用早餐時，她問我為什麼半夜突然喊叫：「他的頭！他的頭還在土裡頭說話！」
「我想大概是做噩夢吧！」我說道，「醒來就忘了。」
但我立刻低頭瞪著咖啡杯，我想這一次愛倫知道我在扯謊了。
第二年八月的一天，我在閱覽室工作時，接到華特豪斯的電話，問我可不可以到他辦公室走一趟。我到那兒的時候，看見兩位董事卡登與艾芬翰也在，我腦中迅速閃過不祥的念頭，我一定做了什麼蠢事了。
這時卡登走過來對我說：「大衛，喬治認為應該升你為初級合夥人，我們也都同意。」
「你或許會覺得自己好像最老的初級員工，」艾芬翰露齒笑道，「不過，這也是必經的過程，如果幸運的話，聖誕節以前，你就可以成為正式合夥人了。」
那天晚上我沒有再做噩夢。愛倫和我出去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也喝了許多酒，然後又去了一家好幾年都不曾去過的爵士樂酒吧，聽藍眼黑人樂手吹喇叭，一直到凌晨兩點才回家。第二天早晨醒來時，我們的頭在痛、胃在翻，卻依然難以置信竟會發生這等好事，我的年薪一下子提高了八千，經過這麼多年的等待，我們好像驟拾鉅款一樣意外。
那年秋天，事務所派我赴哥本哈根出差六週，回來後得知經常出席249號b聚會的韓若翰因為癌症而不幸過世，韓若翰太太驟失依靠，境況非常可憐，於是俱樂部發起捐款；大家推選我負責收集所有捐款——都是現鈔——再將其轉換為銀行支票，總數超過一萬元。我把支票交給斯蒂芬，我猜他大概把支票寄給韓若翰太太了。
巧的是，韓若翰太太正好是愛倫劇院會的會員；一段日子之後，愛倫告訴我韓若翰太太接到一張沒有署名的一萬零四百元支票，票根上只短短寫著：令夫生前好友敬贈。
「這是不是你有生以來所見過的最奇怪的事情？」愛倫問我。
「不是最奇怪的，」我說道，「不過也算前十名了；愛倫，還有沒有草莓？」
時間一年一年過去，我在249號b的樓上發現許多房間——一個寫字間、一間臥室供賓客偶爾留宿之用（不過由於我聽過的碰撞聲——也許是想象的——我個人還是寧願住好一點的旅館）、一間裝置完善的小健身房以及一個桑拿浴室，另外還有一個狹長的房間，和建築物等長，裡面有兩個保齡球道。
那些年裡，我重新把施維裡的小說讀了一遍，還發現了一個才華橫溢、足以媲美龐德和史蒂文斯的詩人，名叫羅森。照他三本詩集的封底介紹來看，他生於一九二四年，死於義大利西岸海港安其歐；三本詩集都是由斯德罕圖書公司出版。
我記得我還挑了一個明媚的春天的下午，專程跑到紐約公立圖書館查詢過去二十年來的《出版家名冊》，這種名冊一年出版一本，跟大城市裡的工商分類電話簿差不多大小。我猜我大概把圖書管理員煩透了，不過我仍然鍥而不捨，每一冊都仔細查過，儘管名冊中原本應該列出全美大大小小出版商的名字，可是我怎麼也找不到斯德罕圖書公司的名字。一年以後——也許兩年——我恰巧跟一位古書商談起來，問他有沒有聽過這個出版商，他說從來沒有。
我原本也想問斯蒂芬，但一看見他眼中警告的神情，便又作罷。
多年來也聽了不少故事，滑稽的、愛情的、恐怖的故事，沒錯，還有一些戰爭故事，不過沒有一個故事符合愛倫的想象。
杜傑曼的故事我記得最清楚——說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四個月，一個美軍作戰基地遭德軍炮火直接命中，官兵全部陣亡的經過，只有杜傑曼一個人劫後餘生。
美國將軍卡魯德一向視部下生命如草芥，他所負責的作戰行動已經造成一萬八千名官兵死傷，早已是大家公認的瘋子。有一回敵方炮擊時，他正站在一張作戰圖前面，向部下解釋又一次瘋狂至極的伏擊行動。這個伏擊行動註定會像卡魯德其他的作戰計劃一樣，走上相同的厄運，成功製造出新的寡婦。
炮擊停止之後，杜傑曼兩眼昏花，耳朵也聾了，他的鼻子、耳朵與眼角都流著血，下體也因炮擊的劇烈震盪而腫脹；隨後當他正想找路走出幾分鐘前還是作戰總部的屠場時，撞見卡魯德的屍體。他望著將軍的屍體，然後開始又叫又笑，他自己被炮彈震聾的耳朵什麼也沒聽見，卻讓醫務兵知道散落的瓦礫碎片中還有生還者。
卡魯德並沒有在一轟之下身首異處或斷胳臂斷腿……至少一次大戰的軍人心中想到不得全屍而亡的情況，都是沒了手、沒了腿、眼睛瞎了、肺裡吸滿毒氣等；他說卡魯德將軍的死相倒沒有那麼慘，如果他的母親看到他，還是一眼就可以認出他來。可是那張作戰圖……
……炮擊之時，卡魯德指著的那張作戰圖……
那張圖不知怎的竟印在他臉上，杜傑曼瞪著他臉上那張死亡面具，卡魯德的眉骨正好在布列塔尼島的巖岸上，萊茵河彷彿藍色疤痕般奔流在他的左頰上，下巴則紋印著世上最佳的釀酒勝地……薩爾區彷彿劊子手的套索般繞著他的喉嚨，凸出的眼球則印上了凡爾賽三字。
這是一九七幾年的聖誕節說的故事。
我還記得其他幾個故事，不過都不是我在這裡真正想說的重點，其實連杜傑曼的故事都不是重點……不過那是我在249號b所聽到的第一個「聖誕故事」，我實在忍不住要說出來。今年感恩節過後的星期四，當斯蒂芬拍掌問誰要講聖誕故事時，麥卡朗說道：「我想我有一個故事可以講，現在不說，以後就不能說了，因為過不了多久，上帝就會叫我永遠開不了口。」
我去249號b這麼多年，從沒有聽麥卡朗講過故事。或許這就是為什麼我那麼早就叫好計程車的原因，也是為什麼當斯蒂芬替我們六個冒著大風雪來聽故事的人端蛋酒時，我會覺得那麼激動又興奮；有這種感覺的人並非只有我一個，我看見其他人也面帶興奮。
又老又幹的麥卡朗坐在爐火旁的大椅子上，粗糙的手裡握著一袋粉末。他把紙袋丟進去，我們注視火焰瘋也似地變換著顏色，最後才恢復到原來的黃色火焰；斯蒂芬端白蘭地酒給我們，我們給他酬謝金。在這一年一度的大典中，有一回，我曾聽見零角子鏗鏘有聲地從施者手中移至受者手裡，也有一回我目睹一張千元大鈔塞進斯蒂芬手中，但在這兩種不同的情形下，斯蒂芬悄然道謝的聲音完全一樣，毫無差別對待。我隨華特豪斯到249號b已經十年了，儘管外面的世界變幻無常，這裡卻一成未變，斯蒂芬好像永遠不會老，一天也不曾老去。
斯蒂芬退回陰影中，然後即是一陣闃然寂靜，連壁爐裡水分逸出木柴的颼颼聲都清晰可聞。麥卡朗專心望著爐火，我們也都追隨他的目光；那天晚上的火焰似乎分外猛烈，我覺得爐火的景象幾乎讓我目眩神迷——我猜想我們的老祖宗山頂洞人也曾在寒風呼嘯的冬夜裡，對著洞裡的爐火心神恍惚。
之後，麥卡朗的身子稍稍前傾，眼睛仍望著爐火，他把兩手交叉夾在膝蓋間，開始說故事。
2呼吸方法
我已年近八十，也就是說我是跟二十世紀一起誕生的。我這輩子，都跟麥迪遜花園廣場對街的一幢建築物息息相關；這幢建築物看起來就像一所灰色的大監獄——有幾分類似《雙城記》裡描述的監獄——但它其實是一間醫院，這間醫院叫海莉紀念醫院，取自我父親第一任妻子的名字，她從現在的中央公園還是放羊牧地的時候，就已經是正式護士了。在醫院前面的院子裡，還有一座她的雕像；要是你們碰巧有人看過這座雕像的話，一定會奇怪一個樣子那麼嚴肅、似乎絲毫不肯通融的人，竟會選擇如此需要溫情與愛心的行業。雕像底座上刻著箴言，如果你懂拉丁文，那麼這句話就更加令人不舒服了。它是這麼寫的：沒有經歷痛苦，就沒有真正的安樂，是故救贖之前，必先承受痛苦的煎熬。
我於一九〇〇年三月二十日，在那幢灰石建築物裡誕生。一九二六年，我又回到那家醫院擔任實習醫生。二十六歲才踏出行醫的第一步，年紀似乎大了一點，但一次世界大戰末期，我已經在法國有過很實際的實習經驗；我曾替病人補好破裂的膽囊，再把它放回病人被炸開的腹部；我也跟黑市做過嗎啡交易，這種嗎啡有一股怪臭味，有時候還具危險性。
我們跟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那一代醫生一樣，都是一群經驗實在老到的外科大夫，幾個主要醫學院的資料也顯示由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八年的醫學院學生少有失敗者。我們年紀比較大，經驗比較豐富，表現出來的水準也比較穩定；我們是不是比較聰明呢？我不知道……不過我們的確比較憤世嫉俗。我們第一次驗屍時，絕不像一些通俗醫學小說上所描述的又昏倒、又嘔吐，那些都是胡說八道；早在貝勞伍德戰役中目睹母老鼠啃食士兵腐爛的腸子時，我們就已經吐過了。
海莉紀念醫院後來因為一件事情而大大出名，這件事發生在我擔任實習醫生之後的第九年——也是今晚我要告訴各位的故事。你們會認為這故事並不適合在聖誕節講（儘管故事的最後一幕發生在聖誕夜），不過這個恐怖的故事讓我體會到受命運擺佈和詛咒的人類所擁有的驚人魔力，並親眼目睹了意志力的神奇……極其恐怖、黑暗的力量。
各位，「嬰兒出生」對許多人而言是一件可怕的事。現在很流行讓父親待在產房裡，親眼看到孩子出生，許多男人因此頗覺罪孽深重，雖說我不認為有必要把所有罪過都攬在父親身上（有些女人故意利用這種罪惡感，而且手法近乎殘忍），但大體而言，這麼做有百利而無一害。不過我看過許多男士白著臉踉踉蹌蹌地走出產房，也看過不少男人像女人一樣昏倒，因為受不了太太的哀號痛呼與血淋淋的景象。我記得有一位父親原本一直把持得很好……但等到健康的兒子奮力來到人間時，他開始歇斯底里地尖叫不止；嬰兒的眼睛是張開的，彷彿在四下張望……然後便望著他的父親。
各位，「嬰兒出生」是神奇的，可是我從不覺得它美麗——無論你的想象力多麼豐富；我認為嬰兒出生的過程太殘忍、太不愉快了，毫無美感可言。女人的子宮就好像引擎一樣，受孕之後，引擎便開始轉動，起初轉得很慢……然而到了嬰兒出生的時候，引擎開始越轉越快、越轉越快，原本低低的空轉聲變成連續不斷的嗡嗡聲，緊接著是隆隆響，最後則是讓人聞之心驚的哭號。一旦引擎開始轉動，每一位準媽媽都知道自己的生命飽受威脅，不是順利把孩子生下來，然後引擎靜止，就是引擎的聲音越來越大，轉速越來越快，直到爆裂開來，於是產婦在鮮血與痛苦中死去。
這是一個嬰兒誕生的故事，各位，發生於我們慶祝了快兩千年的耶穌誕生日前夕。
我在一九二九年開始行醫——這一年對任何創業的人來說，都是歹年。我祖父居然有能力借我一小筆錢，因此我比許多同業幸運得多，但是以後的四年還是得靠自己想辦法，才得以溫飽。
到了一九三五年，情況稍稍好轉。我已稍有基礎，有一些固定病人，並有許多海莉紀念醫院轉介來的門診病人。那年四月，我看了一位新病人，一個年輕女人，姑且稱她珊蒂·史黛菲好了——跟她的真名很接近。她是個年輕的白種女人，自稱已二十八歲；在我替她檢查過後，我斷定她的歲數比她所說的起碼小三到五歲。她一頭金髮，身材苗條，而且在那時候算是很高的——大約五英尺八英寸，長得蠻漂亮，但表情冷淡，很難親近的樣子；她的五官端正而清秀，眼睛透著伶俐……嘴唇的線條堅定而自信，跟紀念醫院前面的雕像一樣。她在掛號單上登記自己姓史密斯；我的檢查結果是她已懷孕兩個月，但她手指上沒有婚戒。
初步檢查後——但在懷孕測驗的結果出來之前——我的護士戴太太說：「昨天那個女孩，珍·史密斯？一定是個假名！」
我同意，不過我還是滿欣賞她的。她不像一般未婚媽媽那樣猶豫彷徨，一會兒咬指甲，一會兒臉紅，又哭得抽抽噎噎的；她直截了當，公事公辦，連用假名都不像是因為感到羞愧，而是為了實際上的需要，因此她沒有費心去捏造一個比較逼真的假名。她好像在說：「掛號單上必須寫名字，這是法律的規定，所以我給你一個名字，不過我寧願相信我自己，也不相信陌生人的職業道德，希望你不要介意。」
戴太太嗤之以鼻地說了她幾句——「摩登女郎」，以及「厚顏無恥」——不過戴太太是個好女人，不過隨口說說罷了，她和我一樣清楚，無論我們的新病人是做什麼的，她都不會是隨便而放蕩的女人。不，「史密斯」只是一個極為嚴肅而堅決的年輕女人（如果這兩種特質也能用「只是」來形容的話）；對她來說，目前的處境非常困難，但她準備儘可能優雅而有尊嚴地渡過難關。
初診後一個星期，她又來了。那天天氣好極了，是開春以來最像春天的春天，空氣清新溫和，天空是柔和的藍，微風中散發著一股溫暖又難以言喻的氣味，彷彿大自然放出訊號，告訴世人「一年復始，永珍更新」。在這種天氣裡，大家都渴望擺脫一切責任與束縛，與心愛的女人遠離塵囂，面對面靜靜坐著——也許到柯尼島，或是坐船渡過哈德遜河，在草地上鋪好格子布坐下來野餐，身邊的女士則頭戴寬草帽，身穿無袖洋裝，和今天的天氣一般亮麗。
「史密斯」小姐的衣服有袖子，不過仍然和那天的天氣一樣亮麗；那是一件時髦的白色滾棕邊衣服，配上棕色鞋子、白色手套，與一頂稍稍過時的鐘形女帽——那是我頭一次看出她絕對不是有錢人。
「你懷孕了，」我說，「我想你大概不意外吧？」
如果她要流淚的話，現在該是時候了。
「不意外，」她非常鎮定地說，眼中毫無流淚的徵象，正如那天萬里無雲的晴空。「我一向很有規律。」
然後是片刻的沉默。
「我的預產期大概在什麼時候？」她問道，伴隨著一聲幾乎聽不見的嘆息，就像我們要彎下身子提重物時可能發出的聲音。
「聖誕節前後，」我說道，「預產期是十二月十日，不過前後兩個星期都有可能。」
「好吧，」她猶豫一下，才又說道，「你願不願意替我接生？我是說，儘管我還沒結婚？」
「我願意，」我說道，「不過有一個條件。」
她皺皺眉，在那一刻，她的臉孔像極了海莉的雕像；一般人不會想到二十來歲的年輕女人皺起眉頭來會有多麼嚴肅，但她就嚴肅得可怕。她似乎準備好隨時掉頭就走，即使她知道另外找醫生的話，她得重新忍受一次尷尬的過程，也在所不惜。
「什麼條件？」她彬彬有禮地問道。
現在該輪到我不敢逼視她那雙淡褐色眼睛了，但我仍然望著她。「我必須知道你的真名。如果你希望以現款付診療費，我們就照你的意思，我也會請戴太太在收據上繼續用‘珍·史密斯’這個名字，不過如果以後的七個月你想做我的病人，我希望能以你的真名稱呼你。」
我發表完這篇簡短生硬的演說，然後注視她的反應，我幾乎以為她就要站起來，謝謝我前面花了那麼多時間，然後就一去不回頭了，果真如此，我會很失望。我喜歡她，我更喜歡她應付難題的坦白與直接，女人碰到這個問題時，十之八九都會愚蠢地撒下漫天大謊，因為預產期一天天逼近而恐慌，也為自己的處境深感羞愧，以至於亂了陣腳。
我相信今天許多年輕人會覺得這種心態荒唐、醜陋，甚而難以置信，現代人大都急於表現自己心胸寬闊，認為未婚媽媽應比一般媽媽受到更多關注與照顧。但各位應該記得很清楚，以前並非如此——過去在正直與偽善相結合下，未婚懷孕的女人所面臨的情況是非常困難的。當時女人婚後懷孕非常光彩，地位穩固不說，又驕傲地完成了上帝賦予她的天職，而未婚媽媽在世人眼裡是個賤貨，在她自己眼裡，大概也是如此；套一句戴太太的話，她們「很容易上手」，而在那時候，這種罪過不會被輕易原諒。於是這種女人都會偷偷溜到別的城鎮生產，有的人吞藥丸，有的人跳樓自殺，有的去找髒手髒腳的庸醫墮胎，有的自己動手。我做醫生以來，就看過四個女人因為子宮穿孔、失血過多而死；其中一個女人還是被綁在刷子柄上的汽水瓶缺口刺破子宮而死。現在好像難以相信當時會發生這種事情，但是這種事的確發生過，各位，這是健康的年輕女人最不願碰到的事。
「好吧，」她終於說道，「夠公平；我叫珊蒂·史黛菲。」接著她伸出手，我有點驚愕地握住她的手，也很高興沒讓戴太太看見，她倒不會說什麼，不過下星期的咖啡大概會比較苦一些。
她微笑了——我想是因為我臉上發呆的表情——並且坦然望著我。「麥卡朗醫生，希望我們能做朋友，我現在很需要朋友，我怕極了。」
「這我瞭解，史黛菲小姐，我會盡量做個稱職的朋友。現在還有什麼地方需要我幫忙嗎？」
她開啟手提包拿出小記事本和一支筆，然後翻開本子，握好筆，抬頭看著我。一時之間，我還以為她要問我有沒有認識的醫生可以幫她墮胎，然後她才說：「我想知道該吃什麼最好，我是說為了小孩好，我應該吃什麼？」
我放聲大笑，她有幾分驚訝地看著我。
「對不起——我是笑你太一板一眼了。」
「也許，」她說道，「養小孩本來就該一板一眼，是不是，醫生？」
「是，當然是。我都會給懷孕的病人一本冊子，告訴你該吃什麼，喝什麼，體重和抽菸等等，請你看這本冊子的時候不要笑，否則我會難過，因為冊子是我自己寫的。」
其實那本冊子只能算是零星的摘記，後來便成了我的書——《孕婦實用指南》，那時候我對產科學與婦科學非常感興趣——現在依然——不過在那時候，除非你背景雄厚，否則最好不要選婦產科，即使人脈廣，也得花個十年或十五年才可能小有名聲。由於戰爭的關係，等我掛出招牌開始行醫之時，年紀已老大不小了，沒有多少時間可以浪費。好在當個開業醫生，我還是能照顧很多快樂的準媽媽，接生很多小寶寶。到現在為止，我已接生了兩千多個寶寶——足夠坐滿五十間教室。
我在婦產科花的心血比其他方面都來得多，又因為我對這方面有強有力的見解，而且很熱心，所以我都根據自己的經驗與心得寫冊子，絕不隨便讓孕婦到市面上買那些魚目混珠的書籍；我不準備詳述這些爛書——否則我們會在這兒待一整晚——就隨便舉幾個例子好了。
很多書都勸孕婦儘量不要走動，尤其不可以走太長的距離，怕會發生小產或「生產傷害」之虞。生產是一件費力無比的事，這種勸告就等於叫即將面臨大賽的球員儘量坐著不動，以養精蓄銳一樣。另一個權威的建議——出自許多名醫之口——是稍稍過重的孕婦，可以抽菸減肥……抽菸！理由就和廣告詞一樣：「與其吃糖，不如來根菸吧！」很多人以為二十世紀是醫學啟蒙和理性的年代，那麼他們完全不瞭解有時候瘋狂的醫學會荒謬到什麼地步。或許也無所謂吧，每個人都會變老。
我把小冊子給她，她全神貫注看了差不多五分鐘，我問她介不介意我抽菸鬥，她的頭抬也不抬，只漫應一聲，等她終於抬起頭來時，她的嘴角掀起一抹微笑。「麥卡朗醫生，你是激進派？」
「為什麼這麼說？是不是因為我告訴準媽媽儘量多走動，不要坐烏煙瘴氣的地鐵？」
「什麼‘產前維他命’……游泳並無大礙……還有呼吸練習！什麼是呼吸練習？」
「以後就用得上了。還有，我不是激進派，差遠了。我下一個病人已經等五分鐘了。」
「喔！對不起。」她迅速站起來，把厚厚的冊子塞進皮包裡。
「沒關係。」
她一邊穿外套，一邊以淡褐色的眸子望著我。「對，」她說道，「你完全不是激進派，我相信你其實相當……輕鬆自在？這個形容詞好不好？」
「我喜歡，」我說，「等一下出去見到戴太太時，她會幫你預約下一次看診時間，下個月初再來，我還需要替你檢查。」
「你那位戴太太不喜歡我。」
「喔，我敢說你一定弄錯了。」但我從來不擅長說謊，我們之間的親切陡地消失，我並沒有送她出診療室。「史黛菲小姐？」
她轉過來面向我，臉上帶著冷然詢問的神色。
「你準備把孩子生下來嗎？」
她匆匆打量我一下，然後微笑——我相信只有懷孕的女人懂得那種神秘的微笑。「當然。」她說著走了出去。
那天將結束時，我治療了一對全身紅腫的雙胞胎，兩個都中了毒葛類的毒；我還刺破了一個病人的膿包，從電焊工眼睛裡拔出一個金屬鉤，又轉介一位確定罹患癌症的老病人到紀念醫院治療。我已經完完全全把史黛菲給忘了，直到戴太太說了一句話，我才又想起來。
「也許她並不那麼討人厭。」
我從最後一位病人的病歷表裡抬起頭來。我已經對著這個病歷看了好久，心裡暗自憎恨自己沒用，大半的醫生知道病人無藥可救，而自己又無計可施時，都有這種感覺，還想為這種病歷檔案刻個橡皮圖章，刻的不是「餘款未收」、「已付清」或是「病人遷移」，而是「死亡狀」，也許字上面再刻個骷髏頭，下面有兩根交叉的骨頭，就好像毒藥瓶子上的標示那樣。
「你說什麼？」
「我說你那位史密斯小姐，她早上臨走前做了一件不尋常的事。」從戴太太的表情看來，很明顯，她並不討厭這件不尋常的事。
「什麼不尋常的事？」
「我把約診卡給她時，她叫我算一算診療費，所有的診療費！包括接生與住院的所有費用。」
這的確是一件極不尋常的事。別忘了，當時是一九三五年，史黛菲小姐給人的感覺是孤家寡人一個，她富有嗎？我不這麼認為，她的衣服、鞋子與手套都很時髦，但她沒有戴首飾——連人造首飾都沒有。還有她的帽子，是不折不扣的過時款式。
「你幫她算了嗎？」我問道。
戴太太瞪我的神情，活像我的腦筋已經不清楚了。「當然算了！她把錢全數付清，而且是用現款付。」
顯然最叫戴太太詫異的，就是最後一件事（不過當然是一種愉快的驚奇），但我絲毫不感到意外，史密斯小姐什麼都可以做，惟獨不能開支票。
「她從皮包裡拿出銀行存摺，攤開，數了數，就把鈔票放在我桌上。」戴太太仍繼續說道，「然後她把收據夾在原先夾鈔票的地方，再把存摺放回皮包裡，說了聲再見就走了。比那些所謂‘有頭有臉’、卻總愛賴賬的老病人好多了！」
我覺得懊惱不已，我不喜歡姓史黛菲的女人這麼做，更對戴太太那麼洋洋自得起了反感，同時我也生自己的氣，從當時一直到現在，這件事總是莫名其妙地使我自覺渺小無比。
「可是她不能預付這些錢，是不是？」我問道。我實在不該在這種小事情上大做文章，不過當時我只想到這麼問，以表達我又好氣又好笑的挫折感。「我們還不知道她可能會住院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