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黑暗的客廳裡。因為緊緊地抓著少年棒球聯盟的棒球棒黏糊糊的橡膠把手，我的指關節發白。我凝視著窗外的夜色，拼命想保護妻子和剛出生的女兒不被一個素未謀面的瘋子傷害。這個場面看起來如何；如果瘋子出現，我可能會怎麼做……與之相關的任何自我意識，都被我正在經受的恐懼洗刷殆盡。我腦海中不斷地重複著同一件事。
我對自己說，這都是我的錯。我健康可愛的新生寶寶和深愛我的妻子就在樓上，可我卻置她們倆於險境。我做了什麼？我該怎樣解決已發生的問題？這些想法就像一段讓我難以脫身的可怕的奇幻旅程。
於是我被困住了——不僅被困在黑暗的客廳裡，而且深陷於自己構想的噩夢中。我，領導著一個專門研究自制力的實驗室的科學家兼擅長馴服無休止的負面思想旋渦的專家，手中拿著一支小小的棒球棒，盯著凌晨三點的窗外——折磨我的並非寄來瘋狂信件的壞蛋，而是存在於我腦海中的「魔鬼」。
我是怎麼變成這樣的？
威脅信引發的喋喋不休
那一天的開始無異於其他任何時日。
我起得很早，穿好衣服，幫忙給女兒餵奶、換尿布，速戰速決地吃完早飯。然後我親吻妻子，出門開車，前往密歇根大學校園裡的辦公室。那是2011年春天裡寒冷、寧靜且陽光明媚的一天，那一天也似乎預示著我有同樣平靜、陽光的思緒。
東大樓是一幢宏偉的磚面建築，密歇根大學著名的心理學系就坐落於此。當我到達那裡時，我發現我的信箱裡有個不同尋常的東西：在堆積如山的科學期刊上赫然放著一個手寫我姓名和地址的信封。要知道，在工作場合收到手寫信件可是件稀罕事。我好奇裡面寫了什麼，就開啟信，一邊讀一邊往辦公室走。那時我還沒意識到自己有多麼焦慮，只是感到一股汗順著脖子流了下去。
這是一封威脅信，是我人生中收到的第一封威脅信。
一週前，我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晚間新聞》上短暫露面，談論了我和同事剛剛發表的一項神經科學方面的研究。該研究表明，身體疼痛和情感疼痛間的聯絡，比之前研究顯示的更為緊密。事實上，大腦記錄情感疼痛和生理疼痛的方式非常相似。結果證明，心碎是一種物理現實。
我和同事們對這一結果感到興奮，但沒預料到它除了能讓想要撰寫短篇報道的新聞記者們來幾通電話，還會導致別的結果。令我們大為吃驚的是，研究結果像病毒般迅速傳播開來。我前一分鐘還在給本科生講授戀愛心理學，下一分鐘就要在學校的電視演播室裡上媒體培訓的速成課。我成功地完成了採訪，沒有太多的口誤，幾小時後，關於我們工作的部分就播出了——一位科學家曇花一現地大出風頭，事實上總共只有90秒。
我們並不清楚該研究究竟如何冒犯了寫信的人，信裡暴力的圖畫、可惡的誹謗及令人不安的文字讓我很難想象此人對我究竟抱有怎樣的情緒。然而，面對這樣的怨恨，我對於該採取何種形式的行動卻思緒萬千。更糟糕的是，此信並非來自遠方。在谷歌上對它的郵戳資訊進行快速搜尋後，我發現它是從十幾英里外的地方寄來的。我的思緒開始失控。在殘酷的命運轉折中，我現在成了那個經受情感痛苦的人，那種痛苦如此強烈，以至於我感覺它像是生理上的疼痛。
當天晚些時候，在和大學行政人員進行了數次談話後，我坐在了當地的派出所裡，焦慮地等待和負責此案的警官溝通。儘管最終聽我分享故事的警官很和藹，但他並不是特別讓人安心。他提出了三條建議：打電話給電話公司，確保我家的電話號碼沒被洩露；留意在我辦公室周圍晃盪的可疑人員；改變我每天通勤的路線，確保沒人掌握我的行蹤規律。僅此而已。他們沒有為我部署一支特遣隊。我只能靠自己。這並不是我希望聽到的令人欣慰的回應。
那天，我穿過安娜堡市綠樹成蔭的街道，走了一段長長的迂迴的路回家，試圖想出一個能夠應對現狀的解決方案。我心想，不妨回顧一下事實：我需要擔心嗎？我需要做什麼？
根據警官及其他幾位聽我分享過故事的人說的話，我有以上問題的明確答案：不，我不必為此緊張。這是常有的事，我別無他法。害怕是正常的，放輕鬆就行了。公眾人物總會收到虛張聲勢的恐嚇信，可什麼都沒發生。這件事會過去的。
但那不是我和自己進行的對話。相反，我的腦海裡充斥著絕望的想法，它們以無限迴圈的方式不斷得到強化。在導致內心瘋狂之前，那個聲音呼喊著：我都做了什麼？我該打電話給警報公司嗎？該搞把槍嗎？我們應該搬家嗎？我多快能找到一份新工作？
在接下來的兩天裡，這個版本的對話在我腦海裡一遍又一遍地重複，結果我緊張得要命。我茶飯不思，和妻子沒完沒了（並且徒勞）地談論著那封恐嚇信，以致我們倆之間的關係變得越來越緊張。每當聽到從嬰兒房裡傳來的哪怕是最微弱的動靜，我都會受到劇烈的驚嚇。即使有更顯而易見的解釋——咯吱作響的嬰兒床、因脹氣而哭鬧的女兒，我也會立刻認為最壞的命運已經降臨在她身上。
我踱來踱去。
那兩個晚上，當妻子和女兒平靜地睡在自己的床上時，我穿著睡衣站在樓下守夜，手裡握著少年棒球聯盟的棒球棒，向客廳窗戶外張望，以確保沒人靠近。但我不知道，如果真的發現有人潛伏在外面，我該怎麼做。
令我最為尷尬的是，第二天晚上，當焦慮達到頂峰時，我坐在電腦前思忖著用谷歌搜尋「學者的保鏢」這樣的關鍵詞——事後看起來挺荒謬的行為，在當時卻是緊迫且合乎邏輯的。
內省力也會變成詛咒
我是一名實驗心理學家兼神經科學家，在密歇根大學創辦並領導的「情緒與自我控制實驗室」裡研究內省科學。我們研究的是人們與自己進行的無聲對話，它對我們的生活方式有著極大的影響。我把整個職業生涯都用來研究這些對話——它們是什麼，我們為什麼會進行這樣的對話，以及如何利用它們來使人們更快樂、更健康且更高效地生活。
我和同事們喜歡將自己視為大腦的修理工。我們把人們帶進實驗室，讓其參與精心設計的實驗，也在實驗物件日常經歷「之外」研究他們。我們使用心理學和其他學科——醫學、哲學、生物學和電腦科學——的工具來回答惱人的問題，比如：為什麼有些人能通過關注內心來了解自己的感受，而另一些人這麼做的時候卻崩潰了呢？人們怎樣才能在有副作用的壓力下理智地思考？和自己對話有正確或者錯誤的方式嗎？如何在不引發他人或者增加自己負面想法和情緒的情況下，與我們關心的人交流？在社交媒體上遇到的多如牛毛的「聲音」會影響我們腦海中的聲音嗎？通過嚴格地檢驗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收穫了無數驚人的發現。
我們已經知道了自己所說的和所做的具體事情是怎樣完善內心對話的。我們學會了如何撬開大腦「神奇」的機關——怎樣使用安慰劑、幸運符及宗教儀式讓我們更有復原力。我們瞭解到在桌子上放哪些照片可以有助於自己從情感創傷中恢復（提示：大自然的照片就像母親的照片一樣撫慰人心），為什麼緊抓著毛絨玩具能緩解攸關存亡的絕望，在度過艱難的一天後該怎樣和伴侶交談或者怎樣避免交談，在登入社交媒體時可能會做錯什麼，想出去走走來解決自己面對的問題時該去哪裡。
早在考慮從事科學工作之前，我就開始對我們與自己的對話會怎樣影響情緒產生了興趣。這種興趣甚至早於我真正理解情感是什麼。我對人們兩耳之間隨身攜帶的這個豐富、脆弱且不斷變化的「世界」的迷戀，可以追溯到我踏入的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我成長的家庭。
我成長於布魯克林卡納西的工人階級社群，我的父親在我很小的時候就讓我意識到自我反省的重要性。我懷疑絕大多數三歲兒童的家長在教孩子得經常刷牙及善待他人的時候，我的父親有其他的優先事項。以他典型的非傳統風格，相較於其他事，他更關注我內心的選擇，總是鼓勵我在遇到困難時「深入探索內心」。他喜歡對我說：「問你自己這個問題。」我無法理解他所指的確切問題，儘管在某種程度上，我明白他在促使我審視內心，尋找答案。
父親在很多方面是個行走的「矛盾體」。當他不在嘈雜、堵塞的紐約街道上對其他司機比中指，也不在家裡的電視機前為揚基隊歡呼時，我發現他常在自己的臥室裡冥想（通常在濃密的鬍鬚下面叼根菸）或者在讀《薄伽梵歌》。但隨著我逐漸長大，遇到比決定是否吃一塊明令禁止的餅乾或者拒絕打掃房間更復雜的情況時，他的建議就更有分量了。我應該約高中的暗戀物件出去玩嗎？（我約了，而她拒絕了。）我該在目睹朋友偷了別人的錢包後與他對質嗎？我該去哪裡上大學？我為自己頭腦中冷靜的思考而自豪，我對「深入探索內心」幫我做出正確決定的依賴根深蒂固（有一天夢中情人會答應我的求婚，我們終成眷屬）。
不出所料，上大學時，我命中註定般地發現了心理學領域。我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它探索的是我和父親在我青年時代不談論揚基隊的時候會探討的事物。它似乎既解釋了我的童年，又為我指明瞭通往成年的道路。心理學領域拓展了我的詞彙量。在大學課堂上，我從其他許多事情中瞭解到，那些年裡父親禪宗式育兒的核心是內省——我那思想正常的母親不得不忍受這種方式。
就最基本的意義而言，內省僅僅意味著積極地關注個人的想法和感受。內省力允許我們想象、記憶、反思，然後利用這些幻想來解決問題、創新、創造。許多科學家，包括我自己，將此視為人類區別於其他物種的主要進化進步之一。
一直以來，父親的基本原則是讓我培養出能幫我應對遇到的任何具有挑戰性局面的內省技能。深思熟慮的自我反省會讓人做出明智、有利的選擇，進而為自己帶來積極的情緒。換句話說，「深入探索內心」是通往有活力、令人滿意的生活的必經之路。這頗有道理，不過我很快發現，對許多人來說，它完全不對。
近年來，大量的新型研究表明，當我們經受痛苦時，進行內省往往會明顯地弊大於利。它會逐漸影響我們的工作表現，降低我們做出正確決定的能力，並對我們的人際關係造成負面影響。它還會助長暴力和攻擊性，導致我們出現一系列精神障礙，並且提高身體患病的風險。以錯誤的方式用大腦處理我們的思想和情感問題會導致職業運動員喪失他們在職業生涯中不斷完善的技能。它會導致原本深明事理、有愛心的人做出邏輯不通甚至不道德的決定。它會讓你的朋友在現實世界和社交媒體中棄你而去。它能把愛情的避風港變成戰場。它甚至會加速我們外表和內在兩方面的衰老。簡而言之，思考通常不太能把我們從想法中拯救出來，相反，它們會引發一些潛在的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喋喋不休。
喋喋不休由週期性的負面想法和情緒組成，它把我們非凡的內省力變成詛咒而非祝福。它將我們的表現、決策、人際關係、幸福和健康置於危險之中。一想到工作上的失誤或與愛人間的誤會，我們就會被糟糕的感受淹沒。之後，我們會再次想起它，繼而一遍又一遍地想。我們內省是為了挖掘、找尋內心的「教練」，但反倒會與內心的批評者不期而遇。
當然，問題是為什麼。為什麼人們經歷痛苦時，「深入探索內心」的嘗試和思考有時會成功，在其他時候卻失敗了？同樣重要的是，一旦發現自己的內省力偏離軌道，我們要做什麼才能讓它重回正軌呢？我把職業生涯都花在研究這些問題上了。我瞭解到，答案取決於改變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對話——我們與自己的對話——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