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殺過人嗎？」審查員問道。
如果特蕾西在別的地方，和另外的人在一起，並且其未來沒有因為這個荒謬但顯然至關重要的問題懸而未決，她肯定會翻白眼。
「就像我上次和你說的那樣。」特蕾西說，「沒有，我從沒殺過人。」
她想，她當然沒有殺人。她只有17歲！她可不是個殺人犯。
這是她第二次接受美國高度機密的情報組織——nsa的測謊實驗。當特蕾西第一次被問到該問題時，她的身體——心跳和呼吸——背叛了她，讀數曲線表明她在撒謊。兩個月後，她坐在馬里蘭州中部同一間不起眼的辦公室裡接受第二次測謊。
「如果他們還是不相信我，怎麼辦？」她納悶著。當審查員高深莫測地看著她時，她腦海中的聲音做出源源不斷的焦慮的評論。她對該問題的答案心知肚明：如果他們不相信她，她夢寐以求的未來就會消失。
自特蕾西記事起，她就知道自己不會向命運屈服。上課和學習對她來說總是輕而易舉，儘管其他許多事情並非同樣輕鬆。她成長於費城西部一個治安很差的社群，儘管家庭並不貧困，但經濟條件限制了她的未來。
特蕾西上高中一年級的時候，瞭解到美國東北部一所寄宿學校裡有個專案，能讓來自全美各地的天才學生加速完成高中最後兩年的學習，為他們進入名牌大學奠定成功的基礎。雖然一想到要離開家人，搬到全新的環境中生活，她就感到害怕，但能夠結識新朋友，迎接智力上的挑戰，並逃離曾經熟悉的生活的前景十分吸引她。她努力寫申請，並且被錄取了。
寄宿學校讓特蕾西接觸了一個充滿朋友和想法的新世界，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接受考驗。儘管有時候她覺得自己和那些擁有特權背景的白人同學格格不入，但她心裡還是很高興的。
作為專案中為數不多的非裔美國學生之一，特蕾西經常受邀參加為學校籌集資金的活動。像她這樣的經歷往往會讓富有的捐贈者慷慨解囊。在一次類似的活動中，她遇到了nsa前局長博比·英曼。
在交談中，英曼告訴特蕾西，nsa為全美範圍內最優秀且愛國的學生提供了一個百裡挑一的本科生培養專案。他鼓勵她申請參加該專案。她照做了，nsa通知她面試，可她沒有通過第一次測謊，這令她懷疑自己能否夢想成真。然而第二次，她成功地控制了自己的緊張情緒，於是nsa不再懷疑她涉嫌謀殺，即使nsa的人起初真是這麼認為的。她的生活即將發生戲劇性的變化，儘管第一次測謊的經歷最終成為即將發生事件的預告：管理自己腦海中聲音的挑戰。
乍一看，獎學金條款裡說的一切正是她想要的。nsa將承擔特蕾西上大學的全部費用，並且每月為她提供一筆可觀的助學金。當然，這是有條件的。她必須接受夏季培訓，成為一名最高機密分析員，且畢業後得為nsa服務6年以上。儘管如此，這仍然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尤其是她將於當年春天進入哈佛大學就讀。特蕾西為自己贏得了免費的常春藤學府的教育和激動人心的未來。
距離哈佛大學開課還有幾周時，特蕾西獲得了在nsa工作的初體驗。在為期一週的新員工培訓裡，她獲得了最高機密的官方許可，得以接觸絕密的資訊。她還了解了獎學金附帶的種種限制性細節。她只能主修少數幾個與nsa利益攸關的核心科目，如電氣工程、電腦科學和數學。她不能和他國學生約會或者保持親密的友誼，也不能進行海外交流學習。她被明令禁止參加大學運動隊。逐漸地，特蕾西的獎學金——金獎券變成了一副金手銬。
當宿舍裡的其他新生自由自在地與人交往時，特蕾西發現自己心存戒備。過去，她一直是備受關注的人。如今，在交際的時候，她會關注他人，飛快地審視別人的外觀、分辨語音語調來搜尋他們的背景資訊，因為她害怕自己可能會和某個來自遙遠國度的人成為朋友，或者更糟的是，被對方吸引。同樣，她也覺得自己受到了數學和工程學課程的束縛，它們不像她的許多同學上的那些多樣化課程那麼令人興奮。課間，她在匆匆走過哈佛大學校園綠樹成蔭的小徑時，思緒向內盤旋，集中在這個理論上應該是個偉大的機會所帶來的一切不好的事情上。她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犯錯了。
時光飛逝。從大一到大二，再到大三，特蕾西越發感到孤獨。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她沉浸於「內心對話」。她不能談論自己是怎麼度過暑假的——接受密碼學的訓練，以及建造電路板，或者學習如何測量屋頂距離來拼接天線。但孤獨感只是她的壓力源之一。另一個事實是，工程學——哈佛大學最具挑戰性的專業之一，是她面對的最艱難的學術上的挑戰。如果平均績點低於3.0，她就會被踢出nsa的專案，還得向政府償還已經幫她支付的學費——後果很可怕。
腦海中源源不斷、越發消極的聲音吞噬了她。考試前，她會反芻如果不能達到需要的成績會發生什麼。在焦慮的折磨下，她開始在考試時忍不住咬筆頭、卷頭髮。她的神經性抽動症給她提供了一種奇怪的舒適感。儘管她盡了最大的努力維持著一切正常的外表，但其身體以一種與第一次測謊實驗中不同的反應再次讓她失望。確切地說，當她開始為成績緊張時，她的臉上就會長出囊腫性痤瘡，那是皮膚表層下滿是膿包的粉刺，需要注射可的松才能治療。醞釀在表象之下的喋喋不休似乎太過極端、難以控制，她不知道自己還能承受多少。
她覺得好像只有兩種選擇：失敗或者輟學。
獲得心理距離——牆上的蒼蠅視角
特蕾西的故事，就像大多數內心對話變成消極池的人的故事一樣，是一種距離上的練習——我們和自己的問題之間是否存在距離。
我們可以把大腦想象成一個鏡頭，而腦海中的聲音則是一個可以讓它放大（拉近）或者縮小（推遠）的按鈕。從最簡單的意義上說，當我們放大並接近某件事情時，喋喋不休的現象就會產生，它會激化我們的情緒，以致讓我們拋開可能使我們冷靜下來的所有思考方式。換句話說，我們失去了正確看待事物的視角。這種面對處境的急速窄視行為放大了逆境，允許腦海中的聲音消極的那一面發揮作用，啟用了反芻傾向及其伴隨物：壓力、焦慮和抑鬱。當然，收縮注意力本身並不是問題，它對於幫助我們應對具有挑戰性的情境及由此產生的感受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當我們發現自己困在問題中，失去了靈活地拓寬——以獲得正確的視角——的能力時，我們腦海中的聲音就會變成反芻。
當我們的內部對話沒有在正確的視角展開併產生強烈的負面情緒時，大腦中涉及自我參照加工（思考自己的事）和產生情緒反應的區域就會被啟用。換句話說，我們的壓力反應硬體開始啟動，釋放讓人充滿負面情緒的腎上腺素和皮質醇，這隻會進一步地讓負面語言流更活躍，讓我們更加鼠目寸光。結果是，我們無法從更廣闊的角度看待問題，從而找到更有建設性的方法來處理困擾我們情緒的問題。
但我們的大腦在面對困難時，不僅會縮窄，還會拓寬，儘管在有壓力時實現後者更具挑戰性。如果我們知道該如何使大腦變得專注，它就是靈活的。你如果發燒了，可以吃點兒退燒藥。同樣，大腦也有一個心理免疫系統：我們可以通過增加距離，用思想來改變思想。
當然，心理距離並不能消除問題。如果特蕾西能從高壓困境中後退一步，她就可以進入一種不那麼痛苦的狀態，儘管她仍然會欠nsa的債，並且前途未卜。同樣，如果裡克·安基爾能夠繼續投球，人們同樣會在全國性電視節目中看到他站在季後賽投球區的土墩上投球。距離不能解決問題，但它增加了我們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它使我們的語言流有了疏散的通道。
那麼，最大的問題來了：喋喋不休來襲時，我們如何獲得心理距離？
巧合的是，大約在特蕾西坐在哈佛大學新生宿舍裡的時候，沿高速公路往南三個半小時車程的曼哈頓，正是我當時的所在地。作為一名心理學研究生，我正在哥倫比亞大學謝莫霍恩大樓昏暗的地下室裡思考著一個非常相似的問題。我想知道，人們怎樣才能在不陷入反芻旋渦的情況下反思自己的負面經歷。之前，正是為了解答該問題，我才決定去該校求學以接受導師沃爾特·米歇爾的指導。他是一位開創性的科學家，以「棉花糖實驗創始人」的身份為眾人所知。
因為開創了現在大眾口中的「棉花糖實驗」，沃爾特榮登心理學的神殿。這是一個研究自我控制的典範，實驗人員把孩子們帶進實驗室，給他們一個簡單的選擇：他們即刻可以得到一塊棉花糖，但如果願意等實驗人員回來，孩子們就可以得到兩塊棉花糖。結果表明，那些等待時間更長的孩子在青少年時期的學業能力傾向測驗中表現得更好，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更健康，成年後應對壓力的能力也比那些立即抓起黏糊糊的棉花糖的孩子更好。但比記錄這些驚人的長期結果更重要的是，所謂的「棉花糖實驗」（它的學名是「延遲滿足測試」）徹底改變了人們對控制自己的工具的科學理解。
我開始就讀時，沃爾特及其當時的博士後奧澤拉姆·阿杜克已經對如何幫助人們在不屈服於喋喋不休思維雜念的情況下思考痛苦經歷產生了研究興趣。
當時，對抗腦海中消極的聲音的主要方法之一是分散注意力。一些研究表明，當人們發現自己陷入消極的語言思維時，把注意力從問題上轉移可以改善他們的感受。然而，這種方法的缺點是，分散注意力只是短期解決方案——治標不治本的權宜之計。如果你是為了逃避現實生活中的不幸而去看電影，那麼當你離開電影院的時候，問題其實還在那裡等著你。換句話說，眼不見未必心不煩，因為負面情緒仍然存在，它急切地等著被再次啟用。
奇怪的是，此時，在心理學上，保持距離的想法已經過時了。1970年，認知療法的創始人之一、心理健康領域頗具影響力的人物阿倫·貝克提出應教會病人客觀地審視自己的想法，他將該過程稱為「抽離」，它是治療師對病人使用的核心工具。然而，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抽離就等同於逃避——不去思考你的問題。但在我看來，抽離本身並不是逃避。從理論上說，你可以讓大腦用拓寬的視角來框定問題。
這種方法與正念冥想的不同之處在於，其目標不是站在一旁，看著自己飄忽不定的思緒卻不與它們接觸。其重點是參與，但得從抽離的視角這麼做，它和情感逃避型的視角不是一回事。這是我的父親教育孩子的精髓，也是我在成長過程中花了很多時間做的事情。所以，沃爾特、奧澤拉姆和我開始思考人們從各自的經歷中「後退一步」的不同方式，以便更有效地對它們進行反思。我們找到了一個人人都擁有的工具：將想象形象化的能力。
人類的大腦內建了一種強大的光碟機：從遠處審視自己的能力。事實證明，當我們回想過去不愉快的經歷或者想象未來可能產生焦慮的場景時，這個精神上的家庭影院就會投射出相應的場景。這些場景幾乎就像儲存在手機裡的影片。然而，它們並不是完全固定的。研究表明，我們並不是每次都用相同的視角來看待記憶和幻想，我們也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它們。例如，我們有時候會通過自己的眼睛重放場景，就好像以第一人稱的身份回到事件中。然而，我們也可以從外部來看自己，將自己移植到另一視角上，就好像變成了牆上的蒼蠅。我們能否利用這種能力更好地管理腦海中的聲音呢？
奧澤拉姆、沃爾特和我把參與者帶進實驗室尋找答案。我們讓一組人通過自己的眼睛在腦中重放一段令人不安的記憶。我們讓另一組人也這麼做，只不過讓他們用牆上蒼蠅的視角，像旁觀者一樣直接觀察自己。然後，我們讓參與者從我們要求的角度來分析自己的感受。這兩組人語言流的差異十分驚人。
沉浸者——以第一人稱的視角看待事件的人——為自己的情感和語言所困。在描述個人思緒時，他們傾向於把注意力集中在受到的傷害上。有個人寫道：「腎上腺素飆升。氣死了。被出賣了。憤怒。受害。痛心。羞恥。踩踏。狗屎。丟臉。被遺棄。不被重視。受刁難。忍耐的邊界遭到踐踏。」他們試圖「深入探索內心」，並且通過反覆思考內心對話來解決問題，卻產生了更多的負面情緒。
與此同時，牆上蒼蠅的對照組則提供了截然不同的敘述。
沉浸者在情緒的雜草中糾結，而抽離者的心胸則更加開闊，這讓他們感覺更好。「我能更清楚地看到爭論。」一個人寫道，「起初，我能更好地與自己產生共鳴，但後來，我開始理解朋友的感受。這可能不夠理性，但我理解了他的動機。」抽離者的思維更清晰，也更復雜，並且可以肯定的是，他們似乎是用第三方觀察者的洞察力來看待事情的，也能從這次經歷中做出有建設性的總結。該實驗為證明後退一步理解經歷可能有助於改變我們腦海中聲音的語氣提供了證據。
隨後，我們和其他人在更多的研究中發現，以這種方式拓寬視野，也能控制人們面對壓力選擇「戰鬥或逃跑」時的心血管反應，抑制大腦中的情感活動，使人們在被激怒時產生更少的敵意和攻擊性。要知道，憤怒可是滋養喋喋不休的沃土。我們還發現，這種抽離的技巧不僅適用於隨機組合的大學生群體，也適用於那些遭受更極端的腦海中聲音的折磨並與之做鬥爭的人，例如，憂鬱症患者，甚至是面對孩子接受痛苦的癌症治療手段而極度焦慮的父母。然而在這一點上，我們的發現仍然有限。它們只與此時此刻抽離是如何影響我們的有關。我們還想知道它是否具有縮短人們反芻時間的持久效果。
結果發現，我們並非唯一對該問題感興趣的人。
在我們發表初步研究成果後不久，比利時魯汶大學一個由菲利普·維爾杜因領導的研究小組設計了一組實驗，他們在實驗室外進行研究，觀察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抽離傾向是否會影響他們情緒發作持續的時間。他們發現，在人們經歷了感到憤怒或者悲傷的事件後，採用觀察者的視角來與事件和情緒保持距離可以縮短負面情緒持續的時間。抽離可以讓人在星星之火尚未燎原之時就把火星撲滅。
然而，這種抽離帶來的負面影響可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保持距離在減少消極體驗的同時，還會減少積極的體驗。換句話說，如果你在單位升了職，你回過頭來提醒自己，地位和金錢在大局之中微不足道，無論如何，我們最終都會死去，那麼你應得的快樂就會減少。結論是：如果你想抓住積極的體驗，就千萬不要成為牆上的蒼蠅。在積極的體驗中盡情地享受吧。
到目前為止，很明顯，當反思情感體驗時，我們要麼傾向於心理沉浸，要麼傾向於心理抽離，儘管我們並沒有受困於任何一種狀態。我們的傾向塑造了腦海中聲音的模式，但幸運的是，我們有意識地改變視角的能力同樣塑造了腦海中聲音的模式。
算上我們和維爾杜因的工作，同時期發表的其他大量研究開始改變我們對距離在幫助人們控制情緒方面所起作用的理解。例如，斯坦福大學的研究人員認為，如果採用超然的觀察者視角，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可以減少反芻。在大西洋彼岸，劍橋大學的研究人員發現，教會人們「縱觀全域性」可以減少侵入性思維（耗盡執行功能的那種）的產生，並且避免回想痛苦的往事。其他實驗表明，哪怕是縮小想象中引起悲傷的畫面尺寸，人們看到它的時候，沮喪程度也會降低。
還有一些研究將距離的概念應用於教育，展示瞭如何帶領九年級學生關注做家庭作業的全域性層面的原因——比如，強調在學校有優良的表現能幫助他們找到理想的工作，並且以成年人的身份為社會做貢獻——使他們取得更好的平均績點，並且更會讓他們關注那些枯燥卻重要的任務。因此，距離不僅能幫我們更好地應對在令人不安的情境中體驗的大起大落的情緒，還能幫我們更好地應對那些微小但重要的日常情緒帶來的挑戰，比如工作和教育的單調乏味造成的沮喪和無聊。
這一切告訴我們，後退一步可以有效地幫助人們在各種日常狀況下管理他們喋喋不休的思維雜念。但我們很快就會發現，保持心理距離對其他重要的方面——比如智慧——也有積極的影響。
所羅門的悖論
大約在西元前1010年，耶路撒冷一位名叫拔示巴的女性終於實現了自己做母親的夢想。在第一個嬰兒夭折後，她生下了第二個孩子。那是一個健康的小男孩兒，她給他取名為所羅門。正如《聖經》告訴我們的那樣，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孩子。作為大衛（以殺死巨人歌利亞而著名）之子，所羅門長大後，成了猶太王。身為一位無與倫比的領袖，所羅門王不僅因其軍事實力和經濟頭腦受到尊敬，還因其智慧備受尊崇。人們會不遠萬里地趕來尋求他的建議。
所羅門王解決的最著名的糾紛發生在兩個女人之間，她們都聲稱自己是同一個孩子的母親。於是他建議她們把孩子切成兩半，一人分得一半。當其中一人表示抗議時，他便確定此人就是孩子的生母。然而，如同命運的反諷，涉及所羅門自己的生活時，他卻沒那麼精明。多情且目光短淺的他娶了數百位有著不同信仰的女子為妻，他不遺餘力地取悅她們，建造了精緻的寺廟和神殿，讓她們可以敬奉自己信仰的神。此舉最終使他與自己信仰的神及自己統治的人民疏遠，在他死後不久，王國覆滅。
所羅門王思維中的不對稱是一個關於喋喋不休的寓言故事，它體現出人類大腦的基本特徵：我們看待自己不像看待別人那樣有距離感和洞察力。資料顯示，這已經超出《聖經》的諷喻「我們無一倖免」。我和同事們將這種偏見稱為「所羅門悖論」，儘管所羅門王並不是唯一一個以己之名來解釋該種現象的聖人。
以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為例。1841年，美國曆史上最聰明的人之一亞伯拉罕·林肯在事業和愛情上都陷入了困境。作為律師，他還沒達到自己期望的水平；愛上了另一個女人的他因懷疑自己對未婚妻瑪麗的感情而極度痛苦。沉浸在痛苦中的他陷入了抑鬱，或者陷入了一位歷史學家口中所說的「林肯的悲哀」。
第二年，當這位未來總統開始恢復希望和清晰的思路時，其好朋友約書亞·斯皮德對他自己的婚約也產生了類似的懷疑。而那時，置身事外的林肯能給斯皮德提供之前他沒能給自己提出的忠告。他告訴斯皮德，問題出在他對愛情的看法上，而非他要娶的那個女人身上。正如多麗絲·科恩斯·古德溫在《林肯與勁敵幕僚》一書中所寫的那樣，林肯後來回憶道：「如果我能像理解斯皮德一樣理解自己糊塗的求愛方式，那我本可以‘輕鬆過關’的。」
我們在研究距離怎樣能夠帶來智慧前，有必要花點兒時間問自己，實踐中的智慧到底是什麼。在心理學這樣一個嚴謹的領域裡，智慧這種無所定形的概念乍看似乎很難定義。儘管如此，科學家們已經識別出它的顯著特徵。智慧包括運用頭腦對一系列特定的問題進行建設性的推理，這裡指的是那些涉及不確定性的問題。明智的推理方式涉及從幾種層面看到「大局」：認識到自己所獲得的知識的侷限性；意識到生活中有各種各樣的環境，以及隨著時間的流逝，環境是如何呈現並變化的；承認他人的觀點，並且調和與之對立的觀點。
雖然我們通常會把智慧和年邁聯絡在一起（因為活得越久，你經歷的不確定性和從中學到的東西就越多），但研究表明，無論年齡多大，你都可以教會人們通過保持距離來進行明智的思考。
以伊格爾·格羅斯曼和我在2015年做的一項研究為例。我們向人們展示困境，並讓他們預測它在未來會如何發展。我們要求一組參與者想象遭受伴侶的背叛，讓另一組人想象同樣的事情發生在朋友身上。後者是一種創造心理距離的實用方法。
有些人可能認為憤怒是發現伴侶出軌後最明智的反應，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感興趣的是，培養明智的反應所創造的距離是否會減少衝突而非增加衝突。正如我們所料，當想象問題發生在別人身上時，人們會更加明智。他們覺得與欺騙自己的人達成妥協更為重要，並且更願意聽取對方的觀點。
另一個關於人們如何利用距離作為逃離「所羅門悖論」的例子源自對醫療決策的研究。很少有什麼場合比你不得不做出有關健康的重要決定更能引發或者間接造成喋喋不休的了。身體疼痛或者疾病帶來的不確定性——更別說死亡了——使語言流充斥著擔憂，這會影響我們的判斷，導致我們做出糟糕的決定。諷刺的是，它還會進一步損害健康。
在一項大規模實驗中，一組科學家讓人們選擇：什麼都不做，但有10%的機率死於癌症；接受一種新的治療，但有5%的死亡率。顯然，第二種選擇更好，因為死亡的風險降低了5%。然而，與之前研究得出的結論一致的是，當涉及健康問題時，人們往往寧願什麼都不做：有40%的參與者選擇了更有生命危險的一項。但是，當要求同樣的被試為別人做決定時，只有31%的人做出了錯誤的選擇。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如果你用每年確診的1800萬個癌症病例來計算這個百分比的差異，那麼總共有160多萬人會與他們的最佳治療方案失之交臂。但是，缺乏心理距離導致該種智慧匱乏的現象，也會在我們生活中的其他方面產生影響。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心理學家、《思考，快與慢》一書的作者丹尼爾·卡尼曼曾寫道，他覺得最有用的經驗之一就是避免使用「內部視角」，學會採用「外部視角」。在他的框架中，內部視角會將你的思維限制在具體情況中。你不知道自己無知的部分，這常常會導致你無法對潛在障礙做出準確的預測。而外部視角包含了更廣闊的可能性樣本，因此可幫助你做出更準確的預測。你能更好地預見障礙並做好相應的準備。
儘管卡尼曼的觀點適合更準確地預測未來，但研究表明，超脫自我——心理距離的另一種說法——的能力有助於人們更普遍地制定決策。它能幫我們應對資訊過載的問題，比如，我們在買車之前評估和對比不同車輛的特性與價格時，思路能更清晰。它可以減少「損失規避」，這個由卡尼曼普及的概念指的是人們對損失比對收益更敏感。它還能使人們更容易妥協，並且願意容忍不同的觀點。在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前進行的一項研究中，伊格爾和我發現，讓人們從抽離的視角（讓他們想象自己生活在另一個國度）想象自己選擇的候選人輸掉選舉後的未來，會使他們在政治觀點上變得不那麼極端，並且更願意與支援對方陣營候選人的群體合作。
抽離能帶來的這些積極的人際關係和提升智慧的效果使該技能在生活的另一領域——戀愛關係中變得非常寶貴，因為我們經常在此領域裡領教腦海中聲音的咆哮。奧澤拉姆和我想知道距離是怎樣影響親密伴侶間的和諧的。於是，我們在21天的時間裡，記錄了人們每次與戀人吵架時疏遠對方的傾向。我們發現，人們在思考關係中的問題時是「抽離」還是「沉浸」，會影響他們爭吵的方式。當沉浸者的伴侶較為冷靜地爭執時，沉浸者也會以同樣的方式，有耐心和同情心地予以回應；一旦伴侶開始表現出哪怕是最輕微的憤怒或者蔑視的跡象，沉浸者也會做出同樣的反應。至於抽離者，當伴侶心平氣和地與之談話時，他們會保持冷靜；即使伴侶生氣了，抽離者仍然能夠解決問題，從而緩解衝突。
後續的一項實驗將該研究推進得更加深入。它證明，當情侶們關注戀情中的分歧時，學會抽離可以讓他們緩解感情的衰退。在一年的時間裡，花21分鐘試著以抽離的視角解決衝突，可以減少情侶在一起時不愉快的體驗。就算抽離不是愛情的魔藥，它似乎確實也能阻止愛情之火熄滅。
這些研究都證明了後退一步對改變我們與自己對話的本質是多麼有用。但從更廣泛的層面上說，它還展示了我們在面對最容易引發喋喋不休的情況時——涉及不確定性，需要運用智慧——該如何明智地思考。這些研究讓我感到震驚的是，它展示出那麼多種可以獲得心理距離的方法，以及大腦給予了我們那麼多種獲得視角的選項。但有時候，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智慧。正如特蕾西在哈佛大學學到的那樣，我們需要新的故事，可以增加距離的想象敘事，它們是我們利用頭腦中時間機器的力量創造的。
時間距離：大腦的時間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