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什麼壞事啊。」她回答說，「宇宙虛無是萬物生髮的地方，是萬物的開端。想想看，黑洞吸收能量，然後再把能量以一種有生命的新形式重新釋放出去。」她停頓了一下，意味深長地看著我的雙眼，神秘兮兮的語調稍微緩了一些，「我的前男友是個鳥類學家，專門研究烏鴉學。他的畢業論文寫的是渡鴉，因為我是英語文學碩士，所以無奈地把他的爛稿子讀了差不多10遍，從裡邊學到了一堆沒用的知識。」她照照鏡子，把頭髮往後抹了抹說，「你是不是要去參加‘彩虹聚會’？」
「不是的，我……」
「你也一起來吧，這個聚會可棒了，今年在沙斯塔三一國家森林（shasta-trinitynationalforest）舉辦，就在蛤蟆湖湖邊。」
「去年聚會是在懷俄明州舉辦的，我參加了。」我回答道。
「對——對——」她說「對」的時候，和不少人一樣喜歡拖著長音，「祝你徒步旅行愉快啊。」她一邊說，一邊伸手捏了一下我的胳膊，然後向我和我的羽毛翹了翹大拇指，興奮地大吼了一聲，「烏鴉學！」說完，她朝門外走去。
我和格雷格8點就到了特拉基，而直到11點，我倆仍沒打到一輛去塞拉城的車，只得站在灼人的公路旁乾等。
一輛大眾巴士從身邊呼嘯而過，我朝著車屁股大喊一聲：「喂——」在過去的幾個小時裡，已經至少有六輛大眾巴士對我們視而不見地開走了。連開大眾巴士的人都不伸手相助一下，我難抑胸中的怨氣，對格雷格說：「可惡的嬉皮士！」
格雷格道：「我還以為你也是嬉皮士呢。」
「是吧，只能算是吧。」我坐在路肩的碎石上，重繫了一下靴子的鞋帶，但系完後卻站不起來了。原來，我已經有一天半沒有閤眼，早就累得頭昏眼花了。
「要不你往前走點兒，然後自己招手搭車吧。」格雷格說，「要是你獨自一人的話，早就搭上車了。我能理解。」
「不。」我雖然這麼說，但心裡明白他的意思：一個單身女性要比一男一女看上去可靠許多。單身女性比較容易博取他人的幫助——當然，不排除那些圖謀不軌的人。但不管怎麼說，格雷格畢竟是我的同伴。因此，我倆又一起等了一個小時。終於，一輛汽車停了下來，我們手腳並用地爬上車，往塞拉城趕去。塞拉城位於海拔4200英尺的山上，城中景緻宜人，分佈著少量的木質建築。這座城市的南邊是尤巴河北支流，城的北邊，布特山那棕土色的峰尖筆直地插入蔚藍的晴空之中。
我們在城市中心的便利店下了車。店門口遊人如織，這些人多是趕在國慶節前出遊的遊客。人們坐在刷著彩漆的門廊上，吃著手中的冰激凌。
「你吃不吃蛋筒冰激凌？」格雷格掏出幾美元，問道。
「不用了，一會兒再說吧。」我壓低了聲音，想要掩蓋住自己的渴望。我當然想吃蛋筒冰激凌，我只是怕交不起旅館的房費，因而捨不得買。走進人頭攢動的商店，我儘量不讓自己的眼睛往食品那邊看，只是站在收銀臺旁邊，一邊等著格雷格，一邊翻看觀光手冊。
格雷格買完東西走了過來，我一邊拿著亮光紙印刷的小冊子扇風，一邊對他說：「1852年布特山上的積雪崩塌，把這整個城市都給埋了。」格雷格一面好像早有耳聞似的點點頭，一面舔著他的蛋筒冰激凌。看著他的吃相，我的心中挺不是滋味，於是把臉轉到了一邊，說：「希望你別介意，我得找個便宜點兒的旅館住，我是指今天晚上。」其實對我來說，找個免費的紮營處才是正道，但我已是又困又累，實在不想再在外露營了。上一次睡覺，還是我在塞拉高地時的事情。
「這裡怎麼樣？」格雷格邊說邊指了指對面的一棟木製小樓。
小樓的樓下是酒吧兼飯店，樓上是帶公共衛生間的出租房。雖然才剛到一點半，但酒吧裡的女工作人員還是讓我們提前入住。交完房費後，我只剩下了13美元。
我們來到各自的房間，在相鄰的兩扇門前站定。格雷格問：「今晚要不要一起去樓下吃飯？」
「好吧。」我的臉微微有些紅暈。我雖然對他沒有興趣，但還是不由自主地希望他能對我感興趣——這很荒唐，這一點我自己也清楚。我的安全套說不定就是他拿的，想到這裡，我的全身似有興奮的電流通過。
我們好像是目前為止整層僅有的住戶。格雷格指了指走廊盡頭供整層使用的衛生間，說：「你要是需要的話，可以先進去。」
「謝啦。」說完，我開啟自己的房門走了進去。屋裡的一堵牆邊靠著一臺老舊的木製古董梳妝檯，臺上帶著一面圓形的鏡子。另一堵牆邊擺著一個雙人床，床邊是一臺搖搖晃晃的床頭櫃和一把椅子。天花板的正中，垂下來一隻沒有燈罩的燈泡。我把「怪獸」放下，坐在了床上。床發出了刺耳的咯吱聲，隨著我的體重往下一沉，不安穩地搖晃著。只是坐在床上，我就幾乎要因這舒適的快感而飄飄欲仙了，真好像從煉獄之火中解脫出來一般。我用來兼做睡床用的野營椅上沒有軟墊，步道徒步的途中，我雖然每夜都能熟睡，但這不是因為床很舒服，而是因為我累得顧不上挑剔了。
我雖然睏乏，但四肢滿是泥土，渾身惡臭，這副模樣上床簡直是天理難容。自從兩週前在裡奇克雷斯特的旅館裡住過一夜，我再也沒正經洗過澡。我穿過走廊來到衛生間，發現裡面沒有淋浴，只有一隻大大的瓷質四爪浴缸，以及一個堆著許多毛巾的架子。我取下一條毛巾，嗅了嗅毛巾上那沁人心脾的香皂的芬芳，然後寬衣解帶，站在全身鏡前打量著自己。
我被自己的樣子驚呆了。
與其說我像一個在野外背包旅行了三週的女人，還不如說我是一場離奇的暴力事件的受害者。我的四肢、後背和臀部佈滿了顏色由黃漸黑的累累傷痕，好像有誰用棍子把我狠狠揍了一頓似的。我的髖部和雙肩上滿是水皰和紅疹，被背包磨破的地方鼓著腫包，留著深色的血痂。在瘀青、傷口和泥土之下，新長出的肌肉若隱若現，身體上不久前還鬆垮的部分，如今已經變得緊緻結實。
我把浴缸蓄滿水，然後用搓澡布和肥皂搓洗全身。不到幾分鐘的時間，缸裡的水被我全身洗下的泥土和血染成了黑色。我把水放掉，又重新接了一缸。
泡在第二遍水中，我把身體往後靠在缸壁上，心中湧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感激之情。過了一會兒，我仔細地檢查了一下我的雙腳，只見腳上滿是水皰和傷口，幾個腳趾的指甲已經完全變黑了。我摸了摸一個指甲，發現這指甲已經幾乎與腳趾完全脫離了。最近幾天，這個腳趾一直讓我疼痛難忍，越腫越大，好像要把我的指甲從上面頂下來似的。但現在，劇痛已經基本消失。我拔了拔那片指甲，隨著鑽心一痛，指甲掉了下來。指甲原來生長的地方，是一層不像指甲也不像皮膚的東西，呈半透明狀，還帶有些光澤，好像一小片保鮮膜似的。
吃晚餐時，我對格雷格說：「我掉了一個腳指甲。」
「你的腳指甲掉啦？」格雷格問道。
我嘟嘟囔囔地說：「只掉了一個。」我意識到其他的腳指甲也有脫落的危險，更覺得自己又蠢又可笑了。
服務生端著兩盤意麵和一籃子蒜蓉麵包朝我們走來。格雷格對我說：「可能是因為你的靴子太小了。」
吃晚餐之前，我跟著格雷格一起去了洗衣店，又花去了50美分，所以我更需要在點餐時節省一些了。但自從我倆在桌旁坐下，我就不由自主地點了和格雷格一樣的菜品，既點了餐前的朗姆可樂，又對蒜蓉麵包來者不拒。吃飯時我極力掩飾，不想讓格雷格看出我腦子裡正在一個勁兒地計算著餐費。格雷格已經知道我這次旅行的準備有多麼倉促了，我不想再在他面前露怯了。
但我就是個名副其實的大蠢瓜。等到我倆拿到賬單、加上小費，然後aa制各自付了錢之後，我只剩下65美分了。
飯後我回到房間裡，開啟我的《太平洋屋脊步道旅行手冊》，想讀一讀下一段路程的情況。下一站是貝爾登鎮，到了那兒，我就能領到我那裝著20美元現金的裝備補給箱了。靠著65美分支撐到貝爾登鎮應該沒問題，對吧？再怎麼說，我也是剛從荒野裡摸爬滾打出來的，況且我也沒有其他花錢的地方了。我雖然找到了讓自己寬心的理由，但仍然心慌意亂。我給麗莎寫了一封信，讓她用我寄給她的那一點錢去買一本《俄勒岡境內的太平洋屋脊步道旅行手冊》寄給我，還把她需要在加州餘下的路途中寄給我的箱子重新排了序。我再三檢查了補給箱的郵寄清單，把里程和日期地點一一對照，確保萬無一失。
關上燈，我躺在咯吱作響的床上準備睡覺。我聽到隔壁房間的格雷格也在吱呀作響的床上輾轉著，感到他是如此近在咫尺又遠在天涯。聽著他的響動，我一時間孤獨難抑，幾乎要痛苦地哀號出來。這擾人的孤寂從何而來，我自己也說不清楚。我並不想和格雷格有什麼瓜葛，但同時，我又想佔有他的全部。如果我起身去敲他的門，他會是何反應呢？如果他開門讓我進屋，我又會做出什麼來呢？
我知道自己會做出什麼來，這已不是我的第一次了。
「我對待性，挺像個男人的。」一年前，我曾這樣告訴一個與我有幾面之緣的心理治療師。他叫文斯，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市中心一家社群診所工作。在這個診所，像我這樣的病人只用花上10美元，就能接受像他一樣的醫生的治療。
「男人是怎麼對待性的？」他問道。
「不帶什麼感情，」我回答說，「或者說，很多男人都是如此。我也是這樣，在性上不投入什麼感情。」我看了看文斯，他40歲的樣子，深色的頭髮從中間分開，兩鬢的頭髮就像臉兩旁的兩隻小小的黑色翅膀。我對他沒什麼興趣，但如果他站起身吻我，我也會回吻他。我什麼都做得出來。
但他並沒有起身，只是緘口不言地點點頭，那沉默之中既有懷疑也有相信。終於，他開口問道：「有誰在感情上拋棄你了？」
「我不知道。」我一邊說一邊彆扭地笑笑。我的目光沒有落在他的身上，而是盯著他身後掛著的一張帶框的海報。海報的背景是黑色的，上面有一個白色的旋渦，想必是銀河吧。正對著旋渦的正中有一個箭頭，箭頭上方寫著「你在這裡」。這是一幅在t恤和海報上隨處可見的畫，我一直不太喜歡，不知道這畫的基調是喜還是憂，也不知道它到底意味著我們的生命是重如泰山還是輕若鴻毛。
「如果你指的是我的感情生活，我可以告訴你，」我說，「從沒有人跟我提過分手，每次分開都是我提出來的。」我的臉霎時火辣辣的，我發現此時自己的雙臂交疊在一起，雙腿也相互纏繞在一起。這是瑜伽中的鷹式，是個特別擰巴的姿勢。我試著放鬆下來用正常的姿勢坐正，但還是渾身緊緊的。我不大情願地和他交換了一下目光，強裝笑臉地問，「我是不是該把我父親的事兒說出來了？」
母親一直是我生命的重心。但與文斯一同坐在這間屋裡，一提到父親，我頓時感到心裡堵得慌。十幾歲時，我把「我恨他」掛在嘴邊，但現在，我連自己也說不清對他究竟是什麼感情。他就像我腦中播放的一段家庭錄影，錄影的旁白斷斷續續、模糊不清。錄影中既有戲劇性的「大場面」，也有被打亂順序、讓人摸不著頭腦的場景，這可能是因為我對他的大部分印象都是我7歲之前發生的事情吧。我記得父親曾怒不可遏地把裝滿食物的盤子摔在牆上，還記得他騎在母親的胸口掐她的脖子、把她的頭往牆上撞的場景。5歲時的一個深夜，他把我和姐姐從床上抱起來，問我們願不願意和他一起永遠離開這個家，而母親則站在一旁，身上淌著血，把熟睡中的弟弟緊抱在胸前求他停下來。我和姐姐沒有回答，只是一個勁兒地哭著。他雙膝跪在地上，用額頭抵著地板，撕心裂肺地大喊著。那絕望，讓我以為世界末日就要到了。
有一次，父親大發雷霆，揚言要把母親和她的孩子剝光衣服扔到大街上，好像我們幾個孩子不是他的親骨肉似的。那是一個冬日，當時我們住在明尼蘇達，我還在把任何話都完全當真的年紀，所以認為他定會說到做到。我的腦海中浮現出我們四個人赤裸著身體、一邊尖叫一邊在冰冷的雪地上奔跑的場景。我們搬到賓夕法尼亞州後，母親因為要去上班，所以讓父親在家裡照看過我們幾次。他看管得不耐煩後，就命令利夫、卡倫和我到後院去，把我們關在房子外面。我和姐姐站在外面，握著剛開始蹣跚學步的弟弟黏糊糊的小手。我們在草地上一邊走一邊哭，等到把傷心事兒忘到九霄雲外後，就玩一會兒過家家或者扮演一會兒馬術比賽的主持人。玩厭了之後，我們就走回房後，一面敲後門一面氣憤地大叫。我清晰地記得那扇後門以及通向後門的三階混凝土臺階，我站在臺階頂上踮起腳尖往窗戶裡張望的情景，也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
我腦中的錄影沒有多少愉快的記憶，不足以組成影像。愉快的記憶像是一首詩，也只是一首短詩。我記得，父親酷愛約翰尼·卡什和艾弗利兄弟二重唱，記得他從工作的雜貨店裡給我們帶回家的巧克力棒，記得他懷揣的那些遠大理想，以及他對那些遙不可及的理想赤裸裸的熱盼，讓年幼無知的我也不禁跟著他一同感傷。他愛唱查理·裡奇的一首歌《喂，你有沒有見過這世上最美的女孩兒？》，他說這歌唱的就是我、姐姐和母親，說我們是這世上最美的女孩兒。但這段回憶也被濺上了汙點，因為他只有在想把母親哄回來時才會說這樣的話。他說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他向母親發誓，說自己絕不再重蹈覆轍了。
但他卻一次又一次地重走老路。他是個花言巧語的騙子，是個踐踏人心的畜生。
母親一次次地出走，又一次次地重回他的身邊。我們從來不走遠，因為我們無處投奔。親戚不在身邊，母親也不願家醜外揚。美國第一家為受虐婦女開設的庇護所直到1974年才投入使用，而母親直到那一年才下決心與父親一了百了。在此之前，母親只能帶著我們連夜開著車在路上跑，我和姐姐睡在後座，看著儀表盤上幽幽的綠光，睡一會兒醒一會兒。利夫則和母親一起坐在車的前排。
早晨，我們又回到了家裡。父親的酒醒了，一邊做炒雞蛋，一邊又哼起了查理·裡奇的那首歌。
我5歲時，我們全家從賓夕法尼亞搬到了明尼蘇達。一年後，當母親終於決意與父親斷絕關係時，我邊哭邊懇求她不要這麼做。在我看來，離婚是天底下最糟糕的事情。不論怎麼說，我還是愛父親的。我也知道，母親一旦和他離婚，我就會失去他。事實果然如此，他倆一刀兩斷之後，我們姐弟三人和母親留在明尼蘇達，父親則回到了賓夕法尼亞，只是偶爾與我們有點聯絡。每年我們都會收到一兩封寄給卡倫、利夫和我的信，我們歡天喜地地把信拆開，但信上卻滿是對母親的謾罵，說她是個蕩婦，是個靠政府救濟過日子的婊子。父親發誓說他終有一天會找到我們，讓我們把欠他的債還清。
「但父親並沒有報復我們。他倆離婚後，我意識到父親不在身邊雖然很不幸，但其實卻是件好事，因為從那以後我們家再也不會發生家暴了。想想看，撫養我的人如果是父親，那我的生活真不知會是什麼樣呢。」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接受文斯的心理輔導時，我這樣告訴他。又一次見到文斯時，他解釋說他要離職了，還給了我另一位心理治療師的名字和電話。
文斯反駁道：「想想看，你要是像正常人一樣有一個愛你的慈父，那你的生活又會是什麼樣呢？」
我苦思冥想，卻一無所獲。我不能把父愛簡單地列成一張清單，也從中體會不到愛、安全感、信賴感或歸屬感。父親並沒能給我們應有的父愛，他就像文斯背後那張寫著「你在這裡」的海報上的白色旋渦一樣，蘊含著萬千細節，卻令人捉摸不透。而我從未從這白色的旋渦中得到些什麼，因而恐怕也無法在其中找到屬於自己的立足之地了。
文斯又問：「你的繼父呢？」說完，他低頭看著腿上放著的記事本，讀著自己在上面寫的筆記。那筆記十有八九是關於我的。
「你說艾迪呀，他也離我而去了。」我輕描淡寫地回答道，一副完全不以為意的樣子，彷彿這是件可樂的事情。「這事兒說來話長了，」寫著「你在這裡」的海報旁邊掛著一隻時鐘，我面對著鍾說，「時間快到了。」
「這下課鈴打得多及時啊。」文斯說完，我倆都笑了。
塞拉城昏暗的燈光透過窗欞灑進屋裡，「怪獸」的輪廓影影綽綽，道格送我的羽毛就插在「怪獸」的支架上。我想起了烏鴉學，不知這羽毛真的是虛無的象徵，抑或只是一件我一路帶在身上的普通物件。我既是個信仰者，也是個懷疑者，既想要找一個心靈的依託，又對這所謂的依託半信半疑。我不知道該信仰什麼，不知道這信仰到底是否存在，甚至對這撲朔迷離的「信仰」一詞的含義也是一知半解。在我看來，萬事萬物都是虛實難辨的。母親在她彌留於世的最後一週，曾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對我說：「你是個愛探索的人，和我一樣。」但我並不知道母親想要探索的是什麼，她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嗎？這個問題我從未問過母親，即便她親口告訴我，我也會將信將疑地逼著她從精神層面上解釋清楚，非要讓她拿出可以說明問題的證據不可。但即便是證據充足的事情，其實也不能讓我信服。母親離開後，每個人都勸我：「你該找個心理治療師看看。」在徒步旅行前那段最黑暗的日子裡，我終於聽從了眾人的勸告。但我並沒有把這太當真，我沒有聯絡文斯推薦給我的另一位心理治療師。我的問題是心理治療師無力化解的，一個坐在四壁之中的人，又怎能撫平我的創傷呢？
我從床上起身，在赤裸的身體上裹了一塊毛巾，赤著腳走到了走廊上。我經過格雷格的房門，走到了浴室裡，把身後的門關上，擰開水龍頭，鑽進了浴缸。熱騰騰的水彷彿充滿了魔力，嘩嘩的水聲如雷鳴般充斥著整個房間。我關上水，被一片前所未有的寂靜吞噬其中。我把背靠在坡度正合適的浴缸壁上，雙眼盯著牆。突然，我聽到外頭有人敲門。
「誰呀？」我喊道，但門外的人沒有應聲。我聽到腳步聲在走廊上越走越遠，又喊了一聲：「裡面有人。」但這不是明擺著的事嗎？浴室裡的確有人，這個人就是我，是我在這裡。我生出了一種許久沒有過的感覺，我覺得我身體中住著的那個自己，在深不可測的銀河系中佔據了我的位子。
雖然我渾身已經很乾淨了，但我還是從浴缸旁的架子上取下一條毛巾，在身上搓了起來。我把臉、脖子、喉嚨、胸口、肚子、後背、臀部、雙臂、雙腿和雙腳全部搓了個遍。
「你們出生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你們渾身上下親了個遍。」母親曾經這樣對我們姐弟幾個說，「我數著你們的每根手指、每根腳趾、每根睫毛，還用手勾勒出你們的手的輪廓。」
這些事情雖然我自己不記得，但母親的話卻永世無法磨滅。這些話和父親威脅說要把我從窗戶扔出去一樣，深深烙在我的心裡，甚至印得更深。
我靠著浴缸壁閉上了雙眼，把頭慢慢沉入水中。小時候我也曾這樣做過，那時的感覺又一次回到了我的身體裡，彷彿一沉入這水中，這浴室中的現實世界便消失不見，變成了一個陌生而神秘的異界。在這裡，現實的聲音和觸感都變得模糊不清，既遙遠又縹緲，而平時很少聽到的聲音和很少感到的觸覺，卻悄然出現。
我只是剛剛上路而已。雖然只在步道上待了三週，但我的一切彷彿都有了煥然一新的感覺。我躺在水中，儘量把氣憋得長一些。我獨自一人置身於這新的世界中，而周圍的現實世界則在我身邊滾滾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