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車上，我大嚼了將近兩米長的甘草糖。要不是甘草糖吃完了，再讓我吞個兩米也完全不在話下。
弗蘭克住在一臺房車裡，房車停在一片沙漠灌木叢的房車營中。我們開到他房車旁的一條沙土車道上，他停下車，告訴我：「在這兒等一下，我先進去給安妮特介紹一下你。」
幾分鐘後，兩個人一起從房車裡走了出來。安妮特滿頭灰髮，身形豐腴，從她臉上的表情不難看出，她對我並不歡迎，還有幾分警惕。弗蘭克把我的背包從卡車上拖下來，她不滿地嘟囔著：「你就這麼多東西？」我跟著兩人進了屋裡，弗蘭克馬上進了洗手間。
「別客氣。」安妮特對我說。我聽話地坐在廚房外的餐桌旁，等著她為我準備飯食。餐桌的另一角放著一臺小電視，音量開得很大，聲音雜亂得幾乎讓人聽不清楚。電視裡播放的又是「辛普森殺妻案」的庭審。我正看著，安妮特從廚房裡走出來，把盤子放在我的面前，「啪」的一聲關掉了電視。
安妮特說：「耳邊整天都是辛普森這、辛普森那的，非洲那些捱餓的兒童卻無人關心。」她指了指我面前的食物，「你開吃吧。」
我不想讓她看出我對食物有多麼飢渴，於是佯裝無所謂地說：「等一等吧。」說完，我低頭看了看眼前的食物，盤子裡滿滿地堆著烤牛排、罐裝玉米以及土豆沙拉。我本想起身去洗手，但生怕這麼做會推遲了晚飯的時間。無所謂，反正餐前洗手的概念於我而言，已和電視上的新聞報道一樣遙遠了。
「吃呀！」安妮特用塑膠杯為我倒了一杯櫻桃味的飲料，放在我面前。
我用叉子把一塊土豆沙拉送到嘴裡，味道之美，簡直讓我飄飄欲仙。
「你是大學生嗎？」
「是啊。」我回答道。我一身的泥灰和臭氣，居然看上去還有大學生的樣兒，這讓我心裡美滋滋的，「或者說，我是曾經的大學生。我四年前就畢業了。」說完後，我又吃了一口飯，意識到剛才的話嚴格來說並不能算是實話。雖然我在母親病逝之前曾經承諾過要拿到學士學位，但是我並沒有履行諾言。母親是在春假那周的週一離去的，七天之後，我回到了學校。在學期結束前，悲慟將我打擊得昏昏沉沉，我把自己埋在了沉重的課業之中，卻沒能拿到學位證，因為我沒有完成一篇五頁長的中級英語論文。這篇論文本應是小菜一碟，但當我開始寫的時候，卻只能盯著空白的電腦螢幕發愣。走過主席臺，身穿學士袍、頭戴學士帽的我接過一張捲成卷的證書，但開啟一看，裡面卻寫著我早已預料到的內容：如果不完成那篇論文，我就不能拿到學士學位。大學上完了，而留給我的只有助學貸款。據我計算，這筆貸款要到我43歲時才能還清。
第二天早晨，弗蘭克開車把我送到高速公路旁的一家便利店門口，讓我自己搭車去一個叫裡奇克雷斯特（ridgecrest）的鎮子。我在店門口坐著，一個送薯條的送貨員從店前經過，我問他能否讓我搭車，雖然他的公司規定不能用車載搭便車的人，但他還是答應了。我鑽進他的大卡車裡，他馬上自我介紹說他叫特洛伊。每個星期，他有五天的時間都在南加州開車送各種各樣的薯條，17歲他還在上高中時和女同學墜入愛河，兩人結婚相守至今已有17年了。
「我這輩子，先自由了17年，然後又被監禁了17年。」他雖然是在開玩笑，但從聲音中不難聽出他的悔恨，「如果能和你交換位置，上刀山下火海我都心甘情願。」他邊說邊開車，「我生性自由，卻從沒勇氣去追求過自由。」
他把我送到託德戶外用品商店，託德先生親自幫我拆洗了爐子，為我安上了一個新的過濾器，找到了合適的天然氣，還看著我把火點燃，檢查爐子是否已經修好。我又買了些用來處理傷口的強力膠帶和第二代疤痕修復貼，然後到一家快餐店點了一杯麥芽巧克力和芝士漢堡配炸薯條。每咬下一口，我都覺得口中香氣四溢，和昨天的晚餐一樣美味如珍饈。餐後，我在鎮上四處漫步，車輛從身旁呼嘯而過，車裡的司機和乘客用冷冷的眼神好奇地轉過頭打量著我。我走過快餐店和汽車經銷店，考慮著是該現在就招手搭車離開，還是先在裡奇克雷斯特住一晚，明天再回太平洋屋脊步道。我站在一個十字路口旁，正在考慮該往哪個方向走時，一個蓬頭垢面的騎著腳踏車的男人在我的身邊停下，手中拿著一隻發皺的紙袋。
「你這是要出鎮嗎？」他問道。
「可能吧。」我答道。他小小的腳踏車兩側畫著花哨的火焰圖案，明顯是輛童車，他騎上去有些格格不入。
他問我：「你往哪邊走？」他身上的氣味很嗆人，我差點兒咳嗽起來。但轉念想想，我身上的氣味估計也好不到哪兒去。雖然晚飯後我在弗蘭克和安妮特家裡洗過澡，但我的身上仍穿著髒衣服。
我告訴他：「我今晚可能要在旅店過一夜了。」
他大吼道：「千萬別！我在旅店裡住了一夜，然後就被關到監獄裡去了。」
我點點頭。原來他以為我和他是同道中人，也是個流浪漢，或是個逃犯。原來我並不是什麼所謂的女大學生，連曾經的女大學生都算不上。我沒費口舌跟他解釋徒步旅行的事兒。
他把紙袋遞給我：「這個給你吧。裡面有面包和紅腸，你可以自己做三明治吃。」
對他的好意，我既覺得感動，又有些反感：「謝謝你，不用了。」
他並沒有騎車離開的意思，又繼續問道：「你是哪裡人？」
「明尼蘇達人。」
「啥？！」他大呼一聲，臉上閃現出一個大大的笑容，「你可是我的好姐妹呢！我是伊利諾伊人，伊利諾伊和明尼蘇達不是好鄰居嗎？」
「嗯……差不多算是鄰居吧。咱倆中間還隔著個威斯康星州呢。」我脫口而出，而後馬上有些後悔了，因為我並不想傷害他的感情。
「但也還算是鄰居呀。」他說著，把手伸得低些，好讓我和他擊掌慶祝。
我伸手相迎。
他騎車離開了。「祝你好運。」我對他說。
我走到一家食品雜貨店，在貨架前轉來轉去，面對小山似的食物，猶豫著該買些什麼才好。我挑了幾樣食品，來填補我沒法做飯時吃掉的食物的空缺。然後，我沿著一條車輛繁多的快速路走了一段，找到一間看上去像是鎮上最便宜的旅店。
我問櫃檯後的男人有沒有空房間。他對我說：「我叫巴德。」他愁容滿面，從咳嗽聲不難判斷是個煙鬼，面龐佈滿皺紋，耷拉著黑褐膚色的雙下巴。我告訴他我正在徒步旅行，他聽聞後，非要幫我洗髒衣服。我百般推託，而他卻說：「親愛的，我在洗床單和毛巾的時候把你的衣服順帶著往洗衣機裡一扔就可以了。舉手之勞嘛！」
我走進自己的房間，把身上的衣服脫掉。雖然正值炎炎6月，但我並沒多想，套上我的雨衣和防雨褲，走回了服務檯。我有些歉意地把一堆髒衣服交給巴德，再次向他表示了感謝。
巴德說：「我喜歡你的手鐲，所以才願意幫你洗衣服的。」我把雨衣的衣袖卷高，和他一起看了看我的手鐲。手鐲已經褪色，活像一隻銀質的手銬。幾周前，我的朋友艾梅和我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條街道上分別時，她把這隻刻著「pow/mia」sup(1)/sup的手鐲戴在了我的手上。
巴德從櫃檯的另一邊伸出手握住我的手腕，把我的手腕翻轉過來，讀著手鐲上的文字：「威廉·j.克羅基特」。讀完後，他鬆開了我的手腕。艾梅事先做過一些調查，向我講述了威廉·j.克羅基特的身世：他是一位空軍飛行員，離26歲生日還有兩個月時，他駕駛的飛機在越南被擊落。這隻手鐲在艾梅手上已經戴了幾年，從未摘下來過。自從從她手中接過這隻手鐲，我也一直沒有摘下過。巴德告訴我：「我是個越戰老兵，所以對這種和越戰有關的東西特別敏感。我把旅店裡唯一一間帶浴缸的房間給你，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是1963年去的越南，那時候我還不到18歲呢。現在我是反戰的，所有的戰爭都一律反對，百分之百地反對，除非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旁邊的菸灰缸裡有一支未熄滅的煙，巴德拿起煙，卻沒有往嘴裡送，「今年內華達山脈上有積雪，你應該知道吧？」
「積雪？」我問道。
「今年的降雪都破紀錄了，能見度差極了。如果你想打電話問問相關人員的話，鎮上正好有個土地管理局辦公室。」說完，他吸了一口煙，「你的衣服再過兩個小時就能來取了。」
回到房間，我先衝了澡，然後又泡了個澡。之後，我把床罩拉開，躺在被單上。這房間裡雖然沒有空調，但我仍覺得很涼爽。經歷了步道的磨礪，現在我有種前所未有的愉悅感。我站起身來，在背包裡翻找到《我彌留之際》，靠在床上讀了起來，而巴德那有關積雪的提醒，卻如電流一般穿過我的全身。
我是在明尼蘇達州長大的，對雪當然不陌生。我鏟過雪，在雪地上開過車，玩過雪球，也曾透過窗戶看著雪花紛飛落在地上，幾個月不化。但這次的雪卻有所不同，內華達山脈上的雪肆虐非凡，整座山脈都以雪命名。在西班牙語中，「內華達山脈」一詞，就是「雪之山脈」的意思。
我其實一直都在這雪之山脈上行走，想來還真有點兒不可思議。剛剛踏上太平洋屋脊步道時途經的乾旱山地，其實就是內華達山脈的一個組成部分，但那並不屬於塞拉高地地區。塞拉高地地區指的是肯尼迪草原之後讓人望而卻步的花崗岩形成的層巒與峭壁。100年前，登山家兼作家約翰·繆爾在此探險的經歷可謂盡人皆知，他對此山也是讚不絕口。在登上太平洋屋脊步道之前，我並沒有拜讀過繆爾的著作，但我知道，他是環保組織塞拉俱樂部的建立者，一生致力於防止和減少牧羊人、開礦者、旅遊開發商等現代社會的力量對山地造成的破壞。正是由於他本人以及與他志同道合的人們的努力，內華達山脈才能在今天保持其荒野的面貌。但很顯然，這片荒野現在已變成一派冰天雪地。
其實，這也不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情。旅行手冊的四位作者已經在書中提醒過讀者提防塞拉高地可能會出現的雪情，我也算是有備而來的——至少，在踏上步道之前我的準備看來還算充分：我買了一把冰鎬，並且把冰鎬和其他裝備一起裝箱寄到了肯尼迪草原。在購買時，我以為這把冰鎬只有在我攀到步道的最高處時才會派上用場。根據旅行手冊的資訊，一般來說，當我在6月下旬和7月登上塞拉高地時，大部分雪已經融化了。但我從未想過今年會出現與以往不同的特殊情況，因此也就沒有防患於未然。
我在床頭櫃上找到一個電話簿，翻找到當地土地管理局的電話，撥通了號碼。
接電話的女士應聲說：「對，今年山上有雪。」她對具體情況不是很瞭解，但她確定塞拉高地今年的降雪量是破紀錄的。我告訴她我正在太平洋屋脊步道徒步旅行，她主動要求開車送我去步道。放下電話，我為找到了便車而心感寬慰，反倒不太擔心雪情了。因為那雪離我還很遠，在我還顧及不到的地方。
第二天下午，土地管理局的那位好心女士把我送到步道上一個叫「步行者道口」的地方。目送她的車離去時，我覺得與九天前踏上步道時相比，自己不僅受到了磨礪，自信心也有所增強。在過去的幾天裡，我躲過了一頭得克薩斯長角公牛的襲擊，一路跌跌撞撞、傷痕累累，還順著一條人跡罕至的偏道繞過一座馬上就要被炸燬的山；我途經無邊無際的沙漠，越過數不清的山頭，捱過了幾天不見人的孤寂；我的腳上磨出了泡，皮膚蹭出了血，揹著超過我一半體重的背包走過了這崎嶇不平的步道。這一切，都是我自己一人完成的。
這一切總是有點兒價值的，是吧？我一邊默默地想著，一邊走過步行者道口附近一個簡陋的野營地，準備找個地方紮營。時間已經不早了，但天色還算明亮，6月的最後一週就是如此。我紮起帳篷，用剛剛修好的爐子做了我在步道上的第一頓熱飯——幹豆角配米飯。層巒之上的蒼穹在絢爛的色彩中漸漸變暗，能看到這般美景，我覺得自己是這世上最幸福的人。這裡離肯尼迪草原還有52英里，離步道上的第一處水源有16英里。
到了早晨，我把裝水的容器灌滿後放進背包裡，然後穿過了178號高速公路。下一條與內華達山脈相交的公路距離我的直線距離有150英里，在北邊的圖奧勒米草原附近。我頂著早晨炙熱的驕陽，循著步道崎嶇的陡坡往上爬。四面環繞的遠近山地之景躍入眼簾，南邊不遠處是斯科迪荒野，往東遠遠能看到艾爾帕索山，西北方是多姆荒野，是我幾天後就要到達的地方。這些景緻各有特色，但在我看來卻大同小異。我的眼睛已經習慣了群山環繞的景緻，視野也在過去的一週內有了改變。現在我已經適應了滿眼連綿不絕的層巒疊嶂，也熟悉了在天地交會的山頂上行走的感覺。
但我很少往天上看，每走一步，我的雙眼都會緊盯著鋪滿沙礫的步道，我時而上爬、時而下行，雙腳有時會在地上打滑。肩上的背包隨著我的腳步發出令人生厭的嘎吱聲，聲響仍是從離我耳朵只有幾英寸的某個地方傳出來的。
我一邊前進，一邊強迫自己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肩膀、後背上部、雙腳和臀部這些痛處，但卻只能堅持很短的時間。走過詹金斯山的東側，我幾度駐足觀望腳下向東延伸至天際的廣袤大漠。下午時分，我來到一處崩落的石堆前停下腳步。我抬頭看看山坡，雙眼從上到下打量了一下石堆。這裡本是一條普通人可以輕鬆走過的兩英尺寬的平坦小道，但現在卻被山上滑下的稜角尖銳、拳頭大小的岩石堵住了。我背上壓著重擔，不但連普通人的腳力都難以企及，而且連根平衡身體的登山杖都沒有。我連要帶一把可摺疊式的鋸子都能想到，為什麼偏偏想不到要帶一根登山杖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身旁只有些稀疏的低矮灌木，因此就地取材是不大可能了。我別無選擇，只有徒手爬過去了。
我半蹲著踏上了石堆，雙腿顫抖，生怕我那佝僂的腰身會擾動了石塊，讓石塊一股腦兒地往山下翻滾。我踏空了一腳，重重地單膝跌倒在地，只得齜牙咧嘴地站起身來，更加小心翼翼地摸索著向前爬去。每邁出一步，背包中的儲水袋就會發出嘩嘩啦啦的響聲。爬到石堆的另一邊，我幾乎要手舞足蹈了，也忘了正流血的膝蓋的陣陣疼痛。「終於過去了！」我慶幸著。然而，我錯了。
那個下午，我爬過了三個石堆。
當天晚上，我在詹金斯山和歐文斯山中間的一塊高地上紮起了帳篷。為了到達這裡，我的身體可謂歷盡千辛萬苦，但我其實只走了8.5英里的路途。
我狠狠地自責一番，埋怨自己走得不夠快。但現在，當我渾身僵直地坐在野營椅上，用勺子一口一口地從放在兩腳之間的鍋裡往嘴裡送著熱氣騰騰的晚餐時，我的心中只有感激，感激自己已經走了這麼長的路。現在我正置身於海拔7000英尺高的山間，放眼四周，一片蒼茫。西邊，一輪太陽正在橙粉色的晚霞中落入山後；東邊，則是一望無垠的沙漠山谷，綿延至天空的盡頭。
內華達山脈是地殼擠壓形成的斷塊山，西坡佔整個山脈的90%，自山頂逐漸下降，連線肥沃的山谷，最後到達加州海岸。而太平洋屋脊步道就在加州海岸以東200英里處，與海岸線基本保持平行。內華達山脈東坡與西坡的地貌截然不同，東側多為突兀的絕壁，向下俯衝至一片開闊而平坦的沙漠，再與內華達州境內的大盆地接壤。我之前只看到過內華達山脈一次，那是我和保羅離開紐約幾個月後在西部旅行時的事情了。我們先在死谷紮營休息，第二天，我倆在荒無人煙似異星奇景的天地中駕車數個小時後，中午時分，內華達山脈在西邊地平線露出了真容，似一張巨大而無法穿越的白色屏障拔地而起。而現在，坐在山脊之上，我幾乎已無從憶起那時所看到的山的模樣了。我呆望著腳下的大地，卻因疲頓連起身走到帳篷裡的氣力都沒有了，只是仰望著逐漸變暗的天空。頭頂上，一輪明月躍然天幕；腳底下，因紐肯和裡奇克雷斯特鎮的燈光在遠處忽明忽滅。萬籟俱寂，卻如巨幕般將我籠罩；萬物縹緲，卻如重擔般壓在我的周身。我想，這就是我此行的目的，也是我的收穫吧。
最後，我站起身來，在帳篷中把睡袋鋪好。我突然意識到，我從沒有在太陽落山後穿過那件帶帽的羊毛衫，甚至連長袖衫也一次沒穿過。這是我上路後第一次意識到這個事實，這裡雖是海拔6000英尺的高山，但空氣中卻連一絲冷意也沒有。那一夜，我體會著赤裸的胳膊上溫暖柔和的空氣，心裡美美的。但第二天上午10點，我的感激之情卻蕩然無存了。
我的滿心感激，都在無情而炙熱的高溫下蒸發了。
中午時分，熱浪毫不留情地席捲而來，步道暴曬在烈日之下，我真懷疑自己是否能生存下來。高溫灼人，我只得每走十分鐘就停下來歇息五分鐘，利用這間隙對著水瓶大口大口地往身體裡灌那早已蒸成熱茶的水。我一邊前行，一邊不停地呻吟著，彷彿這呻吟聲能為我帶來幾絲慰藉的涼意，但實際上於事無補。太陽仍炙烤著我，不為我留一絲情面，對我的生死不予一絲憐憫。乾旱的灌木與參差不齊的樹木並不為熱浪所動，仍然堅定不移地挺拔著身姿，這是它們亙古以來的毅力，也是它們將要永遠延續的決心。
我是一塊鵝卵石，是一片樹葉，是樹上伸出的一根樹枝。對於它們而言，我什麼也不是；而於我而言，它們卻是我的一切。
我盡己所能地尋找陰涼處躲避炎陽，極盡所能地在腦中細細勾畫著清冽的冷水。在如此猛烈的熱浪之中，我對冷水的記憶已不是一種觸感，而成了一種聲音，先是一股哀怨的悲鳴，然後漸漸地轉為刺耳的慟哭，充斥在我的腦中。雖然在途中經歷了艱難險阻，可我一次也沒想過要放棄。而現在，上路僅僅十天，我卻決定撒手不幹了。我想退卻。
我朝北邊的肯尼迪草原一步一栽地走去，惱恨自己怎麼會萌生出如此荒謬的想法。別處的人們要麼在閒庭信步，要麼享受燒烤的樂趣，要麼就在湖邊悠閒地小憩。他們能享受到冰塊和檸檬水的沁涼，能待在溫度適宜的房子裡。我知道那些人，我愛他們。但現在，我卻憎恨起他們來，我恨他們遠在天邊，我恨自己正在一個甚至無人知曉的步道上前途未卜地掙扎。我要放棄。「放棄，放棄，放棄……」我一邊唸叨著，一邊走走停停（走十分鐘，休息五分鐘……）。我決定先到肯尼迪草原，把裝備補給箱領到手，把裡邊裝的所有糖棒吃個精光，然後搭便車隨便去個城鎮，下車後再找個汽車站，漫無目的地上路。
忽然之間，我靈光一現：我要去阿拉斯加，因為阿拉斯加鐵定有涼涼的冰！
決定要打退堂鼓後，我又為自己找到了一個理由，這讓我更加堅信這次太平洋屋脊步道之旅是個荒誕不經的傻主意：我本想利用這次徒步旅行來反思自己的人生，計劃將人生中經歷的磨難一一回顧，然後重新找回自我。但實際上，直到目前為止，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了眼下最需要克服的難題和身體的疼痛上。自從開始這次旅程之後，我對人生的煩惱和憂思只是偶爾在腦中蜻蜓點水般地掠過。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我的好媽媽要離我而去？沒有了她，我該怎麼面對人生、怎麼才能不愧於此生呢？我那曾經親密無間的和睦家庭，為什麼在她去世之後這麼快就分崩離析了呢？保羅是如此執著地愛著我，他是一個靠得住的好老公，我怎麼能就這樣把我倆的婚姻一手糟蹋了呢？我是缺了哪根筋，怎麼能甘於和喬一起沉迷於海洛因，又怎會和幾乎素不相識的異性上床呢？
冬去春來，雖然我一直忙於太平洋屋脊步道之行的準備，但這些疑問，卻如巨石一般壓在我身上。我為這些疑惑而痛哭，忍著切膚之痛把往事一點點掀開，將不堪回首的往事記在日記本上。我本打算在這次旅行中把這些日記全部銷燬，以為我會在暮光和澄澈的湖光山色之間安然冥想，以為旅途的每一天都會因宣洩憂鬱和重拾快樂而心滿意足。可誰知，我的旅途卻是在呻吟中度過的。這呻吟並不是源自懺悔，而是由於我的雙腳、後背以及臀部仍未長好的傷口的疼痛。到了旅行的第二週，在春夏交替之時，我的呻吟又轉而成為對快要把我的腦袋曬爆的驕陽的怨恨。
當我的內心從對身體疼痛的牢騷中暫時抽離時，我的腦中便會無休止而無意義地一遍又一遍迴響起各種歌曲和廣告歌的片段，彷彿腦子裡進駐了一家播放串燒歌曲的電臺。在寂靜之中，我的大腦便會擷取我曾聽過的歌曲片段，無論是我鍾愛的歌曲，還是讓我聽了就心煩的廣告歌曲片段，都會被清晰地一一回放。我會花幾個小時的時間試著把這些小調從腦中清除出去，或用一整個下午冥思苦想著一首歌的歌詞。
我的雙腳火辣辣的，身上被剮蹭得傷痕累累，為躲避公牛襲擊而磨掉皮的手指因有些發炎而陣陣疼痛。我頭昏腦漲，一直襬脫不掉雜七雜八的歌曲攪成的噪聲。在旅途中遭受了十天的煎熬之後，我幾乎是四肢並用爬到了旅行手冊上標註的一處叫「西班牙針溪」的地方，這裡有一片茂密的棉白楊和柳樹。手冊上許多名字中帶有「溪」字的地方，到頭來都只是讓人空歡喜一場，不同於它們，西班牙針溪卻是一條實實在在的溪流。或許以「溪」命名有些勉強，但於我而言，這條底部鋪著石塊、水深只有幾英寸的波光粼粼的小股水流，已經足夠讓我歡欣鼓舞了。我立即卸下背包，脫下靴子和衣服，赤條條地坐在清冽的溪水中，用手將水撩到頭上和臉上。上路已有十天之久，但我還未曾在步道上遇到過一個人，因此我就這麼舒服地待在水中，一點兒也不擔心會有旁人經過。我吃力地把涼水抽到飲水過濾器中，然後一杯接一杯地牛飲起來。
第二天清晨，西班牙針溪潺潺的水聲將我輕輕喚醒。我在帳篷中悠然地打發著時間，透過網狀篷頂仰望著露出魚肚白的天空。我吃了一根即食燕麥棒，翻閱著旅行手冊，為接下來的旅途做充分的準備。然後我從睡袋中爬出來，步入溪水中，在上路前最後一次沐浴，盡情品味著這難能可貴的美好。時間剛到早晨9點，但氣溫已經很高了，我遲遲不願離開這溪邊的涼爽，戀戀不捨地泡在淺淺的水中。我決定放棄徒步到肯尼迪草原的計劃，以我現在的速度，即使走到肯尼迪草原也顯得有些太過遙遠了。根據旅行手冊上的資訊，前方12英里處有一條公路與步道相交，到了那裡，我就可以像上次一樣搭一輛順風車。但與上次不同的是，這次，我不打算再回到步道上了。
正準備出發時，南邊傳來一陣響動。我轉過身，看到一個揹著背包、滿臉鬍鬚的男人沿著步道向我走來。每走一步，他的登山杖都會搗在沙土路上，發出刺耳的咔咔聲。
「你好！」他微笑著和我打招呼，「你就是謝莉爾·斯特雷德吧。」
「是啊。」我用顫抖的聲音回答他，既驚奇於眼前這個活生生的人，也詫異於從他口中聽到我的名字。
「我在步道的登記簿上看到你的名字了，」看到我面露疑惑，對方向我解釋道，「我這幾天都在你後面走呢。」沒過多久，我就適應了這種在野外自來熟式的寒暄方式。整個夏天，那本登記簿一直都扮演著旅行者們的通訊錄的角色。「我叫格雷格。」說完，他跟我握了握手，然後指指我的背包，「你怎麼能扛起那麼重的東西啊？」
我們坐在樹蔭下，聊我們要去的地方，也聊我們去過的地方。格雷格40歲，是個來自華盛頓州塔科馬市的會計，透著一股拘謹保守、有條不紊的會計範兒。他從5月上旬就上步道了，從美國與墨西哥交界處的步道起點開始，計劃一路走到加拿大。雖然我們的路線不一樣，他的路線要比我的長很多，但他是我遇到的第一個「志同道合」的人。我無須跟他解釋我在做什麼，因為他早已心領神會了。
隨著談話的展開，我一面為遇到旅友而歡欣鼓舞，一面卻也因為我倆之間的差距而灰心喪氣：我魯莽上陣，而他卻準備得穩穩妥妥；我聞所未聞的步道相關知識，他卻精通得如數家珍。他為這次旅行已經做了幾年的準備，不僅從曾經在夏季進行過太平洋屋脊步道徒步旅行的人們那裡獲取資訊，還參加了各種長途徒步旅行培訓班。他對海拔和距離了如指掌，對內外支架背包的利弊也是張口就來。他張口閉口總在提一個我從未聽說過的叫雷·賈丁的人。他用崇敬的口吻告訴我，賈丁是長途徒步旅行的傳奇式人物，是太平洋屋脊步道一切有關知識的專家和無可非議的權威，此人尤其精通如何在不過多負重的情況下在這條步道上徒步旅行。他詢問了我的飲水過濾器的情況，又問了我每日攝入的蛋白質量以及腳上襪子的品牌，還問了我處理水皰的方法以及平均每日所走的距離。他說他平均每天要走22英里，僅僅那天早上，他就走了7英里。而那7英里的距離，卻讓我苦苦走了整整一天。
「這旅行比我想象中的要難多了。」我坦白道。原來，我比自己想象的還要無知！想到這裡，我不禁心中一沉，「我就算拼了命，每天也只能走十一二英里。」我說謊了，其實，我哪能在一天裡走這麼多路呀。
格雷格聽後並不吃驚：「噢，也對，我剛開始的時候也是這個速度。別太在意了，謝莉爾。剛開始的時候，我一天能走個十四五英里都已經算是謝天謝地了，而且還累得半死不活。況且我事先還經過訓練呢，比如週末的時候把背包裝滿出去徒步鍛鍊什麼的。可是實地徒步旅行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們的身體需要幾周的時間來做調整，然後才能承受長距離的步行。」
我點點頭，一股莫大的安慰湧上心頭。這安慰不僅是因為他的話語，更是因為他的存在。雖然他與我之間有著雲泥之別，但他仍是和我站在同一戰線上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是這樣看待我的，於是忐忑地試探著問：「你晚上把吃的東西放在哪兒啊？」
「我一般都把食物放在睡覺的地方。」
「我也是。」我長吁了一口氣。在旅行開始前，我總以為我每晚都需要不折不扣地把食物掛在樹上，因為這是優秀的徒步旅行者應該遵守的方式。但直到現在，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的我連把食物掛在樹上的想法都沒有過。據說，帳篷是最不適宜放置食物的地方，但我卻偏偏把食品袋放在帳篷裡用來做墊子，好讓我那腫脹的雙腳有個歇息的地方。
「我就直接把吃的東西拉到帳篷裡去。」聽到格雷格這麼說，我感到身體裡有什麼東西漸漸復燃起來。「森林看守員都是這麼做的，他們只是不對外人說罷了。因為要是有熊由於聞到了食物氣味而傷人的話，他們就遭殃了。到了步道上旅行者較多的地帶，我會把食物掛起來，因為那兒的熊已經習慣從旅行者住的地方找食物了。但是在那之前，放在帳篷裡應該問題不大。」
雖然我並不知道該如何把食物掛在樹上才能躲過熊的覬覦，但我還是認同地點點頭，想讓格雷格以為這對我來說只是小菜一碟。
「但是我們有可能到不了這些地方。」格雷格說。
「有可能到不了嗎？」我正準備放棄呢，這可真是無巧不成書啊！我的臉有些微微泛紅。
「因為積雪唄。」
「哦對，積雪。我聽別人說起過。」置身於這滾滾熱浪之中，我已經把積雪的事情拋到了九霄雲外。巴德、土地管理局的女士、託德先生，還有那個想給我一袋麵包和紅腸的男人，在我看來都像虛無縹緲的夢般遙遠。
「塞拉高地的能見度差極了。」格雷格說，和之前巴德說的沒什麼兩樣，「很多徒步旅行者都徹底放棄了，因為今年的積雪量都破紀錄了，穿過這裡將會變得十分艱難。」
「我的天。」恐懼和寬慰交織在心中湧起，現在我不僅找到了放棄的理由，連放棄的臺詞都不用費心了：我本想在太平洋屋脊步道上完成徒步的，但是沒辦法！山上的能見度太差了！
「到了肯尼迪草原，我們得一起制訂個計劃出來。」格雷格繼續說：「我要在那兒歇息幾天，休整一下，所以你到的時候我也會在那兒，到時候我們再想辦法。」
「太好了。」我輕聲回道。我不願告訴他等他走到肯尼迪草原時，我已經搭上去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的大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