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法羅大學的林賽·斯特里默、馬克·西里及其同事們想知道抽離式自我對話是否會像人們的心血管系統運作的方式那樣帶來轉變。或者，更簡單地說，通過抽離式自我對話，你能說服大腦和身體一起把某種情境看成挑戰而非威脅嗎？毫無疑問，那些受邀在公開演講前用自己的名字來應對壓力的參與者表現出了挑戰模式的心血管反應。沉浸式自我對話組的人表現出了教科書式的生物體威脅反應。
如果抽離式自我對話能夠幫助成年人，那麼人們會很自然地想知道，它是否也對兒童有益。為人父母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教會孩子如何在困難卻重要的情況下堅持不懈，比如，找到能幫助他們學習的方法。懷揣著這樣的問題，心理學家斯蒂芬妮·卡爾森和蕾切爾·懷特發現了所謂的「蝙蝠俠效應」。
在一項實驗中，他們讓一群孩子假裝自己是正在執行一項無聊任務的超級英雄，該任務旨在模擬完成乏味的家庭作業的體驗。孩子們需要扮演某位人物角色，然後接受詢問，回答他們在使用角色名完成任務時表現如何。例如，實驗人員指導一個在研究中假裝是「愛探險的朵拉」的女孩問自己：朵拉在研究期間「工作努力嗎」？卡爾森和懷特發現，這麼做的孩子們要比那些用常規的「我」的敘述方式來反思自身經歷的孩子堅持得更久。（使用自己名字的第三組孩子的表現也優於用「我」的那組。）
其他與孩子有關的研究已經將這種現象應用到甚至更有壓力的環境中，比如把抽離式自我對話與失去父母后的自身健康水平聯絡了起來。例如，一個孩子說：「無論如何，爸爸愛過他們，他們必須想想發生過的好事……他們可以留住美好的記憶，忘記不愉快的事情……」相反，使用了更多沉浸式語言的孩子創傷後應激障礙的發病率更高，並且更具迴避性，應對方式也更不健康。一個孩子心碎地說：「我還能想象出他臨終時的樣子。我希望他不必那麼痛苦。他那樣死去，讓我很難過。」
這些發現都強調了我們在自省時用來指代自己的詞語上的一個小變化，是怎樣影響我們在不同領域裡控制喋喋不休的能力的。考慮到該工具帶來的好處，我們有必要問一下，是否存在能同樣有效地幫助人們管理自己情緒的其他型別的抽離式自我對話。我和同事們發現確實存在其他型別的抽離式自我對話，但它們的用處如此微妙、普遍、天衣無縫，以至於你幾乎不會注意到它們。
普遍的「你」
儘管收到威脅信後的喋喋不休（在我說出自己的名字之前）讓我感到難以忍受，但還是有那麼一刻，我稍微鬆了一口氣，哪怕只是暫時的也好：警官告訴我，這種威脅實際上對從事面向公眾的職業的人來說很常見，而且幾乎總會平安無事地過去。我深深地沉浸於對威脅的思考——這封信的確不像是個令人興奮的挑戰——警官的話沒有消除我的恐懼，但它確實給我帶來了一線光明。
它讓我感覺不再那麼孤單。
這是一種強有力的心理安慰，它來自普遍化的體驗，來自知道你所經歷的一切並非你獨有，而是每個人都會經歷的事情——儘管不愉快，但這就是生活。當我們經歷悲傷、感情動盪、事業挫折、育兒衝突或者身處其他型別的逆境時，我們經常會感到令人苦悶的孤獨，這會放大我們的問題。然而，當我們和他人交談，瞭解到他們也面臨過類似的挑戰時，我們就會意識到，儘管經歷多艱，但它也發生在其他人身上。這會立刻為我們提供一種視角，內心對話會跟我們講道理：「如果別人能渡過難關，那麼我也能。」原來覺得不尋常的事情，結果發現其實很普通。這給我們帶來了安慰。
那麼，如果不是通過聽別人談論如何克服逆境或者從他們的專業知識中獲益來使體驗普遍化，我們能否找到一種具有同樣效果的抽離式自我對話的形式呢？我的意思是，語言結構本身是否就存在某種內建的東西，能幫助我們以更普遍的方式思考個人經歷呢？
2015年5月，臉書營運長謝麗爾·桑德伯格的丈夫、矽谷企業家戴夫·戈德伯格於墨西哥度假時在跑步機上發生意外，不幸去世。事後，桑德伯格悲痛欲絕。她與戈德伯格共度的人生消失了，就好像有人從她手裡奪走了他們的未來一樣。丈夫去世後，她尋找了很多能夠對抗吞沒她洶湧的悲傷之潮的方法。她開始用日記記錄日常點滴，這是一種可以理解的選擇，因為正如我們所知，表達性寫作是獲得有益的情感距離的有效方法。然而，在決定在臉書上釋出的日記裡，她不只一次地使用了某些詞語，並且做了一些令人費解的事情。請注意桑德伯格這篇帖子裡確切的措辭：
我認為，每當悲劇發生的時候，它其實呈現了一種選擇。你可以向空虛屈服，向填滿你的心肺、限制你思考，甚至阻礙你呼吸的虛無投降。你也可以試著去尋找意義。
乍一看，她重複使用的第二人稱「你」「你的」可能很奇怪。她寫的是人們所能想到的最痛苦的個人經歷之一，卻沒有用最自然的字「我」來描述自己的經歷。相反，她使用了「你」這個字，但這並非就我們之前討論的意義而言。她就像在對另一個人說話一樣。她用這個字來強調自身困難的普遍性，就好像在說：「人人都可以向空虛屈服，向填滿大家的心肺、限制每個人思考，甚至阻礙呼吸的虛無投降。任何人都可以試著去尋找意義。」
桑德伯格並非唯一一個以該種方法使用「你」這個字的人。如果環顧四周，我們就可以在日常用語、脫口秀、廣播及歌詞中發現類似的用法。的確，一旦你注意到該現象，就很容易在閱讀談論糟糕比賽的運動員，或者談論所面臨困境的政客的採訪中，注意到他們用「你」來更廣泛地描述自身的經歷。
當然，問題是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我們為什麼要用一個通常用來指代別人的字來談論我們自己深層的情感經歷？我和同事蘇珊·格爾曼、阿里安娜·奧韋爾將這種特定用法稱為「通用的‘你’」或者「普遍的‘你’」。我們還發現這是另一種拉開心理距離的語言技巧。
關於「普遍的‘你’」，我們首先知道的是，人們用它來談論適用於每個人的規範，而非個人偏好。如果一個孩子舉起一支鉛筆問：「你用它來做什麼？」（whatdoyoudowiththis？）成年人通常會回答：「你用它來寫字。」（youwritewithit.）［而不是「我用它來寫字。」（iwritewithit.）］相比之下，如果同一個孩子舉起筆問：「你想用它來做什麼？」（whatdoyouliketodowiththis？）成年人通常會以第一人稱的方式回應道：「我用它來寫字。」（iwritewithit.）換句話說，「你」這個字的通用用法允許我們談論事物的普適功能，而非具體的特殊癖好。
我們還知道，人們會用「普遍的‘你’」來理解負面經歷，認為困難的事件不是隻有自己才會遇到，而是日常生活的特點，就像桑德伯格在臉書上釋出的帖子中所寫的那樣。例如，在一項研究中，我們指導人們要麼去重新體驗消極事件，要麼思考他們可以從中學到什麼。當參與者試圖從負面經歷中吸取教訓時，他們使用「普遍的‘你’」的可能性比簡單地重複回想發生了什麼幾乎高了5倍。這個字把他們個人的不幸與世界範圍內普遍發生的事更廣泛地聯絡了起來。從經歷中學習的參與者寫下了這樣的話：「你後退一步，冷靜下來，有時候我們得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實際上，你可以從看法不同的人那裡學到很多東西。」
這種常態化為我們提供了在陷入喋喋不休的思維雜念時容易缺乏的視角。它幫助我們從過往經歷中吸取教訓，這會讓我們感覺更好。換句話說，我們在口語中使用「普遍的‘你’」並不是隨意的。它是人類語言提供的又一個情緒管理工具。
那麼，在我進行了自我對話並且睡著後，又會發生什麼呢？
第二天早上，我醒來後，生活恢復了正常。吃早餐時，我和妻子閒聊起她當天的計劃，臨上班前和女兒玩了一會兒，重新投入我在過去三天裡忽視的所有學生和研究中。抽離式自我對話改變了我控制喋喋不休的能力。好像折磨我的人發現他再也無法令我心煩了，寫信者再也沒讓我煩惱。然而，一種令人不安的想法依然纏繞著我。
收到信後，我和很多人聊過，當時我正處於反芻的巔峰，就向他人尋求幫助。無一例外，與朋友、家人和同事的談話讓我感受到了支援，但它們並沒有改善我對現狀的感覺，也無法像抽離式自我對話那樣撫慰我腦海中的聲音。
這種差異的原因造成了人類大腦中另一個巨大的謎團。腦海中的聲音對其他一些人來說可能是一筆巨大的財富，但我們往往沒有意識到，它也可能是一種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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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書稿中討論的兩項研究發表於我們對自我對話進行研究之後。然而，如前一條尾註中引用的論文所示，幾十年前的研究已經揭示了第一人稱單數代詞的用法與負面情緒之間的聯絡。我把這些更新的研究作為證據，是因為它們是說明該種聯絡的強有力的證據。tackmanetal.,「depression,negativeemotionality,andself-referentiallanguage:amulti-lab,multi-measure,andmulti-language-taskresearchsynthesis」;andjohannesc.eichstaedtetal.,「facebooklanguagepredictsdepressioninmedicalrecords,」proceedingsofthe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115(2018):11203-1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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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問的是，那些認為與第三人稱無關的人使用「他們」是否會導致類似的結果。雖然沒有直接測試這個想法，但是理論上，我們認為這一代詞有同樣的抽離和調節情緒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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