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2年的一個早晨，3歲的瑪麗亞·特蕾西亞·馮·帕拉迪絲醒來時發現自己失明瞭。
作為神聖羅馬帝國女皇顧問的女兒，瑪麗亞·特蕾西亞成長於維也納，儘管失明瞭，她卻仍然過著相對幸福的生活。生來就是音樂神童的她擅長彈奏一種帶矩形小鍵盤的古鋼琴，以及管風琴。她的才華和殘疾贏得了女皇的關心和慷慨，女皇向她保證她能得到撫卹金和最好的教育。十幾歲時，瑪麗亞·特蕾西亞已成為一名著名的音樂家，在維也納和其他地方頂級的沙龍里演奏。莫札特甚至為她寫了一首協奏曲。然而，瑪麗亞·特蕾西亞的父母始終沒有放棄讓女兒恢復視力。
瑪麗亞·特蕾西亞長大後，醫生們試驗了各種方法來治療她的眼睛，從水蛭療法到電擊，能試的都試過了，可全部無濟於事。她的視力沒有恢復。更糟糕的是，治療給她留下了許多後遺症。18歲之前，她深受嘔吐、腹瀉、頭痛和暈厥之苦。
弗朗茲·安東·梅斯梅爾是一位在維也納接受過培訓的神秘醫生，他與城內的精英階層關係密切。他聲稱自己開創了一種醫學干預手段，通過改變一種僅利用磁場原理就在宇宙中執行的令人難以察覺的力量流，治癒一系列身體和情感上的疾病。梅斯梅爾通過磁鐵和雙手引導這種看不見的能量，治癒患者。他把該項技術稱為「動物磁性」。後來它被命名為「催眠術」。
1777年，18歲的瑪麗亞·特蕾西亞開始接受梅斯梅爾的治療。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他用磁鐵觸控她的眼部和身體，告訴她關於動物磁性的知識，以及它將如何治癒她。她和父母一樣都是信神者，後來她的視力果然奇蹟般地恢復了。這並非一日之功，而是經過了斷斷續續的努力。
起初，她只能看到模糊的影像。之後，她開始能夠區分黑色和白色的物體。最終，她的色彩感恢復了。她雖然對深度和比例的認知還很差，但逐漸開始能夠辨認人臉了。然而，經過這麼多年，恢復視力非但沒有使她滿心歡喜，反而嚇到了她，尤其是看到人的鼻子。視覺世界對她來說已經變得陌生了。但經歷這樣的變化仍然令人難以置信：她終於可以重見光明瞭。
儘管重見光明的日子很短暫。
瑪麗亞·特蕾西亞的父母與梅斯梅爾發生了劇烈的爭吵，最終使治療結束了。據傳聞，父母擔心女兒如果完全恢復視力，就會失去女皇賜予的撫卹金。另一種說法是人們發現梅斯梅爾和瑪麗亞·特蕾西亞有不正當關係。無論如何，他們在一起的日子結束了，身處流言蜚語之中的梅斯梅爾離開了維也納。隨著動物磁性的醫學大師從生活中消失，瑪麗亞·特蕾西亞的視力又一次失去了。
然而，梅斯梅爾的故事並沒有就此結束。
離開維也納並搬到巴黎後，他開了一家診所，再次周旋於上流社會。他甚至治療過路易十六的妻子瑪麗·安託瓦內特和國王的一個兄弟。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人們對梅斯梅爾服務的需求與日俱增。為了提高收益，他設計了一種增加同時治療病人數量的方法：他讓許多人肩並肩或坐或立地圍著一個裝滿了水且被他用磁化過的小鐵絲捆著的木桶。在安靜的背景音樂里，病人們將桶裡伸出的金屬棒放在困擾自己的身體部位上，梅斯梅爾則在周圍走動，調整金屬棒和病人間的磁能流動。
梅斯梅爾的治療效果因人而異，在某些情況下效果顯著。有些人受影響的身體部位會感受到輕微的疼痛，有些人則抽搐得好像癲癇發作一樣。其他人只是覺得被治癒了。但並非人人都有改善，有些人感到什麼都沒發生。
最終，在1784年，路易十六聽夠了催眠術療法。他下令成立一個由科學家們組成的皇家委員會，來調查梅斯梅爾的技術。領導委員會的不是別人，正是本傑明·富蘭克林。當時，他正以外交官的身份居住在巴黎。從一開始，委員會就對梅斯梅爾的說法表示懷疑。他們並不質疑有人因催眠術而獲益，但不相信這一切歸因於一種看不見的磁力。
委員會的調查沒有改變他們的看法。比如，在一項實驗中，一位熱切信奉催眠術的女士坐在一扇緊閉的門旁。在門的另一邊，一位受過催眠訓練的醫生正在積極地運用磁能。當女士不知道醫生在門的另一邊時，她並沒有表現出被催眠的跡象。可就在該名醫生宣佈他的存在時，女士開始瘋狂地抽搐掙扎，以表明治療的成功。隨後還出現了很多類似的證明。
調查結束後，富蘭克林及其委員會發表了一篇對梅斯梅爾方法的毀滅性批評文章。文章寫道，他們觀察到的唯一治癒力量是存在於人類大腦中的：人們只是期望有某種特定的感覺，就能產生積極的結果，而非「動物磁性」。儘管梅斯梅爾確實在宣揚一種不存在的力量，200多年後的現在，我們知道，他為世界提供了讓人們一窺對抗喋喋不休思維雜念的獨特工具的寶貴機會。直到最近，科學研究才迎頭趕上：我們信仰的魔力，以及它對我們身心的深遠影響。
梅斯梅爾並沒有發現動物磁性。他只是給病人「服用了」安慰劑。
從解憂娃娃到噴鼻劑
如果你問大多數人安慰劑是什麼，他們可能會告訴你，它基本上什麼都不是。
安慰劑通常被理解為一種在藥學研究中被用來測量某種實際藥物有效性的物質，在許多情況下，它是一粒糖藥丸。但實際上，安慰劑可以是任何東西——不僅是藥丸，還可以是人、環境，甚至是護身符。安慰劑之所以如此吸引人，是因為它們可以讓我們感覺更好，即使當中沒有任何有效的醫學成分。
我們在研究中會用安慰劑來驗證一款新藥或者某種療法在除暗示的簡單力量外，是否還具有明顯的藥效。這樣做承認了大腦具有真正的治療潛力，但是安慰劑並不被普遍認可為一種實質性的東西。長期以來，人們理解它是一種為更大目的服務的工具，其本身不可被單獨使用。
這完全沒有抓住重點。
富蘭克林當然沒有錯過要領。他明白梅斯梅爾給病人帶來了切實的好處，即便動物磁性沒有產生效果。然而，梅斯梅爾本人聳人聽聞的故事吞沒了他超越時空的洞察力：對心理在治癒中發揮作用的鑽研。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中期，科學家們開始質疑安慰劑僅僅是研究的陪襯，它本質上什麼都不是。現在我們知道安慰劑是非常重要的東西，是對信仰和療愈在心理上相互交織本質的顯著證明，以及抑制喋喋不休的隱蔽後門。
安慰劑是賦予物體或者符號「魔力」的古人類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所羅門王的神秘封印由兩個交錯的三角形組成，人們認為它除了有其他方面的功能，還能抵禦惡魔。同樣，萬字元在成為納粹的同義詞之前早就被認作好運的象徵。時至今日，在瓜地馬拉，當孩子們感到害怕時，他們會得到一套穿著傳統瑪雅服飾的小雕像——「解憂娃娃」，其主要功效就是消除孩子們的憂慮。
很多人還開發出自己特有的幸運符。比如，模特海蒂·克魯姆在坐飛機時會拿出一個裝著自己乳牙的小袋子，一遇到氣流就牢牢地抓住它。（我知道這個行為挺奇怪的，但這對她很有幫助。）邁克爾·喬丹每次比賽時都會在他芝加哥公牛隊的隊服裡穿上有自己大學標誌的短褲。近來，水晶治療已經成為一門大生意——事實上，這是一筆價值數十億美元的生意。從廣義上講，安慰劑是很常見的。如果我們因為認為那些珍視迷人物品的人是誤入歧途而對其嗤之以鼻，那就錯了。從科學上講，這是相當合理的行為。
接二連三的研究表明，僅僅相信安慰劑——一種迷人的物品——可以治癒人類（像值得信賴的醫生能做到的那樣）或者改善特殊的環境，的確能讓我們感覺更好。比如，減少腸易激綜合徵患者的胃痙攣發作頻率，減少偏頭痛患者頭痛發作的頻率，緩解哮喘病人的呼吸道症狀。儘管安慰劑提供的緩解效果因疾病和病人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就像梅斯梅爾的病人，有些人對安慰劑天生比其他人更敏感——但在某些情況下，它的確效果驚人。
安慰劑甚至對治療帕金森病也有效。在一項實驗中，科學家們將一種頗有前景的新型化學藥劑注射到帕金森病晚期患者的大腦中。他們希望這樣做可以刺激其多巴胺的產生，因為多巴胺水平低下是導致該疾病產生的根本原因。手術完成後，科學家們在接下來的兩年裡繼續監測病人的症狀。乍一看，研究結果令人鼓舞。接受注射的參與者症狀明顯減輕。但有一個問題。沒有接受注射的「虛假手術」組參與者的大腦中也被灌輸了安慰劑，在此背景下，他們的症狀居然也緩解了。他們認為自己接受了特殊治療，於是其大腦和身體都做出了好像接受了特殊治療那樣的反應。這項研究和其他許多研究傳遞的資訊是明確的：我們的大腦有時和現代醫學一樣強大。
但喋喋不休呢？畢竟，梅斯梅爾還治癒了有「癔病」的患者，這種病曾被用來形容那些難以控制自己激動情緒的人。動物磁性的安慰劑也幫助了他們。那麼，安慰劑能幫助人們改善腦海中的聲音嗎？這是2006年的某一天，我和神經科學家托爾·韋格喝咖啡時開始討論的問題，彼時我還是個研究生，他是哥倫比亞大學新晉的助理教授。
「如果我們讓人們吸入一種生理鹽水制的噴鼻劑會怎樣？」托爾說，「我們告訴他們這是止痛藥。我敢打賭那會讓他們感覺好點兒。同時，我們也能觀察一下他們的大腦。」
我不會說我認為托爾瘋了，但起初我確實是這麼懷疑的。儘管如此，我們仍然很快進行了實驗。
研究的結果是，我們把紐約市的心碎之人帶進實驗室，研究他們的大腦。你能回想起我們通過觀察參與者在看到把自己甩掉之人照片時的大腦活動，發現了情感和身體疼痛間有趣的重疊片段嗎？那只是實驗的第一部分。
在參與者完成這一階段的實驗後，一名身穿白色實驗大褂的實驗者把他們從腦部掃描器中拉出，護送他們至走廊盡頭的一個房間。實驗者關上門，然後給其中一半人噴鼻劑，告訴他們裡面含有無害的生理鹽水，可以提高我們在研究的下一階段中希望收集的核磁共振大腦影像的清晰度。之後，參與者用每個鼻孔吸入兩次噴霧，然後返回掃描器進行第二輪大腦成像掃描。另一組體驗了完全一樣的步驟，裡面只有一個關鍵區別：實驗者告訴他們，噴鼻劑中含有一種能夠暫時減輕痛苦的阿片類止痛藥。鹽霧就是我們的安慰劑。
兩組人都吸入了同樣的生理鹽水，但一半的人相信他們攝入了一種可以緩解疼痛的物質。現在我們來測試一下效果。
那些認為自己服用了止痛藥的參與者報告說，當他們回憶被拋棄的經歷時，痛苦大大地減輕了。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大腦資料表明了類似的情況。與知道自己吸入了生理鹽水的人相比，他們大腦社交疼痛迴路的活動明顯減少了。我們發現安慰劑可以直接幫助人們應對喋喋不休。不含任何化學意義的噴霧劑居然可以像止痛劑一樣治療腦海中的聲音，這既奇怪又令人興奮：我們的大腦可以在引發情感痛苦的同時，偷偷地減少那種痛苦。
我們的研究結果為其他工作做了補充，記錄了安慰劑在控制一系列以喋喋不休為突出特徵的病症，如抑鬱和焦慮的臨床表現中的益處。在很多情況下，益處並不會轉瞬即逝。例如，一個針對8項研究的大型分析發現，使用安慰劑減輕憂鬱症狀帶來的益處可以持續數月。
安慰劑廣泛的效用引發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它能有如此奇蹟般的作用？事實證明，答案一點兒也不神奇。它與大腦在我們生活中每秒都會產生的一種必需品——期望有關。
偉大的期望
2012年8月3日，喜劇演員泰格·諾塔洛在洛杉磯的拉爾戈（largo）俱樂部登臺演出，表演了一個即刻成為傳奇的節目。4天前，她得知自己的雙乳罹患乳腺癌，但這只是最近一連串不幸事件的高潮。她得了嚴重的肺炎，經歷了一場可怕的分手，母親不幸摔倒身亡。這一切一點兒都不好笑，但她還是拿起麥克風開始講話。
「晚上好。」諾塔洛說，「大家好。我得了癌症。」
觀眾滿懷期待地笑了，期盼她接下來的妙語連珠。
「嗨，你們好嗎？大家玩得開心嗎？」她接著說，「我得了癌症。」
有些人笑了。另一些人倒吸了一口氣。笑點在於這不是一個笑話。
如果喜劇的一部分是把大家帶入非舒適區，諾塔洛剛剛做到了。這確定讓人很不舒服。但作為一名天才，諾塔洛遊走在笑與哭的鋼絲繩上，並且收穫了許多笑聲。例如，她即興談到自己現在的網戀生活將會發生的變化，併為它注入了新的緊迫性。「我患了癌症，」她說道，「非誠勿擾。」
她的表演繼續以這種令人吃驚的、充滿悲劇色彩的、勇敢且滑稽的風格持續了29分鐘，最終這場表演使諾塔洛的名氣和成功度躍升到了一個新高度（謝天謝地，她戰勝了癌症）。我認為它之所以能說明問題，是因為它強調了期望在管理我們如何發揮作用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諾塔洛知道，即使是在談論人們能想到的最沮喪、最容易激發喋喋不休的話題時，她也能讓人們開懷大笑。她所要做的一切就是用正確的順序、正確的語調和正確的停頓說出正確的話。她知道該怎麼做到這點是因為她將自己的期望——對她能做什麼，以及結果將會是什麼的期望——打磨得如此之好。我們如果把這個想法延伸開來，就會開始意識到我們在生命中的每時每刻都會依賴期望。
你在行走。你在移動。你在說話。現在想一下你是怎麼完成這些動作的。你走路的時候，是怎樣決定把腳放在哪裡的？你會跑去哪裡接球？面對一大群人講話的時候，你是如何運氣發聲的？我們之所以能做到這些，是因為我們不斷地、有意識且無意識地對期待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做出預測，我們的大腦也做好了回應的相應準備。
大腦是一臺預測機器，不斷地試圖幫助我們瀏覽世界。我們越能把之前的經驗運用到眼下需要做的事情上，就越會把事情做好。這不僅僅和我們的行為有關，也適用於我們身體的內部體驗，這就是安慰劑發揮作用的地方。它是運用期望的力量來影響我們身心健康的工具。
當醫生告訴你，你會感覺更好時，他就給你提供了可以預測隨著時間的流逝病情會如何發展的資訊，特別是在他有出色的醫學學位，身著白大褂，能和權威人士談笑風生的情況下。那可不是個玩笑。研究表明，你認為無關緊要的那些特徵——醫生是否穿了白大褂，他的名牌前是否有頭銜的首字母縮寫，甚至你服用的是有「品牌標籤」的還是通用類的藥物——都會在潛意識裡強化你的信念。
一生之中，我們會對特定的事物和人是如何影響我們健康的自然而然地產生信念。就像巴甫洛夫流口水的狗一樣，我們看到藥丸，就條件反射式地期望吃了它會讓我們感覺更好，即使我們通常甚至不知道它是什麼，也不知道它是如何起作用的。
滿足這種期望的途徑，進一步說是安慰劑，是前意識的產物。它不是仔細思考的產物，而是一種自動的反射性的反應。毫不意外，研究表明齧齒類動物和其他動物可通過同樣的自動通道對安慰劑做出反應。這種反應是適應性的。它為我們如何快速有效地在各種情況下做出反應提供了很好的猜測。然而，我們也在大腦中進化出了另一種引導反應的路徑：有意識的思維。
當我頭痛的時候，我就會去吃一片止痛藥，並且提醒自己，吞下藥片會讓我感覺好一些。這個簡單的意識為我的大腦提供了一些無價的東西：它幫我消除了所有關於頭痛是否會消失的疑慮。「如果無濟於事該怎麼辦呢？」我對自己說。「頭太疼了。我能做什麼？」服藥給了我希望：我的不適將會減少，這樣做可以轉移我的內心對話。事實上，研究表明，這些有意識的評價利用了大腦中同樣的預設系統，我們腦海中的聲音就是在此安家的。
簡單地說，正在發生的事情就是我有一個信念，這個信念塑造了我的期望，反過來讓我感覺更好。別人告訴我們的事情，我們在事後也會告訴自己，我們也有從經驗中提取想法的經歷，這個過程在大腦中建立了期望的基礎。我們擁有什麼樣的特定信念取決於我們認識的人和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但是大腦中到底發生了什麼能讓這種安慰劑發揮「魔力」呢？
因為我們的信念與如此多不同種類的情緒、生理反應和體驗相關，所以並不存在產生安慰劑效應的單一神經通路。例如，相信自己會感到較少的疼痛與大腦和脊髓中疼痛迴路的較低啟用程度有關，而認為自己喝到的是昂貴的葡萄酒則會增加啟用大腦的愉悅迴路。相信你喝的是高脂肪（而不是健康）的奶昔，甚至會導致飢餓激素水平的降低。實際上，一旦你相信了某件事，你的神經機制就會通過增加或者減少與你形成信念的過程相關的大腦或身體中其他部位的啟用水平來讓此事變為現實。
顯然，安慰劑的效果有限。你不能完全相信自己可以擺脫任何疾病。許多醫療干預措施的確比安慰劑提供了更多的價值，並且我們現在知道，安慰劑對心理結果（如喋喋不休）的效用往往比對生理結果的更強。然而，儘管有這些警告，安慰劑的力量還是深遠且不可否認的。事實上，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安慰劑可以起到增強劑的作用，以加強某些特定藥物和治療的益處。
然而，問題是，我們很難觸碰安慰劑的後門。要想讓它起作用，我們就必須進行自我欺騙，相信自己正在攝入一種物質或者正在做出一種具有真正的治療效果的行為。參與研究的人通常被告知有可能使用安慰劑，除此之外，這樣的謊言是不道德的。於是我們陷入了困境：我們不能在服用的藥物上欺騙自己，這就意味著在有安慰劑的情況下，我們還是利用不了它。
或者，我們可以？
如果從根本上來說安慰劑是關於改變信念的，那麼假如我們可以找到不撒謊就能改變人們期望的其他方法呢？來源可信的資訊是一種強有力的說服手段。如果我想讓你相信你持懷疑態度的一些東西，事實和科學通常會有幫助。2010年，哈佛大學的託德·凱普查克及其團隊利用這一觀點發表了一項研究，打破了科學界對安慰劑的看法。
他們選定了一種對安慰劑有良好反應的常見疾病：腸易激綜合徵。凱普查克及其同事把患有腸易激綜合徵的參與者帶到他們做研究的醫療中心後，向這些人解釋了什麼是安慰劑，它們是如何起作用的，以及為什麼會起作用。從理論上說，僅僅瞭解安慰劑就應該能夠改變參與者的期望，這反過來會促使其腸易激綜合徵症狀的消退。事實就是如此。
在為期21天的實驗中，與接受過安慰劑教育卻沒有獲得任何藥品的人相比，瞭解了安慰劑效應背後的科學原理且被告知服用了安慰劑的人表現出的腸易激綜合徵症狀更少，病情也得到了更大的緩解。瞭解安慰劑是如何改善腸易激綜合徵的，確實能起到該種作用。
由於對非欺騙性安慰劑奇怪的新可能性感興趣，我的實驗室也做了實驗，來檢驗能否將凱普查克的發現由腸胃問題推廣至精神問題。我們採用了類似的方法，將參與者分成兩組，告知其中一組安慰劑的科學性。實際上，我們告訴他們：「如果你認為一種物質對你有幫助，那它一定會有幫助。」然後我們給了他們安慰劑——又是一種噴鼻劑——並且再次告訴他們，如果他們認為這會讓他們感覺更好，那麼它就會做到。
接下來，我們通過給他們看令人反感的圖片，比如極度血腥的場面，來激起他們的負面情緒（參與者已提前同意觀看這些畫面）。果然，安慰劑組的人體驗到的痛苦更少。他們在觀看令人痛苦的畫面的兩秒內，大腦表現出更少的情感活動。
一些實驗室已將此方面的研究擴充套件到其他的情況下。比如，非欺騙性安慰劑已被證明可以減輕過敏、背痛、注意缺陷與多動障礙、抑鬱的症狀。我們仍然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來了解非欺騙性安慰劑的效應能有多麼強大持久，但目前這些發現已為人們怎樣應對身心痛苦開闢一組新的可能性，也證明了信念是怎樣強有力地影響我們腦海中的聲音和健康的。它們還揭示了其他重要的東西——文化在傳承對抗喋喋不休的實踐中扮演的角色。
我們的許多信念都是由自身所處的文化傳遞的，比如我們對醫生、幸運符及周圍環境中其他各種各樣的迷信帶來的影響的期望。從這個意義上說，家庭、社群、宗教和塑造我們的其他形式的文化也為我們提供了應對喋喋不休的工具。然而，信仰並不是文化傳遞給我們的唯一的「魔法」工具，還有另一種方式：禮儀。
和鯊魚一起捕魚的魔法
對布羅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局是相當不錯的。
這位出生于波蘭、時年30歲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人類學專業的學生於1914年前往新幾內亞，對當地原住民部落的風俗進行田野調查。然而，在他抵達後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就爆發了。這使馬林諾夫斯基在政治上處於一種尷尬的境地，因為他實際上身處敵後。身為奧匈帝國的公民，他的祖國當時正在與英國交戰。與此同時，作為澳大利亞屬地的新幾內亞，自然也是英國的盟軍。因此，馬林諾夫斯基不能回英國或者回波蘭的家，但當局決定讓他繼續工作。於是他置身於戰爭之外，在遙遠的南半球開始了對文化和人類大腦的探索。
馬林諾夫斯基最重要的工作源於他在特羅布裡恩群島兩年的生活，這是靠近新幾內亞的群島，他與當地部落的人共同生活，親身體驗他們的文化。他戴著眼鏡，穿著高筒靴和白衣服，灰白的頭髮已開始謝頂，這令他在那些皮膚黝黑、光著膀子嚼檳榔的島民中顯得格外突出。檳榔是一種像咖啡一樣的興奮劑，讓島民的牙齒看起來紅紅的。然而，馬林諾夫斯基成功地獲得了島民們的認可，並對當地人的傳統有了深刻的理解，包括他們捕魚習俗裡的「魔法」。
當島民到安全的淺暖水湖裡釣魚時，他們只需拿起魚叉和漁網，跳上獨木舟，沿著島上的水道滑行，直到找到自己喜歡的釣魚點。但在鯊魚經常出沒的不固定的環島水域捕魚時，特羅布裡恩群島島民的行為就不同了。出發前，他們會向祖先供食，在獨木舟上抹草藥，並且唸誦咒語。遠海航行時，他們還會吟誦更多的魔咒。
「哦，鯊魚，我要把你踢倒。」他們用基裡維納語吟誦道，「鯊魚，潛進水裡。去死吧，鯊魚，消失吧。」
當然，特羅布裡恩群島島民並不是真的在施魔法。他們在進行危險的釣魚之旅前做的精心編排的準備工作超越了部落的獨特性。他們做的這些在情感層面上完全實用的事情涉及人類的心理活動。
他們在舉行儀式，那是另一種緩解喋喋不休的工具。
當人們悲痛萬分時，宗教機構會舉辦悼念儀式，如沐浴儀式、安葬死者，並且舉辦葬禮或者追悼會。美國西點軍校的學員在考試前感到有壓力時，人們會告訴學員們穿上制服，穿過校園，到內戰時期的將軍約翰·塞奇威克銅像的背後旋轉馬刺，有助於提高考試成績。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儀式也開始進入商業世界。2014年，美國西南航空公司在飛機兩側重新設計了帶有心形的品牌標識，飛行員們一登機就會觸控它，這種在整個公司傳播開來的行為，大概是他們每天在面對不可逃避的飛行風險時的一種安慰的源泉吧。
這些都是文化傳播儀式的例子，但你也能想出一些由自己或者其他人創造的特殊儀式。入選名人堂的三壘手韋德·博格斯精準地防守了150個滾地球，晚上7:17（先於7:35的比賽開始時間）練習折返跑，每場比賽前必吃雞肉。再舉一個例子，33年來，史蒂夫·喬布斯每天早上都會對著鏡子問自己，如果今天就是生命中的最後一天，他是否對即將要做的事情感到開心。這種特殊的儀式絕不僅限於名人。在一項研究中，哈佛大學組織心理學家邁克爾·諾頓和弗朗西斯卡·吉諾發現，人們在經歷重大損失，如愛人去世或者結束一段浪漫關係後舉行的大多數儀式都是獨一無二的。
不管我們參與的是個人的還是集體的儀式，研究表明，許多人經歷喋喋不休時，會很自然地求助於這種看似神奇的行為模式，它能讓腦海中的聲音得到解脫。
2006年黎以衝突期間在以色列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生活在戰區的女性進行儀式性的背誦讚美詩時，其焦慮會減少，沒這樣做的女性則不然。對天主教教徒來說，吟誦《玫瑰經》也是一種類似的減輕焦慮的方式。儀式還可以幫助我們達成目標。一項實驗發現，與竭力「注意」飲食的女性相比，飯前進行某種儀式能幫助那些努力吃得更加健康的女性攝入更少的卡路里。