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的人行道是匿名者的「高速公路」。白天，數百萬急切的行人在路面上闊步前行，他們臉上就像戴了面具一樣，不露聲色。同樣的神情瀰漫在街道下的平行世界——地鐵中：人們讀書、玩手機，或者凝視虛空，他們的臉和他們的所思所想脫節了。
當然，800萬紐約人表情莫測的面孔掩蓋了他們學著建造的「空白牆壁」另一邊豐富多彩的世界：一幅隱藏著豐富而活躍的內心對話的「思想圖景」，其中經常充斥著喋喋不休。畢竟，紐約居民的神經質幾乎和他們的粗魯一樣出名。（作為一名原住民，我是帶著愛意這麼說的。）不妨想象一下，我們如果能鑽透他們的面具，偷聽其內心的聲音，可能會學到什麼。事實上，這正是英國人類學家安德魯·歐文所做的事。他從2010年開始，在14個月的時間裡聆聽了100多名紐約人的心聲。
儘管歐文希望能瞭解人類大腦的原始語言生活，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大腦的音訊樣本，但他研究的起源實際上與他對人類如何處理死亡意識的興趣有關。作為曼徹斯特大學的教授，他早期在非洲做過田野調查，分析了確診的艾滋病患者的內心獨白。不出所料，他們的思緒被焦慮、不確定性和由診斷產生的情感痛苦攪得一團亂。
現在，歐文想將這些發現與另一組人的情況進行比較，那些人肯定也有煩惱，但最開始時未必是憤憤不平的狀態。為了落實計劃，他僅僅（並且勇敢地！）在大街上、公園和咖啡館裡接觸紐約人，通過解釋自己的研究，詢問他們是否願意在他進行遠距離拍攝時對著錄音裝置大聲說出自己的想法。
有時，極少數人會說好；其他時候，只有一個人同意。可以預料的是，大多數紐約人會因為太忙或心存疑慮而拒絕。最終，歐文收集了約100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內部代表的演講資料流」，時長從15分鐘到一個半小時不等。顯然，這些錄音並不能為人們提供進入大腦後臺的全通道，因為某些參與者可能夾雜了一些表演元素。即便如此，它們還是為人們提供了一個非同尋常、直言不諱的視窗，有助於大家瞭解日常生活中內心展開的對話。
在歐文的研究中，每個人的腦海裡都充斥著平凡無奇的問題。許多人就他們在街上看到的事情發表了評論，例如，其他行人、司機和交通狀況，以及他們需要做的事情。但除了這些平凡的沉思，還有一大堆關於個人創傷、痛苦和擔憂的獨白。人們的敘述往往落腳於消極的內容，完全沒有過渡，就像一馬平川的思想之路上突然出現了大坑洞。舉例來說，歐文的研究裡有一位名叫梅瑞迪斯的女性，她的內心對話呈現出從日常事務到生死問題的急劇轉變。
「我想知道這附近是否有史泰博公司。」梅瑞迪斯說，就好像突然變道了一樣，她又把話題轉移到一位最近被診斷出患有癌症的朋友身上，「你知道的，我以為她會告訴我她的貓死了。」她過了馬路，接著說：「我已經準備好為她的貓痛哭一場，但之後又試著別為她哭泣。我的意思是，沒有瓊（朋友的名字）的紐約實在……讓人無法想象。」她開始哭。「不過，她可能會沒事的。我喜歡那句話，有20%的機率能治好。她的一位朋友這樣說：‘你會乘坐一架有20%機率墜亡的飛機嗎？’不，當然不會。儘管如此，這件事還是讓人很難過。她的確玩了一把文字遊戲。」
梅瑞迪斯似乎在通過思考來消化壞訊息，而不是一味地沉溺其中。有關不愉快情緒的想法不一定非得是喋喋不休的，這就是一個恰當的例子。她沒有開始螺旋式地膨脹。幾分鐘後，她穿過了另一條街，語言流轉到手頭的工作上。「我看看，那邊有史泰博公司嗎？我覺得有。」
當梅瑞迪斯在應對要失去一位摯友的恐懼時，一位名叫託尼的男子卻專注於另一種悲痛：失去一段關係中的親密感，甚至也可能是這段關係本身。他揹著斜挎包，走在人來人往的人行道上，開始滔滔不絕地闡述自己的想法：「走開……聽著，別抱怨了，要麼就往前走。走開就好了。我明白‘別告訴所有人’的道理，但我不是所有人。你們兩個就要有自己的孩子了。能打電話告訴我就已經很好了。」被拋棄的感覺顯然深深地傷害了他。在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和可能會導致徒勞沉湎的痛苦間徘徊的他，似乎在某種支點上找到了平衡。
「清楚了，完全清楚了。向前看吧。」之後，託尼說道。他使用的語言不僅表達了情感，也表明他找到了應對該種情況的最佳方法。「問題是，」他繼續說，「這可能是條出路。他們告訴我他們有孩子的時候，我感覺有點兒不能接受，感到有點兒被排擠了。但現在它可能是個逃生出口。我之前很生氣，但必須得承認，我現在沒那麼生氣了。現在它將是我的優勢。」他溫和而苦澀地笑了一聲，然後嘆了口氣。「我確信這是一條出路……我正積極地看待這個問題……我的氣已經消了。我感覺你們倆就是天造地設的一對……並且你們現在已經是一家人了。我另有出路……昂首闊步地走吧！」
還有勞拉。
勞拉焦躁不安地坐在咖啡店裡。她在等待男友的訊息，對方去了波士頓。問題是，他本應回來幫她搬去新公寓。她從前一天開始就在等他的電話，因為那天晚上，她確信男友遇到了某種致命的事故，於是在電腦前坐了4個小時，每分鐘都以「車禍」為關鍵詞重新整理搜尋記錄。然而，正如她提醒自己的那樣，她強迫性的消極擔憂不僅僅是關於一場可能涉及男友的車禍——他們維持著一種開放式關係，儘管這從來都不是她想要的，而且它已變得難以經營。「它是接受性自由的關係，」她告訴自己，「但這從來都不是我真正想要的東西……我不知道他在哪裡……他可能在任何地方，可能跟別的女孩兒在一起。」
當梅瑞迪斯相對平靜地（在得知朋友確診癌症時哭泣是很正常的）處理令人沮喪的訊息，託尼冷靜地指導自己向前看的時候，勞拉卻被困在不斷重複的負面想法中。她不知道該怎樣繼續生活。與此同時，她內心的獨白回到過去，反思著把她的關係帶到如此境地的那些決定。對她來說，過去與現在非常相似。梅瑞迪斯和託尼的情況也是如此。他們獨特的處境使其以不同的方式面對各自的經歷，但都在應對已經發生的事情。同時，這些獨白帶著疑問——將會發生什麼或者自己該如何應對——投射到未來。這種在他們的內心對話中穿越時空的模式突出了我們都注意到的關於自己心理的一點：它是一個狂熱的時間旅行者。
雖然感懷往事會將我們引入喋喋不休的頻道，但回憶過去或者憧憬未來並沒有本質上的害處。有進行精神層面的時間旅行的能力是人類大腦一個極為寶貴的特徵，它允許我們以其他動物做不到的方式理解自己的經歷，更不用說為未來的突發事件做應對計劃了。就像和朋友們談論我們已經做的、將要做的或想要做的事情一樣，我們也會和自己談論同樣的事情。
歐文實驗中的其他志願者也表現出對如下情形的關注，即將時間維度上的跳躍與內心快速流利的講話交織在一起。例如，一位上了年紀的婦女在過橋時回憶說，當她還是小女孩的時候，她和父親一起走過這座橋，當時有個男人跳橋自盡了。這是一段不可磨滅的記憶，部分原因是她的父親是一名專業攝影師，他拍下了那一刻，最後照片還刊登在一份全市發行的報紙上。與此同時，一位35歲左右的男子在穿過布魯克林大橋時，想到建造這座橋耗費的人力，便對自己說，即將開展的新工作一定會成功。一名在華盛頓廣場公園等待相親的女子回憶起她出軌的前男友，這引發了她對兩性關係和精神超越的渴望的遐想。其他參與者談到了他們可能會面臨的經濟困難，而另一些人的焦慮則集中在十多年前即將發生的一個事件：「9·11」。
與安德魯·歐文慷慨分享自己想法的紐約人，體現出我們的預設狀態廣泛多元、質感豐富的本質。內心對話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把他們帶進「內心」，引導他們進入五花八門的語言思維流。他們私人談話的細節就像他們的個人生活一樣特別。但從結構上講，他們大腦內部的活動非常相似。他們經常處理負面的「內容」，其中很多是通過聯想產生的，即一個想法與另一個想法的碰撞。有時候他們的語言思維是建設性的，有時則不是。他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考慮自己，其思想受自身經驗、情感、慾望和需求的吸引。畢竟，以自我為中心的本質是預設狀態的主要特徵之一。
紐約人有這些共同點，但他們的獨白也凸顯了其他普遍存在的人性：腦海中的聲音總是有話要說，提醒我們不可避免地需要用大腦來理解自身經歷，以及語言在幫助我們這麼做時所扮演的角色。
毫無疑問，我們的情感和思想都是非語言形式的，例如，視覺藝術家和音樂家正是在追求這種精神層面的表達。但人類生活在一個擁有言辭的世界，語言是我們大多數時候與他人交流的方式（雖然肢體語言和手勢顯然同樣有幫助），也是我們大部分時候與自己交流的方式。
我們的大腦天生善於斷開與周圍發生事情的聯絡，這使得大腦中產生了一種我們在醒著的大部分時間裡都會投入其中的對話。它引出了一個關鍵問題：為什麼？進化會選擇擁有生存優勢的品質。根據這一原則，如果這樣做不能增加我們生存的適應性，我們就別指望人類會如此頻繁地自言自語。但是，腦海中聲音的影響往往是如此微妙和基礎，以至於我們很少能意識到它為我們所做的一切。
偉大的多工處理者
在討論大腦如何運作時，神經科學家經常會提到神經再利用的概念，即我們使用相同的大腦回路來達到多個目的，對我們可支配的有限神經資源物盡其用。比如，你的海馬體——深埋於你大腦中的海馬狀區域，負責形成長期記憶，並且幫助我們進行空間導航和位移。大腦是一個才華橫溢的多工處理者，否則它得有一輛公交車那麼大才能支撐多如牛毛的功能。事實證明，我們腦海中的聲音同樣是一個驚人的多工處理者。
大腦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為眾所周知的工作記憶的「引擎」提供動力。人類天生有一種把記憶概念化為浪漫、長期和懷舊感覺的傾向。我們認為記憶是過去之地，充滿了能夠與我們共存且能構成生活故事的瞬間、影像和感覺。但事實是，每一分鐘，持續不斷的刺激（聲音、景象、氣味等）都相當讓人分心，我們必須不斷地回憶細節，「引擎」才能發揮作用。我們很可能會忘記大部分不再有用的資訊，但那沒關係。在資訊活躍的短暫時間內，我們需要「引擎」運轉起來。
工作記憶能讓我們參與工作討論，進行即興晚餐談話。多虧了它，我們才能記住別人幾秒前說了什麼，然後以一種相關的方式將其融入不斷推進的討論。工作記憶讓我們能夠讀選單，然後點餐（同時還能保持內心對話）。它允許我們寫一封緊急但沒有長期存檔意義的郵件。簡而言之，它讓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得以以人的身份去做事。當它停止工作或者執行欠佳時，我們就會連最普通的日常活動的能力（就像讓孩子們打包午餐的同時督促他們刷牙，同時想著當天晚些時候你要開什麼會一樣）都沒有。與工作記憶相連的是腦海中的聲音。
工作記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專門管理口頭資訊的神經系統，它被稱為「語音迴路」。最簡單的理解是，它是大腦對當前發生在我們周圍的、與語言有關的所有資訊的交流中心。它有兩部分：「內耳」，能讓我們將剛聽到的單詞記住幾秒；「腦海中的聲音」，能讓我們在腦中重複這個單詞，就像我們練習演講、記憶電話號碼或者重複誦詞一樣。我們的工作記憶依賴「語音迴路」，語言神經通路保持線上的話，我們就可以在外部高效工作的同時進行內部對話。我們在嬰兒期就建立了大腦和世界之間的語言門戶，它一旦就位，就會推動我們走向精神發展的其他里程碑。事實上，「語音迴路」遠遠超出了我們對即時情況做出反應的範圍。
我們的語言能力與情感的發展是齊頭並進的。在蹣跚學步的時候，大聲對自己說話可以幫助我們學會控制自己。20世紀初，蘇聯心理學家利維·維果斯基是最早探索語言發展和自我控制之間聯絡的人之一。他對那些大聲自言自語的孩子的奇怪行為很感興趣，比如，他們會一邊指導自己，一邊進行自我批評。任何花過大量時間帶孩子的人都知道，孩子們經常會和自己進行全面且自發的對話。這不僅僅是玩耍或者想象，還是神經系統最佳化和情感成長的標誌。
與當時認為這種行為是不成熟發展標誌的其他著名思想家不同，維果斯基認為語言在我們逐漸學會控制自己的過程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該理論後來得到了資料上的佐證。他相信我們學習管理情緒的方式始於我們與主要照顧者（通常是父母）的關係。這些有威信力的人給了我們指示，我們會大聲地對自己重複這些指示，經常模仿他們所說的話。起初，我們這麼做時會發出聲音。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逐漸將他們傳遞的資訊內化為無聲的內心演講。後來，隨著進一步的發展，在往後的生活中，我們會用自己的語言來進行自我控制。大家都知道，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總是按照父母的想法行事——我們的語言流最終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樣子，它會創造性地指導我們的行為——但這些早期的經歷對我們影響深遠。
維果斯基的觀點不僅僅解釋了我們是如何學會使用腦海中的聲音來控制自己的，還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理解後天教養如何「調諧」內部對話的方法。幾十年來對社會化的研究表明，環境影響了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包括我們對自我控制的看法。當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父母為我們樹立了自我控制的榜樣，他們使用的方法會影響我們腦海中聲音的發展。父親可能會反覆告訴我們，永遠不要用暴力來解決衝突；母親可能會再三告訴我們，永遠不要在一次失望後就放棄。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會對自己重複這些說法或做法，而它們會開始塑造我們的語言流。當然，父母的權威聲音本身也受到更廣泛的文化因素的影響。例如，在大多數亞洲國家，強出頭是不受歡迎的，因為它會威脅社會凝聚力。相比之下，像美國這樣的西方國家非常崇尚孩子的獨立性，父母會為孩子的個人追求而喝彩。宗教及其所傳授的價值觀也同樣滲透我們的家庭規範。簡而言之，文化的聲音影響父母腦海中的聲音，而這又會影響我們腦海中的聲音，如此這般，經過許多代的文化和一代又一代的人，最終為我們的思維定下了基調。我們就像進行心靈對話的俄羅斯套娃一樣。
文化、父母和孩子間的影響並不是單向的。孩子們的行為方式同樣會影響父母腦海中的聲音，人類當然也會在塑造和重塑我們更偉大的文化中發揮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當我們還是孩童時，我們腦海中的聲音是由外而內地進入腦海的，直到後來，我們由內而外地說話，並且影響身邊的人。
維果斯基沒能活著看到的最新研究推進了他的理論，研究表明，在交流模式豐富的家庭中長大的孩子會更早地發展出內心語言。研究還證明了擁有假想中的朋友可能會刺激兒童的內部語言能力。事實上，新興的研究表明，想象遊戲可以促進自我控制及其他許多令人嚮往的能力的形成，比如創造性思維、自信、良好的溝通力等。
腦海中的聲音幫助我們控制自己的一個重要方式是讓我們在朝著目標努力的過程中對自身進行評估。幾乎就像手機上的跟蹤應用程式一樣，它用預設的狀態監視我們，看我們是否在工作中達到了年終加薪的標準，是否正在朝著開餐館的副業夢想前進，或者是否與心儀朋友的關係突飛猛進。這種情況發生的時候經常伴隨著一個突然出現在我們腦海中的想法，就像出現在你手機鎖屏上的約會提醒一樣。事實上，我們腦海中最為常見的一種無意識的想法就是與目標有關的。腦海中的聲音提醒我們注意盯緊目標。
要實現目標就涉及在眾所周知的岔路口做出正確的選擇，這就是為什麼腦海中的聲音也允許我們進行心理模擬。我們在進行創造性的頭腦風暴——例如，在尋找做展示的最佳方式，或者為正在寫的一首歌編排最佳旋律——時會在內心探索不同的可能路徑。在通常情況下，甚至在為一場展示寫文案或是觸碰一件樂器之前，我們就已經利用內省能力決定了最好的行為順序。同理也適用於處理人際關係的危機，就像託尼在紐約散步時想著沒有告訴他懷孕訊息的朋友們做的那樣——他在考慮自己是應該接近朋友還是與之保持距離。這種多重現實的頭腦風暴甚至發生在我們的夢裡。
在歷史上，心理學家認為夢是大腦中的一個房間，夢中發生的事情和我們醒著的時候發生的事情截然不同。當然，弗洛伊德認為夢是通往潛意識的康莊大道，是一個上了鎖的盒子，裡面裝著我們被壓抑的衝動，精神分析則是開啟它的鑰匙。他認為，我們睡覺的時候卸下了防備，文明的禮儀也隨之關閉，惡魔就會跑出來到處嬉鬧，由此暴露我們的慾望。之後，早期的神經科學出現了，它去除了精神分析學派所有黑暗和頑皮的浪漫，取而代之的是對大腦物理運作冷靜嚴肅的態度。它認為，夢只不過是解釋大腦在快速眼動睡眠期腦幹隨機放電的方式。在「夢之屋」的門外是性象徵主義，雖然這麼說有點兒瘋狂，但很有趣，隨後而來的是更有科學依據（一點兒也不淫穢）的神經元結構。
採用了更先進技術的現今研究表明，夢實際上與我們清醒時所經歷的自發的語言思維有許多相似之處。它證明了我們清醒時和睡著時的語言思維會進行交談。幸運的是，這並不能實現俄狄浦斯式的願望。
它可以幫助我們。
不斷湧現的證據表明，夢通常是功能性的，並且非常符合我們的實際需要。你可以把它們想象成有點兒古怪的飛行模擬器。它們通過模擬將要發生的事件來幫助我們為未來做準備，把我們的注意力引向潛在的真實場景，甚至是需要提防的威脅。儘管我們還要了解很多才能明白夢究竟是如何影響我們的，但在白天或者夜晚結束時，它們只是頭腦中的故事而已。可以肯定的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腦海中的聲音大聲地講述著最基本的心理學故事：我們的身份。
語言流在創造自我的過程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大腦會通過自傳式的推理構建有意義的敘述。換句話說，我們會用思想來書寫以自己為主角的生活故事。這樣做可以幫助我們變得成熟，明確自身的價值和願望，紮根於持續未變的身份，從而經受外界變化和逆境的考驗。語言在這一過程中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它會將日常生活中參差不齊、看似沒有聯絡的片段鋪平，形成一個連貫的整體。它會幫助我們把生活「故事化」。大腦的語言塑造了過去，從而為我們建立了通向未來的敘事。通過在不同的記憶片段之間來回穿梭，我們的內心獨白編織了一段關於過往的神經敘事。它把過去填進了大腦構建身份的縫隙裡。
大腦處理多工的能力多種多樣且至關重要，腦海中的聲音亦然。但要真正理解它深刻的價值，我們就必須考慮如果語言的思想消失了，會出現什麼情況。這聽起來也許不太可能，但我們不必僅憑想象建立這種場景，因為在某些情況下，這樣的場景的確會出現。
情緒是由你想了什麼決定的
1996年12月10日的早晨，吉爾·伯特·泰勒像往常一樣從睡夢中醒來。作為一名37歲的神經解剖學家，她在哈佛大學的一間精神病學實驗室裡從事研究大腦構成的工作。她的工作包括描畫大腦皮層的景觀，以理解細胞間的相互作用和它們產生的行為，這種驅動力源於她的家族史。她的哥哥患有精神分裂症，儘管不指望他的病能被治癒，但這個問題促使她試圖解開大腦的奧秘。她一直在這麼做，直到有一天她自己的大腦停止了正常的運轉。
泰勒起床後在有氧運動機上做早操，但她感覺不太對勁兒。她的眼後產生了一種脈動性的疼痛，就像冰激凌頭痛一樣，來來去去、反反覆覆的。然後，只要她一開始鍛鍊，奇怪的事就會發生。在機器上，她感覺身體反應變慢了，知覺減弱了。「我再也不能確定身體的能力界限在哪兒了。」她後來回憶道，「我無法掌控我的動作從哪裡開始，在哪裡結束。」
她不僅在實體空間裡失去了對身體的感覺，也開始失去了自我認知感。她感到自己的情感和記憶漸漸遠去，彷彿要離開她去別處居住。她原本正常的感知和反應間的連續火花逐漸變小了。她感到自己的思想在變形，話語也在隨之走樣。她的語言流慢得就像一條逐漸乾涸的河流。她大腦的語言系統壞了。
她左腦的一根血管爆裂了。她患了中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